治国理政者的一本好教材
——读《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有感
杭州市社科院党建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 肖剑忠
因着各种机缘,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欧阳静前前后后、断断续续成为某中部省份T县桔镇的临时居民一年有余。这段宝贵的时间以及
一、党员干部需要意识形态“输氧”
著名政治学者郑永年曾指出,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的政治软力量,“起着论证执政党合法性的功能”,“是党政官员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的主要来源”,“对社会行为也具有调节作用”。[1]郑对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衰落和贫乏很是担心,并因此提出了重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张。[2]在《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一书中,作者欧阳静所精彩呈现的各类“只问结果、不问手段”和“只有技术、没有原则”的策略主义运作,直接原因固然是官僚制特性、压力性体制和乡土性这三元结构,但追根究底,则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衰落和贫乏紧密相关。欧阳静最后也指出了这一点:“显然,从宏观背景看,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或孙立平所说的‘基础秩序’的崩解是导致政权组织进行策略主义运作的深层结构。”[3]
从宏观上说,意识形态为人们描绘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美好蓝图,为人们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和认识世界提供了有效工具。从微观上说,意识形态则为人们工作生活提供了价值指引,亦即有了意识形态的指导和支撑,人们做人做事往往不图利益,不讲功利,不显势利,会为着自己的理想和原则,而干别人认为没有实惠好处的事,说别人认为不该说的话,顶别人认为不该得罪的人……《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一书所刻画的桔镇及T县众多官员,正是因为患了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贫乏病根,而显现出异彩纷呈的策略主义运作图谱。举例来说,桔镇何书记等人正是为了保住自己官帽子和获得更好位子,而花大把钞票请招商局官员制造漂亮数字,以及掩盖辖区内地下教会暗潮涌动的事实,而不是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对造假和隐瞒行为说“不”。在桔镇,或许可以说得上还保留着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当属左村左支书,虽然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为本村百姓减了负担又办了实事,为村庄创造了安定环境和和谐秩序,为党组织及其本人赢得了威望和尊重,但在镇村干部群体中,却被视为“老古董”和异类。[4]放在T县来看,连作者也承认比较有追求、有能力、有健康爱好、有一定的做人底线的桔镇一把手——何书记竟在全县诸多官员中属于少数,并在数次副县级领导干部提名中连续榜上无名。可见,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党员干部意识形态“缺氧”确为普遍之症候。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衰落也是由来已久。想当初,“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是意识形态治国,意识形态的使用走到了一个极端。”[5]然而,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催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重大失误接连发生,由于林彪反革命事件的血淋淋教训,实事求是地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大不如前。此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尽管中国执政党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并最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官方意识形态,但事实上,一种以经济主义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笼罩着中国,并显著地影响和指导着许多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郑永年评价指出,“客观地说,从意识形态(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治国转型到利益治国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但是一旦经济主义和物质利益走过了头,很多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存在一个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所有的一切都被货币化,物质利益成为唯一的乃至政治社会准则。”[6]桔镇的政治生态和官员运作逻辑正为郑永年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值得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导致物质主义盛行和意识形态虚化,并非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本人的期待结果,相反,他在改革之初就预见到了改革开放所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和消极后果,并反复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建设一起抓,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要讲理想讲纪律。然而,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终究无法做到像邓小平同志一样,既发展经济又坚持党性、坚持理想、坚持原则,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实现远大社会理想、造福人民群众的手段,而不是把经济发展和物质利益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和唯一追求,于是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形形色色的思潮中、在与先富老板的比较中,理想虚化,信仰淡化,原则弱化,唯自身利益而求,也就难以避免。总之,重建中国意识形态,为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输氧”,是治国理政者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官民合作
从黄宗智创造的新概念“第三领域”到俞可平一再倡导的治理理念,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合作已然是中国主流学者的共识。此处着重分析乡镇政权的作用和民间力量的范围。
在废除农业税前,因为“三农”问题凸显,撤销乡镇政府以减轻农民负担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此后,随着农业税的废除,乡镇政府总算熬过了成为人们眼中之钉、万罪之源的艰难岁月,但似乎也没有转变角色成为一些人所期待的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农民群众谋福祉的基层政府,而是成为“悬浮型”政权,或者“乡镇距‘服务型’政权的构想遥远”[7]。那么,在乡域基层社会治理中,乡镇政权作用大不大?有没有存在必要?《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一书算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答案或一些参考。作者认为,乡镇政权作为“维控型”政权,可以维持乡村社会的基本稳定,可以确保乡村社会的底线秩序。“很多时候,乡镇工作的重要意义往往不是体现于对长期性中心工作的完成之中,而是表现在临时性中心工作的发生之时。乡镇对于乡村社会的意义便在于其承担着类似于消防员的‘救火’功能。”[8]仅凭这点,欧阳静就表达了其对撤销乡镇的否定。此外,随着近些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乡镇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道路硬化等面向农村和农民的公共服务方面的确没少出力,颇有作为。须知,这还仅是像桔镇这样的乡镇政权在财政资源匮乏和基础性权力衰落的背景下的表现和业绩,一旦乡镇一级政府自身财力雄厚和基础性权力增加,则我们可以乐观地推断,乡镇政权将在为农民服务方面有更大作为,作出更大贡献,乡镇“服务型”政权更显名副其实。事实上,这样的活生生实例已在像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等沿海广大地区广泛出现。也正因为乡镇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乃至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等诸多方面大显其能、大展风采、大有作为,以至于浙江等地进一步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强权扩镇的战略举措。更值得我们期待的是,随着新近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逐步实施,更多的人财物资源必将向农村倾斜和聚集,乡镇的基础性权力体系将进一步健全,乡镇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将进一步增强,如此一来,在地域广袤、人口众多且肩负重任的农村大地,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乡镇政权,都将有自己的广阔作为空间,其在农民和上级政府的地位也自然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可缺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族老、乡绅和礼俗、民约等一直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凭依,并由此实现了黄宗智所说的简约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和多次阶级斗争对农村地区的波及,上述乡村治理的传统资源在将近三十年内受到了压制、打击乃至摧毁。由于国家政权力量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全面覆盖和深层渗透,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仍然可谓有组织(党组织和队社),有权威(书记、队长等),并未因此陷入无序、失控和恶治的境地,当然,其代价也是巨大和惨重的,农业生产低效、农民生活贫困、农民创造性受到遏制等,皆属其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虽然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松动,中国农民普遍变得更富有,但乡村社会治理始终面临不少难题。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一书对这些难题也有诸多呈现,例如农村老人赡养难、夫妻家庭纠纷激烈、地下邪教扩张,等等。让人颇为无奈的是,由于总体性社会的瓦解、乡镇政府的基础性权力缺失以及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衰落,乡村治理诸多此类难题往往成为乡镇政府、村组干部谁都不敢碰、不想惹、不好办、无力解的难题。在过去,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此类乡村社会治理问题虽然也常有发生,但因为乡村有威望甚高的乡绅和族老,有大家认同的乡规民约等地方性规范,有人人在乎的集体舆论,此类问题往往不用费神耗力就能较快较好的解决。事实上,欧阳静笔下的桔镇还算是宗族传统保存较好、地方性规范尚有存在、社会资本存量较多的地方,因而各类乡村社会的治理难题要少得多,包括非正常死亡率低、老年人地位高、村内纠纷少、群体上访少、干部报酬低、农民负担轻、村级债务少等。这也就启示我们,为了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我们断不可囿于“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和“宗族是封建势力残余”等所谓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而排斥和打击宗族及族老等传统组织和民间力量,相反,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为乡村社会治理服务。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村民小组长之类的民间治理力量。与欧阳静笔下的村干部日渐官僚化相比,村民小组长则无疑属于民间力量。事实上,在毛时代,作为村民小组长前身的队长也属体制内的干部系列,并拥有较大的权力。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推行村民自治之后,村民小组长的地位迅速衰落,少有用武之地。近年来,在村庄撤并和农民减负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村民小组长也被裁撤,或不被基层党委政府和乡村百姓认可为“干部”了。从桔镇以及国内其他地区的实践结果来看,村民小组长这一类的组级干部事实上可以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显著作用,值得重视。这一群体拿的报酬普遍很低,以减负的名义将他们打发让人感到滑稽可笑。相反,这类群体在兴修维护乡村小水利、调解村民纠纷、宣传党和政府政策、帮办村民红白喜事等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也很受同组村民信赖和尊敬。就此而言,对于村民小组长这一毛时代的遗产,我们同样应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民间力量,并为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创造条件。
三、科学决策需要有效倾听基层真声音
[1]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第78页。
[2]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7—102页。
[3]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4]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271页。
[5]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6]郑永年:《改革及其敌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7]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页。
[8]同上,第232页。
[9] 欧阳静:《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
[10]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2页。
[11]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