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上海小三线建设日益显示出和时代发展趋势的脱节。
首先,中央认识到以备战作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小三线建设已不符合国际国内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平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其次,受制于小三线的自身局限性。上海小三线军工生产出现困境,1980年国务院财政投入上开始大幅度压缩国防费用,其中1980年比1979年下降44.5%,1981年又比1980年下降21.2%。这一政策调整使以生产单一军工产品的上海小三线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军工产品需求的减少导致军工产品原有的利润大量减少,上海小三线企业陷入订单减少、大量产品囤积的尴尬处境,使占总数59%的上海小三线企业不得不停工或半停工。
1979年后,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面对困境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稳定巩固、统筹安排、军民结合、整顿提高”的工作方针,果断实行“军转民”,最终后方只保留12个厂的军工厂建制,其余企业都调整为完全生产民品或军品民品相结合的生产格局。
面对生产任务不足的困难,小三线企业不得不广开门路,“找米下锅”。如1981年1月-8月,上海小三线的八五钢厂累计亏损229万元。面对严峻的局面,八五钢厂一方面派人外出四处奔走求援原燃料,另一方面实行钢材价格下浮、运费补贴和送货上门等优惠措施。至1981年末该厂的亏损额比上半年稍有减少,并且比原上海市冶金局下达的计划亏损额800万元少373万元。但即便如此,八五钢厂仍是处于亏损状态。
上海小三线由于品种多、生产不专业化、生产销售没有实行一条龙,而且缺乏规划性,因此对小三线企业只是从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进行调整,是远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1987年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和浙江省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在安徽屯溪共商有关上海小三线调整事宜。 (原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昌法提供)
选址原则拖了后腿
上海小三线企业经济发展不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地理位置的劣势。上海小三线在选址时按照中央的规定“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小三线单位都建在偏僻的山坳中,布局分散,生产点孤立,远离原料产地和工业城市,成本大,能耗高,转产民品也无竞争能力,利少弊多。
当时后方瑞金医院可以建造在公路旁,并且可以做到隐蔽,但是根据选址原则,得把山的四分之一炸掉,最后建在绕过这座山的一个名叫蛤蟆坑的地方。军转民后,正是这种隐蔽严重影响了小三线各个企业的发展。假使说上海和皖南山区同时有两家工厂生产相同的产品,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是相同的,但是皖南小三线工厂所需要的运输成本要远高于上海,采购方当然只会购买上海工厂的产品。倘若无法打开销路,生产的产品无人购买,那么小三线企业自然无法扭转亏损的形势。同时,地理位置的劣势也给小三线员工生活带来了较大的烦恼,他们每次回家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同时面临交通安全隐患。
矛盾层出不穷
上海小三线企业中,每个厂员工的数量多则几千人,少则亦有数百人。军工厂的性质使得绝大部分的小三线企业与周遭环境和社会隔离,每一个厂自成社会,而这种“小社会”有其不可回避的弊端。企业的干部不但要组织军工产品的生产,而且还要承担许多城市工厂不需要承担的社会职能,诸如办中小学、幼儿园、派出所、居委会、婚姻介绍所、商店、菜场、老虎灶(即热水供应站),处理和当地关系等。因为不少企业夫妻父子在同一家企业工作,势必形成干部处理各类问题时的难度。干部精力分散,穷于应付,同时企业开支增加,成本上升。如此一来,小三线建设中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首先是小三线员工子女教育问题日益严重。1978年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给上海市委的报告指出:“后方小三线现有中小学共48所,教职员工和学生共6000余人。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质量低劣,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教育机构不健全,业务领导渠道不通。后方教育事业,安徽省教育部门明确不予领导。对小三线职工子女就学、升学等问题不解决好,对稳定三线职工情绪十分不利。”“学生人数不多,读一年级、读两年级没有像现在小学这样很整齐的一批人一批人这样,比较乱”,即指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混在同一个班中学习。师资力量方面,瑞金医院和后方仪电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当时均有下属学校,不过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单位里的员工,属于“业余”教师级别,教学水平甚至远远不如安徽本地的一些中小学校。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上海学习、生活。然而,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这些孩子缺少应有的关爱与管教,更甚者走上歧途。譬如前进机械厂一对双职工夫妇,出于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吃苦的考虑,把三个幼子留在上海独立生活,每年双方见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其后果是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犯罪锒铛入狱,为父为母的痛不欲生。因此,在小三线广为流传“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无不流露出员工们消极失落的心情。
其次是未婚青年比例失调而导致的婚姻问题。军工厂的性质促成了部分上海小三线工厂里男多女少的局面,1960年代后期或1970年代初期迁往小三线时,他们还是一群20岁以下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鉴于军工厂为保密单位,职工常年住在山里,与外面世界接触甚少。近十年过去了,这些年轻小伙到适婚年龄,便出现了找对象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小三线各级领导干部群策群力各显其能。八五钢厂曾在《青年报》上刊登了招收女职员的启事;在1981年的《文汇报》上,上海小三线22个企业集体刊登招收未婚女青年的广告;1980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一年多后,整个后方小三线已有569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其中126对已调到后方基地工厂,还有833对男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
据一位后方瑞金医院亲历者回忆,当时在后方有个有趣的现象,小三线的男员工到医院看病时,“都是活蹦乱跳地过来的,用一辆大巴士或大卡车,一车一车地运来,厂里女的很少,小伙子很多,他们把到东方红医院(后方瑞金医院的名字)来看病,当作是一种透气,一种来开眼界来玩一样的感觉,都很开心,我们里面有不少的护士都通过牵线搭桥等方式和他们结婚了。”
可是,刊登征婚广告成就婚姻的毕竟在少数,医院的护士在小三线所有员工中也只是占一小部分,所谓的杯水车薪而已。后方男多女少的局面使得众多男员工的婚姻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第三,后方生活不便,且单调乏味。从就医方面看,小三线先后建造四所医院,却远不能解决后方将近十万名员工及家属的看病难的问题。由于医院与小三线厂之间距离远,交通不便,因此很多厂的员工每周仅有一次前往后方医院看病机会。在饮食方面,由于上海与皖南相隔四百多公里,小三线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甚至连职工吃的酱油和萝卜干,都要靠上海车轮滚滚地运去。这种畸形的工厂从开始建设就成了上海沉重的包袱。尤其到了上海小三线建设后期,大部分工厂军工任务下降,民用产品无法大规模生产,员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下,员工又处于较为空闲的状态,使他们更加感到生活单调、乏味。正如一位亲历者回忆的,“小三线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不够活跃,特别是单身职工普遍感到业余生活枯燥。”
第四,户口问题和工资问题。从1972年以来,小三线职工新生小孩户口申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孩子户口,安徽不给报,理由是有些母亲户口在沪;上海又不给报,理由是父母或母亲已去小三线工作,小孩户口不能报入上海。户口问题关系到员工子女的升学问题等,影响着员工的切身利益问题。
原后方683运输车队员工谈先生从小跟随父母去后方协作机械厂生活、读书,户口也迁到了后方。虽学习成绩优异,却因为户口在当地,只能考当地高中。面对这种情况,他最终放弃了上高中就学的机会。另一位倪先生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被调到上海小三线后户口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因此他只能拿山东的53元工资,而上海的工资则在59元。他和另外一位被采访者吕先生的情况相同,两者均在小三线待了8年,两人的工资却始终没有涨过。这从一个方面滋生了后方员工的不满情绪,使得小三线矛盾日益尖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和过去一样没有高考,小三线职工子弟极有可能在其父母企业单位获得工作机会,但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不少有志青年觉得再在小三线待下去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他们纷纷为自己的未来寻找新的路子。生活在小三线大山中的应届和历届学生的高考录取率远低于上海市区同类情况,通过高考跳出皖南山沟的,在小三线可以说不成比例。同时这些凤毛麟角的成功者大学毕业后也都不愿回小三线,而进入小三线的大学生也是屈指可数。这些情况尤其令人心灰意冷。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在后方瑞金医院搬到皖南时,要求有30名高级医师(相当于现在的主任医师)一起迁往内地,其中唐振铎和魏珂等医生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回上海之后,其医术都是赫赫有名的。但他们若一直留在安徽,没有先进的设备来做实验、没有完整的图书资料,则其精湛的医术将得不到提高,甚至退化。
1988年,按照国务院的统一指挥,在上海市委和市府的果断决策和精心安排下,上海小三线调整工作顺利完成,上海小三线绝大部分员工迁回上海,工作和生活得到妥善的安置,在皖南所有固定资产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
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上海把全部固定资产交给安徽之后,安徽当地政府对其利用成效不大。现如今,原小三线厂大多面目疮痍成为了这些企业的普遍现象。极为少见的是,安徽宁国县利用好了上海小三线企业胜利水泥厂,使其成为宁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上海在安徽宁国县先后建造了15家企事业单位,上海小三线调整改造之后,宁国从上海接收了其中的14家。接收后的1987年末,县属工业通过利用改造小三线,新增工业产值2560万元,利税367万元。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宁国从一个农业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县。自2000年以来,宁国连续多年综合实力居安徽省县(市)首位。可以说,宁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上海小三线企业的基础。
另外,在东至县原小三线化工区也出现了大力发展的势头。至于安徽当地人士通过和小三线企事业各种关系和友情,在随后的日子中走出山坳融入上海,经过艰苦奋斗取得成功的大有人在。
上海小三线对安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一些小三线员工回忆道,“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有些当地农民还穿着清朝的衣服!询问今夕是民国几年的大有人在。后方瑞金医院所处的蛤蟆坑,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连日本侵略军都没有进来过。”上海小三线为当地居民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现代世界的窗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企业的发展正需要资本的大量投入,上海小三线企业将全部固定资产和一部分流动资金无偿转交给皖南,为当地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当地奠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不少安徽同志深情谈到,仅上海小三线给当地带来的通电通水通公路这三项,就足以使当地提前二三十年实现现代化。可以说,上海小三线企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异常重要。
然而,这些重要性并不能掩盖最终上海小三线调整的事实。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盛衰始终和那个时代紧密相连。小三线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诞生,随着斗转星移,它滞后于时代的洪流,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而生活在这个大时代中的七万多小三线员工的命运,尤其令人掩卷而深思。
(吴静系上海大学档案馆档案管理员,徐有威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