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文杂志》2013第4期
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探索的实践与质性社会学异曲同工。其成功之路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凸显价值追求,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内容提要:社会学中国化是时代的命题。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追随西方实证主义传统、崇尚精确量化研究的“统计社会学”成为主流。质性研究注重“参与性”,强调个案和过程,遵循“理解原则”,以其鲜明的人文特色与“科学的”量化研究形成对比,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 质性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探索的实践与质性社会学异曲同工。其成功之路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凸显价值追求,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关键词:社会学 质性研究 中国化
一、中国社会学呼唤本土化
1. 学科建设的呼唤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是与改革开放完全同步的。短短三十余年,社会学教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学科体系逐步成型,期刊、著作和学术成果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尤其随着国家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提出,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正在由过去相对次要的“潜学”变为越来越热的“显学”。
尽管中国社会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看,可以说我们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学虽然阶段性地完成了学科重建的任务,但距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复兴尚有不短的距离。因为学科重建之精髓不仅在于学系之建立,学刊之举办,学会之成立,著作之出版等那些有形要件,还在于一种学科知识传统之再建。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学重建的实质是‘学理’的重建。”[1]的确,从学理层面看,我们的社会学无论是话语体系还是方法理论,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西方社会学”。社会学教材的主要概念、范畴、理论都照搬自西方; 研究方法直至成果表述都是套用、模仿西方体例结构; 语言表述流行的是西方话语体系、符号系统; 而在研究成果的评价上更是以西方为标准,称之为“学术规范”。经济学在次级学科分类及教材建设中,明确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概念。但社会学界却极少有“西方社会学”的提法。恰好表明大家默认的社会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社会学。难怪有社会学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的成就与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学存在三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第一种便是“西方尤其美国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简单移植”。[2]
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是因为,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现象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则是古今如一。因此,自然科学“它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3]物质世界服从宇宙统一的规律,所以不可能有“国别物理学”的产生,不存在自然科学的“本土化”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许多共性和普遍规律,但不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千社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企图把西方的理论、方法及所研究的主题,全盘移植到中国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社会学以解释社会现象、探求社会发展规律、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其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
2. 社会转型实践的呼唤
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剧变,社会矛盾高发,为社会学者提出了许多急需解释、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当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者还是普遍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然而,目前我们极少看到社会学重大成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发挥理论指导、实践先导的作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决策,相关理论及政策往往是由政治家们提出,社会学的功用则是跟在后面诠释、总结,提炼模式。
毫无疑问,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按常理说“社会”对该专业及毕业生应当有强烈的需求,然而现实是相关专业境遇极其尴尬。譬如,伴随社会建设的需要,国家民政部发文要求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教育部则短期内就在全国高校部署、设置、“培育”了一大批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一般是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应用型专业方向。然而,这些毕业生很快又大多成为“就业难”队伍中的一员。普遍反映“社工”专业所学内容“用不上”。这种际遇固然可以说与“体制”有关,但更多的确是学科自身的“先天不足”和“水土不服”,其照搬西方的基本框架、话语体系,与国内社区实际格格不入。
从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后的境遇来看,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套还是结合中国实际吸收消化创新,不同的态度展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与此类似,社会学的发展绝不能仅限于引入移植,而要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更迫切需要社会学的本土化。
3. 大国地位的呼唤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国内生产总值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且最复杂的“社会”,理应产生相应的“社会之学”。“但是,在当今世界社会学界,没有中国社会学流派,没有中国社会学思想,没有中国社会学大师。”[4]显然,这种状况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
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学界不少专家权威“言必称西方”,评价标准也基本都是西方的,学界完全是一种弱国心态。一门学科整体上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可能达到学术前沿,更谈不上超越。而社会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社会学的落后将很难孕育出先进的社会思想,也很大程度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发挥。
郑杭生教授认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当前形势提出的紧迫问题。“既不能看轻自己,抬高他人,也不能反过来,看高自己,看轻别人”。[5]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里的“理论自信”包括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但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成功,就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学的理论自信。本土化就是结合当时、当地实际,结合本民族、本地区实际。从一个国家范围来看,社会学的本土化即社会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需要一定的理论准备,需要建立在对世界主流社会学的全面了解和反思基础之上。
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传统及量化倾向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是基于欧洲国家社会大转型时期的需求应运而生,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与此同时,社会学也是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诞生,这种渊源也使得社会学学科体系思想方法打上了浓厚的自然科学烙印。公认的社会学鼻祖、创始者法国人孔德( 1792 - 1857)就把社会学看作象自然科学一样,并认为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他对科学的排序依次为: 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社会学创立早期,干脆就叫“社会物理学”。之后,同样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 1858- 1917) ,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等著作,奠定了社会学实证、定量研究的一般原则,并树立了示范样板。步入20 世纪,统计科学的发展、抽样理论的创立,尤其盖洛普( 1901 - 1984) 美国舆论研究所的建立及其民意调查的成功,使得抽样问卷调查、多变量统计分析及检验技术逐渐成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标准。一代代西方社会学大师不断丰富发展着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贯穿始终的是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尽量向自然科学靠拢看齐的方法论仍然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科学的”社会学必须符合科学的特性。其一曰客观。就是强调研究者独立于研究对象之外,价值中立; 只做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 反对先入为主,“人为”干预。其二曰实证。强调其“经验科学”特性,注重社会调查、社会实验,研究结果要求可重复、可检验。其三曰逻辑。倡导精确定量,注重数据分析、数学语言表达、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只有当社会能够用数学语言来表示时,它的各部分之间的确切关系才能得到证实。只有当资料可以通过可信的计量工具用数量加以表示时,不同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才能直接地加以比较。没有量化,社会学就只能停留在印象主义的臆想和未经证实的见解,因而也就无法进行重复研究,确立因果关系和提供证实的通则”。[6]
我国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也一直十分明确地将其定位为“经验科学”。“中国社会学在恢复之初,主要是请美国社会学家来华讲学,受到美国社会学的研究风格影响较多一些。因此, 30 年来的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风格上更具有实证研究的特点。”[7]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在研究应用中已经形成一整套“规范”严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样技术、量化资料收集技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等等。确立了量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社会学的学术规范被概括为“洋八股”: 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一项研究要从问题出发,然后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讨论各种不同观点和可能的答案,进而从中抽出假设命题; 之后测量概念,收集数据,设计分析方案; 最后分析数据以检验假设,并作出总结。八个部分各行其职,环环相扣。”[8]而计算机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数字生活”、“数字地球”,更激发把一切纳入“数字表达”的愿望。社会学领域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其解释力、预测力很大程度上不如许多非定量的研究成果。“过度数量化”逐渐与现实脱节,使其“经世致用”功能演变为一场数字游戏。以致有人认为,与其说是“社会学”,不如说是“统计学”。我们以国外通行的五分制量表进行满意度测量,我们制定评比“幸福指数”“和谐指标”,我们去计算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甚至发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62%”的重大成果,我们的研究论文越来越精致“精确”,成果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但,我们至今还没看到产生费孝通早期提出“差序结构”类似的具有解释力的宏大理论,未能有达到或超过费老的国际公认大师。
不少学者开始对追求精确定量的社会学进行反思。譬如对定量研究最常用的问卷调查方法加以“解构”,指出问卷的元假设、基本概念中存在诸多问题,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都是被调查者面对调查员时“主体建构”的结果,而非“客观存在”的数据被发掘出来了。[9]社会学研究对象是微观个体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把人象物一样分析测量。即使是“物”的微观粒子,其运动遵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不确定性原理) 也不可能准确测量。更何况任何社会也几乎不存在“理想化”状态,研究者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不是过于强调量化,相反是大量研究者的浅陋,量化研究的不规范,大规模调查的不足,抽样技术问题等等。
三、质性研究方法的产生与特点
伴随“后现代”思潮兴起,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质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实际上质性研究方法并非仅限于社会学领域,而是自一开始就广泛应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探究其起源,可以认为质性研究主要发端于三个领域: 早期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 20 世纪初“社会工作”兴起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实务;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对“量化”研究的“反抗”思潮。[10]
质性研究在上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又被翻译为定性研究、质的研究、质化研究等。其应用较早集中在社会性别研究领域,凸显女性主义方法论视角。已经形成了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 主题) 小组法、民族志( 人种志) 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 内容分析、口述史、音像资料) 、行动研究等一整套方法体系。
正如在名称上还存在分歧,关于什么是质性研究的定义也五花八门。较多共识的是陈向明的界定: “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1]此定义中包含了质性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 一曰“参与性”; 二曰“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 三曰“理解原则”。
“参与性”不是简单的参加,而是打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主客体界限,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以及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必须加以考虑。质性研究特别强调参与、体验,重视“相处式”调查,自进入中国后,开始阶段的许多课题都是以“参与式”“行动研究”为关键词的。这就摒弃和否定了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科学性要求。
“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表现在注重个案、强调“过程”。主张把社会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社会网络中去考察,进行深入和长期的研究。倾听,尽量不干扰“自然情境”; 跟踪事物的动态发展历程而不是只关注结果; 更加注重语言、文本而不是数据; 以深度访谈取代一定规模的问卷调查。认为“研究过程是研究结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必须详细记载和报道”。
“理解原则”提倡“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描述现象、探求规律,而是要解释、理解其意义。透过对文本语言语义分析、反思、多面反复归纳,挖掘话语背后的话语,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四、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及地位
关于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认识: 对立统一关系; 不同范式关系。
对立统一说。又可区分为强调区别对应和强调渗透互补的两种观点。前一观点认为,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与“定量研究”、“量化研究”相对应并相区别的研究方法,各自的应用范围和侧重点不同。应当根据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条件,而选择采用质性方法还是量化方法。后一观点则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社会研究必然同时包括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两种观点都不否定质性研究,但更推崇量化研究。认为量化研究以质性研究为先导,量化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高级阶段。甚至于认为质性研究是不懂量化方法、没有数学基础的研究者才会采用的初级的、简单的“定性”研究方法。
不同范式说。科学哲学家库恩1962 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指被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可以理解为某一科学群体在一定时期基本认同并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我们看到,质性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方法群”; 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群而已,而是有着自身完备的理论体系。且这一体系在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基础上都迥异于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分析方式以归纳为主; 而量化分析、数学模型遵循的是演绎为主的逻辑。质性研究强调的 “参与性”、“情境主义和整体主义”、“理解原则”与自然科学传统量化研究要求的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形成鲜明对比。量化研究突出的是“工具理性”,质性研究彰显的是“价值理性”。因此,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方法层面的不同或研究侧重点的不同,而是根本的研究理念即世界观、价值观层面的不同,因而是范式的不同。
质性研究的地位始终只是作为“方法”,很少从“范式”视角加以探讨。有研究者干脆指“质性研究又称定性研究”。[12] 其实,质性研究即使只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也是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定性研究”的。因为质性方法从来不排斥定量数据分析,只不过不以此为主。但是,“定性”与“定量”,“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这种名称上的对偶关系表明“对立统一说”在中国社会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按中国的语法习惯听起来,“质性”的翻译名称有点别扭、不习惯,没有相对应的“量性”研究,但这一名称最终还是被中国社会学界所接受并达成共识。其实这恰好意味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不是对应、互补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如果把质性研究仅看作方法或方法体系,显然是低估了其价值和意义。因此,笔者及研究团队主张并致力于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并从2009 年起连续4 次每年在全国社会学年会举办“质性社会学论坛”,创办《质性社会学研究》学术期刊。
五、中国社会学早期本土化的成功探索
我们把1979 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称之为“恢复重建”,是因为50 年代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中断。实际上早在20 世纪伊始社会学就已传入中国。严复于1903 年( 一说为1898 年) 最早翻译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他将“社会学”译为“群学”,体现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表现自觉的本土化意识。1930 年2 月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孙本文明确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13] 商务印书馆2010 年出版的已故社会学家吴文藻的文集,书名定为《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可以认为,老一辈社会学家在上世纪初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要远高于80 年代以来的恢复重建时期。相应地其成就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学欧美回来的中国社会学家们致力于本土社会学的探索。虽当时的规模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学家在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迄今并未超越,甚至还远未达到。“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今天要高得多。可以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至少就其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14]
一般认为, 20 世纪初社会学传入中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大流派: 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 以毛泽东、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社会学。[15]
学院派社会学家其实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孙本文代表的综合学派和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人类学派”。这些学术大家全部具有留学欧美或东洋的学术背景,然而他们却深具中国本土文化自觉。孙本文著作《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等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高度,被日本用作社会学教材。他还著有《现代中国社会问题》。潘光旦的中国家庭问题研究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到40 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中国社会学家已创造出自己的社会学概念、主题、方法和学派。如费孝通的“超稳定结构”、“差序格局”等。学院派社会学还表现出一个特征是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不分家”现象。
不仅仅当时社会学家大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留学研究背景,还表现在往往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设在同一教学研究机构,社会学教学中通常会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16]
乡村建设派社会学是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社会最底层,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兴办平民教育,普及传播科学文化,试图通过改造“人”而改造农村、改造中国社会。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社会实验”“行动研究”。他们在社会学调查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定县调查》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影响与效果也具有世界性。
革命派社会学是迄今仍未得到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承认的学派,然而却是实践社会学解决中国问题最成功的学派。其代表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被冠以文学家等头衔,却从未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没有一席之地。毛泽东《寻乌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文章按今天学术论文的科学性要求远非规范,甚至“不入流”。然而其对中国社会调查剖析之深入,表述判断之准确,却是今天大多数社会学成果所难以企及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所展现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高屋建瓴、大气磅礴。
早期中国社会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最早提出本土化主张并卓有成效的学科”。[17] 中国社会学这些不同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知与行的统一,即立足中国实际,植根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成功,当时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反复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真理。
六、早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社会学与质性社会学的比较
为什么早期社会学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今天却仍处于一种落后状态? 或者说,为什么老一辈社会学家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能够成功地本土化,而新时期恢复重建社会学却反倒渐行渐远?
对比相距半个多世纪的两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学道路,“早期”社会学是从深切的人文关怀切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许多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投身于学术救国的大潮,力求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发展之道。“作为处于社会侵蚀、国势日衰时代的中国社会学家,寻求富国强兵之道,谋划社会制度重建之策,是他们基本的关怀。然而,从严复开始,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就已意识到了比制度建设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的是人心的安顿”。[18]
“恢复重建期”社会学则是在“科学至上”的历史背景下引入的。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文革”动乱结束,共和国百废待兴,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氛围下,社会学向自然科学看齐、以“科学性”为标准的学科建设就是必然的。
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基于科学性要求的社会学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服从于“统计规律”。“尽管个体的行为各异,无法预测,总体或子群的平均值却相对稳定可靠”。[19] 就如单个的分子布朗运动毫无规律,但足够大量分子的运动产生温度压强可以总体测量。既然社会学目标是探寻社会规律,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以精确量化、数理分析为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占居主流就不足为奇了。
“科学的”社会学否定、排斥或至少轻视“价值理性”。然而从人文关怀切入的“早期”社会学的成功,则表明本土社会研究必须高扬“人文价值”的旗帜。这里涉及社会学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是简单地“追求真理”,更多的应是“寻求价值”。“不追求价值的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为发展而发展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20]
除了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外,学者的知识结构差异也是明显的。早期“学院派”社会学者多具有人类学、民族学背景,新时期社会学者主要突出了统计学训练。无论“早期”还是“新时期”,社会学都是“西学”。可以认为,恢复重建期的中国社会学基本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体”来研究、解释、解决中国问题,即“西体中用”; 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尽具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自觉地将来自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理论方法加以改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与20 世纪初叶“早期”中国社会学,也可以归结为风格迥异的两种不同范式: 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前者旨在追求真理,发现社会规律; 后者着重寻求价值,解释人生意义。这种对比也恰好是“量化社会学”范式和“质性社会学”范式的对比。
质性研究在西方的产生晚于中国早期社会学约半个世纪。但我们看到二者的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虽然质性研究或质性社会学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尚未能进入社会学的主流,但我们看到,其内在的方法论、认识论基础暗合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适宜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所致力的本土化社会学思想完全一致。
七、社会学中国化应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何在?从前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 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
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是也不可能排斥“西学”。实际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实证主义方法论,认识到简单定量实证分析的局限性,一方面引入借鉴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方法对定量研究加以完善,一方面其理论思潮经历了由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进化”或演变。实证主义理论传统强调“社会事实”,追求“精确量化”、崇尚“价值中立”; 人文主义理论则着眼于“理解”,强调“意义”,不避讳“价值”; 批判主义理论主张和强调对现实的批判、批评、反思、修正、革命。这既可以看成是沿时间序列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以看成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文化传统形成的三种思潮或侧重点。
质性研究有着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也兼具批判主义精神,同时不排斥实证主义方法。事实上费老生前一直在倡导社会学的人文性,主张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这与质性研究的理念是一致的。当前,回归人文传统具有紧迫性。质性研究可以成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和路径,中国社会学应当在质性社会学基础上建立理论和概念体系。
社会是个体的人通过“文化”而粘合起来的集合体。社会学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概念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而是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学是淡化、排斥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呼吁重新认识文化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无论从中国社会学面临的紧迫任务还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而言,加强文化研究都是不可回避的重大时代课题”。[21]
我们主张取道质性研究的本土化路径,正是因为质性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中国文化注重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质性研究注重的“整体主义与情境主义”与此高度一致。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是中医理论,不同于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一对耳朵或手、足都可找到代表五脏六腑全身器官的穴位,并通过其达到治病的效果。按照严格的科学逻辑,单一个案的研究不具代表性,需要大量个案和足够多样本的数据分析才能反映客观真实。然而质性研究重视个案、依托个案,依据的正是这种“以小见大”、“一滴水可以见太阳”的整体思维。
早期社会学家深入田野的社区研究,几乎都是深入的个案研究,深度访谈。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多次反复深入江村,考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写出《小城镇、大问题》。由点及面,典型调查,正是革命社会学派代表毛泽东所倡导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把社会学的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22]
中国传统文化处世为人讲究“将心比心”,传统思维方式重直觉、重感悟、重类比,这些都可以在质性研究强调的“参与”、“理解”原则中找到。也许直觉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将心比心”或可使复杂的逻辑推演简单化。社会学的中国化必须注重本土文化和思维方式,在此意义上,“统计社会学”应当让位于“质性社会学”。
作者单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1]田毅鹏: 《社会学学科知识基础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9 月22 日第B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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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应星: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复兴》,《光明日报》2008 年10 月21 日第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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