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武陵山区; 合作型反贫困; 治理策略
正值《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 - 2020年) 》颁布之初,对于武陵山区贫困成因的调查和治理策略的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托尔维克在其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到,社会的普遍富裕有利于一切政府的安定,而特别有利于民主政府的安定,因为民主政府的安定取决于最大多数人的情绪,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最贫困阶层的情绪。[1]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不仅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但是,由于中国实行较低扶贫标准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在加剧,区域、群体、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中国的扶贫开发仍然任重而道远。从近年的经验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开发的老大难问题。这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 从经济与社会构造来看,少数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低,自然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并存; 从贫困特征上来看,由于生态脆弱,基础设施薄弱,自我发展能力孱弱,这些地区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呈现为集中连片贫困的特征,扶贫开发工作挑战巨大; 从历史视角看,这些地区在既往发展过程中处于“边缘”位置,并且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思维导向,蒙受了较为严重的生态损失和文化代价。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减贫问题历来受到国家高度关注,同时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政府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成立了专门的扶贫开发机构,少数民族地区除享受一般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政策以外,还享受着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倾斜政策。如贫困标准的确定、扶贫资源的投入、税收减免和价格补贴、少数民族地区专项基金等。在多类型投入和不懈努力下,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貌有了明显改变。然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面积广,依然是摆在扶贫开发工作面前的严峻现实。为详尽地把握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成因,以便于实施更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开展了此次调查。
重庆市是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直辖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2]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到重庆市武陵山区包括黔江、石柱、秀山、酉阳、武隆、彭水、丰都共7 个区县。权衡各种要素之后,最终选择地理位置处于最南端的酉阳和秀山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作为调查点。酉阳幅员面积5173 平方公里,是重庆市幅员面积最大的区县,而秀山幅员面积2462 平方公里,为重庆市中幅员面积最小的区县,两县均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较好地反应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在细致了解两县各乡镇情况后,笔者选择了酉阳后溪镇的长潭村和秀山岑溪乡的和平村作为重点进行问卷访谈。通过整群抽样的方式在每个行政村选择涵盖各村民小组的80 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辅以定性调查方法,包括现场观察、专题组讨论、半结构式访谈、个人深入访谈等。此次调研共发放了260 份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58 份。同时为了更全面了解和掌握两县的整体状况,共采集了59 个村落的基本信息( 村落信息采集问卷) 。所以文中所涉数据是基于258 份有效农户问卷及59 份村落问卷分析所得。
一、样本介绍
在258 户农户中,接受问卷访问的人数性别构成分别为男性202 人,占78. 3%,女性56 人,占21. 7%; 其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的只占7. 1%,初中的为38. 1%,小学及以下的最多,占到45. 7%,文盲的占8. 3%; 民族成分中以土家族居多,占88%,苗族的只有16 人,占6. 2%,侗族的为1人,占0. 4%,汉族14 人,占5. 4%; 政治身份为中共党员的35 人,占15%,非党员的198 人,占85%。抽样调查的村落中,每个村庄平均有130. 4户贫困户,贫困户最少的村落的贫困户数是13 户,贫困户最多的村落的贫困户数是535 户; 平均每个村庄有403. 04 个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最少的村落的贫困人口是55 人,贫困人口最大的村庄的贫困人口是1726 人; 平均每个村庄的五保户数是24. 91 户,五保户最少的村落的五保户数是1 户,五保户最多的村落的五保户数是107 户。抽样的所有村庄的贫困人口是21361 人,占所有村落总人数的14. 68%。由此可见,重庆市武陵山区的贫困户、贫困人口、五保户的数量较多,贫困现象比较严重,各个村落的贫困状况、贫困程度有所不同。平均每个村庄65 岁以上的人口有370. 15 人,65岁以上的人数是17027 人,占总数的11. 7%; 平均每个村庄学龄儿童的人数是229. 8,学龄儿童的总数是11260 人,占总数的7. 74%; 平均每个村庄残疾人的数量是61. 6,残疾人的总数是3080人,2. 12%,重庆市武陵山区的人口中,老幼病残人口所占比重较大( 如下表所示) 。
二、理论视野
合作型反贫困作为一种新的减贫理念,是在面对我国扶贫新形势与农村反贫困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下提出的。合作型反贫困强调的是通过农村反贫困行动中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从制度层面上构建可持续的农村反贫困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消除收入贫困,而且有利于从能力、合作机制、治理结构等更深层面为贫困农户的脱贫乃至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政治等诸方面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制度基础。换言之,合作性反贫困工作不是任何一个单一主体的投入即可完成的,它需要政府、社区、贫困群体之间的有效合作,这种有效合作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合作平台来完成。如何构建起这一有效平台,是反贫困领域中的重中之重。在合作型反贫困的视域里,贫困被认为是政府、贫困社区和贫困群体所共同面对的“客体”,必须确实提升贫困群体的权利位置,使之处于一个与政府平等对话、平等合作的地位。
实践证明,合作型反贫、减贫理念和方法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进展得卓有成效。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拥有特色资源优势以及一系列的扶持,使其具有合作型的天然可行性。处于成立和成长阶段的民族地区反贫困合作组织不能按照一致的模式统一要求,而应该注重其在发起方式、合作程度、合作领域、合作机制、发展程度上的特殊性与多样性。
三、成因分析
费孝通先生认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可以概括说是人们对资源利用和分配的问题。[3]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资源的占有和富裕程度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样就不难理解武陵山区长期贫困的原因。寻找和开发新的能源和资源,消除世界广大不发达地区的贫困和饥饿等,世界的面貌将会得到根本改观。[4]
(一) 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距离县中心”和“距离乡镇”的距离,可以反映一个村庄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距离,衡量一个村庄交通以及与外界联系的便利程度。根据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59 个村庄中,距离县中心最大的距离是200 公里,最小的距离是10 公里,平均值是52. 73; 距离乡镇最大的距离是25 公里,最小的距离是0,平均值是9. 43 公里。由此可见,该地区的村庄距离县中心和乡镇都较远,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偏离较远,交通不便,信息也较闭塞。通过258 份农户问卷分析,农户距集镇的平均距离为4. 87 公里,最远的为15 公里,到达集镇的单程平均时间为57. 79 分钟,最长时间需要200 分钟。258 户农户中,认为村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有210 户,占82%,只有18% 的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不算落后( 如图1 所示) 。
公路设施。抽样调查村庄中,有146 个村民小组还没有通公路,占所调查的村民小组的31. 6%;有9058 户村民未通公路, 占所调查村民的10. 7%。重庆武陵山区可以基本概括为,道路建设里程短,缺桥少涵,通村通组公路路面等级低、质量差,抗灾能力弱,通车率低。在酉阳县,虽然大多数行政村均通了公路,但公路的等级不高,通行难度大,而32% 的村民小组至今不通公路,群众通行难、运输难等问题急需解决。秀山等级公路只占通车里程的39. 6%,晴通雨阻里程高达72. 5%;出境通道建设滞后,聚集辐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在岑溪乡和平村,全村通车里程为4 公里,属较通畅工程,只有三个村民小组受益,其他七个组均未通公路。由此可见,重庆市武陵山区的交通条件比较落后,还有很大一部分村民小组和村民住户还没有通公路。村庄通公路的状况较差,而且所有村庄内的公路都未硬化,公路条件极差。
水利设施。通过样本分析,发现平均每个村庄生活用水安全达标的户数为180. 67,平均每个村庄生活用水安全达标的人数是677. 98。调查的村落中,共有7048 户村民的生活用水安全达标,生活用水安全达标的总人数为27119 人,而饮水特困户有12268 户,有45301 人饮水特别困难。饮水困难户和村民的人数远远高于生活用水安全达标的村民和家庭。由此可见,重庆市武陵山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用水未能达标。由于一些地区地处偏远山区、居住分散、水源不足,这些居民还未能安装自来水,甚至饮水困难,居民的生活用水存在很大困难。由于受地理、交通等因素的制约,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不平衡。秀山县的水利设施仍然落后,水库渠系不配套,可持续利用率不足60%,尚有5. 28 万人存在饮水困难。该县岑溪乡和平村主要取山泉溪流,干旱天气45% 的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得不到保障。
电力和通讯。重庆市武陵山区还未实现电视、广播、电话通讯等的全覆盖,贫困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抽样调查的村庄中,平均每个村庄有636. 21 部移动电话, 有165. 86 户安装了固定电话,有377. 94 户自动安装了电视设备,每个村庄平均有596. 67 户村民,即只有28% 的农户安装了固定电话,63% 的农户安装了电视设备。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2009 年秀山县尚有23 个村未进行农网改造,有线电视入户率仅为23%、宽带入户率不到10%、广播人口覆盖率仅为80%。农户由于居住分散、偏远,未能安装有线电视,和平村村民仅安上“小天锅”。仍有10 户未有电视机,有电视机户数中仍有52 户是黑白电视。
(二) 资金与人力不足,主导产业培育困难
由于受地形、海拔、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限制,秀山与酉阳两县发展产业受到较大制约,难以培育发展能够真正覆盖全县的、规模化经营的大型扶贫支柱产业,只能因地制宜、相对集中地发展一些基地规模较小的特色产业,难以带动更多的农户增收致富。通过与酉阳县人力社保局领导的深入访谈,了解到小额担保贷款有很强的政策性,即贷款要有担保,且一定要按期归还,且具有较强的时限性,即贷款期限为一年。农民工创业群体中,已申请并获得小额担保贷款的对象虽然在不断增多,由于农民工贷款多从事种植与养殖业,周期长、风险高,是喜中有忧,将面临回收难度加大的问题。如不能按期还款,将影响农民工小额担保贷款续贷资金的获得及创业的发展。
产业扶贫发展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 农户单干、大户带动其他农户、农户+ 公司、农户+ 专业合作社+ 基地+ 公司,以入股或出租的方式实现土地流转,走产业化发展道路。从目前来看比较理想的模式就是走农户+ 专业合作社+ 基地+ 公司之路。专业合作社是本地的,农业企业,是相当于一个外来的公司。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民的能力有限,单靠专业合作社想要经营好而让老百姓获利也是有限的。目前很多合作社有名无实,仅仅是为了某种需要而建立起来一个牌子而已。用当地的话说,合作社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形式,根本没有发挥应有那个作用,农民还是一家一户的在做。
“问: 您是否认为目前产业发展中的合作社能够更好维护农户利益?
答: 比如搞产业,通过给公司补贴扶助以间接给农民利益,其实公司拿国家公共资源赚钱,农民根本没有收益。与公司相比,合作社相对好点,换汤不换药,一个人搞房地产的有几百万,搞中药材,去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仍然是请农民打工,国家不给他补贴,他仍然得请农民打工,其实农民没有享受到国家给的补贴扶助。现在扶贫必须要通过产业带动,但产业发展过程中很难把握。合作社中还是有人操作,合作社的发起人也是有利可图才会去做的。( 访谈记录CQ - HC - SFPB - GB - 01) ”
而以农户单干或者大户带动的产业发展,由于基础设施条件、产业发展基础、群众整体素质、信息灵敏度往往很差,很难解决当地持续发展的问题,贫困状况容易出现反弹。
(三) 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村落组织弱化
贫困山区因为自然资源贫瘠,交通制约,很多人无法在土地上获得足够的生产生活所需物质资源,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力求上学读书,提升文化素质的青少年群体越来越少,形成了“越穷越走,越走越穷”的恶性循环。① 这给当地农村人力及其人口结构、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多影响。农业生产中传统方式占主要地位,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生产要素。大量劳动力外流,改变了原来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单从人力数量上讲,就减小了农业生产能力。而且相对来说,农村外流劳动力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性别上以男性为主,致使留在家里务农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小孩、以及一些病、弱、残者, 即所谓的“386199”部队。所调查的村庄,外出务工人员的总数为40687 人,其中女性是15427 人,占总外出务工37. 92%,男性是25260 人,占62. 08%。平均每个村庄的外出务工人数为726. 55 人,外出务工人数最少的村庄的外出务工人数是200 人,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村庄的外出务工人数为2100 人。
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远多于女性,留在家中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妇,重庆市武陵山区也出现了村庄以“386199 部队”为主要常住人口及劳动力的状况。村庄中剩下的老人、孩子和妇女群体中,劳动力数量有限,且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女性也选择了外出务工。
问: 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导致贫困山区的贫穷?
答: 我们农村劳动力的缺失。现在中国的形式是工业化推动城镇化,我们现在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对我们的扶贫产业带来了影响,因为老百姓一旦出去以后,他没有学到技术到城市去了以后还是蛮(凄凉) 的,又没有一定的保障机制,最后还是要回到土地上,回到土地上之后又形成了惰性,再也不愿意从事别的产业,虽然现在收入增加了,但是收入能不能持续,这是一个问题。( 访谈记录CQXS - FPB- GB - 02)
这样就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资源和土地被荒废,这不利于农业结构调整和深度开发。此外,村落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也因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而受阻。如修路,水利建设需要投工投劳,因劳动力外流而取消或拖延。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不少是农村社会组织的骨干,大量劳动力外流给农村基层工作造成困难,不能正常开展。在一些村,有的外流劳动力常年在外,甚至多年不回。而且调研中发现的一个较大问题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失效。很多当地干部表示最难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计划生育工作,因为对外流人口缺乏有效的监控管理,很多外流劳动力借外出打工之机,超计划生育造成人口生育失控。总之,这些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及人才都流向了经济较发达地区,这种情况增加了这些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难度。
四、治理策略
在过去50 年中,由于对发展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断深化,缓解贫困的战略也不断得到调整和完善。[5]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框架和社会建设机制,合作型反贫困有助于民族地区的公共治理机制的优化,有助于农民间关系的改善及不同社会阶层的融合。此外,农民稳定持续的合作行为也将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发育和积累,有效克服了民族减贫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发展与单个利益主体发展视角的局限性。[6]合作型反贫困理念的价值还在于,它超越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彰显了少数民族社区生活的价值。因此,在少数民族减贫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合作型反贫困的思维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政府、社区、贫困群体之间的有效合作。应该建立以政府干预为主体,依靠经济增长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全社会反贫困机制。[7]具体而言,应该构建四个层面的合作机制,一是政府扶贫部门之间的资源合作,二是贫困农户之间的经济合作,三是农户经济组织与村两委之间的社区合作,四是政府与社区贫困群众之间的官民合作机制。通过四个合作机制整合反贫困资源,提高政府反贫困能力的成效。挖掘合作型反贫困的内核意义,发动全社会参与,注重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输血”转变“造血”,使之最终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
(一) 资源部门间互动,提高政府主导能力
地方财政独立后,中央政府减少对地方财政的投入,地方政府要负担地方的开支。对于那些乡镇企业发展迅速的乡镇政府而言,财政收入的确比以前提高了不少,这些乡镇政府也相应有能力为村民提供福利,承担乡村的公共事业。然而对于那些缺乏乡镇企业的地方政府来说,财政往往出现困难。武陵山区无疑属于上述中的第二类,乡镇企业极其匮乏,无法为当地提供充足的财源支撑。[8]要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就必须从产业、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配套发展,多部门合作是有效的整合资金方式。充足的资金是实现有序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多部门合作可以实现资金的有效整合,资金整合是针对资金的分散使用、分散管理而言,将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资金集中到一起使用,有利于利用“集聚效应”,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得较大的支持效果。资金的整合使用,是各个部门相互合作才能产生的效果,因此在整合资金的同时,多部门合作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外,地方政府是立足于本地的基本情况和总体需求做出决策的主体,政府主导能力的大小决定了扶贫工作的方向,政府主导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新时期扶贫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脱贫致富的基础是提高政府主导能力的基本前提条件。调查点均是地貌类型复杂、山高坡陡的贫困山区。同时,喀斯特地区水资源缺乏,水利设施的建造成本过高,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地方只能“靠天吃饭”,农作物产量很低,遇到干旱时收成更低,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必不可少。
(二) 经济主体间互动,提升市场带动能力
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对于市场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市场供应,会增强经营者的信心,良好的需求态势会鼓励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完善的供应链和需求链对于完善市场体系有很大的支持。一方面,在风险认知与规避上,传统的自给自足农户缺乏克服风险的手段和物质基础,风险意味着对生存的威胁。所以,自给自足的农户对风险持保守态度甚至恐惧态度,其风险规避行为的主要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9]( P19) 。因此,在政府倡导的反贫困产业实践中,农户选择产业和新技术的相机行为,使得政府在推广产业和技术的时候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也从客观上推进了农户间加强合作的可能性,对于立足于当地资源贫困农户来说,他们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它们多数通过政府扶植发展起来,依赖性比较强。再加上,市场供需变化不确定性较大,信息不够对称,因此其生产经营风险较大。所以,针对“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反贫困合作型模式,其特殊的产业联带效应和对农民增收的特殊影响力,有利于提升市场的带动能力,应该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此外,也应考虑到保护农户的权益,作为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为了防止市场的不正义行为,农户的权益应当纳入到政策的支持体系当中。
“本地有招商引资,但是因为交通不便,成本较高,所以外面的人不愿意到本地投资,但是根据上面的政策,主要是发展产业,涉及到加工方面的资金也很有限。在扶贫工作方面,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是很关键,如果没有龙头企业的带动,产业发展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像鹅养殖业如果有一个比较大加工厂的话,那么喂好了就马上拿去加工,就不愁销路了。就能通过加工,冷藏,分布到超市,这样一来,我们的养殖收入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访谈记录CQ - HC -SFPB - GB - 04) ”
(三) 政府与农户间互动,加强社区整合能力
众多武陵山区贫困人口,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中,依然采用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之前,传统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处于依附和依赖的地位,一切经济活动由国家和集体来组织,农民缺乏必要的自主性、主动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缺乏必要的独立判断和创造性思维,也缺乏竞争压力和利益动力。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三农问题逐步被重视,新型农民不断出现,农民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主体性仍然没有发挥出来,政策的选择大部分也还是由政府包办。
农民在产业选择中主体性缺失的主要体现是:农民认为自己没有充分参与到产业决策之中,这样不仅影响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是对产业投入的一种间接的浪费。农民认为只是政府开会和干部协商之后,农民就被动接受种植茶叶的事实,但实际上茶叶并不适合当地的气候和地势。
“像政府有时候一开会就说发展茶叶,那些开会回来的干部就是说搞茶叶,我个人认为茶叶就是不适合。茶叶在我们这里搞得不好,我们这里位置比较高,等茶叶出来价格都过时了。本来茶也是好茶叶但卖不了好价了。我们这里就是适合的还没有搞上来,我们这里就是适合黄柏树,割皮子卖,或者就是药材,像白术、黄连啊,这些啊,比较好。(访谈记录CQ - HC - SFPB - GB - 08) ”
政府选择的产业并不能给农户带来长久的效益帮助其脱贫致富。在短期内,农户从产业中得到了收益,但是灾害袭击之后,原本可以取得收益的产业反而会给农户造成亏损,没有结合农户的实际需求的产业选择,最终达不到双赢的效果。武陵山区由于对于资源和信息缺乏,无法像富裕的地方政府一样去发展工业,只能从农业上想办法、谋出路,增加农户的收入,从而增加政府的税收。
武陵山区资金投入主要用于生产生计的基本保障和产业的有序发展。贫困地区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家庭自身的基本生活消费,与非贫困地区不同的是,农民所需技术特点为具有高产性,而不一定要具有优质性,这是由贫困地区农民还没完全解决口粮问题所决定的。物价上涨也在给农民带来生活困难的同时,也给农民投资技术和设施增加了困难,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建筑材料成本价格、运输费用和建筑人员的支出等等都对农民自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了困难。对于本地的农户来讲,保持已有的生计条件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无力追加对农业产业的投入。已有的生计系统不被破坏,农民在保证自身的食物供给之后才会考虑其他长足的发展。因为土地耕地面积限制,很多农户因为发展产业投资比较多、风险比较大,严重阻碍了农户进行发展的投入。
“如果有专业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批量的拉到外地,成本相对会小一些。合作社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合作社,单靠农户个人,是无法发展起农业大户的。( 访谈记录CQ - HC- SFPB - GB - 11) ”
另一方面,在推广技术的过程中,人力资源的短缺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县乡两级的技术人员数量有限,县乡两级熟悉产业发展信息的人员有限,并不能对产业和技术的推广实施全面覆盖。供给主要通过发动农户、基地、企业来进行生产,加工企业进行加工形成产成品,扩展销路,达到产供销的紧密对接,保证农业产品能够及时有效的创造利润。
重庆市武陵山区近年来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这只是完成了扶贫开发的阶段性任务,扶贫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数量,即绝对贫困依然存在且占据一定数量,有些山区贫困程度较深,解决的难度很大;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其温饱标准很低且不稳定,依然存在返贫现象; 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发展后劲不足; 居住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需要移民搬迁的贫困人口数量较大,任务很重; 贫困地区社会事业还比较落后、人口综合素质还比较低; 贫困地区以外的其它农村贫困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
减贫是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的共同行为,目前政府主导减贫工作,尤其是在武陵山区这样的集中连片特殊类型困难地区,这既是理论的应然,更是实践的实然。同时,各资源部门间加强互动,实现扶贫资源的有效整合,促成扶贫资金的“积聚效应”; 加强各经济主体间的互动,以提升市场带动能力,并克服市场风险; 加强政府与农户间互动,加强社区整合能力; 在反贫困实施过程中,社区及其贫困群体理应成为反贫困的主体,而不总是出于被减贫的客体。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贫困社区及贫困人口的主动性,提高他们在反贫困项目及行动中的决策参与度。如此,才能使减贫事业更进一步取得硕果。
参考文献:
[1][法] 托尔维克. 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 [M]. 董果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
[2] 宋宝瑞. 探索贫困山区农民致富新路———关于重庆市“两翼”地区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调查[N]. 人民日报,2011 - 08 - 12 ( 07 版) .
[3] 沈红. 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J]. 社会学研究,2000,( 2) .
[4] 章国锋. “全球风险社会”: 困境与出路———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 2) .
[6] 刘俊文. 超越贫困陷阱———国际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农业经济问题,2004,( 10) .
[7] 林万龙,钟玲,陆汉文. 合作型反贫困理论与仪陇的实践[J]. 农业经济问题,2008,( 11) .
[8] 段庆林. 中国西部农村贫困的社会特征及其反贫困的对策[J]. 社会学研究,1997,( 1) .
[9]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 地方国家、经济干预和农村贫困: 一个中国西南村落的个案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4,( 2) .
[10] [美] 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程立显,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