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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曹锦清教授精彩语录
  •  2013-06-15 15:42:38   作者:曹锦清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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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曹锦清教授精彩语录

    (下文为曹锦清教授于201361日下午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发表“道路与自信”演讲的语录。由仇叶记录,未经曹锦清教授审阅。)

     

     

     

    我们要思考民族的当下和未来,不仅进行整体的思考,还要进行历史的思考。

     

    当代思想界的焦点始终是道路与自信的问题。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道路问题:中国处于何地,将于何往。现处何地是对现实的评价,将于何往是对未来的决策。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的历史向前发展,思维却采取倒溯的形式,我们在对当下的判断中回顾历史。

     

    十八大明确了道路问题,回答了要走什么路不走什么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道路问题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决定着未来的走向。

     

    马克思的理论如何与中国的传统联系起来是个问题。我们不搞民族自决,要搞,我们国家56个民族就有56个国家。我们将民族自治变成了一个省的建制,但给的立法权大一点。在民族之上有党联系着,党是一把手,党把整个国家联系起来。

     

    如何维持中国的统一是个大问题,这个统一是由共产党来维持的,党的系统把中国的统一维系起来。现有政体对于维护中国版图有很大的作用。

     

    我有一个自由派的朋友,一次和他讨论,问曰:搞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国家会分裂么?答曰,会。这就奇怪了,既然国家会分裂为什么还要搞政治改革。他说,中国一直是帝国,原因就是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学的框架内,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分裂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可能,民主在民族国家内才能实现。竟然书呆子到这种程度!这简直就不是书呆子,而是居心叵测,为了把党搞掉什么都可以做。这已经触及了我的底线。

     

    传统中国没有法制吗?看看明代,万历皇帝怠工三十年,制度还在运行,说明朱元璋当时的建制都还在起作用。

     

    市场已经展开,分层已经展开,回到过去扁平的分配道路不大可能了,除非进行一场革命,而革命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是不可能的。社会革命以变更财产分配为主导目的,那种所谓社会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俄国差不多处于前工业化时期,土地仍作为主要的财产构成。当国家的产权主要从土地转到不动产,以货币为主,这种革命是不大可能的。一旦革命,这些财产就会流失,资本一旦流失,企业就要关闭,就要失业,这种革命对谁有好处都说不清楚。老路当中的某种要求不能说是不合理的,但是老路已经走不动了,也不会走了,更何况当代中国的知识界、经济界、政界精英基本上已经堵住了走老路的任何可能。这些精英把左翼思潮看成民粹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既反左又反右,现在重点好像偏到反右上了。

     

    右派要求改旗易帜,走宪政民主道路,将三十年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为政治滞后。这些右翼思潮在党内有,在知识届占主流,在经济精英中占相当比重,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回顾这三十年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中产阶级的形成,综合国力的提高。共产党大体维持了他八十年代的承诺:稳定、发展。快速的改革,亿万群众卷入市场经济,在中国广泛的空间中流动,来谋求各自的生计,追求各自的机会,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荡。在如此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还保持大体的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在世界史上除了中国是没有的。

    如此快的发展速度本身就会引起原有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重建,而新秩序还没有完成更新的秩序就来了,中国改革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

    十八世纪的英国也就两千多万人口,但不要忘了,英国有大量的殖民地,能够实现人口的转移。若中国有那么多土地,中国就没有问题了。

     

    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在我们的叙事里面都是作为进步和发展,作为我们民族长期以来祈盼的目标出现的,在这种期待当中,其负面东西会被我们忽略。这些负面东西,最近这十几年来也开始摆在我们知识分子和良知面前,左右两翼都对此有反应,而开出的药房各不相同。

     

    西方国家有一套自由主义理论,国家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因此由国家、政府承担社会责任,来缓解市场的负面效应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平心而论,国家责任并不是自由派经济学家想出来的,恰恰是保守派的政府想出来,我指的是统一后的德国俾斯麦政府。

     

    右翼的那些人认为只要改旗易帜,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解决当前问题。那么就需要我们进行判断,这里面有因果关联吗?如果有,多大程度,要给出理论说明,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政治体制改革,对自由派来讲是极其清晰的,榜样就在那里,他指的是欧美的三权分立、政党轮替、定期选举,王绍光将其称为选举民主制。这些制度安排在我们近代以来无论自由派还是马列主义派都接受的。所以在马列主义里都有民主宪政叙事。

     

    现在十三亿人的国土上要进行全民选举重新安排政治格局,原来六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政治格局要被颠覆而重建的话,意味着什么?选举就能选掉腐败?那么我们讲政体和腐败到底什么关系?

     

    积累在印度法院的案件要按照现有的法律资源进行审判,还需要三百年左右。法治国家是的治理成本极其高昂。这就设定了我们民族转型过程中,必须把大量的冲突放在法外解决, 因此我们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还包括上访制度。

     

    制度的理论安排和制度的实际运行是两回事情,同一个制度在某一个国家有效运行,在另一个不同国情、历史、规模的国家运行就是另外一个情况。不能对制度进行一厢情愿的迷信。

     

    主导舆论的公知们基本上属于自由派,可见这是一个强大的思潮。这个思潮的由来有其历史原因,整个近代都是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下进行的,戊戌变法已经将问题归结为政体问题了。1905年之后西太后同意政体改制,就证明最顽固一派在这个理论面前已经缴械投降了。他们把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理解为两种政体之战,是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同时理解为,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又理解为是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中国知识界抱了非常关心鼓舞的态度。

     

    1912年之后政体形式上建立起来了,在北洋统治时期,形式上的宪法、政党、选举都是有的,宪政有了而运转一塌糊涂,袁世凯也没有办法,他想集权,将内阁制变为总统制,还不行,变成帝制。知识分子对此的反映是有政体还不行,政体背后是脑袋有问题,观念没有变过来,没有公民还不行,没有经过启蒙,政体变化了,文化、价值没有变动,因此要搞新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要全盘输入西方的观念、价值观,要摧毁孔孟之道,摧毁三纲五常。马列主义进来之后才知道,观念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就是经济形态、社会生产方式。

     

    大一统是个好东西,统一带来和平,和平带来稳定,稳定带来发展。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它将两千年智慧埋葬于专制、落后两个词汇当中。一个民族两千年的智慧怎么能这样被埋葬呢?近代思想史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部分中国人对传统特别厌恶、唯恐西化不足,这些人有马列主义者,当然自由主义占据主体。他们一直认为传统两千年阴魂不散,并浩浩荡荡进入当下的体制制度观念中去,所以不断地要求进行新启蒙。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在文革里发现封建的复辟、帝制的复辟,这个包括邓小平在八一年之前的讲话里都有,所以这些人特别注重邓小平的这几次讲话。那些真爱传统的人,比如文化保守主义,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熊十力、牟宗三等,都认为历史不应该在近代被彻底切断,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他的现代未来。

     

    这些珍爱传统的人都认为传统被近代割断,被送到博物馆去了,传统到底博物馆化了还在我们民族记忆生活之中流淌着?它经历了变化、批判、革命而流淌着,如果近代不断地奋战,传统还在延续的话,即使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批判了还能留下来的那就是好东西。

     

    回避制和长任制结合起来,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没有这些。但是传统总体被污名化了,以至于可行者不可言说,可演言者不可行,这是近代百年的困局。我们要将可行的上升为理论,并加以证明化。但只要西方依然高于东方,中国依然处于追赶阶段,这个任务就不能被彻底完成,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中国目前政治学的叙事已经完全西化了。

     

    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腐败是权力独裁,一党执政是腐败的争议原因。确实腐败和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是一个问题,这无可否认。但如此大面积的腐败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们的政体废除了,变成了西方的政体运行模式,腐败就会大面积减少,公民社会就起来,怎么能让人相信?看看印度和解体后俄罗斯吧,选举应该是民主了,但选举了,选出来的人美国不高兴照样说你是专制。

     

    1890年丁伟良在《汉学菁华》中就认为民主有两种方式,一中国为代表的考试民主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票箱民主制。票箱选举制有两种人可以当选,一种是有钱人,一种是善于蛊惑人心者,如奥巴马,考试民主则是有学问的人当选,所以考试民主要优越于票箱民主。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走向比较正规,都或先或后引入了公务员制度和考试制度。

     

    自由主义的道路有强大的思潮,对现有政体构成巨大的挑战,其优点是简洁明了,缺点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但它可以把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各阶层的不满聚焦到一个地方,一旦某些政策有失误,矛头又被聚集到一个点上,那么这个政体就会丧失执政的自信,引起整个社会的骚动。这种忧虑不是多余的,是完全有可能的。

    各个阶层有各种原因对现实不满,老百姓喜欢聚焦到对政府的不满意上,而对政府的不满意被学术界引导到对现有政体的不满意。聚焦攻击的话,很容易把这个东西搞掉。

     

    我国高校的建制是在西方传统的影响之下。孔德想建立一个宏观的社会学,把经济学、法学、历史学都收入到自己的科学王国里。但是儿子先产生,老爸后产生,儿子不承认老爸。法学和经济学对社会学并不买帐,以致社会学当时在学科中的设置困难重重。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模糊的,它时而小,小到家庭,时而又大,大到整个社会。它的科学性很难得到承认,涂尔干和韦伯等等社会学家都没有能满意的回答这个问题。而前社会学的学科基本都分享了启蒙主义的思潮,以个人为本位,以个自由为本位。他们接续的是亚当斯密的传统,孟德斯鸠和洛克的传统,要求以一个个个体为出发点,以自由平等为诉求建构政治和法律次序,这可以说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幻觉。而这些东西成为主流的东西进入了大学的体制,这一体制又培养起很多人。

     

    法学要求法律独立,要求权力不能高于法律。这不一定错,但是西方的现实真的就是这样么?法律真的能够独立于政治存在么?

     

    中国在短短三十年之内完成了如此之大的社会变革还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自2000年加入WTO,中国的GDP总量迅速超过英法德,2010年超越日本,超越美国的目标也指日可待。事实上,按照实际购买了,我们已经在GDP总量上超越美国。百年来完成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期盼似乎就要实现。

     

    中国的GDP超越日本,在两国之间造成了怎么样的心理变动!从1919年甲午战争以来,一百年多年,中国人对于日本人的仰视,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俯视,完全改变了!大日本重新恢复到了小日本!

     

    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震动。西方人稳不住了,我们还不自信,认为怎么可能,中国怎么可能超过西方。

     

    当然我们不能去鄙视一个国家,学术讨论要心平气和,日本在经济低迷20年还能保持国内社会的基本稳定,很厉害。如果我们的经济陷入了停滞状态怎么办?

     

    全国人民的焦虑被放进了自由主义的框架当中。但是自由主义本身没有分析框架,只是意识形态。我从来不说自由主义错了,而是说它太浅薄,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太浅薄,都是情绪。

     

    改革开放的成果首先表现为综合国力的上升,表现为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的建立。中国人的自信来自于30年以来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中国近代思想界围绕着三个不变的主题:西方,富强,西方何以富强;中国,贫弱,中国何以贫弱;中国如何从贫弱到富强。百年来,与西方对抗,中国屡战屡败,一个国家的民族自尊心毁得差不多了。一代代人都在追问这三个问题,每一次改革失败,都要提出这几个问题。我们一次次自省,一开始是觉得武器不如人,到后来是觉得制度不如人,最后甚至是人种不如人。把中国得历史放在百年得框架中分析,就是追改,赶超的历史。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始终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谁都没有想到。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中国要崩溃,认为悲观者生存,乐观者浅薄,可事实上中国发展的比乐观者估计的还要好。

     

    中国经济要超越美国,美国人就特别警觉,采取中东收缩,移兵亚太的军事策略。中国人只是看看而已,想着又搞军演啊,不是负债么,钱怎么那么多。中国人没有任何惊恐。我们不怕他们了,是他们怕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一致没有反应过来,到现在还没有反应过来。美国不是很厉害么,打遍全球都无敌手的,现在竟然怕我们了。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敢相信,但我们的确不怕了,这就是一种民族自信。

     

    百年以来,中国始终有着一股民族主义情绪,以追赶为我们的目标。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毛泽东、蒋介石,包括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一代代的领导人都梦想着要追赶西方。

     

    本世纪,我们提问的方式改变了。何以贫弱就是要自我检查,从武器到政体到人种,我们什么都检讨过了,中国简直就是一塌糊涂,百事不如人。所以,我们就要全心全意西方化、现代化。而现在,那些有追赶梦想,有民族主义情怀的知识份子发现追赶的任务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原来我们还行。百年的屈辱,变成了自豪。那么我们就要问,我们为什么行?发问方式的变动,引起整个思想、学术思潮的变动,中国道路的探讨浮出水面。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国道路的讨论,背后有对于政体的肯定。

     

    把中国自身的发展,放在自身传统与向西方学习的框架之内。

     

    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的方法来理解中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自身的传统。

     

    将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的发展中理解。西方的党(party)的词根就是部分(part)的意思。所以政党政治一定是政体解体以后才会发生,各个部分从整体重产生出来,自我代表,要求自身利益的实现。而我们的党是代表民族的整体利益。三个代表应该理解为整体代表,不仅仅是整体还要代表长远利益。而整体的实体就是中华民族。正是因为共产动代表了我们全体,我们才会把领导权交给你。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党,而是儒家党。

     

    市场经济的展开,民族的整体、长远利益会在全民当中逐步流失,党的代表性弱化是当代最大的问题。个体在市场中产生了,个体的利益组成了党派,自由主义思潮就在这一事实中产生的。

     

    中国落后挨打的问题解决了,13亿人的饥饿局面也消失了,现在要解决的是挨骂问题。

     

    解决了13亿人的饥饿问题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事件,至少是之一。

     

    市场经济使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自动的成长起来。从个体利益角度出发,追赶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已经变的不能忍受了,中国人开始对于经济发展过快进行反思。发展快成了问题,这是近代第一次,是发问方式的改变,是我们民族自尊心的表现。

     

    一个民族只有在获得成功的时候,才能开始重新审视东西方的关系,才能再次反思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一方面是民族自信心的上涨,另一方面我们的自信心还是不足。自信心的根本是理论上的自信,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新诠释。1940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满足了共产党的信仰体系。1992年,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毛主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叙事下,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之前的左的错误成了对于阶段判断的错误。也因为是初级阶段,所以计划可以废除可以搞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确立起来,所以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市场和计划是兼容的,都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手段。而今,我们需要第三次的理论创新!解决时代发展的新问题!

     

    理论的不自信心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来源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否兼容这个问题。根据我的判断,市场与公有制不那么兼容。市场不只是资源配置的机器,市场经济还会选择一种与之想匹配的所有制结构。市场要比所有制结构更加活跃,如果所有制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市场会自动进行变更。所以,集体土地分掉以后会变成私有制;9798年国有企业改革提倡抓大放小,抓住的大企业也变成公司制企业,以资本的形态存在。三大资本,即国家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主导国家的格局形成。96年开始,这一格局已经明确,所以江泽民提出要与时俱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就能实现按劳取酬,但是公有制把持不住,那么就只能采取西方的按要素分配:财富作为要素,就是资本参与分配,就是利润;劳动作为要素,就是工资。工资也内部分化,知识技术作为劳动的一部分,形成社会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权力参与分配,要求在分配体系内谋求特权;而土地参与分配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土地参与的不公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农业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是大问题。要素的结合

    就形成阶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层划分手段,使阶级重新形成。只有劳动要求分配就是劳动者,资本参与分配的就是民营企业家阶层,高层管理者阶层,则分享了资本的利润,其收入就是年薪加利润。

     

    绝对的公平正义无法实现。每一个阶级都认为自己付出的比收获的多,认为被剥削了,这是造成各个阶级普遍不满的原因。何为公平正义,没有一个阶级会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获一样多。每个阶级都在与比自己高层的人比较,都认为别的阶级得到的比自己多。不能在分配中解决问题。

     

    市场是最直接的教育系统,它的把人存在的行为逻辑变成赚钱与花钱,把人类的关系简化成冷冰冰的现金交

     

    市场的本性就是价值决定,价值确定了才可以核算,才能讲求效率。

     

    30年来,货币的发展,其范围之广,深度之深,史无前例。货币把人联系起来,也把人分开。物与物的关系把人与人的关系断绝了,钱付了就一刀两断了。这是一个逐渐丧失社会整体感的社会,涂尔干的困惑就是我们的困惑。重建共同体,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们必须在这一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哪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毛主席,邓小平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第三次的创新在哪里?如果没有理论创新,中国人何以自信?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人的路到底在哪里?

     

    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人类与之对抗了200多年,我们不能消灭它,只能减弱它,对于这个现实,我们一代人要对它做好精神准备。我们这一代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的迷茫才会消失。我们需要民族的思想家。

     

    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了解的很清楚的,我们要提出问题,而你们这一代人则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接受我们这一代人的遗产,去思考这个问题,沿着这个方向逐步前进,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可能。如果拒绝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甘愿被市场裹挟,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不能给世界一个新的活法,那么GDP世界第一又怎么样,赶超欧美又能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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