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我们已经做了两期专题,澄清了一些广为流传的伪史。
那些流行的伪史被否定,意味着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回答:数百万河南百姓,究竟是怎么被饿死的?
政府的救灾措施可谓面面俱到面对这样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大饥荒,重庆乃至河南省政府所启动的救灾方案,实可谓面面俱到,煞费苦心。至少在河南省政府这个层面上,是得不出一个“消极救灾”的结论的。
免征:中央允许河南在1943年麦收前不再征粮
当局对河南1942-1943年饥荒做出反应,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7月。本月21日,针对此前持续数月的干旱,以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决定向陕西价购小麦10万大包,同时电请中央政府对1942年度本省征购粮食数目核减200万石。重庆对河南此电做出的反应,是将河南1942年的粮食征购数额由500万石减为380万石。
但遗憾的是,李培基此电虽然为河南百姓争取减少了120万石的征粮负担,但其电文内容,远未如实反应河南的灾情实况。河南省赈济会1942年秋推举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杨氏诸人“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指的就是李培基
10月,中央因杨一峰等人的报灾而派张继、张厉生赴河南实地勘察,根据勘察结果,中央最终决定:将河南的征粮负担核减为 280 万石,合200万大包;同时准许河南在 1943 年 4 月以前先交 140 万包,其余 60 万包,以 30 万包借作省级公粮及运佚口粮,30 万包到 1943 年 7、8 月麦收后再补交。这实际上等于允许河南在1943年秋收之前不再向百姓征粮——因为在1942年9月之前,河南省府已经完成的本年度征粮任务,实已超过140万包。
调查:68县250万户中,不足、待救者达220万户
1942年9月,以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救灾委员会”成立,省府各厅大员全部进入委员会承担要职,自此,整个河南省政府彻底转入救灾模式。从9月到10月这段时间,“救灾委员会”的工作侧重于调查灾情和拟定救灾计划。首要之务,是确立了六项原则性的救灾办法:1、停办一切不生产事务;2、筹集平粜基金;3、制定筹够粮食的手段及运输办法;4、以富养贫;5、灾户贷款;6、牲畜喂养保存。同时“规定自三十一年九月起至三十二年六月底止,为全力办理救灾时期。”民政厅长方策还提出:“劝阻灾民非至万不得已,勿得轻易逃荒,以免流离失所,其外来灾民,确系灾难者,亦不得拒绝入境,或予歧视。”
此一时期,救灾委员会详细调查了各县灾情,按受灾轻重划分为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作为救济的根据。调查结果认为:68县250万户中,不足、待救者达220万户。依据调查结果,各种救灾机构和具体救灾计划,均在此一时期设立、制定。
筹粮:自陕皖鄂三省采购平粜粮,配销给灾民的粮食至少有3亿斤
1942年10月之后,各项具体救灾措施相继展开。救济饥荒最主要手段,说白了无非是筹粮或者移民。要么把粮食运到灾区,要么把灾民转移到别处。先说筹粮。
救灾委员会的主要办法有三:(1)开仓。河南省在1942-1943年曾三次开仓救灾,先后散发粮食12.6万石、15.4万石、33.4万石。最后一次开仓是在1943年3月春荒之际,此次开仓,已用尽各县所存历年积谷。此外,政府还强制查封散发了大户余粮共计8.8万石。(2)借粮。省府所在地鲁山县灾情极重,曾向汤恩伯借军粮160万斤,于1943年春节前后全部发放灾民,后于1943年9余人底如数还清。此外,省府还曾向第一战区借军粮3.5万大包,计400余万斤;此外,另有军队所出工振粮1.2万包。(3)平粜。所谓平粜,就是政府在荒年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具体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因本省存粮过少,不足救灾,故所谓平粜,乃是指由河南省政府出面,筹集资金,向邻近陕、皖、鄂各省平价购买粮食。1942年9、10月间,省府曾筹措平粜基金2千余万元,正式启动平粜事务;1943年1月,又得中央之助,由中国农民银行贷给平粜基金1亿元,本省农工银行借垫4千万元,各县筹集资金1亿有余,自省至县,成立各级平粜委员会,并设立了陕西采购站、安徽采购站、湖北采购站及相应的运销机构。三个采购站共计购进平粜粮2405万斤,另有非平粜粮(包括各种杂粮)若干。其中以陕西为最多,共购平粜粮1059万斤;借粮820余万斤。此外,省府还从第一战区商拨了2.59万包军粮用作平粜粮。据《河南政府救灾总报告》的不完整统计(做统计时,部分配销站数据还未上报),购回配销出去的粮食,至少在3亿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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