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观点,就是要反封建的“正统”。他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确立了一系列带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原则,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独特的道路,要“独立自主”的讲话,此后,他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以及访问莫斯科时又说过,曹操这个人“不简单”,“很了不起”。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尝试通过“三面红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高速度”时,评曹操的话更多。此时他评曹操,除增加了赞扬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发展生产,为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等内容外,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提高了对曹操的评价,认为曹操不仅不是坏人,是代表正义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统观念,他不仅反复地讲:说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强调:我们党不能继承朱熹的正统观念,而应当继承“司马迁的传统。”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是因为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对一千年、两千年的错案,也要翻。曹操被骂了一千多年,我们党也要为曹操恢复名誉。

    十分明显,毛泽东谈到的要反对“正统观念”是他当时评曹操时所要表达的重要核心观点。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达这一核心观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模仿苏联,要走自己独特的路。我们党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围绕此点进行的。对这一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过概述,并且号召全党下定决心,用第二个十年时间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规律。”中国共产党要走中国独特的道路,恰恰是当时的苏共所不能容忍的。苏共历来以社会主义“正统”自居,“老子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观念十分浓厚,曾对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探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大加挞伐。后来苏共与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发生分岐,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不可否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共认为许多共产党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不大听“老子党”的话了。当时苏共就是这样看中国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搞的这一套,是由于毛泽东“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页)他们尤其对中共高举”“三面红旗”表示不赞成、不理解。赫鲁晓夫多次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中国在搞平均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在“运动将来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上”有重大分岐,“我们到了与中国分手的地步。”赫鲁晓夫说的中苏两党的原则分岐,当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根本原则的分岐,但十分重要的分岐,是他们对中国探索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表示怀疑和反对意见。今天我们客观地分析,当年苏共所指责的中共某些失误之处,有些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进行的全面指责、全面否定,实质上是他们继承了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老子党”和社会主义“正统”的观念,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之处。

    毛泽东当时所坚持的,无疑是对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特定的世界共运及中苏关系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尚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是初步尝试,同时在国内外又存在各种反对因素的情况下,要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十分艰难的。毛泽东当时所感受到的压力决非今人所能理解。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就的毛泽东的性格,都决定毛泽东一定要率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时评曹操,反“正统”,一方面是借此表达他反对苏共以“老子党”、社会主义建设“样板”、“正统”自居,压中国共产党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泽东借此启发全党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苏联,坚定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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