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的变迁及农民价值世界之变
王会
一、村庄闲话及其变迁
驻村调研与农民访谈总希望农民多说村庄闲话,因为这有利于调研的开展和深入。然而,这两年多处调研发现农民渐渐不愿意讲闲话,即使是对我们这样的即刻就离开的调研人员。实际上,农民说他们对内对外都不愿意再多讲闲话。这无疑是村庄的一个重大变化,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黄宗智先生认为从悖论现象出发,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来理解中国社会,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由此,闲话是农村研究的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闲话是村庄日常生活的集中体现,是研究村庄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闲话提供了认识和理解村庄日常生活的有效途径。闲话指日常生活中所有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所发生的闲聊和谈话。村庄闲话的变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不讲闲话”。即农民不愿意讲闲话,调查中,不少农民说现在村里人都不愿意讲别人的闲话,以免惹祸上身。讲闲话本身具有道德不正确,因闲话引起的矛盾,大家直接怪罪的将是讲闲话的人。“谁叫你大嘴巴说闲话?”而闲话的内容则退居其次。即使闲话内容属事实评判,也很少赢得大家的同情。有关闲话的性别研究曾指出男女两性在闲话上的群体性差异,认为女性更容易讲闲话,甚至认为闲话是女性群体的特征。然而调查中发现,农村女性更不愿意讲闲话,尤其在公共场合。丈夫在公共场合讲闲话首先受到妻子的指责,“哪来那么多闲话?赶紧回家!”讲闲话意味着多管闲事,闲话、闲事都带一闲字,与现代价值观念已不相符合。其实历来在村庄,是否爱讲闲话就是声望权威的标准之一,有权威的人不喜欢讲闲话。
第二,“无关痛痒的闲话”。村庄闲话有多种主题,最多的要数家庭关系类闲话,另外还有涉及男女关系、人品评价、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调查发现,现在逢农闲时间农民更愿意呆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愿意三五成群的讲闲话。当然有关系要好的个别朋友关起门来讲闲话,但这种闲话已经失去了其公共效力,仅属于私人空间。在公共空间,很多农民明确的说,“现在在公共场合只能讲无关痛痒的闲话”,所谓无关痛痒,在农民看来主要指生产、节气类及电视、广播、新闻主题类的闲话,与村庄尤其是个体村民关系不大的闲话。笔者在调查时,多次参与观察村里的小店,很多人聚在小店里有打牌、有说笑的,闲话主题多属于无关痛痒类的闲话。某人突然聊到村庄某一私人事件,其妻子(或儿女)立刻打断:“世上不缺你这种讲闲话的人”,表情和话语都透露着不屑和反对。
第三,闲话空间缩小。在消遣经济主导的乡土社会中,池塘边、大树下、小店等都是村庄的公共空间,是舆论、闲话的集散地。传统村落对外具有封闭性,对内则不厌其烦的讲闲话。闲话是群体边界的标记,大量闲话和流言的知识库(vast store)成为强力纽带起着连结维持群体成员的团结作用。就笔者调查当下的农村,随着村庄公共性的丧失,闲话空间也大为缩小。
显然,村庄里的闲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村民不愿意讲闲话和讲无关紧要的闲话致使村庄闲话的有形空间和无形空间都大为缩小。已有的社会人类学家的研究认为,闲话具有增强小群体团结的功用,不断重复的闲话能够加强群体的规范性。然而,随着村庄闲话的变迁,其给村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村庄闲话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二、闲话功能异化
社会人类学家认为村庄闲话对维护村庄社区的价值观起到积极维护作用。确实,传统乡土性为特征的村庄是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村民间天然地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在这样的熟人半熟人社会中,村民之间又有着浓浓的血缘亲缘关系。因此,闲话起到的作用无疑应当是积极正面的,是可以起到对村庄中不合伦常、不合村规民约、违背大多数村民利益的行为形成一种舆论压力,从而能够达到抑制村民不合情、不合理行为的作用。然而当下的农村,村庄闲话作为整体的功能在不断弱化,闲话的功能甚至已经发生异化。
闲话之所以对村庄人们的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就体现在闲话的道德规范中,闲话将村民们日常生活的事实和材料道德化,从中分离出道德规范,在闲话中,人们对各种道德规范的重申强调,同时对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的谴责上,这是在维护村庄作为一个整体的团结和凝聚。正是通过闲话对道德规范的解释,人们才能够真正清晰的感受到村庄在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闲话给了他们鲜活的教材,就从身边人们就能看到可以模仿的正面典型人物,同时也能找到那些值得批判的反面的典型。
传统乡土社会中,村庄闲话不仅包含地方性知识,还包含有熟人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村落交往规则。通过重复的讲闲话产生舆论导向和舆论风暴,符合村庄价值规范的事情得以张扬,不符合村庄道德规范的村民将感受到舆论压力。由此,闲话对于村庄这个生活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是熟人社会中的一种非正式控制方式,使得村民行为有底线,村庄有自主价值生产能力。然而,当村民都不愿意讲闲话的时候,或者只讲无关痛痒的闲话的时候,闲话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控制作用,村庄闲话的功能甚至已经发生了变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