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主党政府恣意将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日领土争议激化招致国际社会的冷眼。表面看,这似乎是中日关系走进40年不惑的历史节点的难题,但背后则反映着日本政治结构的深层矛盾,堪称冷战结束20年后的政治矛盾总爆发。
冷战后日本内外交困
从国际政治背景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对立退潮,全球市场统一,全球大竞争迭起,资本主义间的固有矛盾上升。在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全面调整全球经济战略,不再容忍“日本经济第一”,甚至指责“日本经济模式”为“资本主义的异类”,“日美经贸摩擦”演变为“体制碰撞”。在世界经济格局上,为应对冷战结束新局面,欧洲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欧盟启动,欧元诞生;美国则拉网结成了“北美自贸区”,世界经济呈现美欧两大经济圈共主体系,日本则暴露于没有根据地的全球竞争局面中,犹如一颗游离电子四处乱撞。
从日本国内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变与日本泡沫崩溃并行袭来,日本经济被打入10年衰退的黑洞期,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面临历史性的调整期。与此同时,泡沫崩溃引发银行不良债权膨胀,金融制度大动荡;企业为应对美欧竞争,被迫放弃终身雇用,昔日以企业为家的“企业人”不得不转变为“社会人”。这种结构变化又与日本人口老龄化结合,进一步推动日本社会结构深层巨变,驱动政治板块漂移,最终导致自民党结束了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体制。自此,日本政党裂变,政局不稳,国会政治扭曲动荡,政府首脑十年九相。在此背景下,1996年民主党诞生,历经1998年蜕变和2003年重组,最终在2009年夺取政权。
“变化的世界,不变的日本”
问题是,在世界经济格局与日本经济社会结构同时巨变下,日本的政党政治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可谓“变化的世界,不变的日本”。自1996年桥本上台后,日本政治事实上再次回归了“自民党执政体制”,只不过增加了些许的“执政友党”席位,上演了13年走马灯似的“联合执政”活报剧。尽管桥本和小泉政权一度推行了金融、企业、甚至社保制度改革,而政治结构变革始终未能深入,战后持续控制国家政策的官僚体制依旧壁垒森严,日本特有的“政官财粘连体制”仍固守着大产业、大资本的利益。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结构的不变,导致日本社会成本上升,社会差距拉大,企业游走海外,投资流入稀少,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国际地位下沉。
与此同时,民主党在这13年中始终将蓄势夺权放在首位,并未构建开放的国际政治视野和适应时代的改革精神,以至于夺权上台后难以形成有效的执政体系,长期处于“执政试错”阶段,内外政策忽左忽右,政治家言而无信,选举前对国民的政治承诺,也常冠上“君子豹变”的美名而大肆颠覆,失信于民。
野田政府政治迷失
野田政府上台,更是彻底否定了“民主党的竞选政纲”,完全倒向大企业、大银行、大商社怀抱,以至于小泽一郎怒斥其已经“不再是民主党”。就连相对偏右的日本《产经新闻》都发文批评民主党执政三年,在迷失与背信弃义中,令国民徒增失望。尤其令日本国民难以忍受的是,311地震后,不仅灾区复旧复兴低效拖沓,电力问题迟迟难以得到解决,野田政府反而在国民最艰难时期以健全财政为名通过了提高消费税法案,不承诺消费税专款专用于社会保障的同时,又给大企业下调了法人税率,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国民背上了负担,企业巧取了红利。在金融、外汇和产业政策上,野田政府全力推动大企业向海外扩张,拼夺资源能源权益,抢占新兴国市场。结果是,在世界经济危机下,日元极度升值,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百姓实际工资持续低滑,民怨载道,内阁支持率和政党支持率自然下挫。
野田民主党的政治迷失、威信丢失与缺乏21世纪的时代感和开放的国际政治视野结合,形成了狭隘而扭曲的民族主义意识,进而走出了与时代完全不符的对外政策轨迹。在对美基地政策、TPP政策上大搞泥鳅战术,明里顺应,暗中作梗;在对亚洲等周边政策上,拉帮结伙,激化矛盾,借机牟取私利;在对华政策上,则更是既要捞取好处,又要展示强硬,不仅丢掉了中日友好的基本原则,连“战略互惠”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钓鱼岛国有化”及其前前后后的诡异政策,充分暴露了野田民主党的政治迷失,折射其缺乏应有的国际政治感觉,更谈不上国际政治威信。如此贫乏的政治资质,即便在联大上发表多么冠冕堂皇的“演讲”,恐怕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