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展现出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各种角度和各种层面的毛泽东研究,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格局,这是一个学术讨论的必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说,激烈的争论意味着毛泽东研究学术化的真正开始;另一方面,学术界对毛泽东研究持续不衰的兴趣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已经被符号化了。表面上,学者们评论的对象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真正关切的对象则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前景与社会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判断:毛泽东研究无疑将会长久地成为中国学术领域里的重要话题。但是,在上述各家关于毛泽东的评论中,激烈的争论持续不断,目前似乎还看不到产生相互协调的任何迹象,在理论逻辑的角度上,也并未显示出为各派论述所可能共享的某种“中立”的思想因子。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毛泽东”就像一面多棱镜,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他的评价仍然是理解和评价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心态的一个晴雨表和参照系(64)。但是,这个参照系却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多元镜像,在很强的意义上,目前这种张力已明显陷入了某种激进的实质性“思想”(65) 困境之中: 一方面,姑且不论那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辩论,即使形式上保持着缜密逻辑论证的话语体系,或在严谨的史料排比中重现各种微观细节的叙述之中,其骨子里也多多少少透露出正、负“情感——情绪”的必然牵扯,很难像史华慈对待“中国研究”那样,给出一个试图超越了“爱”(崇拜)与“恨”(厌恶)以后的那份“尊重”。因为我们本身摆脱不了因涉身情境而引发的焦虑关切,而这种“焦虑”则正是此一现实研究最为重要的激情能量的来源之一。不容否认,当前中国的毛泽东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派别林立,激辩迭起的“喧嚣”场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可能达成某种接近于一致性的审视和判断,而激烈的多元论辩自身就饱含着明确省思指向的厚重意义。但我个人则顽固地相信:如果历史只是一种可以被轻易贴上YEs或NO之类记忆标签的话,那它将是这个世界上最省事和最无聊的事情。这种“化约论”(reductionism)之“划线排队”的思维和言说方式,被“化”掉的不仅是那些“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富有成果的歧义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中保存着的“丰富多彩与卑灿交加的人类处境”(both wretchedness and grandeur of the human condition)(66),甚至还可能被再次“化”进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致使性灵之人彼此仇视之自我折磨的情绪陷阱。恕我直言,当下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论争,掩盖不住“绝对的真理宣称”远超过“审慎的基本预设”的事实。但是,历史的沉积早已警告过我们:自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自以为自己的追求正在趋向“至善”(ultimate good),恰恰隐藏着极其危险的过失。因为,一旦当研究者失去了质疑自身深埋在意识深处的“那些未经审查的知识预设”(the unexamined intellectual assumptions)时,必将无意于清理自我判断的杂质,甚至会不自觉地乐于炫耀那些属于“人”不可避免的限制与缺失(67)。特别是当那些某一信仰体系上的价值形成固化的褊狭之时,离历史遗赠后人之明理和教训的本意,只会日趋渐远,诚如犹太格言所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是也。 另一方面,每当读到毛泽东,卢梭的身影就会不自觉地浮现于眼前:一个精神深层孤独到不可替代程度的思想怪杰。无论如何评价卢梭,但似乎无人否认,他是一个制造精神悖论的天才,包括所有的那些“公意”与“众意”、政治与宗教、目的与工具、悲悯与冷酷、狂傲与自卑、执著与算计……如果说,就其本性而言,在任何意义上权力自身都更容易地与人性之阴暗一面保持着挥之不去的紧密粘连的话,那么,毛泽东与卢梭之最明显的不同则在于,前者还实实在在、完完整整地充当着一位“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并极本能、极善于权力运作(68) 之政治家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给毛泽东一个明晰的定位,就似乎比梳理卢梭思想的复杂理路更加艰难。面对这一艰难,中国的研究者当然不是无事可做,它反而要求学人更加“深入”去体察、解析和探寻(不是议论所引发的判断),需要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角度去抽象毛泽东“俗语”之中所隐含着的“思想——精神”要素。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并没有能提出一个类似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关于“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那样具有原创性深度的关键性分析命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虽然王力雄关于“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69) 的观点,已经开始接触到了思想悖论的某些核心部分,的确可圈可点;也有评论者引用波普尔“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70) 的论述予以支持,但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雅各宾专政之道德悖论”的中国变异版本,还未见系统化的全面梳理和深刻论证。毋庸赘言,这样的“问题意识”已经不限于对于毛泽东本人之功过是非的评说,而把我们反思的视域扩展和提升到了另一个深入的层次,它所涉及的至少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整体精神。 总而言之,以上的一切都在明确地表明,“毛泽东问题”(the Mao's Problematiques)所引发的“理论——学术焦虑”已经爆炸在中国学界各行学者的“灵魂深处”。这里借用史华慈的“Problematiques”一词,恰恰是因为该词所蕴含着的模糊性(71)。当人们面对“毛泽东问题”时,实际上其潜在的预设都存留着研究者自身对于良好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种愿景(Vision)。批判者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宪政民主制度的普世祈望,而赞誉者则强调一种中国模式的特殊价值。这些内容并没有脱离古今比较和中西比较这一交叉十字架的冲突与困惑。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问题”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价值选择上的漂泊与混沌之“不确定性”。如果再进一步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或许“毛泽东问题”将成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留给中国思想和历史的一道无解难题。因为这一“问题”的涵义,不仅仅涉及当代中国史或“毛泽东时代”之思想与制度的判断与评价,而且其潜在深度还直接指向了“人性悖论”这一难有确解的“奥秘”。 有鉴于此,本文只能是一篇没有确定结论的陈述,因为历史自身是一个开放着的、也很可能是一个循环着的进程。
注释: ① 此处使用“政治意识”(political sense)而没有使用更为规范的“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大致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对自己政治合法性的辩护。如是,本文中思想评述的各种流派,显然不完全属于此一类型,虽然其中各派评论都难免沾染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政治意识”则能更为确切地体现本论题的这一特征;其二,在被列举的各家评论中,既有严谨的推理论证,又有经验的感受描述,还有即时的随意点评,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阐述,这样,更具模糊性特征的“意识”一词就恰好适用。 ② 这里所谓“亚意识形态”的研究区域,其论著不仅数量相当庞大,而且即使排除掉那些平庸的应景文章,其中众多论述也颇有见地,学科和观点也呈多元化分布。但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是研究者的观点以不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根本冲突为限度。对于这部分研究论述的评介,需另文专事分析。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见《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④ 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河南日报》,2007年11月13日;另见: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文汇报》,2007年11月7日。 ⑤ 老工人:《反击“石文”,打响毛泽东思想保卫战》,乌有之乡网站www. wyzxsx. com 2007-11-25。 ⑥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载《求是》,2008年第7期。 ⑦ 《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式公布》,新华网,www. xinhuanet. cn 2008年2月22日。 ⑧ 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⑨ 同上。 ⑩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4页。 (11) 同上,第1666页。 (12) 我曾在2007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的文字稿中曾提出过这一疑问,但编辑认为游离了主题而做了删节。在正式发表稿中,我又将其补入。参阅:萧延中、曾子墨《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史林》,2007年第8期。再,将来出版此一阶段的《毛泽东年谱》,将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因为年谱需要逐日记录,以上疑问必得冰释。 (13) 李捷:《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4) 参阅: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丁盛口述《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08年版;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据说,“林彪事件”的另一位重要当事人邱会作的回忆录也即将出版。虽然我们目前对他的陈述还不得而知,但它将对研究此一事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则是无需赘言的。 (15) 参阅: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共分“林彪事件的再认识”、“关于‘林副主席一号令’问题”、“关于‘设国家主席’及其林彪篡党夺权问题”、“关于林彪阴谋政变杀毛问题”、“关于林彪‘叛国投敌’问题”、“文革中林彪事件的一些思考”、“林彪事件的影响”七个专题,36篇专业论文,全书1000余页,是民间林彪事件研究的重要成果。特别是国防大学已故著名学者王年一教授最早并一贯地坚持重评“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值得后来之历史学人勿忘铭记的。 (16) 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7) 《党史专家石仲泉羊城开讲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信息时报》,2007年1月12日。 (18)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载《李锐谈毛泽东》,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页。 (19)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李锐谈毛泽东》,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3页。 (20) 同上。 (21) 参阅: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下卷),香港:书作坊,2008年版,第1-2页。 (22) 参阅: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上下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版。 (23) 参阅:李慎之《李慎之全集》(三卷本),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年版。 (24) 参阅: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版。 (25) 刘自立:《毛的非主义主义和非教旨教旨》,http://www. wretch. cc/blog/philosopher9&article_id=4205699。 (26) 参阅: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下卷),香港:书作坊,2008年版。 (27) 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麦田书屋,2007年版,第205页。 (28) 同上,第225-226页。 (29) 任不寐:《学术视野中的毛泽东的思想》,http://bmzy. 126. com. (30) 均引自:陈小雅《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上下册),香港:明镜出版社,2005年版,第55-92页。 (31) 李锐:《彻底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阴影》,载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 (32) 参阅:萧功秦《新左翼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公羊[编]:《思潮:中国“新左翼”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2003版,第406-414页。 (33) 中国“新左翼”的理论来源,一方面是葛兰西(Gramsci, Antonio)的文化霸权(quoted from wiki; cultural hegemony)、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的“多元决定论”(over determination);另一方面则是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德里克(Arif Dirlik)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参阅:童小溪《精英与群众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政治社会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3月号。 (34) 萧喜东:《“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罗金义、郑文龙编,《浩劫以外:再论文化大革命》,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72页。 (35)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http://www. chinampaonline. com/lunwen/maozedongwenge. htm。 (36) “鞍钢宪法”是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所作的批示。其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37)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 (38) 王绍光:《公众决策参与机制:一个分析框架》,http://www. strongwind. com. hk. (39) 参阅: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7期。 (40) See, Carl Schmitt, “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tr. by M. Konzett & J. P. McCormick, in Telos, No. 96(1993), pp. 130-142; Alessandro Russo, How to translate“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7, Issue 4 December 2006, pp. 673-682; Tom Crumpacker,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and the End of History”, State of Nature 2, Winter, 2006. (4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页。 (42) 同上,第14-15页。 (43) 吴明:《因为有了毛泽东,才有新中国》,载《导师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44) 佚名:《孤独的毛泽东》,www. wyzxsx. con/Article/Class14/200709/23852. html. (45)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 hexinchina. com. 2004-4-8. (46) 武振荣:《论“十年文革”中的毛泽东》,新世纪新闻网(www. newcenturynews. com)2006-11-15. (47) 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http://www. hexinchina. com.2004-4-8. (48) 参阅:水陆洲的《文革简论》,该书由“乌有之乡”网站连载。此文当属为毛泽东辩护的最著名的网络文稿。另参阅:萧喜东《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中国与世界》,2000年第12期、2001年第1期。 (49) 参阅: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任军锋译,载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9页。该文被视为政治思想史之剑桥学派的奠基性文献。后收入:Visions of Politics, vol. Ⅰ,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57-89. (50) 高华:《我为什么研究延安整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55、653页。 (51) 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www. xschina. org. 2008-6-24. (52) 萧功秦:《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二闲堂文库》,www. edubridge. com/erxiantang/library/2010-2-20. (53) 参阅:黄化《名著与瑕疵——读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感》,www. xschina. org. (54) 参阅:www. yangkuisong. net和www. shenzhihua. net. (55) 沈志华:《档案:还原历史真相》,2005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 (56) 参阅:沈志华《1957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72-83页;《整风是如何转为反右派运动的——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研究之二》,《香港传真》(内部刊物),№2007-79,2007年11月15日,第1-54页(单行本)。 (57)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 (58) 参阅: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南史·陈庆之传〉说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9) 这些毛泽东指示注释印刷的大字本古籍是(括号中是其指示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傅奕传》(1972年12月8日),屈原《天问》、《明史·朱升传》(1972年12月31日),《史记·项羽本纪》(1972年12月31日),《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晋书·刘元海载记》(1973年7月),《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传》和《旧唐书·李想传》(1973年2月7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1973年6月),《史记·汲郑列传》(1973年6月19日),《旧五代史·李袭吉传》、《史记·陈垂相世家》(1973年7月),柳宗元《封建论》(1973年8月5日),章炳麟《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咏荆轲》(1973年8月至9月底),《后汉书·李固传》、韩非子《说难》(1974年4月4日),韩非子《孤愤》(1974年4月),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别赋》、《恨赋》(1974年5月10日),晃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和《上书言兵事》(1974年6月),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1974年7月),《后汉书·黄琼传》(1974年11月20日),洪皓《江梅引》(1975年3月27日),蒋捷《梅花引》(1975年4月11日),汤显祖《邯郸记》[中的“度世”](1975年3月21日),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六州歌头》、辛弃疾《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1975年4月4日),蒋捷《虞美人》(1975年4月11日),张元干《贺新郎》(1975年4月18日),吴潜《满江红》(1975年5月3日),张元干《石州慢》(1975年5月31日),陆游《渔家傲》(1975年6月上旬),吴锡麒《梧桐树》[一舸](1975年6月4日)。 (60) 参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北京:华龄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135页。 (61)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31页。 (62) 参阅: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9页。另见: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9-666页。 (63) 参阅:陈家琪《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www. xschina.org (64) 我们所说的“毛泽东热”是指社会舆论和群体心态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其中包括赞颂与批判两个方面。我曾在某一场合表达过这个意思,即是说人们对于毛泽东,你无论是爱他还是恨他,你都会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想到他,谈及他,“甚至你想忘掉他也不容易”。参阅:《萧延中解读晚年毛泽东的悖论情境》,Sohu网新闻栏目:2006年09月05日;该访谈的整理版发表于《中国大陆研究与教学通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第78期,2006年12月。 (65) 我极其赞成史华慈间接地对“思想”一词之理解所做出的界定。他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的一个重要注释中说:“我所使用‘history of thought(思想史)’一词,而不使用‘history of ideas(思想观念史)’或者‘intellectual history(智性思想史)’,恰恰是因为‘thought’这个词的语义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个词可以用来包括认知(cognition)和推理(reasoning),也可以包括自觉的意图(intentionality)、想象(imagination)、思想感情(sentiment)、诧异(wonder)、困惑(puzzlement)以及无法简单地编入电脑程序的人类意识活动的其他很多方面。此外,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受欢迎的模糊性,它既可以指思考的过程,也可以指诸如观念(ideas)、心态(mentalities)或惰性的态度(inert attitudes)这样已固定的思想‘产品(products)’。一方面在本书中我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属于‘高层’文化的文本的思想上,另一方面,我的关切也不仅仅限于按某种狭义的理解可以为其贴上‘智性(intellectual)’标签的那种‘思想’。”See,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5, p. 423. (66) See,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96, p. 16. (67) See,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5, p. 61 (68) 白鲁恂(Lucian W. Pye)秉承拉斯韦尔(H. D. Lasswell)关于“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研究思路,对毛泽东的权力倾向做出过细腻的研究。尽管就这一具有心理学取向的研究视角学界争论不断,但白鲁恂独树一帜的透视,仍不失于明显的启发性。参阅: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Mao: in the Leader),刘宪阁译,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三部分“作为公共角色的毛泽东”。 (69) 王力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麦田书屋,2007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