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研究的微观视角及方法
----读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
现在已经无须怀疑集体主义时期对于中国农村的巨大影响作用了。从50年代开始的集体化运动使中国农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三十年的集体主义时期从方方面面改变了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功过是非讨论诸多,往往莫衷一是。无论是正史的官方化宣称,还是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以及严格学术化的解释,海内外对于集体主义时期的研究,也出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路径以及研究对象的选择,所看到的集体主义时期往往呈现不同的面相。虽则如此,专门研究集体主义时期的作品尚不算丰厚。对于集体主义时期尤其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评述,但往往是共识大于分歧。以历史学科对于集体主义时期的研究最为多样,历史视角的研究,也有集中于区域社会以及集中于村庄个案,在考察中国乡村变迁时论述集体时期也是重要的研究领域。李怀印先生新著《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则以微观史学方法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和改革时代的中国历程,以江苏省东台市秦村为研究对象,借助一批来自秦村的原始资料--包括“有关集体收支、个人劳动报酬及收入分配的各种账册、报表、户口册、会议记录以及村干部笔记”等一手材料--细致考察了两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农民行为。基于一手资料采取微观视角,李怀印先生的成果在同类研究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微观视角下的集体主义时期
以宏观角度看集体主义时期大多囿于官方正史早已设定的框架,即对集体主义时期的农村以“成绩/失误”的双重评价标准,将集体主义时期与其后的改革时代加以对立。这种视角难免由于急于论辩改革时代的合法性,而不自觉地对于集体时代给予了有失偏颇的评价。甚至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看待集体主义时期的农村历程时,急于解释政策失误带来的危害。
因此李怀印在双重方面推动了对集体主义时期农村的研究,微观视角的农村研究不乏先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乐天(2005)的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建基于丰厚的村庄资料和集体时期的档案、台账分析,对于人民公社各方面的制度作了细致的综合性研究。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大量口述调查,使得对于公社的研究摆脱了宏观制度的分析,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村庄的集体经历。李怀印也同样令人羡慕地占有了一批资料,来自于秦村的翔实资料,记载了1950年代合作化时期以及此后20年生产队时期的各项经济和政治活动。这些资料中包括有关集体收支、个人劳动报酬即收入分配的各种账册、报表、户口册、会计记录以及村干部的笔记。不言而喻,这些第一手资料对于从微观角度探讨乡村的集体化及改革的历程极其珍贵。由此,作者试图探讨集体主义时期村民如何形成集体观念,以及村民行为。这种研究的理论意义深远。
(一)非正式的、隐形制度对农民行为的影响
当回归到村庄个案来讨论集体时期的农民行为时,就可以洞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事件下农民行为的复杂性,揭示影响农民行为的实践逻辑。李怀印以来自村庄的档案资料,配合口述调查,并根据自身生活的体会,发现了主流话语下村庄生活更为细微、更为复杂的一面。既有的研究因资料、研究思路的限制,往往从宏观政策为分析对象来探讨不同时期农民行为,因而更容易看到宏观政策下农民生活呈现的普遍主义逻辑,正式制度和政治因素对于农民行为的结构性作用。
而李以相对的视角和丰富的资料展开了对不同制度设置下农民行为的细致分析,恰好构成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这种视角使人更细微地看到了中国农民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就看到了群众对农业集体化的诸种抵制行为,四清运动中积极分子参与的微观逻辑,采用各种手段 保持对干部的监督,以及应对集体生产无效率时所采取的多种劳动策略。按照既有对人民公社集体劳动制度持有的反对意见,认为这一时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是低下的,这也是目前具有主流意味的一种解释。当然此种解释以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更多,李怀印从村庄经验出发揭示了一种不同的逻辑。在秦村的多年实践中,“社员对于参加集体劳动的期待和策略会相应的固定下来,形成惯常性做法(established practices)”[1]183,因此在农活质量和劳动报酬上形成了共识;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机制约束下(社员之间的较劲、共同利益驱动、干部监督等)公开的、完全无视农活质量的“大呼隆”现象很少出现。而“大呼隆”、磨洋工成为一些学者否定集体劳动的主要理由,李怀印则以秦村经验证明了这种逻辑的空想性。基层社会在多年集体生产生活中自会形成解决问题的惯例,而这些成为“地方性知识”的非正式制度成为约束、知道农民行为的重要参量。
(二)集体化与改革:兼论集体化时代的贡献
从宏观政策的分析集体化时代与改革时代的关系,不免将两个时代对立甚至决裂,因为两个时代的农业政策正是走向了曾经批判的“两条道路”。然而以微观社会中的村庄历程看,往往看到的是作为一个连续发展的社会过程,两个时期农村经济与农村发展并不因国家政策的转向而断裂。毫无疑问集体主义时期农业生产率发展缓慢,尤其是劳动生产率出现内卷化(黄宗智)式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广大农村呈现的一种共同影像,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而劳动生产效率下降”。李怀印沿袭其师的观点,认为集体化时代下,农村集体组织被迫依靠劳动了密集(而非资本密集投入)作为增产的主要手段。[1]304而即便如此,村庄中出现的新局面是不容忽视的,农业生产的生态、技术条件以及农村居民的生活标准皆有引人注目的改善。如防洪和灌溉工程的成就,绿色革命的可观进展,村民的住房、着装以及饮食,还有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提高,都作为集体主义制度的成果,并且作为改革时代的基础,由此使两个时代具有了不可分割的连续性(continuum)。
这种内在的发展连续性正是如今做乡村变迁研究所缺乏的,这也是回答如何对待集体时期遗产是所应持有的态度。对于集体主义时期的研究难免会陷入宏大叙事、宏观视野以及意识形态化的旧藩篱,而摒弃了所应持有的学术客观性。李怀印以一个村庄的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因为深入到了经验之中,探索了来自乡土社会底层的变迁逻辑,因而很容易看到这种内在连续性,也因此能看到集体时期创造的遗产如何给改革时期的农村发展提供动力和基础。
二、乡村研究的整体性与连续性
回顾中国乡村社会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立场及分析工具的差异,往往会对同一历程产生不同的结论。李怀印先生的这种尝试为我们研究乡村变迁提供了一种学术立场,即寻找乡村变迁实践逻辑时要采取一种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视角。
整体性视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囊括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一种整体性视野;二是秉持一种乡村社会整体性的视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视角虽然能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但宏观视角往往会飘离微观经验而成为空洞的弘大解释,这也提醒我们乡村社会研究本来是需要基于经验的研究,在经验的基础上要兼顾来自宏观结构的影响和作用,形成一种整体解释的框架,李怀印在这一方法上获得了有益的尝试。在研究微观农民动机时虽然注重非正式制度、隐性规范的影响,但也不能无视宏观政策和政治背景的影响。乡村社会的整体性研究则抛开了学科界限的限制,以纯粹经验为基础做一种整体研究。乡村社会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孤立地来看待,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都是互为因果而成为一体的,这就需要对方方面面的因素进行细致的考察。一旦采用微观视角,就不能不将所有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范畴,这也正是李在考察改革时期的草根民主时,需要从面子、亲缘关系、会议议程、协商方式、选票设计等多种细微的方面来揭示民主选举的实质过程,这种多方位考察的整体性视野不仅提高了解释力,也展示了乡村政治的细微逻辑。整体性视野,无疑是进行中国乡村研究所必须持有的一种态度和立场。
连续性视角是如何对待变迁时所应有的态度。无论宏观社会所经历的几次重要变迁被归结为“转折”“改革”等官方解释,也不容否认几次变迁所引发的重大社会变动,但以乡村变迁为对象的研究就不能完全参照官方解释,更不能采取断裂的甚至对立的视角。如在讨论集体时期到改革时期这个变迁过程时,有多重意识形态因素干扰学者的思路。微观的乡村社会自然无法忽视其自有逻辑,无论宏观政治转折有多大,对于地方社会来说,从未消失的地方逻辑、制度政策的路径依赖、农民行为逻辑的传统等都保留了一种深刻的连续性,这也是对待不同历史时期所应持有的一种连续性视角。李怀印在对待集体时期与改革时期时深刻感受到其中的联系,因而能对一些对立的观点[1]2、断裂的视角提出实质性反驳,以事实经验来证明这种连续性。
三、理论开拓:兼论如何开展“中国革命的再认识”
以微观视角为研究进路,这是李怀印所作出的有益尝试。当然微观视角是需要经验基础的,李怀印不遗余力地收集了大量来自村庄和村民的账册、笔记、会议记录及口述资料,由此对乡村共同体中作为个人和团体的村民做了深层次分析。源于此视角的优势,作者发掘出一些为宏观视野所不能洞见的新问题。该研究将关注点转向村民个体,因而容易看到个体农民行为所接受的诸多影响因素,这时非正式因素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当然作者也并不排斥正式制度的作用,而是发现特殊背景下正式制度与当地非正式制度形成了共存与互动的历史背景,在其中隐性的、地方性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成为了正式制度赖以运作的微观基础,这是同类研究所不能忽视的重要贡献。
其次,作者以其丰富的成果充实并扩展了对集体时期的研究。在众多的研究中因对集体时期并无直观经历,也无深入的研究,往往对于集体时期的描述“自觉地”皈依了此前乡村研究的学者所建构的知识,并将此作为考察改革时代各种问题的不假思索的背景。李怀印的“再研究”并不意外地发现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根据自己亲力亲为的研究充实了集体时期的研究,因而也能看到同一村庄改革时期所接续的路径,也因此可以“认真地关注了集体化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遗存如何影响了改革时代的新发展”[1]8。
这样一本来自微观视角的研究是既有研究积累中具有开创性成果,在知识增量和理论开拓上都值得赞誉。李怀印先生对于乡村变迁的考察提出了一种值得深思的方法,即对乡村变迁(以及对集体时期)研究应当如何展开。对于中国发展路径的认识、再认识已经有过诸多尝试,黄宗智先生编纂的《中国乡村研究》也专门设立了“中国革命再认识”这一栏目,再认识既有必要,同时又需要谨慎。李怀印的“再认识”所秉持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视角固然值得借鉴,但笔者认为这种来自经验取向的微观史研究更为重要。要对已为过去的中国革命、集体时期等进行考察,总会因缺乏直观的经验调查而显得捉襟见肘。但基于微观资料的研究,必须成为开展集体时期、农村变迁等研究的基础,这也是进行“再认识”的研究基础。档案资料结合口述资料的研究方法,似乎已成进行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地方社会的资料使得研究者可以运用“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黄宗智,2007)的研究方法,建立对集体时期地方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公社体制运行及社会变迁等方方面面的认识,对这是进行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应有之义。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部门对研究资料展开收集工作,而一些基于农村生产队账本资料(也称为台帐资料)、农民日记、地方档案等开展的研究成果颇丰。这种方法的延续和创新,则是开展中国革命、乡村社会变迁“再认识”的重要方法。
注释
1、 关于人民公社、集体制的研究可以参考几篇比较详尽的综述性文章:《人民公社研究述评》(辛逸,2008)、《近十年来人民公社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玉贵,2007)、《近十年来农村人民公社研究综述》(刘德军,2006)、《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人民公社问题研究综述》(张寿春,1996),这几篇论文很好的总结了人民公社和集体制的研究成果和现状,所以本文不再赘述。
2、 关于集体化时期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可参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马维强(2007)的介绍。
3、国内基于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对于集体时期的研究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有影响的著作问世。代表作为张乐天(2005)的《告别理想》。此外还有:谢淑娟(2006,2007)利用广东北水村保存的大队接收的公社下达的通知为主要材料,再现基层社会经济生活;用同一个生产队帐本资料研究了人民公社的基塘农业,取得一定的成果。张江华(2004,2007)利用广西立坡屯村1973-1978年生产队年终分配资料很好的验证了恰亚若夫的理论和工分制下的集体效率问题。温铁军(2000)所在的杜润生团队曾组织课题组专门收集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台帐,《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2009)即是其中代表。
参考文献
[1]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时期的微观历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J].开放时代,2007(4)
本文发表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