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现象的中西比较
摘要:“啃老”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抚养子女时“社会性断乳”延后,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近年来欧美遭遇的主要是危机型啃老,即两代人分摊经济不景气的负担,而中国遭遇的主要是发展型啃老,表现为两代人分摊高昂的城市化成本。基于中国和西方不同的代际伦理和经济发展水平,啃老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影响。
关键字:代际关系;社会性断乳;危机型啃老;发展型啃老;有限责任;无限责任
引言
80后啃老现象不断遭到媒体诟病,但啃老并非中国独有。20世纪末英国人用NEET (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专指“既没有上学也没有就业或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赖父母养活的青年人”[①]。1998年法国《快报》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词汇“袋鼠族”,用来比喻“大学毕业后,到了就业年龄,却以薪水少等为理由,仍依赖父母的那些年轻人”。[②]类似群体在美国被称为“‘回飞棒’小孩”,在德国被称为“赖巢族”,在台湾被称为“尼特族”。“啃老”是一个全球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年青一代啃老现象时,不能简单归因于父母溺爱、教育缺失、年轻人缺乏独立拼搏精神[③]、社会福利水平低[④]等理由,而应该探讨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和影响。
一、啃老现象的根本原因:社会性断乳的延后
“孩子早年的抚育需要父母的保护和供养,但是长到一定时候,孩子不能专门在父母的庇护中生活了”,“在抚育的末期,必须有一度社会性的断乳”。[⑤]问题是,子女什么时候才算真正长大呢?这不仅是生理学知识,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传统社会中,“成年”主要以生理成熟为标志,并通过各种“成人礼”来纪念。近代以来,成年标准增加了许多政治法律内容。以英国为例,在资本原始积累期,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劳动力,政府通过《济贫法》,允许工厂任意使用儿童参加劳动。受资本逐利动机影响,孩子社会性断乳被大大提前。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后,欧洲各国纷纷以法的形式确立成年标准,将成年界定为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法人资格[⑥],为民主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
从经济和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一般将年轻人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谋得一份职业作为成年的标志,因为此时他基本可以养活自己,可以进行社会性断乳了。只不过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劳动者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培训,才能谋得一份满意的职业。这导致了一个重要后果,即社会性断乳的普遍推迟。子代为了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不得不延长在亲代家庭生活的时间。以往一些国家以18岁作为子女独立的标志,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家18岁的青年依然在接受高等教育,还需要父母供养。正因为如此,抚养期被拉长,社会性断乳延后,这是全球性啃老现象的根本原因。
二、危机型啃老和发展型啃老
笔者将啃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危机型啃老,特指因经济危机或波动影响青年就业而导致;一类是发展型啃老,特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子代无法承担教育、城市化等高额成本而出现的依靠父辈的现象。按类别来看,近年欧美国家主要以危机型啃老为主,而中国主要以发展型啃老为主。
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青年中有接近十分之一的人没有工作,靠父母供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失业率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买不起房,沦为啃老族。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等面临同样困境。这种现象与宏观经济形势有直接关系。对于欧美国家啃老族来说,“啃老”是高失业率的直接后果。资本全球化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欧美虽然继续垄断高新技术产业而获得超额利润,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减少了劳动力总需求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得不提高劳动技能以适应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需要。近几年,欧美失业率居高不下,严重恶化年轻人的就业形势,弱化了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只能依靠父辈渡过难关。啃老,只是他们摆脱就业危机的手段而已。
在中国,虽然金融危机影响了就业,但是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工群体。几千万农民工从容返乡,回归乡土社会,避免了社会因庞大失业群体而带来的连锁反应。目前中国的啃老现象,主要与快速城市化有关。因为更多的人在涌入城市,追赶着高成本的都市生活。任何一个国家在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过渡到电器、房产等耐用消费品时代,都面临着高度风险[⑦]。社会发展压力增加了人的生存和成长成本,当其不能由一代人单独完成的时候,就演变成两代人共同分摊的局面。如果说中国啃老现象是两代人分摊城市化发展的成本,那么对于欧美高失业率国家来说,啃老就是两代人分摊经济不景气的负担。
三、中西代际关系比较: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
在中西不同的代际伦理中,对啃老现象也有不同的理解。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代际关系是反哺模式,亲代抚养子代,子代赡养亲代;而西方是接力模式,甲代抚养乙代,乙代抚养丙代。[⑧]但我们同样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中西方家长在子女抚养方面所承担的伦理责任是不同的。在西方,父母对子女是有限责任,子女成年,父母也就完成任务;在中国,父母对子女几乎是无限责任,特别是儿子,不仅仅要抚养长大,还要负责房子、结婚。即使分了家,依然要承担看孩子、做家务等职责。只不过这种“不平衡的代际交换模式,没有引起代际之间的关系紧张,因为大多数父母心甘情愿地被‘啃老’”[⑨]。或者我们根本不能按照西方文化将这种现象贴上“啃老”的标签。之所以父母毫无怨言地让子女“啃”,是因为这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如果父辈本身能力有限,就会让子代早早独立,自谋生路,正所谓“穷人孩子早当家”。相反,对于较富裕的家庭来说,子代独立相对较晚,因为父母有能力花更多时间抚养孩子,为他们进入社会铺平道路。这在我们本土文化语境中,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
当然,我们不否认确实有一些子女过度依赖而使父辈不堪重负,更有一些青年人空闲在家,无所事事,依靠父母生活——这种“全职啃老”[⑩]的现象确实应该加以批判,但对于大多数不得不依靠父母成长的年轻人来说,简单的道德谴责或立法限制可能收效甚微。因为啃老现象根植于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这种稳定的心理结构,不是简单的法律或制度就能在短期内改变的。
四、啃老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啃老现象也在改变着欧美国家的家庭结构。一部分空巢家庭变成了满巢家庭,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推迟结婚生育,必将对人口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从代际责任来说,父辈对子代的责任内容增加,抚养时间延长。如果欧美就业形势不能得到根本改善,长期啃老势必影响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
对于中国来说,啃老现象主要是转型社会特别是城市化的伴生物。只不过高房价等现象加重了父辈的负担,甚至可以说“房价透支了三代人”[11]。有研究指出:已婚青年“在住房上对父代有较强的依赖性,凸显了住房资源在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12]。中国绝大多数父母依然毫无怨言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帮助子女度过人生难关。对于那些因父辈贫穷而无“老”可“啃”的青年来说,家庭生活和城市化都要遭遇一定挫折,经受更大的婚姻压力,成为“剩男”的几率增加。他们比别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完成城市化。至于农村大学毕业生,虽然可以进城,但是因为父辈支援有限,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城市化的瓶颈,不能承受高房价,只能选择“蜗居”或成为“蚁族”。
现代性给予了年青一代独立自由生活的机会,可以更早更快地从父母的保护中独立出来。他们在文化和精神上开始日益影响父辈,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喻文化”[13]时代。但是对于那些 “啃老”的子女来说,一旦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精神文化上的自主将流于空谈。
五、政府应对啃老的政治空间
作为社会问题,啃老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在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下,夫妇能够更大程度地容忍这种子代压力。或者说,正是这种无限责任的代际伦理,使中国家庭分担了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本,而不用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因高社会福利而不堪重负。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治理啃老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房价调控,降低城市化成本,缓解青年一代压力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们的父辈,啃老现象自然得到控制。
对于欧美国家来说,问题却没有那么轻松。宏观经济形势不能轻易改变,政府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来协调老年和青年的利益关系。法国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不得不推迟退休年龄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因为按照目前的局面,单靠年轻人工作根本无法养活老人,只能让老人继续劳作,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整个社会层面的“啃老”现象。
六、孝文化对代际失衡的调节作用
啃老,从根本上说,是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成本在代际之间的一种分配,所以它不仅仅涉及政府调控,还涉及一国文化中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的调节作用。对于奉行接力模式代际关系的国家来说,啃老意味着接力赛从100米增加到了120米,是社会性断乳的延后;而对于盛行反哺模式代际关系的国家来说,啃老同时意味着反哺的推迟。隐性的危机是:当子代不能很好地赡养亲代的时候,长期下去必然导致代际关系的严重失衡。
长久以来,我国通过孝道和情感来维系代际交换的不平衡。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青年是否啃老,而是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后,如何来反哺和赡养他们的父辈。如果能够践行孝道,给予老人物质和精神照料,那么当年父母的苦累也就获得了意义。代际关系将以一种新的形式获得平衡。否则,一旦孝道衰落,必然引起代际伦理变动。当父辈开始理性化应对子代索取的时候,就是代际伦理的转折点。
七、经济发展水平与“啃老”负担
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啃老”给父辈带来的负担也有所区别。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富足,家庭收入和社会福利都较高,“啃老”是“有限负担”,家长尚能从容应对,所以代际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张。相反,中国是“未富先老”,父辈家庭承担着巨大的负担,老人积蓄有限,“抗啃”能力明显不足。目前,一些城市家庭在子代教育、婚姻等问题上已经力不从心,农村家庭更是“不可承受之重”。2000年以来,农村婚姻成本日益攀升,一些地区娶媳妇不仅要送数万元的彩礼,还要在镇上或县城购买楼房。“先富起来”的农民尚可应付,但大多数庄稼人则要花光数年积蓄,甚至负债累累。有的农民甚至说:“生两个儿子哭一场!”因为多子并不一定多福,却一定意味着更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一些学者将子代对父辈的过度索取现象概括为“代际剥削”[14],虽然用“剥削”一词描述父子关系让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但是从两代人的物质交换过程来说,父辈确实遭受了严重的剥夺。巨大的社会转型成本,通过子代转嫁给了父辈,而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不曾遭遇的。
结语
中国70后、80后、90后的父母是了不起的一代。因为他们正承担着两代人的索取,担负着对上赡养和对下抚养的责任,默默地承担者社会转型的成本。这种家庭主义的代际伦理和代际文化,抵御着社会转型的压力、危机和风险。毕竟,当我们遭遇生活困境的时候,可以求助市场和政府,但更为保险的是人类最亲密、最牢靠、最原始的情感——亲子关系。只不过,“一个在家庭环境里生活得太久的孩子,他会在家外的竞争场合中失去适应的能力。”[15]“家”并不是永久的港湾,“老”也不是永远的依靠。青年一代总要独立面对自己的生活,为他们的子代创造未来。青年人准备好了么?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忧虑。
[①] 汪建强.英国“啃老族”现状简析[J].经济纵横,2011,(11).
[②] 胡解旺.大学毕业生啃老族现象[J].当代青年研究,2006,(06).
[③] 钟志凌.青年“啃老”现象的道德反思[J].中国青年研究,2007,(10).
[④] 张文镔.“啃老”的法、理、情[J].中国青年研究,2011,(05).
[⑤] 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70.
[⑥] 陈丹.关于我国法定成年年龄标准的思考[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
[⑦] 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J].社会,2009,(02).
[⑧]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82,( 03).
[⑨] 耿羽.农村“啃老”现象及其内在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10,(12).
[⑩] 马志国.“啃老族”: 牵动千家万户的忧思[J].中国青年研究,2008,(02).
[11] 杨慧瑾.“房奴啃老”还是“房价啃老”[N].中国社会报,
[12] 宋健、戚晶晶.“啃老:事实还是偏见—基于中国4城市青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05).
[13] 米德·玛格丽特.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7.
[14] 贺雪峰.谨防城镇化进程中的代际剥削[N].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