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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邱国良: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
  •  2012-03-18 14:39:54   作者:邱国良   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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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

    ——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摘 要]宗族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族群认同及族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小姓家族却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从根本上讲,农民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对宗族的排斥态度所导致。因此,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亟需在国家(政府)与宗族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从而构建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和谐局面。

        [关键词]宗族认同;农民政治信任;公共参与;宗族政治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样本

        在农村社区主要有两种社会组织结构,即体制内的村组结构和体制外的房支结构。前者借助国家力量,主导村庄事务决策以及资源的分配;后者却利用农民的传统习惯,进而对社区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两种社会结构因素难免发生交叉,即在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形成各种联系,并构建了独特的农村宗族政治网络,而宗族的消长将对这一网络的状态及发展趋势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宗族是否复兴,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宗族其实并未复兴,而是在不断“消解”。持该观点的一些学者认为,“村民的宗族意识不强,目前所谓的宗族联系主要是办红白喜事、正月初一拜年等象征性交往”[1],“农村宗族不但不可能复兴,其实正处于衰退以至消解之中”[2]。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则认为,宗族不仅正在复兴,而且宗族复兴与现代化并不矛盾。如陆菲云认为,香港社会高度的现代化、国际化,并没有完全取代村落传统村落中人际关系的互动,内地农村的宗族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同样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3]此外,尚有一种折中观点,其认为宗族虽然已复兴,却表现出“有限性”的特征。如肖唐镖在分析宗族与村民的互动关系时提到,一些农民也可能迫于宗族组织的压力而参加家族活动,尤其是传统习俗和规矩对村民的约束力。[4]

        那么,宗族复兴为何会呈现上述差异,同时,这些差异又将对农村社会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问题,笔者于20107月在中部J省范围内选取了四个大姓家族即邱氏家族、杨氏家族、程氏家族以及郑氏家族,以及近二十个小姓家族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比较研究。从被抽取的399名访谈对象的宗族分布情况看,大姓家族有243人,小姓家族有152人,各占总样本数60.9%38.1%,另有4人表示不清楚自己宗族规模大小。笔者发现,宗族规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的族群认同感及其对族人的信任程度,而且也影响着农民的政治信任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下面,笔者将借助于上述研究样本围绕着族群认同、政治信任等问题进行讨论。

        二、族群认同与宗族参与分析

        莫里斯曾指出,“从出生到死亡,人们就一直嵌入在文化的背景当中,这种文化背景为他提供了信仰体系,帮助指导他们的行动,并向他们灌输意义和提供领悟力。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孤立的文化行动者,因为他们还嵌入于结构的背景当中,这一结构背景形塑了他们的行动,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5]因此,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宗族观念对农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传统习俗对农民思想的约束方面,而且它还表现为农民对各自宗族组织的依赖性。长期以来,农民缺乏思想和行为上的独立性,其对掌控乡村公共资源的宗族组织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再加上各种宗族仪式潜移默化地形塑人们的观念,从而使得农民对各自家族怀有强烈的认同感,其在家族活动参与方面也表现得颇为积极。然而,建国初期,为了构建更大范围的阶级认同和强烈的民族主义,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族群和身份认同遭到了国家政权的排斥和打击。[6]P69因此,在一场又一场运动的推动下,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排列组合,宗族组织逐渐遭致瓦解,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功能也随之弱化,村民对家族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小。事实上,笔者组织完成的问卷调查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这一判断。据资料显示,只有不足38%的受访者表示,家族对于解决自身或家庭的困难有所帮助,而超过50%的受访者则明确表示家族对自身或家庭的困难基本上或完全没有帮助。与此相应,家族组织的凝聚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削弱。据调查,约有43%的受访者表示会参加家族活动,而超过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则认为家族活动对自己没有什么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表示会参加家族活动的受访者中,约有20%左右的受访者抱着“大家去,我也去”的心态,这说明不少表示愿意参加家族活动的受访者本身并非热心家族活动,而是基于某种压力才去参加的。

        当然,宗族组织对族众的影响力不仅受国家政策变动所左右,也与宗族规模大小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在比较4个大姓家族与20多个小姓家族受访者的相关数据后发现,不足36%的大姓家族受访者认为家族对于解决自身困难有帮助,而小姓家族受访者认为家族对自己及家人有帮助的比例达到了40.8%,后者比前者高出至少5个百分点。这表明,家族对族人的帮助大小与家族规模也具有一定关联性:家族规模越大,家族对个体的帮助越小。那么,这是否表明,大姓家族对族众的影响力要比小姓家族更小呢?或者说,大姓家族的族人更不乐意参与家族活动呢?调查数据显示出了相反的结果,大姓家族的受访者对参与家族活动表现得更为积极:大姓家族受访者表示“积极参加”家族活动的村民占其总数的46.5%,小姓家族的这一数据只有42.8%,两者相差近4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尽管大姓家族比小姓家族对族众的帮助更小,但前者对族众的吸引力显然更大,宗族凝聚力也更强。事实上,许多大姓家族对于恢复宗族传统显得更为积极,它们通过修建族谱、兴建祠堂及集体祭祀等活动不断增强自身对族众的影响力,而小姓家族在举办这些宗族活动方面则显得相对滞后。这也许是后者在筹办宗族活动时颇受财力所限。

        然而,拥有较强宗族凝聚力的大姓家族通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家族内斗和不信任。由于大姓家族房支众多,关系脉络更为复杂,族人之间的矛盾也相对较多,相反,小姓家族内部的关系脉络则简单得多,族人之间的矛盾也较为缓和。此外,由于建国初期国家宗族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调整宗族内部的人际关系,因此,对于内部关系相对复杂的大姓家族而言,其受到的打击也相应更大,家族内部的矛盾和猜忌也会更多。因此,如果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小姓家族一般要比大姓家族更为团结,尤其是在面对大姓家族的压力时,对族众影响力较小的小姓家族往往表现得空前团结。

        与此相关的是,在回答“是否相信族人”时,大姓家族受访者的回答显然要比小姓家族受访者表现得更为消极:约有55%的大姓家族受访者表示信任族人,而小姓家族受访者的这一比例则高达64%,比前者高出约9个百分点。为了说明大姓家族受访者并非整体社会信任程度偏低,笔者还考察了他们对家人和亲戚的信任程度。调查资料显示,大姓家族受访者中表示“一贯或多数时候”相信家人和亲戚的比例分别达到91.7%78.6%,而小姓家族受访者的这一比例则分别是91.4%81.6%,两者差别并不显著。这说明,宗族规模的大小与农民对家人和亲戚的信任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但与对族人的信任程度却明显关联。

        三、农民政治信任及公共参与的宗族差异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宗族规模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联性突出地表现在大姓和小姓家族的族人之间的信任差异。那么,大姓和小姓家族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又是如何呢?根据资料统计,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其中,大姓和小姓受访者表示“一贯或多数时候”相信中央政府的比例分别是89.7%91.2%,而表示“一贯或多数时候”相信省政府的比例分别有81.5%84.2%。从上述数据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中央政府还是省级政府,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的信任差异均不超出3个百分点。可见,宗族规模大小与农民对高层政府信任之间无显著关联性。

        然而,农民对于基层政府的信任却表现出了显著的宗族差异。根据数据显示,分别有52%36.5%的大姓家族受访者表示“一贯或多数时候相信”县()政府和乡镇政府,而小姓家族的这一比例分别高达61.5%48%,后者两项指标均比前者高出10%左右。另外,两者对村级组织的信任差异也非常明显:大姓家族约有34%的受访者认为村级组织值得信任,而小姓家族的这一比例高46%。可见,无论是对于基层政府还是村级组织,小姓家族村民要比大姓家族村民表现得更为信任,宗族规模大小与农民对基层政府及村级组织的信任具有显著关联性。此外,综合表1和表2的数据,我们还发现,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伴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而愈加明显。从中央和省级政府来看,大姓和小姓家族的信任差距分别是1.5%2.7%,而到了县()政府层级,两者的信任差距进一步扩大为8.5%,及至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政府信任的宗族差异分别达到了11.5%12%

        农民对政府信任的宗族差异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政府的综合评价方面。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总体上小姓家族比大姓家族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评价更为积极。如在回答“有困难需要政府帮助,会不会受到公平对待?”时,小姓家族约有40%的受访者表示“会受到公平对待”,而大姓家族的这一比例尚不足30%;在回答“村里是否会重视群众意见?”时,小姓家族和大姓家族认为村里“重视群众意见”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61.2%46.1%,两者相差约15个百分点。此外,在大姓和小姓家族受访者中,认为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中央政策导致”者分别占各自2.1%4.6%,而将其归咎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受访者比例分别占65.8%55.3%。从上述数据不难发现,农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综合评价表现出了明显的宗族差异。那么,大姓家族为何会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表现更为不满呢?

        其实,如果排除其他因素,国家(政府)对于宗族的态度和行为也许是对这种宗族差异的最好解释。建国初期,国家对宗族的态度主要是将其作为与儒家文化相联系的、封建甚至反动的东西加以打击和摧毁,意图从形式到思想上根除宗族因素,显然大姓家族是这一政策推行的主要障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农村宗族的政策有所变化,开始采取较为“温和”的宗族政策。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政策和工作思维的惯性,基层干部普遍担心家族势力会对乡村治理产生负面影响,故仍然将宗族因素视为封建、落后的对象并加以限制甚至打压。肖唐镖曾经对市、县、乡三级领导干部做过调查,约70-90%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家族势力操纵村政”,[7] P205-206而且这种干部对宗族势力的疑虑心态,愈到基层表现得愈加明显。可见,尽管国家政策上已出现转向,但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依然深受过去工作思维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姓家族予以排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许多农村工作大都通过采取“运动式”的方法而得以推动。“这种政府主导的运动式乡村建设模式存在严重的内在制度性缺失……实际上却是高度的非制度化,难以成为乡村建设的“长效机制”。[8]事实上,依靠采取这种“运动式”的方法推动农村工作不仅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而且由于对大姓家族带有一种习惯性偏见,一些乡村干部在“抓典型、带全面”时,往往会将大姓家族视为推行国家政策的首要障碍。

        而另一方面,大姓家族对政府显然怀有较强的警惕心理和不信任感,甚至即使政府秉公处理事情,它们也会觉得政府是在偏袒小姓家族。因而,他们与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变得越来越疏远。更重要的是,一些大姓家族组织并不满足于举办集体祭祀、上演族戏等纯粹宗族性活动,它们越来越希望能在村庄治理乃至资源分配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无疑,宗族的这种发展趋势势必引起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警惕,因此,在国家体制性力量与宗族这一社会性力量之间,自然容易形成一种张力。

        一般地,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有着密切关系。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政治信任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公共参与程度的下降。Hetherington(1999)指出,政治信任下降和投票率下降之间并无关联性,只是与投票选择(即政治支持)具有关联性,即在两党竞争中,政治不信任的投票者支持在野党的竞选者。[9]然而,在中国大陆,农民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关联性却有着另外的表现,即公众对政府越信任,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反之,积极性越低。据资料统计,47%的大姓家族受访者表示愿意积极参加村集体事项的讨论,而更为信任政府的小姓家族受访者的这一比例为54.3%,后者比前者高出近7个百分点。这说明,尽管小姓家族在村庄权力格局中处于边缘化,但由于其对政府和村级组织具有较高信任度,其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积极性自然也较高。值得指出的是,农民政治信任程度与公共参与之间的这种显著关联性还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大陆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由于基层政府对村委会选举的操纵和干预,选民普遍质疑选举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进而产生选举政治冷漠心态,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拒绝投票或随意投票等行为。

        那么,为何在中国大陆,农民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关联性与西方社会表现得极为不同呢?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中国大陆和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体制环境。在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民众虽然对政府不信任,但并不必然对整个政治系统不信任,因为在该体制环境中,民众可以通过投票选择对政府进行重组,进而挽回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感。然而,在中国大陆,由于政党与政府的一体化,对政府的不信任将在很大程度上昭示着政治系统已发生某种危机。

        四、余论:宗族与国家的互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从乡村社会实行有限收缩,城乡政治经济一体化格局逐步解体。然而,这种收缩显然是不协调的,即相对于国家责任而言,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的收缩明显滞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基层政府财政日益艰难,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呈现出强化态势。当然,基层政府要实现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必然要寻找代理人,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自然成为其最好的选择。这不能不导致村委会这一宪法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带有较强的体制性色彩。正如大多数受访者所认为,村委会干部名义上是代表村民行使村庄权力,但实际上,一旦遇到乡镇与村民意见发生矛盾时,村干部一般会听乡里意见。

        面对乡村社会有限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村委会组织事实上难以成为农民利益的真实代表;同时,村庄治理中的无序状态也使得农村公共物品建设不如人意。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宗族自然走向复兴。可见,宗族的复兴,一方面说明了宗族文化在农村社会具有深远影响,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一场政治或社会运动难以将它湮没;另一方面,它也充分表明了当前农村社会自组织力量的缺乏和社会救助机制的不足。因此,对于复兴后的宗族,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去规范和引导之,的确是对政府智慧的考量。事实上,面对宗族复兴这一趋势,体制性权力也充满着矛盾:它既需借助于宗族组织的力量,以维护单纯依靠村级组织所无法解决的社会秩序问题,又对宗族复兴的趋势十分警惕。

        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国家和社会的矛盾在乡村社会突出地表现为基层政府组织与宗族性力量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这对矛盾不仅造成宗族内部的不信任,也大为削弱大姓家族对体制性力量的信任程度。有鉴于此,在宗族与基层政府组织之间,亟需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事实上,这种沟通和协商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原本紧张的干群关系,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需要指出的是,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应当营造一个平等、自由的政治氛围,换而言之,只有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才能真正做到坦诚与沟通,相反,在一个崇尚权力政治的社会,各社会主体之间势必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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