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说,宋朝的知识分子可以在朝廷上公开批评朝政,公开批评官员,有了这种直接的批评,谁还需要间接的艺术用作批评?苏轼后来也遭遇了一场“乌台诗案”,差点性命不保,原因就在于,苏东坡因为名气太大,他的诗作在当时就非常引人瞩目,他的某些诗被认为是对王安石新政的讽刺。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也应该被后人批评。且不管王安石的治国思想、强国方略是否绝对正确,因为要贯彻自己的想法,就把稍有点讽刺的人抓起来,这种做法就不能接受。在我看来,如果不是王安石的政策在宋朝多次反复,而是一如既往,如果苏轼能够长命地活很久,王安石的政策等于是把苏轼往关汉卿的方向上赶,最终把苏东坡机智的讽刺变成像郑侠一样的诉冤,像关汉卿一样的愤怒。苏东坡后来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也有所缓解,那是因为王安石的做法被终止了,而且,王安石的“新政”也并非一无是处,苏轼也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关键是王安石的操作方式不合适,既然他已不在位了,苏轼也就没必要再计较了。
明朝部分恢复了宋朝的政治制度和理念,因而,明朝的艺术也就很少像关汉卿那样的痛苦和愤怒,而以汤显祖《牡丹亭》这样的作品为体现,它所表现的,更多是对自由的追求。清朝较为著名的艺术家有郑板桥。郑板桥不如关汉卿那么激烈,也不如苏轼那么洒脱。这也是清朝政治的反映。清朝由于满清的统治,在利益集团政治方面比明朝要倒退,比宋朝更是相差很远。但是,清朝的利益集团政治比元朝稍好一些。反映在郑板桥身上,他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也有妥协,又少了些宋朝文人的豪迈。事实上,诞生于清朝的小说《红楼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换句话说,《红楼梦》不可能出现于宋朝。
用艺术作品来歌功颂德,古代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屑于干这种事。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远离政治的隐居是一个经常性的选项。到科举制度出现后,隐居的现象渐渐减少。然而,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依然不愿歌功颂德,而是追求自由。追求自由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与李白同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较多的批判,关键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由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要求政权“天下为公”,政府为民众做好事、做实事是应该的。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由于他们自身就是掌握权力的群体,为权力歌功颂德不就是为自己贴金?所以,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修养来说,干这种事情反而是羞耻。这一点在宋朝尤其明显。而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为了向利益集团讨点好处,才经常需要歌功颂德。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无一例外都是因为上层有私心,小人便竭力逢迎之。
宋朝的蔡京,其书法相当出色,本人没见过蔡京的真迹,从当时“苏黄米蔡”的美誉来说,蔡京的艺术应该是有所成就的。但是,为何后人把“苏黄米蔡”中的“蔡”改为了蔡襄,而不再是蔡京?在我看来,蔡京的人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蔡京主政的时代,“天下为公”的理念被歪曲,百姓民不聊生,蔡京的艺术等于是对公权私用的粉饰,艺术水准再高,也属于歌功颂德的性质,因而才会被后人抛弃。
对于艺术的批判性来说,由于西方社会长期都是利益集团政治,因此,具有独立性质的知识分子的艺术批判性始终存在,这也表现为西方艺术中经常出现的痛苦主题。西方艺术家经常为自己的独立性而苦恼,这种苦恼的折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是临时的,而不是永久的。既然政治理念要求知识分子“天下为公”,要求政权客观公正地独立,那么,在符合这一理念的政治气氛中,真正的艺术家就不会有矛盾和冲突。除非这种理念被破坏了,而且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也遭到限制,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会不得不用艺术的方式来批判社会。反过来看,西方艺术中批判精神的始终存在,也说明了西方政治始终是利益集团政治,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才需要始终保持对社会的批判精神。相反,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是“天下为公”,如果中国的传统艺术出现了对于社会的严厉批判,一定是“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没有得到贯彻。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在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中国的传统艺术追求的往往是手艺的精致,构思的巧妙,材料的讲究,它无需太多的社会政治功能,因而在真正的艺术欣赏方面,中国传统艺术比西方艺术更出色,它更接近于某些永恒的价值,而较少时效性,因而不易被时间所淘汰,相反在时间的流逝中价值越来越高。中国古代的艺术更多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差异,而不是粉饰与反抗的对立。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理念所决定的。
现在很多人说起西方的民主,经常要引用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著作和观点。事实上,托克维尔就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就是“不执偏见”地执政,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又有什么必要永远地对社会进行批判呢?艺术的批判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来说,的确只是临时性的。如果我们发现当今中国的艺术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艺术理念,那是因为,当今中国的政治在某些方面也没有像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理念一样。
中国知识分子不像西方正直的知识分子那样必然地具有批判意识,因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必然地要执政,而且要公平、公正地执政,互相之间也可以批评,谁还有必要批评整个社会?西方知识分子没有掌握权力的天然命运,如果不能被利益集团看中,或者不愿与利益集团同流合污,就只能对社会保持批判。这是中西政治传统导致的一个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