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为什么是右的?

       接前文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的英文名称是《Why Marx Was Right》。中文翻译与英文原意稍微有点不同,关键在于英文是过去式,而中文则没有了这层含义。当然,就人来说,马克思已经不在世了,用“was”固然不错。然而,伊格尔顿的书中提到的并非只是马克思本人,而是经常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随机互用。那么,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是“was”正确?这一问题恐怕不是一个标题能说清的。有人戏谑地把这这一书名翻译成“马克思为什么是右派”。按此逻辑,根据“right”一词的含义,还可以有其他翻译,因此中英文翻译的歧义并无多大意义。不过,把“right”翻译成“右派”,的确挺有意思,尤其在中国当下的舆论环境下,这一随性的翻译,的确让人产生很多联想。
        伊格尔顿在这本书中说到,马克思曾经“令人惊愕地宣称某些民族是‘没有历史的’,是应该消失的。他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姿态,傲慢地认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西亚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摩拉维亚人、乌克兰人等都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恩格斯一度强烈支持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征服墨西哥。马克思也曾对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缺乏尊重。他评论说印度自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英国人的征服却无意中给了南亚次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参见伊格尔顿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10月版,第279页)。换句话说,马克思对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殖民者虽然缺乏道义,却能把“现代性”带给未开化的地区,殖民主义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于是我们很惊讶地看到,马克思的这番言论,的确与当今中国的某些右派言论如出一辙。
        伊格尔顿在书中随后提到,马克思后来“收回了他早期关于美国占领墨西哥的看法,恩格斯也同样收回了法国政府殖民阿尔及利亚的看法……马克思支持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他将殖民者轻蔑地称为‘文明贩子’。他改正了自己早期的沙文主义错误,无论是否‘有历史’,被殖民民族都要团结进行解放斗争”。在这里我们还是遇到一个问题:被殖民民族的斗争武器应该是什么?从兵器的角度说,这个答案很简单,当西方殖民者有枪的时候,非西方的被殖民者拿着弓箭、长矛来反抗,自然不是对手,只有被屠杀。但是,从思想武器的角度,马克思并没有清楚地告诉人们,被殖民者是否应该使用自己的文化资源?还是应该像殖民者一样,使用西方的那套价值观?此外,我在前文说过,伊格尔顿为马克思辩护,有明显的“回到原点”的倾向。那么,当马克思自己也在摇摆和自我修正的时候,伊格尔顿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在马克思、恩格斯相互矛盾的观点中选择一个当作“原点”,但他又如何能让别人也选择哪一个呢?
        于是,在当今中国的舆论氛围中,马克思的一些主张、观点,的确可以看成是“右”的。例如,当今中国舆论界、思想界把爱国主义都当成左派,推广“普世价值”的世界主义都被看成是右派。而马克思恰恰是一个提倡世界主义的人,甚至在所谓“普世价值”上,与当今的右派也有很大的交叉。伊格尔顿在批驳社会主义实行专制的观点时指出,马克思实际上是主张民主的,对于巴黎公社的民主,马克思曾经高度赞扬;马克思还主张实行议会民主道路,等等。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伊格尔顿所描绘的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确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右派”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奇妙的是,当今中国的“右派”偏偏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不光在民主问题上马克思像是一个右派,在伊格尔顿列举的第十个问题上,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与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同性恋、动物权益等等都是一致的。而我们知道,上述社会活动或主张,都是当今中国所谓“右派”的积极主张。那么,马克思难道还不是中国的“右派”?
        如果我们把伊格尔顿这本书的书名正确地还原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我们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在这这本书中,作者很少提到中国。有一处提到中国,说是当今中国像当年英国的曼切斯特,工人处于高强度劳动、没有保障的状态。其他几处提到中国,虽没有明显的否定,也没有明确的肯定。按理说,当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大国,处于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伊格尔顿要证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拿中国做例子是最好的。但是他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一,伊格尔顿可能对当今中国缺乏了解;二,伊格尔顿可能认为,当今中国本质上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占主导的国家了。当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和思想,在当今中国都成为“右派”的一部分,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什么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这是当今中国本身政治立场模糊造成的。当今中国政治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又有强大的资产阶级要上台的因素,因而,各种观念和主张搅合在一起。当中国政府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时候,反对这一控制的最后力量,有一部分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而政权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亲密接触,使得反对政权这一行为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成为“反体制”的右派。换句话说,如果以所谓“体制”来划分左右,由于“体制”本身左右面目不清,反“体制”的左右面目也就极其复杂。就民主来说,当今中国社会各方力量都在争夺民主话语权。企图在中国上台掌权的资产阶级把维护他们利益的观念和方式定义为唯一的民主,而中国政权潜意识里萌发的力量对此还是有所抗拒,它依然希望实现真正广泛意义上的民主。但是,资产阶级掌握的话语权却将不利于他们的广泛民主定性为非民主的专制。资产阶级里应外合的这一话语权共鸣已经强大到可以成为中国政权内部声音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广泛民主,有时候便不得不存身于中国政权之外,似乎成为“反体制”的右翼。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资产阶级定义为反民主的专制,当它要求广泛的民主时,人们常常并不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要“左右对话、达成共识”,我对此不抱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我颇为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伊格尔顿在书中指出:“马克思最反对的,就是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单纯凭借论辩的力量就可以战胜对手。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会是观点交锋的讲台,而不是物质利益冲突的战场。马克思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寄希望于理性对话的想法。他认识到,被牢牢控制着的世间男女的观念都源自他们日常的实践,而不是哲学家或辩论协会之间的交流。”(93页)。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认可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主张。当经济基础的问题不解决,靠“对话”之类,不可能解决问题。即便有“对话”,也不可能“理性”,谁的利益都不肯让。
        我认为解决之道还在于政权要“超越利益集团”,只有这样才能让“物质利益冲突的战场”不用暴力流血而实现和解。因此,马克思主义过于靠向无产阶级一边,试图用消灭资产阶级来实现“新社会”的做法,我认为不会成功,即便成功也不会长久。由此,我在当今中国模糊的政治形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任何一个“新社会”其实都带有所谓“旧社会”的大量痕迹,传统之所以难以磨灭,并不只是因为历史的惯性,更多在于传统自身的合理性。那些以为从一个纯洁无暇的出发点开始,用“宪政”之类设计完美的制度便能创造新世界的想法,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天真的自信,另一方面是暴发户们无知的梦呓。马克思主义有合理之处,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也有存在的理由。对于中国来说,两者都不可照搬。中国应该立足于传统的基点,才能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选择地汲取别人的可取之处。当自己是一个浮萍,明明是左的,也可能变成右的;明明是右的,也可能变成左的;只能无所适从。中国需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解放思想也包括解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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