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能否拯救世界?

        伊格尔顿对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观点的反驳,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但有些也未必。在这里不一一展开,只捡几处重点,扼要评述一下。伊格尔顿其实遇到一个麻烦,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一样?伊格尔顿在书中逐项展开反驳时,经常举例说:马克思本人在某部作品中对某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显示出他对著作和史料的熟悉。但是,恩格斯说的,或者列宁、斯大林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比较模糊。在我看来,伊格尔顿自己也没分得很清。因此,有时候他把两者分开,把列宁、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排除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之外,有时候又为了替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辩护,不得不替列宁、斯大林辩护。
        伊格尔顿的这一做法,很像当今中国某些为孔子或传统文化辩护的人:要求回到原点。面对千百年来社会上已经形成的某些观念,辩护者往往说:那不是孔子的观点,孔子是这么说的,现在的观念是后来谁谁谁,如董仲舒、朱熹之类加上去的。因此,弘扬孔子就要回到原点,就要还原真实的孔子。除孔子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家,一些人也在这么做,搞所谓“原生态”文化。伊格尔顿面临的局面比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稍好一点,因为马克思毕竟没有孔子那么悠久的历史,即便有歪曲和歧义,相比儒家、法家、墨家来说,时间短得多,需要认真检视的地方少得多。但我认为,这种方式并不完全可取。每一种观点、观念当初产生的时候,总有它的现实基础。后来这些观念出现丰富化的解释,更多是因为社会变化,原来的观念不得不适应新变化的需要。一味强调思想观念“回到原点”的尴尬在于:现实也能回到原点吗?例如,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之一认为,西方社会的阶级状态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已经很不相同,伊格尔顿要反驳,就要证明阶级状态在当今西方社会依然严重对立,这多少有点强人所难。事实上,阶级对立在当今西方社会的确依然存在,但其形态与马克思当年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伊格尔顿为马克思辩护,有时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不足,而有时则因为辩护过于用力而自相矛盾。例如,伊格尔顿认可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导致道德普遍沦丧,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中国能够看到的现实。那么,当人们要推翻资本主义,要革命,依靠谁呢?总不能依靠一群道德沦丧的人来领导和实现革命吧?对此,理论解释或许只能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群道德高尚的人没有受到污染,他们将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建设新世界的使命。然而,伊格尔顿又像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只有资本主义足够发达,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现。那么,他是否等于在说,只有道德沦丧越彻底,美好新世界才越有可能出现?那么,面对当前的道德沦丧,人们该如何判断?是否还要等待其继续沦丧到最彻底的革命时机?这一观点与“中国需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又有何差别呢?
        再者,当资本主义导致道德沦丧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必须存在的历史阶段,在经历了数百年之后,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终于有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那些道德高尚的革命者在哪里?几百年里他们莫非一直在等待革命的时机?他们又是谁呢?或许,人们只能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越穷的人,道德越高尚,越能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者。于是,这又成为一个悖论:资本主义越是残酷剥削,越是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大量的穷人,越是培养了大量道德高尚的革命者、掘墓人。资本主义如果不残酷剥削,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反而不利。这就好比当年慈禧太后当政时,一些革命者主张,不能让清政府的改良和改革成功。因为,一旦清政府改革取得成效,推翻清政府就不可能了,或者难度就大了。这一观点的结果是,一些人把革命当成事业和目的,为了解放穷人,为了所谓高尚的事业,成为压迫穷人的帮凶。因为,这里还面临一个大问题:谁能知道革命是否一定会成功?这一结论的荒唐还在于,每一个穷人要革命,其实目的都是不想再当穷人。换句话说,按照普遍的人性,道德高尚者要革命,目的都是想变成“道德沦丧”,这也是我过去曾经说过的,无产者的革命目的,其实都是想变成有产者。如果变成有产者都是道德堕落,那么只能在革命成功之后,让他们继续、永远成为无产者,以保持革命的先进性。因此,伊格尔顿所批驳的某个观点说,社会主义常常与饥荒、困苦、强制劳动等联系在一起,并非没有道理。虽然现实中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都如此,但在理论上,它的确是成立的。
        由此,我们要说到伊格尔顿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另一个观点。为什么有人会把革命当成历史使命和崇高的事业?因为马克思主义明确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一定要变为社会主义。一些人把这种观点解读为历史宿命论,伊格尔顿对此也展开了批驳。然而,伊格尔顿对此的批驳很无力,当他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他又如何能说那不是“历史宿命”?既然是历史宿命,既然社会主义一定要实现,那么,纵容资本主义残酷剥削,让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早日成熟,早日到来,又有何不可?在这种逻辑下,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内部单独实现社会主义后,为了迅速形成社会主义的充分环境,先残酷地剥削本国人民,似乎也成为了必然。事实上,伊格尔顿虽然批判了斯大林主义,但他同时也为斯大林主义做了辩护,其辩护理由与这种“历史宿命”也有关联。当然,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认识是另一个问题。
        我认为,伊格尔顿为马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辩护,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辩护并不成功。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身的确存在缺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上能够成立,也非常出彩。但是,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成功。关键之一在于,西方社会对此没有历史经验,马克思在“新世界”的很多问题上只能是想象。另一个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定义。在我看来,今天人们说的资本主义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常态化的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早就存在,不管叫它农业资本主义也好,商业资本主义也好,私有制、商品经济、自由贸易等等,在人类历史上早就存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例外,甚至最为发达。另一个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竭力批判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当某些历史学家说,中国在宋朝、明朝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其实是在说,前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始终存在。当历史学家说,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时,其实是在说,中国社会未能成为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有缺陷,其实是混淆了这两种资本主义。一旦要推翻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所有商品经济和私有制,这才是出问题的关键。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抓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即:常态的资本主义还是需要的,我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中国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成功,并让全世界大惑不解,关键的“秘密”其实正在于此。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问题上总是走极端,要么是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要么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搞得同他们不一样,他们便浑身不舒服。尤其在政治制度上,西方的幼稚和不解在于:你们怎么可以搞资本主义却不让资产阶级来领导?对于这个问题,我并不认为是中国领导人的创造发明,而是中国传统的惯性使然。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始终长期存在,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让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成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主导力量。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一直存在,资产阶级又没有成为领导力量,那么,中国传统社会的领导力量是谁?这就是我在《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指出的,一个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摆脱利益集团控制的独立群体。只有这样,才能既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又抑制资产阶级掌权的不利后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比较欠缺,他承认他的理论适合西方社会,对于西方社会以外的地方未必适合。但是,马克思对于东方,尤其是中国缺乏了解,他只是简单地以“亚细亚方式”敷衍了一下,并没有认真发掘所谓“亚细亚方式”的内涵和真正合理性。当今中国人却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沉浸于西方中心论,基本上也只能是在理论上找不到北。幸好有强大的传统惯性,使得我们没有变成像西方一样。
        伊格尔顿在这本书中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辩护的十个问题,在这里不一一展开。关于资本主义的话题,本文也只是点到为止,以后适当的时候会有专门论述。总体来说,伊格尔顿虽然竭力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辩护,但是,他的辩护即便在有些方面比较成功,对于西方社会现实来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便遭遇经济危机,今后的西方社会也未必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主导的世界。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天然缺陷,伊格尔顿延续了马克思的特点,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依然非常有力和到位,但对于建设“新世界”还是不够清晰,缺乏有效的办法。由此我也看到,所谓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就,最新研究成果,其实水平不过尔尔,只在各种批评中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伊格尔顿甚至在书名中留下了一个“玄机”,《Why Marx Was Right》,他用的是“was”,而非“is”,这又说明什么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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