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三公消费这一老大难问题再度走入公众视线,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焦点。 

      35日,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的要求。323日,54日,温家宝总理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推进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公开工作,并决定今年6月向社会公开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接受社会监督。从科技部率先公布三公账本开始,到8月底,中央政府90多个部门相继公布了各自2010年度三公消费情况,但除了审计署公布得较为详细之外,其他部委语焉不详,饱受质疑。可谓公众千呼万唤,部委云遮雾罩。

      三公消费为人诟病由来已久。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仔细计算了2007年中国社会总体的政府机构供养和国民的税费负担,其中三公消费7690亿元。2010年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透露,我国每年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比同年的国防开支多3700亿,相当于全部教育支出的3/4,全部科技投入的3倍,全部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横相比较看,中国以三公消费为主的行政公务支出占全部政府支出比例的38%,而日本行政公务支出占全部预算的2.5%,美国约为15%

      三公消费公开也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从朱镕基时代的中央政府,就以公车改革作为试点推行,一晃十多年过去,问题不但没解决,反倒呈越来越严重之势。如湖南、辽宁等地的车改,出现了车未见减少,用车补贴却高得离谱的怪事。而相似的改革也大多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消遁于无形。根据2008年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预算信息已成为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法定义务。到20103月,四川巴中市白庙乡以中国第一个全裸财务支出的乡政府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引起了全国关注。

      三公消费要公开,因为向社会公开政府所有的收支计划和活动过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一般原则。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评论19世纪资产阶级学者的廉价政府这一提法时,对未来的国家(政府)进行过科学预测和构想,提出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政府的财政预算收入全部来自纳税人上交的税收,纳税人有权知道也应该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花在什么地方、花得值不值,所以,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包括公开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情况,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乃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决不是对人民群众的什么恩赐。

      更严重的是,以三公消费为标志的预决算如果不公开透明,骄奢浪费、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就会愈演愈烈,甚至会导致社会道德和整个法制系统的崩溃。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现在公务员考试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并不是看重公务员发挥作用的价值,而是看重公务员自身存在的价值。在一些政府机关、企事业领导眼里,拿钱收钱是高风险,但吃吃喝喝、迎来送往、坐个好车是工作需要,人之常情,并且美其名曰拉动GDP增长。并且,三公消费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工资收入的背后,是隐形收入、职务收入、福利收入、灰色收入等等。更深层次地看,由于没有建立现代的财政预算制度与机构人员编制的制衡制度,造成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过大,公务支出比例过高,从而导致各地乱收费、乱罚款合法化,从根本上抑制了个体、微型企业的发展,抑制了整个社会就业、创业和创新、创造的活力。

      三公消费公开又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一方面,以三公消费公开为标志的财政预决算改革,实际上是触及党政内部人员自身利益的体制和制度性改革,是革自己的命,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二,如何进一步加大预算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范围,加大人大、舆论和公众的参与和监督空间,形成公开的规范化、法律化、制度化,而不是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动摇公众的期望和改革者的信心决心,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深圳一水之隔的香港,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香港政府在限制三公消费上有一套完整细化的规章制度。如针对公务员出差公干,制定有《公务员事务规例》;《总务规例》则对公车采购、运行管理、首长用车规定、私用公车规定、部门之间协调使用公车、租用交通工具、车辆停放、车辆维修、驾驶政府车辆许可证及驾驶执照、滥用政府车辆的纪律处分等等,都有非常详细和明确的条文规定,对申请交通津贴有明确的规定和计算公式。香港拥有近17万公务员,目前约有公务用车6777(2009年统计),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配有专车的最高级别官员只有20人左右。除了高官薪酬福利公开透明外,香港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须征求市民意见,同时要将政府各部门的详细收支记载制作成为小册子、网页,方便市民查询。其公务开支公开,已经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

      总而言之,以三公消费公开为标志的预决算改革不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以财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退一步,穷途末路;进一步,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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