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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农民的性质

     

    中国农民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被归在了三农问题里(即农业、农村、农民)。说句实话,笔者不太赞成“三农”这一提法,因为这一提法掩盖与混淆了农民问题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并且这一提法还无意中束缚了人的思维和视野。笔者认为,中国农民的问题,必须要从“中国农民基本上还是自耕农”的角度,站在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城市化的高度来看,来思考、来解决。

    中国农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基本阶级群体。毛泽东在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把雇农归为无产阶级,而贫农和下中农(毛泽东称为半自耕农)归为半无产阶级,中农(自耕农)则称为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贫农和半自耕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自耕农问题,还不是农村的主要问题。农村中的主要问题或主要的矛盾,是贫农、半自耕农(下中农)与富农、地主的阶级矛盾,是土地问题,是耕者无其田的问题。

    土地问题或耕者无其田的问题,曾经演化出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若干农民起义的斗争,也因此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

    怎么解决土地问题呢?对于民主革命来说,主要是解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问题。(笔者在拙作《谈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中已经阐述。)

    在毛泽东之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提出过“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尽管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实现这一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毕竟提出了中国农民应该变为自耕农的问题。“耕者有其田”实质就是主张农民首先要从农村无产者、雇农、贫下中农、富农、地主都转变为自耕农,从而达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合一。

    最先实现孙中山先生这一主张的是中国共产党。顺便说一句,台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也用所谓温和方法搞土改,实行当地农村农民“耕者有其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手段,在它领导的苏区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但这种“耕者有其田”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失败。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才又在解放区(主要是北方)通过革命式的“土地改革”而再产生。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全国大陆范围内(西藏要更晚得多)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经过土地的重新分配,“耕者有其田”才大范围地在全国发生,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才合二为一。这种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合一产生了中国最广大的自耕农阶级。所谓“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这种翻身农民“自耕农”的生动写照。笔者所说的“中国的自耕农”首先就是指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土改”产生的农民。应该说,经过“土改”,从经济上说,农村中已经没有雇农、贫下中农、富农、地主、农村无产阶级等等的区别,农村阶级的主体基本上都是自耕农。

    很可惜,由于在改朝换代的阶级斗争中作为自耕农的中农表现不如雇农与贫下中农那样积极,所以解放以后,那些分了田地的雇农、贫下中农还保留着自己光荣的阶级称号,没有被当作自耕农看待(他们也以出身贫雇农、下中农而自豪),而失了大量土地的地主、富农仍然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也没有被当作自耕农对待。

    当然,还有客观原因。这些客观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阶级斗争的反复与残酷。首先是土改的操作需要。土改作为平均地权的运动,首先要划分出农村各阶级,确定农村每个人口的阶级地位,才能对不同的阶级按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

    另外,历史上的原因有:上世纪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区对苏区人民的反攻倒算。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暂时占领解放区后“还乡团”的反攻倒算(这一点主要发生在北方)。第三是渡江作战后(新中国建立后)在南方进行与土改同时的清匪反霸斗争中地方土匪、恶霸、国民党残余匪帮的反攻倒算。第四,还有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在相当长时间里对大陆进行的有关所谓反攻的各种宣传与实际的动作。“胡汉三”们反攻倒算的手段是极其凶狠的、残暴的,人民的革命警惕性还很难放松下来。

    对农村阶级成分作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等等的划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即土改后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影响了好几代人的生活与命运。

    笔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实现“耕者有其田”后,对农村农民的阶级成分没有在适当时间给予重新划分与调整,没有确立“自耕农”已经是当时农村阶级的主体,因而阶级斗争应有新的特点和重点,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表现,而是形而上学的思维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也给后来在农村长期进行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埋下了伏笔。笔者本人不反对农村存在阶级斗争,但是分得了土地后还称为贫农、下中农或雇农,在经济上是说不过去的,还把新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当作解放前农村的阶级斗争看(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即雇农、贫下中农与富农、地主的阶级斗争看,认为阶级斗争在解放前后没有变化,这是说不过去的,并且不是有益的,而是有害的。不错,如上所说,土改之后失去了大量土地的地主(及部分富农)是不甘心的,有反攻倒算的现象。但在全国建立新政权后,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新政权日益巩固,而国民党反攻大陆成为泡影后,原来富农、地主们的反攻倒算是越来越成为个别行为。何况,在工厂中,工人已经不再称为无产阶级而称为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成为了工厂主人的缘故。工厂对工人的阶级认定应该说也反衬农村中对当时农民的阶级认定是有问题的。

    应该说,经过土改,形成了新中国的大量的自耕农阶级后,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自耕农如何演变与发展问题,而不仍旧是土地归属问题或耕者有无其田的问题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的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群体。由于这时期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已经半分离(土地是国家与集体的),也由于这时期的生产已经采取集体经营方式,农民靠“工分”吃饭与分红,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耕农”阶级(但身分上仍然如上述保留所谓雇农、贫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坏分子等等成分)。这时期农民都叫“社员”,但“社员”不是阶级定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由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开始的“包产到户”运动,又将中国农民的身分来了个大转弯。从那时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笔者认为中国农民的身分已经是一种准自耕农的身分,是中国当代的自耕农,或第二代自耕农。这主要是考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的情况。

    五十年代初期,对于当时的农民,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归一的。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自耕农。现在的农民,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半分离的。这个“半分离”,缘于土地承包期的长短。几十年不变的政策,从理论上讲,还是国家与集体的,所以不准买卖,理论上还不能在上面建永久性建筑;从实际操作看,又好像是属农民个人自己的,因为毕竟有几十年的时间是归自己管理,自己的收成与收入好坏与自己对它的经营状况有关嘛。

    中国的自耕农向何处去,当然是指现在当代的自耕农而言。为什么要强调农民的自耕农身分问题呢?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是要对建国以来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作一个正确的历史总结,这种总结即包含政治思想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工作指导方针的,也包括在几代人心中、身分上甚至档案里的情结作一个正确的总结与定位。更重要的是,从经济思想理论上、工作指导方针上研究自耕农的特点与发展变化规律,寻找出当代中国农民的正确归宿,破解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上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农民与工人的关系、工业与农业关系等等方面的难题。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口口声声要喊着向西方(主要是美国)学习,闹着要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试问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在世界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哪一个国家有过像中国现在这么庞大的自耕农群体呢? 美国有过吗?日本有过吗?英、法、德有过吗?你们要自由,这么庞大的自耕农自由到哪里去?你们要民主,如此庞大的自耕农如何民主?你们要西方的市场经济,西方世界的先生们会怎样对待他们从未遇见过的这样规模的自耕农呢?

    这么庞大的自耕农群体中,有些是你们的祖辈父辈,有些是你们的兄弟姐妹,有些是你们的亲戚朋友。西化先生们与女士们,你们要把他们西化到哪里去!

    西方当然要学习。但向西方学习不是向西方看齐。用西方一个名人的话来讲,那就是:“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二 中国当代自耕农的特点

     

    1群体数量大,在农村居主体位置,与城市人口相比目前也居一半以上,在世界上也居首位,居住地分散。

    2011-4-28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消息,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中,全国大陆地区人口13.4亿。其中城镇人口6.66亿,相应农村人口尚有约6.74亿,占全部人口的50.32%

    而美国人口201041为止为3.087亿人,日本人口截至2010101日约为1.28亿,英国人口依2008年数据为6100万,法国人口截至2010年底为6580万人,德国人口2007年底约为8,221.78万(含约725.54万外国人),俄罗斯人口20077月约为1.42亿。以上由网上查得数据。

    为了便于清楚比较,笔者把上面数据以表格方式列出。

    中国农村人口

    美国全国人口

    日本全国人口

    英国全国人口

    法国全国人口

    德国全国人口

    俄罗斯全国人口

    2010.12

    2010.4

    2010.10

    2008

    2010.12

    2007.12

    2007.7

    6.74亿

    3.087亿

    1.28亿

    6100

    6580

    8221

    1.42亿

     

    由上表得出美、日、英、法、德、俄六国全国总人口约为7.8771亿,仅比中国农村人口多1.1亿左右

    如果去掉俄罗斯,只算西方七国的。我们加上意大利的人口6011.4(2009),再加上加拿大的人口3361(2009)则西方七国的总人口为7.3943亿,仅比中国大陆农村人口多6543万。

    让我们在这些数字面前唱一曲狂想曲吧?

    如果西方七国能够同意接收我们农村人口的六分之一到它们国家去打工什么的,我们就同意它们的西化方案,像当年戈尔巴乔夫那样同意西方的500天抢救方案!

    如果我们能够把农村人口的一半(算3亿吧),转移到我们现有的城市中来工作与居住,那么我们同意现在某些人现在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建设方案或规划!

    或者,如果我们能够另外再造30万人口的新城市1000个(平均每个省约30个),我们也同意现在某些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建设的方案或规划。

    如果……

    当然中国的6.74亿农村人口中不全部是自耕农,但谁能说其中绝大部分不是当代的自耕农呢?

    中国农村人口的分布与全国人口的分布总体上应该说是相一致的,即大体上东部多西部少。

    《中国国情读本 2010年版》介绍中国大陆的人口分布,以哈尔滨至昆明为一线划分,在该线的东边,人口密度平均100人以上,许多地方超过400人;而在该线的西边,人口密度平均50人以下,许多地区在1人以下又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上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比重下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部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比2000年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占26.76%,下降1.08个百分点;西部占27.04%,下降1.11个百分点;东北占8.22%,下降0.22个百分点。

    我们由此应该得出哪些科学结论呢?

    将大量农村人口输出到国外去,不行。

    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现有大中城市来,不行。

    将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现有各县级城市来,也不行。

    新建约1000个并且各能容纳30万人口的城市,吸纳大量农村人口,更不行。

    但采取“现有省、地级城市吸纳一点,现有县级城镇吸纳一点,现有各乡镇吸纳一点,现有村庄为主就地提升,向各乡镇看齐”的思路应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所谓提升,所谓看齐,指什么呢?首先应该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提级与增加。首先应该是学校、医院、公园、图书馆、交通与通讯的增加与提升,而不是政府办公大楼的提升、不是机关数量的增加、级别的提升。当然,提升与增加中有一项更重要的内容是就地增加就业的机会,也就是说在先有上面后要考虑建立一些结合当地实际的企业,如加工、制造、贸易等等的。让我们想一想,现在城市与现在农村差别主要不是在这些方面吗?

    因此,我们的工业化应该是面向现有村庄、面向现有乡镇,面向现有县级城镇。

     

    2当代自耕农与第一代自耕农有千丝万缕关联,不少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有过贡献,不少人有过集体化的经历。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第一代自耕农是经过民主革命时期的土改形成的,他们主要由雇农、贫下中农组成,也兼有中农、富农、地主。他们中许多人曾经直接为民主革命出过力,或者是开明人士。他们中许多人的子女直接是革命战士、革命干部。第二代自耕农基本上是从第一代自耕农中产生的。现在还在的第一代及第二代自耕农,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过农村集体化的经历。这是国外自耕农无法相比的。

    由这个特点我们也应该作出如下科学结论:

    这些人愿意跟共产党走,出于历史的道义和共产党的性质考虑,共产党不能丢下他们任凭资本家们用西方的办法把他们私有化及工业化而贫穷下去。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帮助共产党打得了天下,而今共产党有责任让他们过得好,进了城的共产党不能忘了还在山里的“红嫂们”

     

    3当代自耕农对手中的土地山林不能买卖,法律上是国家与集体的,不是个人占有的。

    这个特点产生了许多结果。

    首先,这成了第二代自耕农与第一代自耕农的基本区别之处。有的人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属于新民主主义的了。有的人主张,何必还打社会主义的旗帜,做新民主主义的事呢?有的人主张,应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应该说,他们把当前的中国社会当作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正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别的缘故。

    其次,这个特点还成了相当时间以来不少人主张应该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在农村实行根本私有化的焦点。这也就是要将第二代自耕农转变为第一代自耕农,或者说让当代农民实实在在做个名符其实的自耕农。

    这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的理由许多,有些人的心也许并不坏。但是,他们主要缺陷就是没有考虑中国当代自耕农存在的上述两个特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去操作,那么肯定会出现土地买卖的现象。而如果有些农民把土地买出去后,他们将没有任何选择地逗留在城市,他们将会成为城市的游民无产阶级,他们无路可退。在这个意义上,主张土地私有化,就是主张制造广大而众多的、新的无产阶级。

    再其次,这个特点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了许多碰撞。

    例如,对于已经离开农村到城里生活和工作又不想回去的农民,承包的土地成了一根尾巴。而对于在城里打工若干年后想回去的农民,承包的土地则成了他们的根据地。他们可能将挣到的钱的一部分投入家乡的建设。另外,正是土地目前还没有私有化,使得众多在城里打工的农民比城市里的人多了一个选择:进,可以到城里去;退,可以回家种地。这让想剥削农民工的资本家们很无赖,你剥削太利害了,他就走人。

    还其次,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家庭问题,土地荒芜问题,也是这个特点造成的。

    又例如,这个特点使得不少想进入农村的资本遇到了政府与个人两道门坎。即使资本打通了政府的关节,农民这一关也要过。 

    又其次,这个特点也造成了目前对农村土地投入及相关水利设施、乡村建设等陷入两难的境地。

    等等。

     

    4、当代或第二代自耕农的若干问题

    例如,有历史上的中农的特质如小生产者天生的能力小,较自私,封建意识较重(如多子多福思想、重男轻女思想、财神菩萨保佑思想、风水好坏思想、鬼神左右思想、宗族关系思想等等)。

    例如,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文化知识与科技知识相对落后。还有自由散漫及法制观念不太强等等。

    又例如,自耕农天生是大生产的死对头和阻碍者。要实行工业化的大生产,就必须消灭自耕农体制。

     

    三 中国当代或第二代自耕农向何处去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去三十多年了,当代自耕农阶级群体也已经历三十多年了。敢问他们今后的路在何方?路还在农村吗?路将在城市吗?路继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来回奔波中吗?关于他们的问题,以及因为他们存在而产生的其它问题,形成了党、政府以及各种专家学者及关心他们命运的好心人多年来一直在思索、在探讨和在解决的“三农”问题。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所谓“三农”问题,其实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就是当代自耕农的问题。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城市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而曾经为这个共和国的诞生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农民兄弟们中的许多人还在落后、贫穷的乡间里奔波!如果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改变城市的命运,那么这样的革命还是值不得颂扬!革命,任何一场革命,只有当它能够改变社会中最贫穷最落后的农村时,它才能彪炳史册。革命,任何一场革命,只有当它能够解放普天下的劳苦大众时,它才能够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主张者们说,任凭他们随岁月流失自然分化吧!他们中现在不是有不少人在奔向小康了吗?不是有不少人已经从自耕农中蜕变为农村资本家或小资本家了吗?

    主张私有化的人说,先把所有权还给他们,让他们彻底私有化吧!这样他们其中一部分可以放心地流向城市,做无产阶级;另一部分等资本进入进去继续分化他们。

    主张集体化的人说,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进而与城市化、工业化同步。

    摆在当代自耕农面前似乎有三条道路,选择面似乎还比较多。应该走哪一条呢?

    1、保持目前的当代自耕农的状况不变,让他们任凭岁月流失自然分化怎么样?我们称为这是不左不右的中间路线。

    首先是大环境不允许。这个大环境包括中国这个大环境与世界这个大环境。处于走向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当今中国,不能背着一个庞大的自耕农的包袱完成和实现其工业化与现代化。世界经济正日益走向开放性的今天,一个封闭和半封闭和自耕农阶级群体无法与世界的经济接轨和竞争。换个话说,新民主主义不能让中国步入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快车道,从而步入世界强国的行列。

    例如在今年春夏发生的许多地方菜农蔬菜、瓜果买不出去,烂在地里,导致丰收不增钱,以至自杀身亡事件时有发生,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其次,当今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是自耕农这种小农的个体的经济无法适应与抗衡的,更不用说在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下发展与壮大。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今年发生在华中与华东地区的严重旱灾。这次旱灾面积涉及江西、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及其它一些地方。几个著名大湖如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太湖等干涸到许多地方见底,长江与三峡水库喊渴,湖北作为千湖之省不复存在,以至网友调侃道:“洪湖水不再浪打浪,鄱阳湖变成大草原”。受灾最直接的是渔民、养殖户和广大种植户。这是例外吗?联系去年云南、贵州、四川等的旱灾,联系国外也发生的灾害,说明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已经越来越密集了。以至老农民们讲,传统的许多谚语都不灵了,比如五月初五的“涨端午水”,五月十三的“关公老爷的磨刀水”都不灵了。中长天气不好预报,就是预报了也不好防备。

    再其次,目前的许多“三农”问题,如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老弱病残的关怀问题、土地撂荒问题、春运问题等等,莫不与当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准自耕农身分有关。

    在任凭自耕农随岁月流失自然分化的做法下,中国当代农村甚至被有的人称为“被遗弃的中国农村”。(上海证券报 2011年6月2倪金节文章

    该文章写道:

    眼下,更为迫切的事情,是引起更多的人对中国农村衰败和凋敝现状的深刻认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更是关系到中国农村的下一代将面临着怎样的未来。

    此次长江中下游干旱,导致农业生产出现危机,一方面固然与气候异常关系重大,但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的长期被搁置。加上中国农村的常年萧条,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已经十分落后。实际上,不少地区使用的农田水利设施,依然还是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修的。虽然他们已经千疮百孔,但依然是抗旱、蓄洪的主体性工程。

    过去30年,中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欣欣向荣,30%以上的投资增速成为常态,投资GDP之比呈现离谱式的攀升,大型工程不断上马。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历史欠账累累。2008年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70%以上的村庄没有任何农田水利投资,而能够获得国家投资的村庄仅占9.56%。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测算,对于中国目前农田水利欠账,即使每年投入能达到3000亿,也需要用10年以上,才能把整个农田水利体系建设起来。

    如果过去30年,中国农村的基本生产条件没有耽误,灌溉、水利等工程建设投入充分,历次的旱灾损失就不会如此严重。终于,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焦点放在了水利改革的发展上。虽然这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共中央首次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但是,现在看来,除了带来了一波水利板块股票行情之外,至今并未对农村建设产生多大影响。2003年至今,中央连续8年发布“一号文件”,都是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可是中国农村在这过去的近十年,恰恰却是衰败最快的时期。虽然浙江、江苏和福建等东部沿海的部分农村,在小城镇化得带动下,现在经济上已经十分富足,但这无法从总体上扭转中国农村整体衰败的趋势。2011年春节期间,《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和《京华时报》等主流媒体都设计了“记者还乡”的专题报道,全景展现了故乡的各种变化。在这些包含真情的记录中,许多篇章都关注到了农村凋敝的残酷现状。”

    ……

    好了,我们说一句总结性的话吧:如果放任农村自耕农自然分化,存在的问题只能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

     

    2、按照西方历史上走过的路子,按照当前许多人极力主张的彻底私有化,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让他们真正做个自耕农,怎么样?我们称为这是向右走的路。

    天涯社区网的天涯杂谈栏目,有叫松鹤祥的网友认为土地私有化有十大好处。不妨先录于下:

    使商业资本流向农村、最终消除城乡差别。
    减少农业人口比例,提高市民比例,大幅度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扩大内需,为过剩的中国工业品提供一个巨大的农村地区消费市场,将中国转变为一个具有消费能力的市场经济国家。
    为接下来的数十年间的城市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确保中国制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竞争力。
    改变有钱人聚集在城市中心的地带的不合理状况,城市中心地带将转变为商业区和政治经济文化集中区域,人口分布向郊区、农村分散,更为合理平均,从而一举扭转高房价的房地产畸形发展的现状。
    从源头上掐断官员利用土地权力腐败的机会,有利于改善党和政府的形象。
    最终彻底消灭中国封建思想的渊薮小农经济。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产品价格,用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中国人。
    导致全民社会保险制度的最终推行。
    资本也将进行跨地区的长线投资,从而有利于消除南北差距、东西差距。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代表性。但这些话不能说有科学性,从而有真理性。

    例如所谓“减少农业人口比例,提高市民比例,大幅度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土地私有化是能够把部分农业人口变为市民的,但是变为富有的市民呢,还是变为打工一族的农民工?没有土地的农民工将是新的无产阶级!他们现在打工的工资已经被资本家们剥削得很少,生活水平怎么可能得到大幅度提高呢?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居民就业本身是一种竞争性的排挤,中国市民的生活水平怎么因此会大幅度提高呢?大量的农村人口投入现有城市,造成现在城市的交通拥挤、住房拥挤、子女入学拥挤、甚至社会治安形势严重等等,生活水平怎么是提高?

    ……

    我们说,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真正私有化农村的办法确实能够解决目前“三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譬如上面提到的问题。

    土地私有化,也能够部分解决资本进入农村的问题。

    土地私有化,还能够部分解决中国工业化需要的大量而廉价的劳动力问题。

    土地私有化还能够怎样?真正的自耕农阶级群体难道有万能的本事吗?

    但土地私有化的恶果我们是否想像过呢?

    土地私有化本身将不会消灭当代自耕农本身存在的上述三大类问题。那些问题只能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甚至城市化的进程中消灭。因而,

    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加快农村的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步伐,只会延缓这个步伐。这也由资本的逐利性、排它性、近视性、宏观无序性决定着。

    土地私有化与随之而来的资本化将先把大批的自耕农变为无产阶级,然后又将他们驱赶至城市,成为城市工业化中劳动力的后备军。并因此产生更多更大更复杂的城市问题。

    在道义上,土地私有化将使共产党抛弃当代自耕农,而他们的祖辈、父辈曾经是共产党打天下的主力军,是共产党的“红嫂”。

    在政治上,土地私有化违背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旗帜,中国将因而向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倒退。最后回归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3、当代自耕农的集体化问题(所谓向左转的问题)

    在谈论当代自耕农的集体化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第一代自耕农的集体化的历程。

    当第一代老师自耕农形成后,他们如何演变与发展?应该说,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当时中国的基本问题。民主革命以前,虽然存在自耕农,但因此数量少,不是农村的主要阶级,所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自耕农因其成为了农村的主要阶级,所以自耕农的问题就是当时农村的基本问题。

    1949年,在西柏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报告,里面讲了两点似乎有些矛盾的话。在第六节第二点里先是说,“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九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随后的同一节但是在第五点里又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先讲“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后又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当然有矛盾。因为既然“相当长的时期内” “分散的和个体的农业经济”还要存在,为什么又要“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不能“任其自流”呢?

    确实有点矛盾。

    笔者认为,产生这个矛盾,主要也在于自耕农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以一个基本阶级代替原来的那些阶级出现,是一个新情况,认识这个新的农村的基本阶级群体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也需要观察。

    刘少奇那里是怎么看的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王双梅  《解读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写道特别是在农村,刘少奇主张比较长期地保留富农经济。当时,东北和山西等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急于组织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针对这种倾向,刘少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现在这种农户大概不会超过农民的10%,其中真正富农所占的比例,必然更少。这种有三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在数年之后,可能与应该发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农。”他尖锐指出:在目前“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认为这样就叫社会主义,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区别于大量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刘少奇主张普遍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互助组,把农民更多地通过商业渠道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他说: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经济。”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里(1950.6.14),刘少奇谈到“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如此说来,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对自耕农问题上还是有分岐的。刘赞成毛的前面一句话,不赞成后面的话。

    翻身农民是什么阶级?刘少奇认为应该是中农。

    中农是相对雇农、贫下中农、富农、地主讲的。没有了雇农、贫下中农、富农、地主,何谓中农?同时,虽然在土改中中农经济地位基本保持不变,但其数量并不是很多,同时其革命性也相对是中间的。而翻身农民虽然在经济上与原来中农相近,但其数量,其对革命的积极性,那是原来的中农无法相比的。因此翻身农民不能当作中农看待。另外,原地主在土改后经济地位已经下降到跟翻身农民相当的水平,应该给他们身分一个新的说法。

    另外刘少奇主张有10%的富农存在。这样,70%中农+10%富农后,还有20%的农民,是什么阶级呢?不知道。

    笔者认为,毛的看法比刘的要高明许多。第一,新兴的庞大的自耕农阶级群体存在许多致命弱点。第二自耕农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群体,而是一个时刻在分化的阶级群体。第三,大规模的自耕农阶级群体的出现,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中国。从共产党的性质与责任出发,不应该放任这个自耕农阶级群体自由分化。第四,共产党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时,要考虑农村这个阶级与国家发展的协调关系。刘则主张先稳定这一阶级群体若干年后再说。

    事实上,新中国经“土改”产生的自耕农,随即在在后来的岁月中便开始分化,分化的速度还不慢。自耕农的分化,有几个原因:如自然灾害的影响,家庭生产工具的差异,家庭人口的生老病死,生产经营的理念与方法,人口素质的差异(如文化与科技知识不同,健康状态,男女数量,个人的为人处事等),人脉关系(亲戚朋友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帮助、信息的提供等),等等。

    分化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土地的重新买卖,出现了返贫,出现了新贫农、雇农,也出现了新中农、新富农。

    小农经济的弱点与自耕农的分化逼着共产党想办法。办法就是抗战时期在根据地搞的互助组与合作社,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一开始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是人民公社。时间从第一代自耕农产生不久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把中国现代史上的这前三十年的大规模集体化运动暂时称为第一次集体化运动吧。

    第一次集体化运动是在这样一些背景下产生的:

    国际上随着美国杜鲁门主义与麦卡锡主义的产生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是美苏之间)产生了冷战对立和竞争。在冷战对立初期,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达到了光辉的顶峰,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好处于低谷与恢复时期。

    国内经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经过经济恢复时期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城市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业已进行。台湾蒋介石与陈诚开展了他们的“土改”运动(台湾的土改运动经历时间也相当长,这里主要指第一阶段的)。

    今天看来,这些背景下的第一次集体化运动因此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集体化由开始自发或半自发的单纯的解决当时生产问题运动变成有计划有步骤的向苏联模式看齐和靠拢的全面运动。

         集体化由开始保留自耕农的土地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已经被剥夺)转化。

         集体化下农业生产已经逐步变成一种单一的粮食生产模式,原先且有多种经营的苗头不复存在。

         集体化逐渐排斥私人经济与市场经济,向单一的计划经济与集体经济看齐。 

    ⑤集体化最后变成国家计划与活动的执行单位,没有了集体的自主权。

    ⑥集体化运动最后与政权结合为政企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

    集体化运动中特别是中后期不恰当地扩大了阶级成分与阶级斗争。受这种政治气氛的影响,人们的主要精力不是去搞好经济活动,搞好生活,而是用于防止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分子的复辟上,用于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用于完成国家和各级政府下达的各种任务和生产指标。

    ⑦最后,这个集体化运动因文革的影响(主要是四人帮的影响)而走入这样的死胡同:最初是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的好东西竟然变成了使农民普遍陷于贫困的桎栲。以至这个桎栲被小岗村的农民首先起来打破它三十年多年后,还有许多人对它耿耿于怀。

    当我们现在站在新的高度来总结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集体化运动的时候,我们固然要注意第一次集体化运动对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作出的贡献与它的许多优点,但更应该总结与思考,为什么第一次集体化运动没有能够带领我们农民兄弟走向富裕?我们的农民兄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已经为中国的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第一次集体化运动中又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他们最终得到了什么回报?

    我们只有站在这个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农民兄弟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当代的集体化或第二次集体化才有现实的意义,也才能吸引第二代自耕农的热情和积极参与。那些希望经过第二次集体化让农民兄弟为我们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及城市化再贡献一次的所有建议与思考,请走开吧,我们的农民兄弟再伤不起了!

    四 当代或第二代自耕农的集体化问题  

      

    正确地总结第一代自耕农特点及第一次集体化的经验与教训,正确地认识与分析当代或第二代自耕农的特点,正确地认识与分析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特点,是我们得出当代或第二代自耕农必须要走第二次集体化道路的结论的基本前提。

    笔者在上面说了不少,这里再略微谈一谈当代中国的特点与世界的特点。

    当代中国的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快速地向着现代化的道路奋勇前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历史的诸多因素决定了这个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现实的因素也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更高更快的速度与更好的前景。这一点甚至那些正直与善良的外国友人也不否认(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当然只能通过使自己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办法。

    什么才叫工业化呢?笔者这里摘录在拙作《谈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里的一段话再作个简短的解答。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单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反杜林论》P266

    可见,工业化的基本目标有三个:

    将个人拥有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拥有的生产资料,从而提高生产力,

    将自由分散的个人变为相互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社会人,

    将个人的劳动行为及产品变为社会的劳动行为及社会的产品。

    把工业化简单理解为第二产业的扩大与发展是错误的。同样,把第二产业的产值与第一产业的产值简单对比,认为只要第二产业的产值超过第一产业产值多少,或第二产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值中占的百分比是多少就是工业化了的作法也同样是错误的。工业化是相对于个人小生产而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这种社会化是生产资料的的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产品的社会化。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工业化的本质是反私有化的,是反农村的与城市的传统的个体经济的。同时工业化不是城市的专利,只能在城市搞,工业化也应该是农村必须要走的道路。工业化最重要的是上述三个目标必须要实现,否则不能叫工业化。

    由于当代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循环经济科技经济开放经济信息经济的时代,因而中国现在的工业化又不能再走西方已经走过的工业化的老路,仍旧搞以交通运输及相应制造业为引擎的工业化(很可惜的是,在某些专家的引领下,中国仍在大搞特搞这些东西)。中国的现代工业化必须要走面向农村的、节能环保的、产业先进的工业现代化。在实现这种工业化的时候“消灭”当代自耕农,消灭城市与乡村差别,实现农村的城市化,从而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到此,笔者认为当代或第二代自耕农的第二次集体化应该具有以下特质:

    ①新的集体化应该是政企分开的而不是政企合一的组织。这正如工业中的政企分家一样。

    ②新的集体化应该是不排斥个体经济与市场经济而是应该包容和利用个体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且积极参与市场运作的组织。

    ③在新的集体化中,土地和山林应该归集体所有和经营,而矿山及资源应该是国家与集体按比例共有。但有些战略资源应该由国家完全所有。一句话,新的集体化应该明晰国家、集体与个人的产权关系。

    ④新的集体化应该是多种经营并存、专业化生产与相互衔接并存的组织,而不应该是单一从事粮食生产和孤立的自产自销的生产组织。也就是说,新的集体化中,应该有粮食生产的组织、蔬菜生产的组织、家畜饲养的组织、山林及果木生产的组织、以及农产品深加工工厂、及其它产业如旅游业及农家乐、工业企业等组织。家畜化

    ⑤新的集体化应该与工业化结合起来,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在与工业化结合过程中,首先是农业产业的工厂化、圈奍化,及深加工和循环利用,其次是要引进工业企业。在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结合过程中,要按照环保与低碳理念利用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技术工程兴建小区型住宅及其它相应配套设施。因此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三五年而是几十年的事。其大致情况如图所示:

     

     

    这个图在笔者的《谈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中已经介绍过。这里再作若干说明。

    1)图的中心是沼气工程。沼气工程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项技术。沼气技术及秸杆气化技术是现在及将来农村主要的节能环保能源。在三十多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在许多农村推广。因为沼气技术需要大量的牲畜粪便及农作物秸杆,而目前单家独户的状况使得不少农民外出打工,家中再没有人饲养牲畜,导致沼气应用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不少已经放弃。同时,一家一户的沼气池也占据地方,不便于管理。因而沼气技术和秸杆气化技术只能在集体化的条件下才有被大规模运用的机会。沼气技术有三大优点:因利用了牲畜粪便和农作物秸杆而净化了农村卫生环境。沼气本身可用于照明及炊事。沼气渣可用于农作物及果木肥料。

      2)种植工厂化指农作物要进厂房。这是最难的一项工程。其实现在农村已经有蔬菜进大棚栽种的作法。大棚种植的优点一是可以人工制造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度,二是可以抵御自然灾害,三是可以防止病虫害发生,四是可以进行计算机辅助管理。目前大棚多采用塑料覆盖及竹、木支撑,不牢固。大棚栽培实际上是温室栽培的野外化。因此可以把大棚改为永久性的温室。这里农作物工厂化,主要难在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的生产也进入温室。其好处之多这里就不再细说,可见拙作》《谈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缺点是投入成本高,只能逐步实行。

    3)居住村镇前面说了应该是社区式的。因此目前农村广泛的私搭乱建及参差不齐之物原则上应推倒,重新加以规划。另外社区医疗、教育、通讯、交通、生活及娱乐等设施也应该跟进,以便与乡镇的及县市的衔接。

    4)此图是最基本的图,有些工厂没有加上去,可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补充。这里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思路模式。

    ⑥新的集体化可以而且应该引入股份制,借助外村的、城市的资本力量,以及国家的和本村个人的力量,完成上述与工业化、城镇化结合的过程。

    中国农村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已经出现了一批能人及企业,他们或是种植大户、或是养殖大户、或是工业企业家、或是经商大户。这些人已经拥有一批产业及资本。新的集体化不是要利用集体化过程吃这些人的“大户”,而应该允许他们单独存在,或者和他们“联姻”经营,或者允许他们“入股”成为集体化中的一员。当然也不是要让他们通过联姻或入股吃掉集体。

    ⑧新的集体化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和管理干部问题。资金问题笔者在《谈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已经作了分析。这里只谈管理干部问题。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第一次农村集体化实践中,各级干部大部分是不适应或不适合作集体化的带头人的。当然有少数是很好的。但普遍的干部是不适合的。或者说生产可以,但找钱不行,经营不行。为人可能忠厚老实,但处事精明能干不足。因为他们主要是从贫下中农中产生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素养较低,经营和管理水平的科学性和现代性相对较差(单个种田可能还是把好手),本乡本土出来,亲戚的宗族的观念比较浓厚。

    新的集体化过程中的干部,应该打破地域的限制,可以从外面招聘,可以从复员退伍军人中选派,可以从大学生中选派,可以从工厂中甚至学校老师中招聘。

    ⑨新的集体化模式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这一点已经由当前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的若干集体化农村作了生动的证明。

     

    五 结尾的话

     

    自著名的小岗村以包产到户方式宣告农村第一次集体化整体失败以来和当代自耕农诞生以来,中国的农村的改革开放向何处发展,就一直成了人们思考和关心的问题。理论探讨的景象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形容也不为过。但还是农村的自耕农们用自己的探索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作了回答。

    首先是当年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事人之一严宏昌在2008年的就感叹地说道:“分田到户后,一年跨赿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小康关”。(见《三农中国》第十三辑) 当事人的这个话应该是朴实的也是深刻的。其深刻处就在于,积三十年摸索的经验教训,当代自耕农从整体来说是闯不进小康关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新的集体化,也就是第二次集体化。2008年,小岗村在上面派来的干部沈浩的带领下重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并因此改变了三十年来的窘境。

    其次,在第一次集体化过程的失败中坚持下来的若干集体化农村给我们作了生动的回答。这里有著名的中国第一村华西村,也有后来居上的大寨村。在它们中间还有几千个的集体化搞得好的农村。限于篇幅,这里笔者不想分析比较这些成功的农村与那些失败了的集体化农村的区别。当然,我们应该分析和总结这些区别。

    不论是第一次集体化过程中坚持下来的那些几千个农村也好,也不论是第二次集体化过程里带头勇于探索的小岗村也好,总而言之,这些搞得比较成功的集体化农村给还在探索的广大当代自耕农指明了方向和出路,也给我们的若干年来的理论探索与争论作出了结论。

    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那种在失败了的地方爬起来再继续干的勇气!

    我们还需要那种勇于在别人没有走过的荒原上进行新的探索的胆识!

    走中国自己特色的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任凭别人说三道四去吧!

     

     

     

     

    参考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卷、第四卷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刘少奇选集》下卷

    王双梅《解读刘少奇的“资本主义道路”》(文史参考)(见人民网 文史频道)

    《陈诚回忆录》

    刘源《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新民主主义?》

    贺雪峰 《地權的邏輯: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何處去》

    倪金节 《被遗弃的中国农村》(上海证券报 2011年6月2

    周励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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