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阶段(1986—1999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全面发展起来。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次会议大致上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地组织和推动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由于社会史研究刚刚起步,会议的规模不大,讨论内容集中在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上。1988年10月,由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社科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社联等11家 单位联合发起,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是一次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并对社会史研究起到有力推动作用的会议。会议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社会史研 究的理论观点和课题,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史的学科对象,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状况、价值观念及其对社会文化、政治的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近代中国的人口、城 市结构与管理方式、商人及其社团、秘密会党、社会风俗等问题。出席会议的专家有120人,包括来自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哲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学、档案学、民族学、博物馆学等各学科的学者,从而较强地体现了当代人文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此后,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1990年在成都、1992年在沈阳、1994年在西安、1996年在重庆、1998年在苏州不间断地召开每两年一届的全国性社会史研讨活动。1993年6月,南京大学还举办过一届专题性的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国际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所先后组织了一批社会史研究课题或建立了研究室,不少高校开设了社会史课程。1986年至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1989年起浙江人民出版社与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教授等人合作,前后历时7年,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20种。据粗略统汁,仅1986年至1994年间,各出版机构出版的中国社会史图书就有120多种,同期发表论文700多篇,其中中国近代社会史240篇。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呈现更加强劲的势头,每年均有数百篇论文发表。1992年,乔志强等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出版。1995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逐步推出“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已出版的有乞丐史、典当史、赌博史、奴婢史、小妾史、流氓史、缠足史、优伶史、风水史等10种。199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两年内已出8种。似乎可以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已经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史学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和主体意识的加强。1978年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文革”结束后对长期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第一轮反思。由它所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使1978至1982年的四年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准备阶段,也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走向精神自主的契机。这正是近代史研究获得科学价值不可缺少的前提。过去在“左”倾 教条主义的思想专制下,人们凡事都要先考虑政治立场问题,然后根据政治立场来决定采取何种态度。这种思想方法注入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扼杀了人们的创造能 力,迫使他们或者按照某种经典的政治结论来描述历史;或者时刻窥测风向,随时准备跟风倒;或者不断告诫自己要绕开禁区以免犯错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 精神潜能的释放,使史学工作者增添了追求真理的勇气,这是当代学术拥有活力的重要条件。
第二,历史学的深刻危机和变革需求。对于历史学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人们普遍感到危机的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又在历史学各个领域中最令人深切地感受到它的价值动摇,因为近代史的叙事体系基本上是按照20世纪40年代的某些政治论述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个领域早在战争年代就与政治建立了过于密切的关系(例如对农民战争的重视、对曾国藩的评价等等),因为这个领域内在新中国建国后发生过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的全面的是非混淆(例如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所谓路线斗争神话等等)。这一切,使人们对长期以来以政治或直接以阶级斗争覆盖一切的中国近代史的本来面貌和学术功用发生根本的怀疑。近代史研究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风格、新的视野、新的面貌、新的结论去获得人们的认同和信任。
第三,中外学术交流和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种西方学术思想和史学成果被介绍进来。就社会史而言,年鉴学派史学理论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年鉴学派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张芝联于l978年在《法国史通讯》第1期发表《法国年鉴学派简介》。1979年至1986年间,《世界史研究动态》、《法国史通讯》、《国外社会科学》、《世界历史译丛》、《历史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一批我国学者或日本、法国、苏联、美国等国学者介绍年鉴学派和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史学成就的文章。1988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教授组织翻译出版了《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收集了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勒高夫以及英、美社会史专家的17篇论文。这表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注意到与国际学术接轨。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念、方法,对中国学者是一种很好的参考。
第四,有关方面的共同推动。20世纪80年 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还与各方面的重视和协力推动有关。在有关高校中,无论它们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都尽可能地把 社会史研究列为专业特色,给予种种扶持。由于社会史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等诸学科,还涉及到社会学、民俗 学、民族学、文化学、哲学、人口学、档案学等各个学科,因此,自1986年以来两年一届的社会史年 会人气很旺,活跃非凡。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各大学术刊物和出版界多年来对社会史一直保持浓厚兴趣。《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先后发表过多篇社会 史年会述评和专栏文章,许多出版社不仅十分重视出版社会史丛书或单本著作,而且积极参与发起社会史年会,对此类活动直接给予经济资助。1998年在苏州召开的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与杂志社、高校、博物馆、出版社22家发起。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的势头,当然,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秘密社会。这个领域是建国后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基础上拓展起来的。1987年,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会党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完整地揭示了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中叶近200年 间会党演变的历史过程,在哥老会、斋教等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作者对会党和中国民主革命关系问题的探索,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开辟了新 领域。次年,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出版,该书对天地会起源问题作了有力的论证,并对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各支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叙述。1993年,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揭示了近代帮会与秘密宗教、民间武术、游民的关系,它们在历次社会反抗运动和民族危难中的表现以及国共两党对它们的政策。中国秘密社会通常分为会党与教门两大门类(也有的分为会、帮、教三类),20世纪90年代起对教门的研究趋向繁荣。199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再版了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次年李的助手濮文起所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出版。该书对元明清以来白莲教、明代8种教门支派、清代19种教门支派以及白莲教的经卷、教义、社会成分与组织形式等问题作了大致的叙述。1992年,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1999年,徐小跃出版《罗教、佛教、禅学》(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对罗教经卷《五部六册》作了开创性专题剖析,对罗教与佛教在教义方面的联系,分析比较独到。此外,苏智良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提出了从租界社会华洋杂处、多轨异质的特点方面来认识上海黑社会成因的看法,比较有启发性。黄建远的《清、红、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对近代青红帮与西方黑手党进行对比研究,也很有新意。刘才赋的《通天教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叙述了流氓大亨杜月笙的一生。
第二,婚姻家庭与社会风俗。任寅虎认为家庭属于经济基础,婚姻与家庭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生产、消费和生活单位,其基础决定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19]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大致叙述了中国近代风俗的演变。他的《中国鼓文化研究》是一种十分有意思的文化子元素研究。不少学者对戊戌维新运动对近代风俗的进步作用持肯定态度。[20]王奇生分析了民国时期的离婚现象。指出了它对民国社会风气、婚姻状况和妇女运动的影响。[21]邵雍研究了民国时期女性土匪首领的婚姻问题,认为她们私生活放纵,人格低下,精神扭曲,但与男性的关系仍不平等,是一种病态的婚姻形式。[22]朱小田认为近代江南妇女职业的变动与家庭棉纺业的没落有关,这个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上海近郊开始。[23]苏智良多年从事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问题调查,确认上海杨家宅娱乐所是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慰安所,中国慰安妇达20万人以上,[24]对这一特定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三,人口与人.流动。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人口的数量、人口分布迁移、人口结构三方面人手勾勒了近代中国的人口状况。行龙分析了近代人口中儿童所占的比例,揭示了近代依然盛行的溺婴现象。[25]王笛认为四川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出现于晚清。【26 】陈克对天津人口的分析大致与此相同。【27】池子华的《近代中国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分 析了流民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双重效应,即抛弃土地无序流动的负面效应和推动城市化近代化的正面效应。李良玉提出了近代人口城市化的分析模式,即从流动性质 上看有知识性流动、雇佣性流动和寄生性流动,从流动起因上看则有交际型流动、灾变型流动、非农型流动和出口型流动四种类型。[26]这对研究人口流动问题有一定参考意义。
第四,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何时,这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前提问题。姜义华、李喜所、李良玉等人认为萌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催生于洋务运动,甲午至本世纪初大致形成独立群体。[28]李 良玉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意识是长期社会生活积淀的结果,其基本特征是经学意识、功名意识和封建纲常意识,而代表早期近代知识分子意识的主要标志是资 本主义民主意识的形成和传统纲常意识的淡化。当然,近代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从总体上看,它具有缺乏理论思维的必要准备、传统经 学意识经常回潮和政治实践中的异化三个特点。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数量不足、受市场经济哺育不够的原因造成的。李长莉认为,19世纪60年代后,知识分子开始向科举制度外寻求出路,这导致了他们的趋利之风的养成,对于促进近代思想解放有利。IDI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l995年版),是研究清未知识分子社团史的较好著作。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l990年版)一书,结合近代知识分子社会构成和群体意识的分析,研究近代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走向的关系,富有新意。高瑞泉等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透过中西文化冲突并在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阐述了近代思潮。吴雁南等长期从事思潮研究,前有《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后有4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规模最大的作品。
第五,商人与商人社团。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l991年版)、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 是研究商人问题的重要著作。它们已经涉及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近代商人及其社团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二,原有中国宗族组织在近代商人促进商品流 通、构建市场网络方面的作用问题。由这两点出发,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和近代化形式问题将有可能出现极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第六,近代绅士和其他社会问题。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研究绅士问题的专著。前者界定了这一社会集团,并描述了它的历史命运;后者对绅士阶层与日本士族进行比较,指出了绅士集团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再社会化的过程。至于社会问题方面。蔡少卿等人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至今仍然是国内研究民国土匪问题的重要著作。蒋跃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是研究近代毒品问题方面的作品。
三、拓展阶段(2000—2009年)
2000—2009年的10年,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不断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在中国社会史学会、《历史研究》杂志社、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各高等院校、出版机构、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通力合作下,每两年一度的全国性的社会史学术年会坚持不断地召开。2000年在武汉市、黄石市举行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2002年在上海举办了“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研讨会”,2004年在厦门举行了“仪式、习俗与社会变迁研讨会”,2006年在黄山举行了“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研讨会”,2008年在珠海举行了“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国际研讨会”等。除了这些大型讨论会之外,还有许多相关学术单位单独举行或者少数学术单位联合举行的研讨会、座谈会或学术沙龙。比如,2003年“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地点:山西大学)、2003年“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地点:北京大学),2004年“1920年代的中国研讨会”(地点:银川),2005年“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地点:成都),2005年“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国际研讨会”(地点:青岛),2005年“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学术研讨会”(地点:西安),2007年“晚清以来的经济与社会”(地点:乌鲁木齐),2007年“经济一社会史专题研讨会”(地点:天津),2008年“汉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杭州)等,这些会议为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积累,这个阶段的社会史研究,更多地带有国际化色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就非常重视及时介绍和引进国外学术信息与成果,除了零星翻译之外,先后有多家出版机构组织过相关丛书。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国城市出版社的“西方思想经典文库”,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国家清史工程.编译丛刊”等,其中有的无论在出版界还是在学术界已经拥有极大品牌价值。就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领域而言,《万历15年》、《停滞的帝国》、《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叫魂》(上海三联书店);《文化权力与国家》、《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与生活水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多卷本的“剑桥中国通史”(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两种译本)等,都曾经对中国读者和学者产生相当深刻的学术影响。另外,19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邀请境外学者参加,开展平等的讨论切磋已经习以为常。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80年 代后期以来,随着教育的开放,留学政策的恢复,大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其中不少入学成之后或者留在所在国家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或者回到国内高等院校 和研究机构工作。国内高校也经常地大批地有教师出国做短期进修、访学或合作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相当程度上受到国外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影响。这对于中国近 代社会史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显然是有利的。
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还是一个大力充实扩张的时期。国家先后实行了高校扩大招生规模、“若干所”重点投资工程、“211”建 设工程等发展策略。由于高校经费注入的大幅度增加,科研条件改善,使得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师有可能积极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著作,集中力量,形成一定专业 特色。因此,有些高校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之上,开始发挥一定的规模效益。北京、天津、太原、广州、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学者,出现了相当活跃的态势。南开 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经过10多年的建设,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特别是宗族、家庭、明清经济社会、华北区域社会等方面具有特色。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建10多 年来,在山西区域社会史、华北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研究方面着力较多,注意开展方志、档案、家谱、笔记、日记、民间戏曲、碑刻等民间资料的收集和积累。 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的部分学者,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潮汕地区、闽南地区的相关研究。继承和发扬了华南地区学者经济社会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具 有一定影响力。南京大学历史系社会史方向毕业的一批年轻学者和在读博士,在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中国当代农村经济社会和当代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有一定特色。
2000年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队伍已经形成。其实这也很自然,除了一些资深学者之外,这个领域中有一些学者,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开展起来的时候,还处于中青年阶段。他们年富力强、意气风发,经过20多年的潜心钻研,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大批年轻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充实到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队伍。他们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前途不可限量。应该承认,最近10年 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主要地是以这个领域的老中青几代学者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标志的。谭松林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秘密社会》,除总论 外,有清代教门、清代会党、民国会道门、民国帮会四卷属于中国近代史范围,作者包括谭松林、秦宝琦、邵雍、欧阳恩良、潮龙起、陆仲伟、曹新宇、宋军、鲍齐 等人。常建华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邵雍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刘平的《文化与叛乱》、吴善中的《晚清哥老会研究》、赵树好的《教 案与晚清社会》、梁家贵的《抗日战争与山东秘密社会研究》、房列署的《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周建超的《秘密社会与 中国民主革命》、朱小田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王先明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唐力行等人的《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行龙的《走向田野与社会》、《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张静如等的《中国现代社会史》、林济的《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黄州个案研究(明清一1949)》、邓惠君的《青海近代社会史》等,是比较重要的著作。
分 析以上学术著作可以发现,这个阶段的研究,具有人类学方法、区域研究、当代研究和年轻人异军突起四个特色。许多研究者深入低层社会,走村串户,收集民间文 献,充分吸收了人类学的方法。不少研究者把眼光转向区域经济社会,获得了相当丰硕的成就。某些课题直接接触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领域,显示了作者对社会现实 的强烈关怀。除了知名学者以外,一些40岁左右,甚至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初露锋芒。曹锦清等对浙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于建嵘对乡村基层政治生态的研究(《岳村政治》)、贾艳敏对大跃进运动中政治卫星的研究(《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碴砑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陈有静关于城市旅游的研究(《扬州文化与旅游研究》)、吴渊关于乡村基础教育的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办学研究:大别山区宣村小学考察》)、翟洪峰关于城郊农村现代化的研究(《城郊农民的现代化:扬州市何村研究》)钟霞对山东日照东邵疃村经济社会的研究(《集体化与东邵疃村经济社会变迁》)、张惠卿对福建漳州村落秩序的研究(《乡村民众的利益调整与秩序变迁》)、谭松林、彭帮富的《中国秘密社会.当代黑社会组织》、吴东升的《邪教的秘密》等,都程度不同地得到好评。以上作者中,贾艳敏、钟霞、张惠卿、吴渊、翟洪峰都是博士研究生刚毕业或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也许他们的作品还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无论是从肯定其成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爱护年轻人、鼓励其继续努力的角度出发,都应该给予足够的褒奖。四、几个学科理论问题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人们对社会史的有关理论方法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这是社会史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1986年和1988年讨论会上,都有过详细的讨论。后来,也有过一些其他形式的讨论,《光明日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报刊杂志刊发过多篇文章,归纳起来,大致有6种意见:
(1)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认 为社会史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历史。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 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3)认 为社会史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社会,亦即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 社会功能。近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七个方面。
(4)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为中心,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运行机制方面人手,广义的目标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狭义的目标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期普通人的经历,其中,必须对社会的日常生活给予较多的关注。
(5)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史学范式。
(6)认为社会史应当关注社会的宏观文化背景并对其作出价值取舍,以便真实地发掘、认识和再现历史上的人类社会生活。有人甚至提出,社会史研究应当以人为轴心,注意自觉地造就人、准确地把握人、真实地再现人、合理地评价人、强烈地感染人。还有人指出,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所谓注意人,就是注意不同历史背景下处于不同地位、从事不同职业,保持不同传统和风格,坚持不同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追求不同理想的人的日常行为、相互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
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地位。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相联系,人们自然而然地就要思考它与历史学的关系。大致有6种看法:
(1)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反映过去时代的全貌,因此,它应该是通史。
(2)社会史旨在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经历,揭示人类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变迁时期各个方面的面貌。
(3)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因此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
(4)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相并列,构成历史学的“3+1”格局。
(5)它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在历史中有它的专门研究内容,因此,它是历史学的专史,但目标是面向整体史。
(6)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子乙”史学。
关于社会史的科学方法。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尚不充分,从人们已经发表的意见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社会史反映了当代史学变革的时代需要,也为历史学的创新提供了现实机遇,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实现学术方法上的革命,这是一次从外延到内涵,从观念到方法的全面的、创造性的转变。
(2)社会史拥有历史学的根本特性。因此,历史学的某些基本的学术方法永远不会过时,比如重视史料。要大力挖掘系统整理中国社会史资料,将散见于地方史志、文集笔记、轶文野史、戏剧小说、诗词歌赋、民族俚语、家谱族谱、墓志碑文以及社会考察、民俗调查中的资料收集整理出来。
(3)田 野调查在社会史方法中应当大力提倡。在某些社会史课题中,尤其是在小社区研究中,通过实地调查可以增加对社区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联系的了解,增 加对当地宗教、宗族、风俗、基层组织和生活方式的直接感受,收集到在各类图书馆无法看到的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例如族谱、碑刻、书信、账本、契约、民间唱 本、宗教书籍、日记、笔记等等,并且可以听到大量关于族谱、村源、村际关系、区内关系和其他方面的种种故事或传说,从而有助于站在社区传统的本来立场上达 到对它的文化理解。
(4)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一样,社会史必须十分注意消化吸收相关学科的学术方法,比如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宗教学、统计学,甚至数学等等。在途径方面,可以采取各学科联合、课题整合和理论方法融合等办法,来形成多学科的综合优势。
(5)马 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活力,在于它的理论逻辑和它诞生时期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基 础的重视、对阶级问题的重视、对社会形态问题的重视、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整体的辩证的分析方法等等,不仅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自觉遵循并灵活运 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它还受到西方学者包括年鉴学派学者的普遍重视。
(6)应 当注意有机地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中国的历史、国情、社情、民情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西方学术理论的范畴、概念、体系、方法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国情、民情、社 情、历史总结概括出来的。无论作为一种观察社会认识问题的方法,还是作为一种现代学术范式,它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但我们拿来分析本土时应有一些调整,亦即 进行西方学术理论与我们的本土情况之间的对称性校正。
(7)学术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深入研究,用有说服力的作品赢得读者,证明社会史的生命力和对当代学术的贡献。
以上关于社会史理论方法的讨论成果是有意义的,他们代表了学术界的革新意识,体现了作者各自的学术实践和风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状况。我们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应当正确理解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最容易导致误解的是年鉴学派“总体史”、“全面的历史”等 等口号。我们似乎应当更多地从年鉴学派对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的角度去理解它们。布罗代尔说:“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 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 究方法所付的赎金。”[31]勒高夫在回忆《年鉴》杂志创刊的动因时也批判说:“经济几乎被传统历史完全抛在一边。”勒高夫赞扬伏尔泰的史学思想,认为他力图通过人口、贸易、手工作坊和工场、工艺技术、习俗、法律的演变等因素去说明历史的方法造就了全面历史:“这 里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伟人的历史,而且是所有人口的历史;是结构的历史,不只是事 件的历史;是有进化有变革地运动地看历史,不是停滞的图标式的历史;是有分析有说明的历史,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无所不包的历史。”阅因此,所谓“全面的历史”、“整体史”,是指抛弃传统政治史概念,全面关注经济、文化和人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达到对历史的全面的总体性的认识。这更多地应当视为一种史学观念和方法,而不应当理解为某项具体的史学成果——著作或者论文。
第 二,开放人文社会科学是时代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当代史学。历史学处在全面的进步之中,无论通史、断代史抑或各种专史,无不发生着重大的 变革。社会史提出的那些变革主张与历史学各领域所要求的变革,肯定具有相近相似或相通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由于片面学苏联,划分 过细或相当程度上的封闭性,形成了过于强烈的学科意识。现在需要适当淡化这种意识。历史学需要扩大知识面,改良知识结构,融会多学科的知识方法,以达到新 的境界,社会史也不需要对历史学自我封闭。以求得自成系统为目的。当然,它也没有必要在历史学的广阔园地中实行“井田制”,以垄断其中一块乃至几块为荣。
第 三,创造性地实现多学科的综合。应当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科学功能、科学规范和学术方法方面是有差异的。提倡多学科的互相借鉴互相渗透,并非主张 千篇一律地实行拼凑,甚至套用概念、术语就完事。重要的是利用相关学科的范畴、概念和研究路径健全新的解释体系去表达研究对象。就方法论而言,应当因课题 而异;就内容而言,应当有不同特色;就作者而言,应当有不同风格。
鉴 于以上三点理由,我们更加倾向于认为,社会史是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个具有极大学术穿透力并将对历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流派。社会史在历史观念、史学 方法和课题之间应有一致性,这对保持它的历史学的基本特性非常有益。可以给予社会史一个比较宽泛的界定,承认它的研究成果容许知识性描述与范式性描述并 存、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存、总体性研究与部类性研究并存、群体研究与社区研究并存、社会运动研究与社会心智研究并存,等等,以形成一个开放的全方位的学 术场所。这将是一个百花齐放、群芳争艳的史学新园地。
以上理论归纳,大致反映了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讨论情况。最近10年来,这方面的讨论继续开展,不时有文章发表出来。但是,从整体上看来,没有超出以上总结归纳的范围。看起来,社会史研究学术理论的科学建构,最好不要匆忙结论,而要继续等待实践的深入发展。
本文对最近60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作了一个初步的回顾,可能有些方面的介绍并不全面,但仅仅这些已经足以令人欣慰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恢复社会史研究以来,只有短短的20多 年时间,就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而言,不能不承认它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拓宽了领域,带来了新的活力。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这个领域中,基础资料 的建设有待加强,有分量的著作有待更多涌见。除了就某些社会生活面或社会问题进行描述性研究之外,还要更多地提倡通过社会生活条件、方式、精神状态、技术、市场、物价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来立体地观照社会进程。我们预祝学术界的同仁继续解放思想,兢兢业业,瞄准国内外学术前沿,埋头苦干,拿出更多无愧于时代 的学术成果,这是当代学术事业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1999年,笔者曾以《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文,综述新中国建立五十年內的近代社会史研究。本文为简便起见,在上文基础上加写了1999—2009年间的情况,特此说明,并祈鉴谅。)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