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何新的人生经历与政治思想(下)

    八、多次警示经济过热,而被讥讽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哀鸣

    1993--1994年,何新给国务院撰写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长期以来主要依赖于投资推动,有虚幻性。银行以投入新货币方式不断增大信贷发放规模,追加投资,造成了虚假的高速度。另外,西方银行将大量信贷投入到我国经营房地产和基建项目,也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刺激我国泡沫经济、加大我国经济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因此,中国经济短期的繁荣,是有泡沫经济成分的。

     

    当时正是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国经济界弥漫着一派乐观气氛。因此,何新的过热泡沫观点立刻遭到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认为他的这一判断是危言耸听,是代表一种保守主义者的哀鸣

    但事实上,当年国务院领导人确实马上采取了经济紧缩政策,即实施所谓宏观调控,抑制了可能过热的经济形势。

     

    就在经济界仍在争论不热问题的时候,19937月,何新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国家的调控并未达到预期成效,金融危机正在深化为产业即工农业的危机。由于资金衰竭所导致的投资锐减,正在以逆形式的投资乘数效应发生作用,即一个带头部门的投资停顿,导致了一系列相关部门的产业衰退,正在以成倍的级数由近年过度繁荣而后来急剧冷却的建筑部门,向其他产业部门扩展衰退,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产业衰退和经济危机。而发生衰退及不景气的同时,仍将伴随严重的通货膨胀和部分地区的物资供给困难。

     

    19938月,何新把这一报告呈送给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以及中央主管金融工作的领导。而当年年底发生的农产品价格暴涨和接踵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再一次证实了何新的预测。同年,何新另一份《当前经济形势评论》的报告被送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上。在此之前,何新曾致信中央谈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对繁荣背后潜伏的较严峻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由于能源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基本资源价格上涨,已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转换机制的方针一旦不能奏效,有舆论正在大力鼓吹在中国推行叶利钦盖达尔式的休克疗法,其结果会再度引发政治危机和经济社会动荡。在19933月的这份报告中,何新谈了自己对我国当前形势的许多忧虑,指出不能过高估计经济形势的发展,在GDP的表面经济增长率的背后存在着许多虚幻的泡沫成分。

     

    何新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率即GDP的估算方式存在很大问题,有相当的虚假性。由于我国的投资主体是各级政府,有别于西方,其投资目的是为了向国家抢资金、抢项目、抢表面繁荣、抢官员政绩,因此投资者很少考虑投资以后的长期性问题。比如,他们不会考虑库存积压问题,不会顾及成本上涨问题。何新告诫说,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增长愈快,投资愈热,亏损愈重,政府财政困难愈重,经济形势愈危险。目前的高增长中,烧虚火的成分甚大,千万不可轻信。

     

    何新在该报告中还提到,我国的国情有一个危险的方面,这就是农村中的以千万计的剩余劳动人口,正在向城市流动。这一力量一旦政治化,并与城市中的失业者,失意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相结合,必将出现足以震撼社会的大动荡。何新认为,农民的大量流出,是我国农村经济近年市场化进程加速的必然结果,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流动农民中有大量丧失土地和其他生计的赤贫者、无产者。他们正在形成我国社会中的一个新的流氓无产者阶层,近年社会治安及犯罪情况之所以日益严重,即与这一情况有关。由于农业过剩人口的大量流出和流动,而我国现有的资本结构又无力予以全部吸纳,这是导致流民阶级形成的根源,并必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长期重要因素。

     

    何新说:某些人认为中国农民现在已越过温饱线进入小康阶段的提法,根本不符合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农民民生不能只看北京和珠江三角洲,中国大多数农民实际上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全国多数地区仍然是贫困者多。

     

    19944月到8月,何新又写出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第三份报告,继续就过高估计经济增长率等问题提出意见,并告诫政府,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可以说是正面临相当具有经典意义的市场经济危机。然而,由于对形势判断有误,目前仍未把政策目标定位在遏制衰退、拯救产业上,而单纯定位在治理通胀、抑制过热,所谓软着陆的目标上,这必定是难以成功的。

     

    19958月,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关于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一次调研会上,何新出席作了40多分钟的发言,就解决中国农业及粮食问题提出了l0点战略设想。他在谈完自己的设想之后,进一步指出,中国发展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人口众多及自然资源短缺。因此,在总的战略方向上,回复到改革前闭关锁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系是行不通的。这条道路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经济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上升和最终导致政治动变。

     

    何新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设想:1、突破疆界限制,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过剩之农业生产能力,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2、派农民去亚非拉进行农林牧副渔拓殖。总之,农业向外看成为中国未来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也可以成为中国基本的、长期的国策。此战略决策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远期政局的稳定。

    【编按:原书中的上述表述,不够完整准确。请感兴趣的读者查核何新的原文。】

     

    何新强调,自己的设想固然极不成熟,在实施上也存在许多具体困难。但他认为,当今中国所遭遇的许多经济问题,均难以在中国本体的自我经济循环中得到良性解决。必须以一种更远大的历史眼光拓展世界性的经济视野,才能找到解决中国经济当前及未来问题的长远对策。

     

    19973月,也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即将爆发的前夜,何新把一篇关于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的政策研究报告,送报给中央领导。何新认为,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的趋势。何新断言:金融问题是经济的根本问题。中国未来可能面临深刻的金融危机。接着,何新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了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他说: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并非所有制及产权改革问题,也不是要不要让国企破产和股份化的问题,而是必须以一切政策全面促进和提高社会就业,舒缓庞大的过剩人口压力,刺激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恢复增长的势头,以遏制衰退,恢复繁荣。其次,是在保证国家主权、政治独立、经济繁荣的前提下,促进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贸易体系的进程。因为只有寻求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而不是抑制就业、抑制生产力发展,才是解决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方针。

     

    九、多次建言直达最高层

    200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何新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江泽民时代》的文章,在国内外再次引起强烈反响。

     

    何新当时写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海内外的一些舆论有感而发的。何新认为,以江李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代。他说,江泽民时代有三点成就是有目共睹:第一,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稳住了政治大局;第二,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苏联式休克化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崩溃;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纭。第三代领导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这13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今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正如前面所言,何新与中央高层的关系的确错综复杂。他直接接触到的除王震、陈云等外,还有江泽民。

    何新一次与采访者谈话曾回忆他与江泽民的一次见面时颇为动容。大约是1991年初,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约请一小批知识分子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何新也在被邀之列。当时,低调的何新在一个靠墙边很不显眼的位置坐下。会议开始后,江泽民拿着与会者的名单,逐个点名识人。当念到何新的时候,何新礼貌地站起致意,江泽民打量了何新一会儿,然后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何新和江泽民相视一笑,算是认识了。

     

    会间休息,何新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碰到江泽民从对面走过来。江泽民对何新微笑,似乎有意伸出手和何新打招呼的样子,但由于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何新显得紧张而不知所措,竟失礼地一个侧身绕到柱子后面避过去了。后来,何新说他这次会给江泽民留下了一个狂傲怪僻的印象。这是何新与江泽民的唯一一次见面。此后虽然江泽民再也没有直接约见何新谈过话,但在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何新仍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江泽民的办公室。而在这些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当时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的不同看法。

     

    熟悉中国知识理论界内幕的人都知道,何新的思想和做派在知识分子中是充满争议的。但作风干练的江泽民对何新这类知识分子却是爱护有加。有一个例子是一位贴近高层的工作人员透露给何新的。有一次,江泽民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会上,一些人发言时抨击何新。江泽民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都沉默了。

     

    何新之所以给江泽民留下深刻印象,除了何新在政经理论上的丰硕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件事是中南海高层都记忆犹新的。那是19906月,何新应邀到北京大学对90届毕业生发表演讲,那些经历过政治风波的北大学生们对那种说教式的毕业教育有些反感,所以,当何新一出现在现场,嘘声一片,有拍桌椅的,有跺地板的,也有鼓倒掌的,甚至有的学生大喊让他滚蛋。可是何新镇定自若,在一片嘈杂声中开始了他的演说。可想不到的是,几分钟后会场就安静了下来,学生们都被何新动情的演说吸引住了。当何新讲完的时候,会场爆发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学生们被感动了。

     

    何新的演讲一开始便从学生心中的天堂”——美国说起。他告诉学生们,他是通过研究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的相关书籍,洞察了解了美国对世界和对中国真实战略意图的。他说: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竞赛方略》中所说的: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何新断言,在美国人全球战略目标下,美国自诩的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热心,只能是作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和策略,目的是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接着何新谈起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他说,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所谓大一统是落后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因为,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着在东亚出现了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联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联已不再必要。”

     

     

    何新警告说: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何新的警告与球籍讨论中所忧虑的所谓落后挨打不同,他讲的危险更直接,即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和改变落后面貌努力的遏制。他驳斥方励之的观点。方励之以跨国公司、资本都己世界化为依据,认为爱国主义是狭隘的、过时的。何新尖锐地指出;资本无祖国,利益没有祖国吗?……投资哪儿都可以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请问在座的学生也许美国很好,那里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这样的问题。在他们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上学的4年时间里,也即一个青年真正长知识、长见识的最为重要的4年里,却没有人向他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何新忧虑地提醒青年人,在西方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和歧视,是始终存在的,而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奋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如果中国人不想自杀,真的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中国人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何新在高度敏感时刻以个人魅力和才华征服北大学生的故事,在知识界和中央高层中流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基于此,何新的言说尽管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但中央高层对他是宽容的。何新曾坦陈:无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

     

    十、你可以不赞同他,但不能不重视他

    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没有人像何新那样饱受争议和充满传奇色彩。经过1990年《人民日报》矢吹晋谈话风波,何新成了很多人射击的靶子,遭到妖魔化。此后他的学术道路也是风雨不断,腹背受敌。何新自己曾坦言,自己的前半生经历了般知识分子所很难遭逢的各种风风雨雨。他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一些神话,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民主自由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哈哈!)

     

    给关注何新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果你上Goode搜索何新的名字,首页跳出来的一个标题就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就是海外一位著名的民运写手任不寐。据称,这个谣言标题居然多年被挂顶。何新就此曾自嘲说:我想我如果明天猝死,会有一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很高兴。他们会说:这捣乱的该死的混蛋家伙总算死了!所以,我下决心还不能死,还要气气他们!”

     

    何新饱受非议的另一原因,可能与他被认为是中国新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和知识界新左派的始作俑者有关。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别的概念其实都是从西方借来的。1959年,美国学者威廉·威廉斯出版《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标志西方新左派的诞生。在中国知识界,所谓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的学术派别,它实际上是从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分化而来。

    【编按:何新本人从不承认自己是什么新左。他说自己只是爱国主义者,爱民主义者,左右不分的忽左忽右主义者。是一个被左右派都不待见的蝙蝠。】

     

    所谓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区别,一般认为老左派主要是党内保守派,新左派则是青年知识分子;老左派用的是传统马列主义语言,新左派则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语言。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于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两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新左派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中心,更倾向于自由主义。

     

    在中国现实政治中,不管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总体上都是在体制内缺乏话语权的边缘流派,但在中国社会发出的声音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中央高层对这些声音也是重视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新左派行列中,何新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观察家在比较和研究了中国近10年的理论文献后发现,若干年来,许多富有影响的学者提出了关于计划经济、国有制、民主政治、前30年成就及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等方面的崭新观点,大部分都是数年前甚至10年前何新著作中若干观点的翻版。

     

    比如,《第三只眼看中国》书中所指出的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为一场没有首领没有目标的死亡运动”(《第三只眼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3月版)。而早在1988年,何新就曾在他的《中国政治的组织模式与流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失去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为流民,这是历代中国社会最不安定、最具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似乎最不算数的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是最算数的一种可怕政治力量某些政策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都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加速释放出这个力量,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犯罪的主要策源地(《当代中国文化备忘录》一文,1988年发表于多家报刊。收入何新著《危机与反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3月版)

     

    《第三只眼看中国》一书中还写道:人民公社式保甲制度弊端多多,已经遭到个别民主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这种制度毕竟对近8亿中国农民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对于这样一个人群——规模巨大而松散,处于贫困、不平和急于发财的心态,教育不足的中国农民群体,一旦失去有效地管理,将是社会的巨大隐患。而几年前何新也写道:从经济的观点看,公社无疑是一种低效率的农业组织形式。但从政治稳定的观点看,确实是把农民固着于土地,限制农村游离、分化和发展出巨大流民力量的有效组织形式。’(同上,并见《危机与反思》,第178)

     

    知名三农专家温铁军在《百年中国,一波三折》一文中写道新中国通过建设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短时间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市场交换及其相应的制度改变,因此,这两个阶段都是经济规律使然。”(见《读书》杂志,2001年第3期第4)


    而早在1992年,何新在《论中国的新工业革命》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逐步向市场体制改革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见何新著《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9月版)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何新所首先倡导的一些基本观念至当今已汇为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受到各方关注。学人知原这样评价何新:以学术影响社会而言,何新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开创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从此打碎了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20世纪末、21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的肇始者也是何新。就这方面而言,何新的作用是如今中国学者无人能比的。知原在《新思想将产生于学院还是民间?》一文中这样认为:如果未来的中国会产生新思想、新思想家,那么将主要产生于民间新左派。如果未来的中国从民间新左派中孕育分化出了新思想、新思想家,那么作为新左派的肇始者何新的作用和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了。

     

    正是由于何新的启蒙所造成的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局面,为这些新思想、新思想家的产生和被社会所接受铺平了道路。

    是的,关于何新------你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不能不重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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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何新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都已经结集出版,包括:

    1、《新战略论》(三卷:政治、经济、国际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

    2、《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华龄出版社

    3、《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17卷珍藏版),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4、《何新:我的哲学思考:逻辑与方法》,时事出版社

    5、《思考》(二卷:1/哲学,2/新国家主义经济观),时事出版社

    6、论政治国家主义,时事出版社

    7、历史学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

    对何新生平及思想学术的研究和评述已经出版者也有多种:

    1、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中国高层智囊(陕西师大出版社2001),

    3、中国高层文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致中南海密札/為中國聲辯》
    香港 明鏡出版 |

    简介书评:我曾經反抗一個時代富於激情,文化人格和政治人格的複雜集合體,沒有誰像何新這樣熱鬧的孤獨者,他受到的圍攻和追捧都讓人吃驚。光為了看看這場思想理論界的「熱鬧」,也該讀讀這本書。

    书名拼音:Zhongnanhai Mizha

    作者:何新 (He Xin)

    页数:558
    出版社:明鏡
    出版时间:1997.2
    书号ISBN1-896745-20-2
    定价:US$24.00 (包含邮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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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附录】

     

    1、贊成民主緩進的中國知識分子

    作者:《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一位獨立於知識分子圈外,受到死亡恐嚇、卻為政府領導所喜的專欄作家非他,即支持現政府政策的知識分子中最著名的何新。當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對政府還內心激憤,何新卻公開表示贊成。對西方那些認為中國的八旬元老領導必將被激進自由派所取代的人來說,這位擁有眾多讀者的何新簡直是不可思議。

    在最近的接受訪問中,他的語氣就像鄧小平,「美國人很重視個人自由。可是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幅員雖廣,但可耕地極缺。假如我國沒有一個強權政府,而有美國的個人自由,那定會天下大亂。」

    童年時是紅衛兵

    他個子結實,平頭,頭髮開始發白,直到去年強硬派得勢前,他的聲音是孤寂的。他沒有大學學位,因適逢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時代,大學都關了門,但他已出了十幾本書,論題廣泛。在他的書籍論文中,狂烈抨擊迅速的經濟自由化、文學的現代化趨勢,以及知識分子的將中國各種問題歸咎於傳統文化的傾向。

    何新有一篇長文在久經內部爭議後於一年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他揮動著那張報紙笑說:「當趙紫陽看到這篇文章時,很不高興。」但使何新顯得截然與眾不同的,還是終於使得趙紫陽辭去黨總書記職務的學生民主運動。

    澳大利亞《中國時事雜誌》(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刊載了何新的一份秘件備忘錄,那是學生發動了盛大遊行示威後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寫給政府領導的,驚人地建議將民主運動視為嚴重威脅。

    有數十年動亂之憂

    備忘錄中說:「中國今後數十年的內戰、軍事政變和群眾造反,已遠非不可想像。」不過,備忘錄也警告不可採取過激的鎮壓路線,以免與群眾對立和製造抗爭烈士。反之,何新建議領導要處置有關貪污的指控,和採取恢復人民信任的其他步驟。而他認為至關緊要的是,政府要避免使用暴力,「歷史證明:凡因政治鎮壓致死的,無不終於成為英雄和烈士。」他的論點未被接納,但他今日并不責怪終於使用暴力。他說,在他提出備忘錄後,情況惡化,而他理解領導為什麼要決定動用武力。

    流血是「一大憾事」何說:「流血是一大憾事,但情況日益惡化,如不動用武力,可能會失控,而後果會不堪想像。」何新給領導的秘密建議,在知識分子間流傳開來,更強化了他「叛徒」的名聲,因為他雖然籲請節制,但終於反對民主運動,而他的備忘錄甚至還點了幾位知識分子的名,說他們是動亂的煽動者。

    在七月間他上電視表示對政府的堅決支持,以及在報上發表幾篇類似論文之後,何新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四千封信,贊譽與譴責兼有。何新所起的作用,在西方找不到可直接比擬的,因為他名義上不過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名研究員。但學者在中國文明中受到普遍尊敬,而他們對於政府法統可起到載舟覆舟的功用。

    對共產黨有信心

    在平定之後,大多數知識分子內心不滿,對政府來說,亟需有較年輕的、特別是學者來對這次鎮壓給予肯定。何新理論的要點是:民主雖是寶貴的目標,但需要數十年或數百年才能培養出可發揚民主的教育和文化基礎。他說:「我們全都希望最終有個自由環境,但如果想一夕之間達成,則得到的可能只是混亂和災難。」

    他說,他有信心共產主義會在中國堅持住,也不會再有像去年那樣規模的群眾動亂。

    一位經濟學家說,何新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領導者正難找到一位像他這般年齡的人,同意他們的作法」。

    何新承認他接到許多死亡威脅,但他說,他以前在文革時也面臨過死亡,如今不會在意。

    何新雖熱心地參加文化大革命,但在一九七0年被打成反革命,挨過打,是鬥爭對象。他被上過手銬作為一種酷刑,至今手腕上留下傷痕。然而,這種經驗產生的對動亂的恐懼,顯然更甚於對鎮壓的恐懼。今天,許多與何新的論點相反的知識分子,因反革命而被下獄,而他安然。他表示,如果他們只是表示錯誤的看法,他們不會被捕,但若是民運的幕後組織者,就理應受懲罰。他談到那些被貶抑的人說:「他們會使我國墮入苦難的深淵。如果學生運動不被控制住,中國會有好幾十年的大亂。」

    (譯自《紐約時報》一九九0年三月二十日,望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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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國世界帝國的挑戰者

    作者:伊藤正(日本共同社駐北京分局長)

     

    坎坷的經歷

    何新先生的認識是非常偶然的。七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一位朋友。這位朋友恰好當晚邀何新先生吃飯,朋友說他是一位「有趣的學人」,建議我不妨同行。其實,我早就想一有機會就見一見他。因為在歐美記者筆下,他被稱作「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保守派的戰略論者」。自然,誰也不會錯過與這樣一個人物見面

    何的正式身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相當於大學教授)。可是從他的外表,人們也許更樂於把他看做一個幹粗活的體力勞動者。很難相信他已經出版過十多本著作,涉及非常廣泛的領域,是近年中國論壇中馳名的知識分子。

    何新先生騎著自行車來到位於繁華工商區的一家廣東飯店。他身著T恤衫,頭戴工人帽,平頭短髮,頭髮微白。他身高一米七五,體格健壯,胳膊很粗。後來我見過他頭戴摩托盔,駕駛摩托車,那倒是更適合於他的一種形象。這種粗獷形象,與我將述及的他的奇特個人經歷和政治立場是有關係的。

    在目前思想尚未解凍,禁止與外國記者自由接觸的情況下,令我暗中感興趣的,是他對我這個作為不速之客而突然出現於宴席上的外國記者,將作何反應呢?雖然作為非正式的客人我有點不安。可是當朋友把我介紹給他後,他卻表現得十分坦然。握手寒暄之後,他就毫無拘束地大聲談笑起來,話題是多方面的。由此看來,那些關於他的某些背景傳聞,也許不無根據。

    他說,他愿意見到日本人。他對日本特別感興趣,很想了解日本知識分子對他的政治見解,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他拿出一篇他用電腦寫的論文讓我看。這篇論文的觀點,與本刊上一期曾介紹過他的關於民主和國際戰略的理論有關。他的觀點已經引起讀者們的關注。在《朝日周刊》上,船橋洋一先生以《面臨危險的日中合作論》為題,引用了中日兩國泛起的把美國視為中、日共同假想敵的理論。船橋先生曾是駐北京的特派員。在八十年代中期是常駐華盛頓記者,是我的老朋友。船橋先生對何新先生觀點的看法在此不必多說了。

    我個人認為何可能過高估計了美國人傲慢性的一面,有忽視日美關係的現狀和未來,以及某種大亞洲主義的傾向。當我坦率地向他談了我的這一印象時,先生卻僅僅問了一句:真的是太極端了嗎?他對自己的看法,具有很強的自信。如本刊上一期所說,中共黨內可能不乏支持他的觀點的人。這一點似乎也被正在由重視美歐,轉向重視亞洲的中國外交動向所證實。而何新先生為什麼會持有現在這樣的看法呢?這與他對天安門事件和中國經濟政治情況的理解有關,而且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作為實際的問題,去年天安門的震動幾乎危及中國的國家統一。此後的一年多以來,中國內外政策的一切方面仍反映出其餘波的影響,何的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

    何新先生在中國學術界被看作一個異端分子。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多數高級研究員不一樣,他沒有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然而在這十年來,他發表出版的論文和著作數量之多、題材之廣無人可及,內容涉及中國歷史、神話、文學、美術、黑格爾和馬克思、經濟、政治、以及從古代到現代的中國思想。

    這兩年來,他特別表現出對現實政治經濟問題的強烈關注,不斷作出驚人的分析。他的這種分析,引起了黨內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共同注意,同時也招致了反對者的激烈批判,并因此而更加被正統派的學者視作異端。我所認識的一位學者就曾皺著眉頭對我說:他是個混蛋,最好注意一點。

    何新先生曾是紅衛兵。「文革」期間的一九六八年高中(形式上的)畢業後,被下放到中國北部邊疆黑龍江的北大荒生產建設兵團。在一九七八年返回北京之前,他經歷過嚴厲的體力勞動鍛煉和迫害。迫害,是他在一九七0年因反對林彪而被打成反革命,被拷打,他手腕上現在仍留有當年造成的傷痕。回到北京後,他當過專業大學的代課教員。一九八0年進入社會科學院,「幹雜活」(他本人這樣說)。但這期間他發表了大量有關歷史和美術的論文(他也是一位畫家。他的一幅近作,最近曾在北京的琉璃廠文化街出售,被荷蘭駐華大使楊樂蘭先生購去收藏)。他的才華被歷史學家黎澍(已故,曾任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所發現,於是在次年(一九八一)聘

     

    任他為助手,終於打開了他通往學者之路的大門。在那以後,何表現出了驚人的理論才能,并因而連續獲得晉升。一九八四年他成為助理研究員,一九八七年成為副研究員。在這期間他還主編過刊物、叢書,發動過引人注目的爭論。

     

    敢於提出尖銳問題的學者

    他的理論特色,是高度貼近現實,注重進行務實、實證性的研究。例如在他的神話著作中,以各種古代文獻和傳說為背景,使用了大量文物考古的圖片資料,追蹤神話傳說的真相和來龍去脈。

    他對現實經濟政治問題的研究,也採取堅決面對現實,摒棄一切空想幻想的方法,力圖探求在實效上能為中國和中國人帶來最大實際利益的政策。

    把何新簡單地看作傳統意義的保守派,或服務於某一特定政治派別的策士是錯誤的。他由於在去年的民主化運動初期直接向黨中央提交意見書,而受到人們的注意。這個寫於四月二十八日的意見書,包含了批評、建議的內容。他在其中分析了二十七日學生遊行的背景,指出政治改革的延緩、腐化和通貨膨脹等造成人民的不滿。他認為如無視這種社會背景,把示威遊行像過去那樣打成反革命,只能惡化事態。他提出了十項對策,要求改善黨的形象,反對動用武力鎮壓。但在批評學生運動是動亂這一點上,他與無視現實變化、鼓吹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傳統保守派是一致的。

    何新先生與鄧小平先生同樣地強調中國的特殊國情。結果他被稱作新保守主義的旗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此之前,他在香港雜誌《明報月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號上曾警告,改革可能失敗,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將重演(驚人的預言),中國有面臨分裂的可能。除此之外,他還在該雜誌一九八九年四月號上,指出中國民運幕後存在國際動向。

    有人注意到,這與鄧小平先生後來關於「國際大氣候」的論斷存在聯繫。所謂「國際大氣候」,具體來說是指美國的民主、人權等價值觀念的流入和強行推進。正是它成了醞釀天安門震動的主要原因。加之,中國在蘇聯東歐劇變的背景下,也出現了以西方價值觀念為武器的和平演變戰略,因而提出:要警戒西方的政治滲透。

    在逆境中的愛國鬥士

    何新先生今春(六月間)曾應邀到北京大學出席了與學生的對話集會。北京大學是中國大學生運動的主要策源地,自一九一九年以來一直站在學運的前列。在先生去之前,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先生也曾來到這所大學與學生們對話,這是黨對學生採取懷柔政策的步驟之一。這位先生在文革時期,曾是著名左派領導人紀登奎(已故政治局委員)的秘書,是一位仕途順利的正統理論家,袁與何都因反對學潮在大學生中聲譽不佳。

    但據目擊者說,當袁木先生講話時,他幾乎無法應付學生們尖銳的提問和奚落聲。而何新先生的情況是,儘管他的理論在實質上與保守派也沒有大的差異,因之在最初半小時內,他也遭受到猛烈的奚落和怒吼。但當他的演講結束時,會場上卻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我認為這不僅是由於他那富有感染力的風格,尖銳、機敏、幽默的辯才,那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的主張中確有一種能從僵硬的教條中解放出來,講究現實性和實證,從而能夠征服青年人的東西。對於把吃飯的方法(筷子)和語言傳授給日本人,懷有文明優越感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對日本近年的繁榮,常常表現出複雜的感情。不僅是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以及閣員的談話,都成為刺激感情的因素。在中國老一代人中,難以忘記日本曾侵略中國,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抱有強烈的警覺心。在中國領導層中,以鄧小平先生為首,親日派是絕不會多的。但何新先生在這一點上卻與老一代有所不同。他試圖客觀地評價日本和中日關係,主張從中國的現實情況出發重視與日本合作。

    他是一位熾熱的愛國者,一向堅持自由獨立的立場。關於他可能被中南海重用的謠傳不斷。這也許有道理。因為在今日中國,他是能填補和溝通時代裂縫的理論家之一。

    (摘譯於日本《Foresight》﹝遠見﹞雜誌,一九九0年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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