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探讨这一个大问题,原因有许多个。以下这几点要特别提到:
第一,近若干年来的春节前后,因大批农民工返乡过年总要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春运大潮。这种春运大潮自出现以来逐年愈演愈烈。2010年的春运大潮中,各种交通工具运送的旅客达十二亿以人次以上。(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数据则是25亿人次:“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挪动了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这还不包括自己驾车与乘摩托车回家的。这种春运大潮使得中国的各种交通工具在短时间里负荷骤然陡增,大有不堪重负之势。此外,从中央到各级政府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作安全上的、畅通上的保证。这其中的成本是无法计算的。当然大潮所至,还有其它作用。有人说,春运是中国独特的一道风景线,亮不亮丽呢,没有人敢说。我只是在心中苦笑。我相信,在旅途中奔波着的农民工们也未必都是高兴的心情。因为辛辛苦苦打工挣的本来就不多的钱没有用在刀刃上啊。我要说,春运是大多数人的一种无奈选择,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负担,不值得光荣与自豪。我要问,春运现象何时能够消除?用何种办法才能消除?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如外国一样没有元旦运、圣诞运?
第二,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许多农村,在平时,甚至在节假日,只有老人与儿童在坚守。年轻的父母们,家中的壮劳力们,能打工的都外出打工。据有关资料,2000年,广大农村,6~16岁留守儿童为2000万,60岁以上留守老人1800万,留守妇女2000万。2005年,留守儿童增加到5861万。平均每4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韩俊主编:《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有意思的是,中国农业新闻网在2011年3月30日上公布的妇联调查统计数字也与上述2005年的相近:全国农村留守儿童5800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没有增加反而有点减少!
留守儿童存在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亲情缺失、家庭教育缺失、生活营养不良、充当少年劳工、身体被不法分子侵害,以及由此产生的性格缺陷、身体发育缺陷、道德缺陷、文化程度低下等等。阮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与栋梁。现在这5800多万的儿童情况如此令堪忧,这不意味我们国家的未来也令人堪忧吗?我们若干年后优质的人口资源不是要短缺吗?
留守儿童问题其实不单单是个儿童留守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其实后面隐藏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难怪有专家称:“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着黑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城市市民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和无助。正如‘后院起火’这一中国式的语汇所包含的意蕴那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如此迅猛、广泛和深刻的家庭解体,乃至于形成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危机。家庭结构形态的变化,各种矛盾的发生,自然还会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带来冲:击。” 阮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
岂止是留守的儿童要关爱啊。留守的父母要孝敬,留守的田地要耕耘,留守的家园要建设!因为爱摄影,我经常跑到农村中去采风。许多农村的颓败与荒芜,让我心中很是吃惊。我们讲安居乐业,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不安心于农村农业,一心想往外走,往城市中求生存求发展,何谓乐业?许多农村地方破破烂烂,几十年没有多大变化,何谓安居?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改革没有让大部分人做到安居乐业,而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我们的改革之路还任重道远!
第三,现在的城市越来越拥挤。房子挤,车子挤,人也挤。这种挤,不仅在大城市,也在中城市,小城市。城市拥挤,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是对城市的投入也越来越大,而城市因此也越来越优越和现代,同荒凉冷落的农村形成了鲜明对比。城乡差别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
据《中国国情读本 2010年版》(新华出版社出版)介绍,中国大陆的人口分布,以哈尔滨至昆明为一线划分,在该线的东边,人口密度平均100人以上,许多地方超过400人;而在该线的西边,人口密度平均50人以下,许多地区在1人以下。又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上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比重下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部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比2000年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占26.76%,下降1.08个百分点;西部占27.04%,下降1.11个百分点;东北占8.22%,下降0.22个百分点。
城市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但这个火车头是如何带动农村这些车厢前进呢?在农村这些车厢中的人都不呆在车厢中,而是跑到火车头上来了。中国的东部要带动西部发展,但实际情况是东部把西部的人、物、资源都吸引到自己东部来了。肥了东部,瘦了西部。用什么方法能够提升农村,缩小城乡差别呢?缩小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差别呢?要知道,城乡差别的扩大、中国东部与西部差别的扩大,不是我们发展的目标,不是我们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虽然有人认为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的差异扩大是一件双赢的好事,但笔者不这么认为。因为从国家发展的战略考虑,中国西部的发展(包括人口的稳定与增加)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相当重要的事情。
第四,去年秋天至今年春天在中国中西部5省发生的连续五六个月的百年一遇的严重干旱。这些旱灾以云南、贵州两省最为严重。旱灾对城市的影响好像并不很大,但对农村的影响就不一般了。山火四起、庄稼枯死与绝收、水库及河流水塘干涸、人畜饮水都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帮助抗旱。社会力量送水送物资,帮助打井找水。但也只能缓解人畜饮水的困难。不少村庄有劳动力的都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家中,抗旱都没有人抗。(据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媒体画面介绍盘县某村情况)
顺便提一下同时在新疆、内蒙等地区发生的雪灾。这些灾害同样也牵扯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及军队的大量精力。有时甚至住在很远的一两户人家,也需要投入直升机救援(据中央电视台播放画面)。当然这种救援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但年年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心中就想,能不能避免呢?譬如在雪灾发生之前或在平时,就应该让这些单家独户的牧民们相对集中到一定地方,避免雪灾发生时造成危险,另外即使出现危险也相对好求助,降低救助成本。
第五,中共中央在现阶段提出的有关加快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意见。我们认为,考虑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时时候应该结合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要求,结合中国仍然是个农业大国的特点,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放在农村,农业和农民上,它应该解决中国如何全面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从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在现阶段的快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很多。每天拿起报纸、打开电视,或者打开电视走进网络世界,除了日新月异的成绩与成就之外,便是发展中带来的诸多问题。走在都市的大街上,走进乡间的农村,目光敏锐的人们看到各种成绩的同时也会看到不少现实的问题。有了问题,解决问题的主意、方法、行动也伴随出现。譬如出现旱灾,就有政府的财政拨款,企业或好心人的送水行动,还有打井队的找水行动,以及村民们的抗旱自救。又譬如,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上不了学,就出现了政府部门出面协调与解决。再譬如,城市住房太紧,房价太贵,就出现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等等。不过,许多问题的解决却断不了根,或者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话讲,叫“按下葫芦漂起瓢”。例如天灾问题,今年此地方,明年彼地方。于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年年都在救灾当中来回奔波,特别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又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此地方政府解决了,彼地方政府却难于解决,张三的子女解决了,李四的子女没有解决。等等。时间长了,问题重复性多了,于是使许多人认识到,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必须要换一个思路,要统筹地解决,要从根子上解决。
本人以为,中国现阶段所有问题的根子问题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核心是农民问题。一百年前是如此,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一百年前,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六十年前,毛泽东解决了耕者有其田这个问题。三十年前,邓小平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三十年后的今天,解决了温饱后的农民何去何从呢?是继续往富裕方向发展,做个富裕的农民吗?中国的农民真的能整体上富裕起来吗?
本人以为,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阶段,农民的问题不是走向整体富裕的问题。因为你再富裕了还是农民,你再富裕与城市还是有差距。在当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问题是如何“消灭农民”的问题,即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标识在今天要蜕变的问题。所谓蜕变,就是要摆脱与甩掉一家一户的、分散耕种与经营的、以落后工具和方式生产的小农经济。以养蚕作例子来说明之。一百年前是无桑叶喂养蚕的问题,六十年前解决了这个问题。三十年前则解决了蚕宝宝吃好桑叶生长问题。现在是蚕宝宝长大了,不能再继续喂下去,蚕要吐絲蜕变为蛾子的问题。中国不能带着农民实现现代化。中国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灭”农民。换句话说,中国不“消灭”农民,便不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为什么?这里只能简单说,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我们的先哲们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中早就说清楚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是由资产阶级历史地消灭的,用市场经济与大工业的办法消灭的。
中国的农民难道也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由资产阶级用市场经济与大工业历史地消灭吗?!我们许多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海归派主张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他们现在拥有话语权,目前许多农村出现的情况正是他们期望与主张的。可是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他们要碰壁的。现在已经在处处碰壁。用农民自己的话讲,就是“国家政策是越来越好,而我们农民的日子咋越过越难了?”(见粮民:《中国的农村会消失吗》复旦大学出版社。网易读书频道)另外,据新华网2011年3月31载,中国在未来十年内,贫困人口可能重返一亿。尽管2011年的扶贫新标准大幅上升,但和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甚至仍低于印度。印度的扶贫标准大致是接近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的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而中国 2008年、2009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只相当于每天0.89美元的水平。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子。中国六十年之前的革命是如此,中国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也要如此。只有走结合中国自己特点的路,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出路。
那么中国的路子在哪里呢?
一、我心中的农业现代化
据有关资料,中国大陆目前有256万个自然村,计70万个行政村(李昌平著:《大气候》)或60多万个(宋亚平《中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据新华网2005年5月30日载,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余展29日在上海说,目前全国总计有68万个行政村、9亿农民、500万名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在内的“村官”。 网上说,根据1998年国家行政局统计的数据是自然村1865247个(186.5万)。
本人认为,这256万个或186.5万个自然村应该合并为约70-100万个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每村600人至1000人左右。据统计,中国大陆人口在2007年底为13.2亿左右(《中国国情读本 2010年》),现在按14亿计,并且其中七亿生活在农村计算。有的资料说,现在农村人口有九亿,这里考虑转移一部分到城市中。(据2011-4-28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中,全国大陆地区人口13.4亿,其中城镇人口6.6亿。因此相应农村人口尚有6.8亿)每个新农村1000人至700人。
每个新农村应该由以下部分组成:厂房化种植业,圈养化畜牧业,山林化果木业,城镇化规范化居住地,以及适当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条件的也可搞专业化的大型农场或养殖场。如后面图中所示。新农村的行政中心是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经济中心应该是农村总公司。政企分开,不搞政企合一。
1、种植业厂房化 主要的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小米、玉米、高粱、大豆、花生、土豆等都放在永久性的厂房里种植。因此全国主要粮食产区各乡村都应该建立相应的厂房,实行工厂化种植与管理。蔬菜也基本上进入厂房栽种。其它虽不是粮食产区,但要种植粮食的也应该实行厂房化种植。另外蔬菜与花卉的种植也可以由临时性的塑料大棚改为永久性的多层厂房。
2、畜牧业圈养化 各村种植业工厂化同时,也应该建立相应的畜牧业饲养业和其它养殖业如水产、特种养殖,并进行圈养和划定场地饲养。在畜牧业占主要支柱的地区,畜牧业都要实行圈养化,不要散养。
3、果木业山林化 果木业应该规模化、集中化,专业化,可在山头,平地,每村都要有,与环境绿化结合起来。有的可搞农场,与酿酒、果品加工结合。
4、专业大型农场及养殖场 如棉花、油菜、大豆的规模种植,及海产品的规模养殖可在适宜建立农场的地方进行专业化操作。
5、居住城镇化、规范化 现在农村散漫居住与建筑都要相对集中,重新规化并大体标准化。与工厂化生产及圈养化养殖相适应并与城市接轨。
6、以上我们可以用规范化生产一言以蔽之。农业在规范化生产之后,节省的人力、土地及其它物力,可以进行第二产业如农产品的深加工与运输经销、农机的制造与维修、酿造业、其它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如乡村旅游业、乡村幼儿托儿教育、乡村老年养老的开发等。
7、上述几种生产方式可在公司化市场化运作。

二、这种农业现代化的可操作性
(一)
在上述几种生产方式中,难度最大的是种植业厂房化问题。因为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也是颠覆传统的事情。但应该说是在地球这个大村庄里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谁来先走这一步。因为随着人口膨胀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用地的增加,用于农业用地会越来越少。同时由于环境恶化和科技进步,种植业厂房化已经成为可能的事情。中国应该先走这一步,给世界看,给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们看。谁叫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并且目前还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呢?又谁让中国人多地少,让世界各国老是担着心呢?
1、首先有的人会问,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用地都遮盖起来呀,可能吗?
我们认为,是要遮盖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都遮盖起来。并且是逐步实施,不是一步到位。
以一个一千人的村庄为例。假定平均每个人一年消耗粮食150kg(300市斤),这在肉类食品充足的条件下是足够的。一千人一年的消耗量为15万kg(150吨)。假定这个村子有一千亩土地(一人一亩),每亩产粮300kg。则全村需要500亩土地维持粮食生产才能保证需要。
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要把500亩土地都盖上厂房呢?
不是。
因为我们刚才计算的前提是在目前自然条件下生产的情况,即一年种植一季,并且主要是靠天吃饭的传统情况。当水稻或小麦进入厂房生产后,就不是一年一季的问题了,至少是一年两季的事情了。按一年两季考虑,我们要盖的厂房其实只有250亩!如果我们的厂房不是单层的,而是楼层譬如两层的。那么实际上需要的厂房还要少,125亩或130亩!如果是三层呢?另外,在农作物改良产量增加如单产到400kg后,这个用地还要少!
一亩是多少平方米呢?667平米。130亩约合86710平米。即约220×400平米。
如果依250亩算,则需要166750平米厂房。即约410m×410m大小的地方。
当然,除了消费,还要作商品卖买与加工。所以实际厂房面积应该还要大。并且,粮食首先要成为商品。即使是自己使用的,也应该首先是商品,而不是用于分配。
所以看起来,土地不是全部都要盖起来。同时考虑到操作过程,种植业厂房化的过程也是一步步来的。不是一年二年的事,可以在若干年之内完成。
2、材料
种植业的工厂应该是永久性的建筑,不是目前大棚蔬菜采用的临时性的塑料棚,也不是温室那样单纯的玻璃屋。
框架应该是钢筋混凝土材料,采光及保温部分应该是采光性很好的房屋,应该是能将太阳光转换为热能电能的材料。在当前科技水平条件下,这样的材料应该是不难解决的。
3、资金
资金是个最大的问题。
以由台湾慈济基金会援建的甘肃省靖远县刘川来窑乡慈济移民新村(大爱村)为例:该村210户计1050人。总投资2466.9万元,2008年3月27日签约实施,共建住宅26040平方米,将居住在上百里外干旱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活贫困的若笠乡210户1050人通过移民搬迁至此。每户占地面积426平方米,建成半框架砖木结构平方10间,面积124平方米,围墙42.6米,厕所,沼气池,猪羊圈面积20平方米,大门一座。两年建成,于2011年元月14日正式启用。(见靖远县人民 政府网站)我们以此为例,并按一个新农村2500万元计算。70万个新农村大概需要175000万元即17.5亿元。我们的把这个推算的数字扩大四倍,即每个新农村需要1个亿的人民币,70万新农村需要资金大约为7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以三十年为完成目标,则每年需要资金为约2.3万亿。中国去年(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397983亿元,即39.79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按上面个案推算,我们每年要用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来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际分析下来,用不了这么多。
首先是计算每个村的投入上。仍以上面台湾慈济基金会援建的甘肃省靖远县刘川来窑乡慈济移民新村(大爱村)为例。其约2500万元的投入主要是解决1050个农民的生活居住问题(人畜房屋、太阳能灶具、道路、照明、饮用水、学校)。如果牲畜集中饲养,如果居住的房屋是双层建筑(小二楼),则占地面积和所用材料及资金会相应减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2500万乘以系数4得1个亿,是考虑到要搞工厂化种植投入、沼气工程及食品加工和其它投入。这方面的需要是要重新计算的。如果发挥好农民的积极性与劳动力,每个村不会超过一个亿,应该在7000万左右。
另外,在上述的70-100万个村庄中,已经有一部分是已经富裕起来了的村庄。他们有能力自己搞,不需要政府的钱。当然需要国家的技术和其它支持。中国大陆目前有行政县2862个。按每县一个有能力自己搞的计算,就有2862个可以不要国家财政支持的。另外一部分是可以国家与个人按比例投入的。还有一部分在旅游或矿产富裕区的,可以采取社会资本与个人按比例投入的方式。这三部分的总数没有任何统计资料,需要组织相关人员摸底调查。剩下的就是需要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共同投入的。当然这要占大部分。至少要占60万个以上。每年2万个左右,约2万亿元人民币。按每村7千万的话则为1.4万亿人民币。
另外,据有关方面公布的资料,我国到2010年底,外汇储备为3.05万亿美元左右,约合18.5万亿元人民币。每年取其中十分之一用于这种新农村建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这个账还应该从另外几个方面算。
一是国家每年用于救灾资金的投入方面。建立上述新农村,当然使农村摆脱了对靠天吃饭依赖,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从而减少了国家的每年的投入。应该指出,现在的自然灾害是频频发生,间隔周期越来越短。国家为此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
二是让农民就地安居乐业,解决了春运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现有城市过分拥挤问题、交通堵塞问题、住房困难问题、子女读书与就业问题,以及社会治安环境恶化问题。这些方面花费的国家财力、人力与物力也是相当大的。
三是解决社会资本投资路子少的问题。现在社会民间资金因为投资渠道少,不少人于是拥挤到房地产去炒,造成房价年年高涨,许多人买不起房,同时又有不少人握着房子搞投机。要不大量资金用于挥霍浪费,要不就是到周边境外赌博。
四是通过“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等措施,置换和清理部分土地,转化为可耕种土地与山林。
五是提升农村消费水平,真正实现扩大内需,扭转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出口的局面。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叫喊扩大内需的口号已经有许多次了,并且也采取了不少刺激措施,但效果特别是长期效果不明显。为什么?因为消费是需要手中有钱的。手中钱越多,越敢消费,手中钱越少,越不敢消费。这是一个三岁小孩也懂的最简单道理。在农村,人生最基本的消费有二条:盖房子与娶媳妇,吃饭和穿着都可以省(不是不要),但这两条不能省。现在许多农村,男子三四十岁了还娶不上媳妇,女人都往有钱的地方跑了。住的房子也破破烂烂。人生这两件大事他们没有解决,你让他怎么有钱去购置农业机械、中档生活用品?更不要说出门旅游等等了。不错,现在有些农民工出门打工挣了点钱,但除了返家路费、亲情花消、看病吃药、小孩读书之外,还剩多少呢?我们的资本家们在给农民式发放工资时,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六是防止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的扩大,保证社会变革中比较和谐与稳定。
鉴于前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也鉴于经济改革的需要,有些人不提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了。但这不等于现今的中国没有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存在。恰恰相反,后三十年的改革与开放,使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更趋于尖锐与激化。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有康2011年5月4日在会见阿根廷最高法院院长洛伦塞蒂时就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司法程序,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各类案件上千万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压力前所未有。恰当地与艺术地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既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又保证社会制度不改变其颜色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有共识的人士是越来越多。例如温家宝总理就多次提醒和告诫我们要防止“人亡政息”的苏联式悲剧在中国出现。当然温家宝总理主要是从腐败与奢侈浪费角度来说。比如,在2010年8月27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深刻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从研究前苏联垮台的经验教训来说,其中有一条就是在前苏联中,出现了一个既得利益阶级。这个既得利益阶级由前苏联中一大批的当权腐败者及他们的亲朋好友构成。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窃取了国家财富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前苏联的垮台,让自己窃取的财富在洗牌中合法化。因此他们是前苏联垮台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直接受益者。而广大的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相当的集体经济但不排斥私人经济,是为了保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空间与地位,保证最广大的原来的农民在转轨变型中和转轨变型后的利益,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不受到伤害与影响。
4、技术 种植业工厂化绝不是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它对农作物的高产、浅植、矮化都有新的要求。对农机具小型化,多功能化也有要求。更重要的,粮食生产进厂房,是个系统工程。虽然我们搞玻璃温室种植、塑料大棚种植有若干年了,但粮食的工厂化生产比蔬菜的大棚种植难度要大得多。例如授粉问题。大部分粮食作物都是需要作物的果实。这需要植物先开花,然后授粉,再结籽,灌浆,成熟。在厂房中怎么授粉就与自然状态下不一样。没有风,没有昆虫。另外各阶段水分控制、肥料控制、温度控制、湿度控制、日照问题等等。这需要以计算机为头的自动化系统参与。尽管如此,但是由于计算机技术、棚栽技术、滴灌技术、沼气技术、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等技术的日益成熟,农业工厂化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5、生产与经营管理 除了技术外还有生产与经营管理问题。这是一个关系事情成败的大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与公社化的集体经济走入死胡同,没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人以“吃大锅饭”简而言之。认为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就是因为吃大锅饭。承包到户,打破大锅饭,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这就造成了一种集体经济、集体生产没有搞头,只有包产到户的单干才有搞头的思想认识。于是在农村和许多地方,集体经济、集体生产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场面,谁都怕提集体经济和集体生产。可悲的中国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应该排斥个体经济和市场经济,但因此就应该排斥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吗?!
现在是应该理性地对待和总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与公社化的集体经济走入死胡同的原因的时候了。不如此,中国还要出问题,中国农村仍然没有出路,照搬外国没有出路,照搬西方没有出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中国自己的模式。
现在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与历史的高点上,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集体生产方式,也不应该全盘肯定单家独户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应该辩证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不应该形而上学地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来使用集体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生产方式。
应该说,我们现在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首先,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经历六十年的摸索,已经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较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本人这里只着重强调几点:
①社会主义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比资本主义有较大的提高,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提高人民的就业水平从而提高物质的与精神的生活水平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与信心,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②社会主义要坚持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地位,但这种坚持不是只搞计划经济不搞市场经济,只搞集体经济不搞私人经济,只搞国内经济不搞贸易经济。或者反过来,只搞市场经
济不搞计划经济,只搞私人经济不搞集体经济。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现在仍处于探索阶段,探索的任务还没有完结。这种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等于有人主张的共产党的领导加全盘的市场经济与个人经济,也不应该是原来的共产党领导加全盘的计划经济与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
应该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包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及私人经济的混合经济。
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是中国现阶段的需要,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发展要求的东西。不能用一种模式排斥另一种模式,而是应该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农村加于实践之,应该是我们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时间勇于探索的。
有人在解释和理解社会主义时,认为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就是搞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资本主义就是搞市场经济或自由经济。这种理解是不太正确的。因为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即已经充分工业化与市场化了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那种社会主义实质上相当共产主义阶段。但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落后国家产生的。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与市场经济都没有完成或成熟。即使是前苏联也如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仅是在政治上解决了问题,经济上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何况这些国家的周围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着的。它们要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我们可以称这种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但没有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国家为初级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任务,就是: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二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快国家的工业化与市场化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总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前苏联在后期没有注意第一条,执政党脱离群众并且变质。第二条呢做得不太好,没有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老百姓生活不好,不满意。社会主义因而没有搞下去,垮台了,让西方世界幸灾乐祸。中国呢,开始注意了第一条,做得也不太好,搞过头了。第二条呢也做得不太好,开始也没有注意市场经济,现在注意了,搞了二三十年,但开始忽视第一条了。这也很危险。搞不好,资本主义仍然可能在中国复辟。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④六十年来中国农业的探索之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来看。
前三十年也大体分为两段:头十年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于个人的小农生产阶段。农民因为有所有权与经营权,所以热情高,投入也多,故在一定时期提高了生产率。但由于是单家独户生产,抵抗不了天灾人祸,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投入,随时间推移,出现了两极分化,也出现了土地转让现象,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于是出现了后二十年的集体化道路。
从上世纪五八年至七九年里二十年的农村集体化,是对头十年的一种历史的极端否定。
因为这种集体化伴随着政企合一的性质,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半国有半集体化。为什么是一种极端否定呢?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仍然没有分离,只是从个人一方转到了国有与集体一方。
土地的国有化与生产经营的集体化,开始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热情与动力,许多农田与水利建设都是在那种条件下完成的,另外也给处于城市建设的工厂与其它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这种提供也基本上是无偿的。
但随时间推移,加上政治运动的卷入,使这种国有化与集体化也走向极端化,这就是排斥市场经济、排斥个体经济、排斥专业化分工生产,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生产工具长期得不到改进和提高,仍以落后的为主,生产率低下,使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包产到户成为当时的必然与必需。从而形成了后来的三十年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
后三十年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又给人们带来了哪些经验与教训呢?
1)土地问题的两方面
土地问题的两方面分别是土地的归属问题即所有权问题,土地的使用问题即如何经营的问题。
为了使问题更明白,我将自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称为近代史,而将1949年至今的中国历史称为现代史。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土地所有权在地主富农及官僚资本家手中,而经营者主要是贫农、下中农及部分农村无产者。经营方式主要是个体小生产经营方式。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当然不是绝对的)。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到五十年代的新民主主义,主要是解决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主要靠共产党的领导,土地从封建地主手中归到了农民手中,从官僚资本家手中归到了国家手中。土地的经营方式还没有变化,仍然是个体经营方式。即小农经营方式。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土地归国家与集体所有,经营方式也相应采取新的形式即政企合一的带集体特点的经营方式。
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初,土地则继续归国家与集体所有,经营方式则为个体经营方式,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才又开始尝试分开。因为有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所以我们才能够说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不是倒退。
也就是说,我们后三十年来的农村政策,主要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再分开来的政策。此外我们没有前进多少步,因为经营仍然是小农经济式的生产。当然这种分开不是将土地所有权又分给地主或出卖给有钱人,而是留给国家与集体,经营权则通过包干形式给了农民。这种分开的做法,在当初有积极的一面,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决了紧迫的温饱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主要是:经营者对承包的土地投入少,责任心差;经营者随意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例如在土地上建私房,或者撂荒,或者作制砖的原料基地,或者作厂房;此外私自破坏植被,开辟荒地;甚至有私自转买他人的。当然还有其它情况。
2)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在旧中国如此。在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中,也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例子。例如某个公司或工厂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又如西方有些国家有些土地所有者将自己的土地租给他人耕种或经营。
中国土地问题的要命地方在于,国家把属于自己的土地交给单个的小生产者以落后的生产方式经营。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可以的东西在现在则不行了。必须要加以再改革了。因为能解决一时的温饱问题,不能解决农民长久发展与总体的富裕问题。用当年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事人之一严宏昌在2008年的话说就是:“分田到户后,一年跨赿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小康关”。(《三农中国》第十三辑)
小生产者以落后方式经营土地的利弊,在六十年中的第一个十年即上面提到的头十年已经表现出来。在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实行三十年来,还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
例如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太分散,不集中,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包产到户操作中为了保证土地承包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对土地需要进行好与坏、肥与瘦、山地与平地、远地与近地的撘配处理)。例如资料介绍某个地方有个农民承包的20亩地,分在九个地方(见李昌平著:《大气候》)。机械化操作在五十年代不是突出问题,因为那时中国的工业水平还相当落后,农民想买农机都没有地点买,也没有资金。现在是城市工业化水平上去了,造出的农机需要有人买,农民也有一定经济实力,国家也有政策扶持。
土地经营分散还限制了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生产的发展。
土地经营分散还限制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的发展。
譬如虽然国家对农民的优惠政策增加了,扶持措施加大了,投入也加大了,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却下降了,投入也下降了(因为土地不是他们的),责任心也下降了。
另外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差距拉大了。大部分农村仍然相当落后(少部分则又富得像坐火箭似的超前发展)。而城市的发展却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
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比拉大,投入成本增加很多,但回报增加很少。
年轻一代农民中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因为对土地投入与收获的效益,不如放弃土地到城市打工的效益高。他们于是纷纷放弃土地而进入城市谋生,并且逐步在城市扎下根来。而留守农村的主要是缺乏劳动力与文化科技知识的老年人和少年儿童。
3)在当前的中国,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即土地承包给小生产者以落后方式经营的做法,还是现在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即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历史上,乱砍乱伐严重的有两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中期的大炼钢铁时代,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这三十年。前者是为炼钢寻找能源,后者是私下开荒拓土。三十年来的私下开荒拓土有几个原因,一是人口的迅速膨胀导致承包的土地已经不够用,二是承包的土地已经转作它用譬如盖房、墓地、征占、污染放弃,三是灾害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四是用以投机譬如准备一旦用于征占开发会有补偿,五是散漫居住与乡村管理落后。当然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国有土地的监控不严甚至流于形式。开荒拓土使植被严重破坏,地表沙化、石漠化、荒芜化。恶化的生态环境当然要反过来加重小生产对靠天吃饭的依赖程度。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产量,加重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根本上降低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总而言之,六十年来中国农业的探索之路告诉我们:
第一,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开的,这种分开不一定就是要将土地重新交给地主与官僚资本家。但国家集体掌握土地所有权后并不意味着只能是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与计划经济形式。可以国有私营、国有集体营。甚至外国公司介入经营(例如不少台湾人到大陆承包土地搞养殖、种植开发的那样)。
第二,农业经营既要引入市场经济与私人经济,但也不应该排斥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要大力发展与鼓励集体化与专业化生产。因为只有恰当的集体经济、恰当的计划经济及恰当的专业化生产,才能够容纳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够解决许多个体经济及小生产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才能够提升中国农业经济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水平。
其次,经六十年的奋斗,我们国家的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民间也积累了相当大的资金。把国家的力量与民间的力量结合起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集中力量打一个一个的歼灭战解决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很难做到的。
再其次,现在中国人口的素质特别是文化与科技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受过高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比以前不知提高了多少。另外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数量也很大。经过较短时间转行培训,可以基本满足农业现代化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的需要。
又其次,我国科技工作者几十年来在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的高产化之路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基本解决了十多亿中国人的生存与温饱问题,也充实了个人储备与国家储备。中国农民的基本问题主要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要发展要提高的问题。当然个别地方还是存在生存问题。
又其次,在世界范围内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恶化催生的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概念,也促使我们必须要尽快改变目前农村落后和单一的生产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的迫切需求。我们必须有所突破,我们必须所有创新,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因此必须把新经济增长点的目光放回农业,放回农村,放回农民。但要用新的思维、新的目光,新的胆略。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核心是发展,要义是科学。现在许多人,言必谈低碳经济。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在中国,离开农业现代化,离开“三农”来谈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未免有些滑稽。因为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问题。离开核心问题谈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或者只是为了哗众取宠的需要。
6、难点怎么办?在采用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同私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进行上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许多难点。下面讨论一二。
难点一,如何处理农民现在手中的土地。
农民现在手中的土地,是承包到农民手中的,按中央的政策,承包期是三十年。也就是说,三十年内,这个土地是承包者使用的(虽然产权是集体的甚至是国家的,譬如某些森林与矿山)。
既然是公司制,农民的土地可以以股本的形式入股,最后参与分红。同样因为是公司制,你有土地入股的,不一定要亲自参加公司的生产,可以只是年终分红。而没有土地或土地少的农民,你可以参加公司的生产,领取薪酬。除了实物入股,也可以以资本入股。
现在有些地方在搞所谓土地流转。即外面的公司可以到农村去租农民的土地(保证此地使用性质不变),然后每年给土地流转的农民多少回报。
这种土地流转的作法,虽然能保证土地的承包者农民有一定的收入,但不能调动土地承包者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去流转土地的公司要搞的东西不一定是农民能搞的和愿意搞的。同时农民不一定能以劳动者身分参与其中。还有,譬如张三有三块土地,两块流转了,剩下一块没有流转,怎么办?让它闲置着?让它拴着承包者?承包者的劳动工具和牲口闲起来怎么办?另外,因为限制了公司对土地使用范围,也不能全面调动公司积极性。还有,理论上讲,如果全国的农村用地都被公司流转了,也不能保证用于粮食生产,从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这一点已经有若干的例子存在了。
难点二,公司的主体与农民的积极性。
新农村的对象和主体是农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公司的主体也应该是当地的农民。不能说,某个公司向国家或当地政府承包了新农村的建设开发工程(譬如种植业的工厂厂房建设),我建好了,交给你农民用,我赚了建设费跑了,你农民闲在那里看吧等吧。
同样,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也应该是当地的农民。不能说由外面某个公司去投资承包了种植业工厂,然后再招你当地的农民进去打工。
中国这块大地上,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搞集体化公司化的农村搞得不错的还是有的。李昌平在他的书里说有7000个(占全国70万个行政村的百分之一),如江苏江阴市的华西村、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山东烟台市南山村等等。这些新农村的主体就是当地昔日的农民。这些7000个新农村的方向,就是全国其它地方那99%的农村的明天的方向。
难点三,资金或资本
基本的应该是三部分:农民自筹,国家银行贷款,城市民间资本参与。
难点四,理论与政治上的突破问题
进行上述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最难的就是理论与政治上的突破。为什么呢?
这里有两道坎。一道是毛泽东的集体化经济的坎,另一道是邓小平的小岗村的联产责任制的坎。也就是大致前三十年的坎与后三十年的坎的问题。
我们在上面已经作了一些叙述。这里再讨论一下。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化经济之路,整体来讲,不论对领袖们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勇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没有这种探索,也会有其它曲折之路存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朝代在建立之初,总要交学费,总要有个积累经验的过程。何况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新社会的诞生!那些现在还站在一旁指手划脚,说前三十年如何如何不行的人,不是缺乏历史知识、涉世未深,就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
其次,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之路,有它的发展过程与时代背景,所以是当时历史的必然发展。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先是土地与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的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从长江以南算起大约有7~8年,从北方算起时间更早。例如从边区算起有十多年,有的有二十年。从东北算起也有十年以上。我们扯个平均数,全国平均十年吧。十年来小农经济暴露出的问题促使共产党人寻找更好的农村经济生产模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共产党人对当时出现的卖田卖地和两极分化都不管,那么帮穷人闹翻身就成了一句空话。更好的农村经济生产模式在哪里呢?在当时,当然有西方的镜子和东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镜子。两面镜子,在当时换着我们自己,会选哪一面呢?何况在朝鲜战争之后,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们对我国从日本,经台湾,至今天马来西亚形成了一个包围链。许多西方国家跟台湾建交,拒绝承认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请问在当时换着你我,两面镜子,会选哪一面镜子呢?
再其次,当时的农村集体化经济之路,是在全国都搞计划经济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要搞全盘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呢?这既有理论上对先哲们的理论的理解与探索,也有苏联计划经济显示出的优点,还有中国的当时国情。
全面计划经济下的农村集体经济,为当时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当时农村的很多公共设施如水库、沟渠、道路等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甚至为60年代至7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所谓五七干校农场)作出了贡献。但是,广大农民并没有在这种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经济中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捆住了手脚,束缚了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经济终因极左的政治运动的卷入而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栲。最后在三十年来的改革中首先被小岗村的农民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家独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抛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其实,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村集体经济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笔者在60年代末下乡时就已经体会深切了。那时笔者在一个小山村插队,还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干一年到头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年终分红只有十三元钱。当时不少大胆的农民就在议论和向往包产到户。笔者有一次在赶集日到集市上为生产队买几斤青辣椒,被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人抓住要没收,说是搞投机倒把。这种绝对排斥市场经济的渗入了政治因素的极端左倾色彩的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经济怎么不被人抛弃呢?
但这是集体经济的错吗?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是国家政治的选择问题。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个体经济,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客观存在。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就是多元化的一个现象。原始社会主要是集体经济(因为还没有国家,所以没有国有经济),但是难道没有个体经济?奴隶社会盐、铁的专营,就是一种国有经济。秦王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专业化兵器的生产,就是一种国有经济。而不少作坊的合股生产,就是一种集体经济。现在散布世界各处的股分制生产与经营,就是集体经济。
毛泽东时代的不幸,就在于把农村的集体经济绑在了计划经济上的时候排斥了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有其各自的优点与缺点。但是,这只是到了交了学费之后,两方面都实践过之后才认识到。西方世界许多人至今仍鼓吹市场经济好得不得了,但历次的经济危机,总暴露出全盘市场经济的缺陷出来。特别是去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更是对全盘市场经济的一个打击。相反的,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却风景这边独好。
(二)
上述农业现代化是包含着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一个系统工程。因而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及现实意义。
1、首先我们来看其中的循环经济过程。
在上述方块图中,沼气工程处于中心环节的位置。沼气工程应该说不是一个新东西,许多地方在很多年以来就在不少农村推广。这里我要说几句。
为什么说沼气工程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中心环节呢?
由上述方块图可以看出,沼气的基本作用有四个:一是处理圈养牲畜的粪便与部分农作物秸杆,二是为种植业和山林果木提供有机肥,三是为住户提供取暖、照明、炊事等能源。四就是改良土壤作用。
相当长时间以来,广大农村种植业主要是靠化肥作为土地的基本肥源。其结果一是破坏了土壤的微观结构,加重其板结的倾向;二是降低了土壤的肥力;三是破坏了生物圈的平衡,导致不少生物死亡;四是污染了水源,导致河水、地面水中氮、磷、钾等含量超标;五是降低了农作物的品质。另外化肥的使用也增了农民种田的成本。
当种植业实行工厂化和果木实行山林化后,沼气渣作为优良的有机肥可以保证土壤的改良和持久肥力,同时保证农作物无污染的品质,也保证了河流、山塘、地表水的清洁和良好。沼气为住户提供取暖、照明、炊事等方面的意义更是巨大的。因为中国人大部分在农村。长期以来,农村能源的开发与使用是我们感到比较困难的事情。但农村又与自然资源如煤、森林、农作物秸杆接触密切。在中国广大农村,到目前为止,取暖和炊事的基本能源来自煤、柴草和农作物的秸杆。部分地方因为电网开通与电磁炉具的推广,炊事也使用了电能。
使用煤、柴草和农作物秸杆有以下缺点:一是不清洁,二是占地方,三是费时费劳力,四是污染室内和周围环境特别是空气,五是能量利用率低,六是资源的有效成分不能充分利用,七是开采和砍伐时破坏生态环境,八是有些还影响人的健康(例如有些高氟煤、高硫煤)。
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和政府在相当长时间以来在陆续推广清洁能源如沼气在农村的使用。
但是当前在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模式下,沼气工程的推广流于形式的多,真正坚持下来的少。为什么呢?沼气工程是个好东西呀,农民不喜欢吗?应该说是喜欢的,但实际操作中问题很多。
第一,一家一户一个沼气池或沼气球占地方,投资较多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没有沼气原料。因为沼气原料主要是牲畜的排泄物。在现在的农村,一家一户要喂有猪或牛才能有粪便,因而才能有沼气的原料。但单家独户喂猪或喂牛需要地方,还需要有人手,也需要资金购买饲料。最后综合成本还相当高不划算。所以许多地方的农民已经不再饲养牛、马、猪等大牲畜。因而在许多推广了沼气池的地方,到后来这些沼气池因为无人饲养牲畜而废弃。
第二,沼气池在使用中为产生可燃气体的需要,必须保证池内有一定温度,以便生物发酵活动正常进行。不少地方冬季气温比较低,沼气池在低温条件下无法产生沼气。因而沼气池在冬季是废的。单家独户生产条件下当然无法给沼气池加温或保温。所以沼气池的利用率低。时间长了也渐渐废弃。
沼气工程在目前推而不广、推而不久的事实深刻说明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模式是到了必须要加以改变的时候。也说明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必须要有新的生产模式为基础。在上述方块图中,沼气工程不仅与种植业工厂化有关,也与畜牧业圈养化有关,还与农村住宅城镇化有关。
这里再说一下沼气工程与农村住宅城镇化的关系。
传统的农村能源使用和消耗方式的缺点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八点,还有如下。
煤、柴草、农作物秸杆需要堆放和贮存,因而需要空间。特别是柴草和农作物秸杆需要的堆放空间是很大的。这样农村住宅的面积是很大的。它不仅要考虑人的住处,还要考虑牲畜饲养地方,另外要考虑农作物秸杆、柴草的堆放与贮存地方。并且这样的地方楼层还不合适,还需要平房加上院落。如果加上运输工具的放置,那院落的地方就相当大了。对于一个传统的村落,它占的土地面积就相当大了。简而言之,传统的能源使用和消耗方式,使广大农村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农村住宅城镇化就是要消除这种不合理不应该的现象,结合已经在许多地方开展的土地平整工程,把浪费的土地置换出来。要如此,沼气工程与电气工程就相当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核心问题了。
2、低碳经济的问题
因环境恶化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致使人类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所以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低碳经济概念。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也必须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并应该将它放在首要位置。
上述方块图中以沼气工程为中心的循环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低碳经济的作法。如上所述,沼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取代传统燃料煤、农作物秸杆使用,就减少了广大农村燃烧煤、秸杆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及有害的二氧化硫等的排放。
种植业工厂化,可以约束农民因私自开荒拓土的需要而肆意烧毁林木和草地的作法,减少不必要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保护了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的存在。
种植业工厂化,可以控制减少水田作物在自然过程中甲烷气体的排放。而过量甲烷气体的增加也是地球温室效应的原因之一。有些西方的所谓科学家曾经要求亚洲广大水稻种植国家减少水稻种植面积,增加种植小麦的面积。理由是水稻在生成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甲烷气体排放在大气中,从而增加了温室效应。他们甚至认为水稻排放的甲烷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作用,比工业国家排放二氧化碳产生的温室效应作用还要大。这些人的要求当然是荒谬的。但水稻种植过程中产生一定甲烷气体排放到大气中确实是存在的。
种植业工厂化虽然不能避免水稻种植过程中产生甲烷气体,但可以控制它们扩散,可能还能够将它们收集起来加以利用。
④在上述农业现代化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会刺激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限制不少产业的发展。
例如太阳能的研发与运用。一方面是太阳能转化为热能电能的利用,二方面是光电转化的利用。目前虽然已经有一些开发和利用的情况。但用于生活的多,用于生产的少,另外使用面还比较窄,利用率低,利用水平还能够进一步提高。
又如硅酸盐建材产业与工程塑料产业。又如农业机械的小型化制造。计算机及网络技术产业。都会有很大的发展。
而如农药、化肥的生产则要受到制约与减少。它们是生产与使用都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
3、农业现代化的其它意义
农业现代化将解决中国工业化的方向与出路问题,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广大农村居民就近安居乐业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春运现象”和“留守儿童”现象、老无所依现象。并能较好地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做到少生优生。还能够逐步减少残余的封建陋俗。
农业现代化还能很好地将目前在中国部分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平整工程与土地流转措施结合起来,加速这两项工作的进度,提高农民的参与热情与积极性。土地平整工程与土地流转措施虽然出发点是解决当前农村中小块土地不适宜机械化与大规模生产问题,和土地生产效益不高的问题,但没有动员农民参与,没有把农民就业问题与之结合起来,没有调动农民积极性,也没有把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与之结合起来,与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所以目前来说效果不是很好。另外缺乏长远规划,也缺乏整体规化,缺乏明确目标。平整后怎么办?流转后怎么办?没有人心中有数。平整土地变成了仅是原来造大寨田的翻板。只不过原来是生产队自己用手工造,辅以机械。现在则是国家出钱,用机械化来造。富的是操作的公司与人,不是农民。
上述农业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努力方向。
三、中国的工业化方向与出路
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探索已经有三十年了。这条探索之旅通常称之为改革开放之举,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的问题。
这种探索是前三十年探索之路的继续。前三十年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的问题。主要是向已经出现的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学习,但赿学赿觉得不对劲,到后来学生与老师闹翻脸了。学生指摘老师搞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老师指摘学生搞民族主义。到后来学生决定走自己的路了,而老师的社会主义则垮了台。
中国六十年来的现代史既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史。我们应该从这两点出发讨论我们的问题。忘记这两点则容易出偏差。
(一)六十年里的中国与六十年里的世界
1、六十年前的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政治是最先进的而经济是最落后的。
在六十年之前,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政治上既是最反动的和保守的,经济上也是最落后的。因此毫无疑问受到了西方所谓文明国家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侵害与凌辱。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举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使得中国在经济上是最落后的时候,政治上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当时的中国政府不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最大限度地包容了除反动势力之外的一切进步力量,因而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与民主性和民意性。这是被推翻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能做到的。也是西方许多国家当时也做不到的。首先是日本、德国这些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这些侵略国当时实行的是法西斯独裁统治。其次是美国、英国、法国所谓的这些民主国家也没有做到的。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在二战后,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与恐惧,对国内的民主进步力量进行了大量的迫害与压制。同时又在对外关系上,出于自私利益的需要,尽量支持各国的反动势力或反动政府,打压进步力量与人民。例如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英国对埃及苏伊氏运河的干涉、美国对中国台湾的干涉、对古巴独立运动的干涉,以及从那以后对古巴长达四十年以上的经济封锁。
这个政府实行了当时世界上最进步最人性化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例如,对西藏的反动农奴制度不是一举推翻而是采取和平解放,逐步改造的办法。对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是伪滿洲国皇帝溥仪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而不是一毙了之。对俘获的犯下战争罪行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日本战犯,也是采取逐步改造的办法。就是后来在朝鲜战争中对联合国战俘也严格按日内瓦有关文件精神给予对待,不像美国对中国战俘那样给予虐待。
六十年前政治比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得多的中国在经济上却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得很多。这种落后可以从许多方面来描述。
例如,当时西方所谓文明国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日本、德国等也在美国的援助下逐渐恢复元气,走上复兴之路。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而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还在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并且还是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城市中没有上像样的工业产业。钢铁产量很小,电力生产量也很小,飞机、汽车、火车、轮船这些像征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不能自己生产制造。工业产值当然很低。
一边是政治上先进与经济上落后的中国,一边是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两边在朝鲜战争中发生了大碰撞。碰撞的结果是中国胜了,西方所谓文明国家输了。这场战争的输赢对两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胜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国在西方眼里树立了新的形象,找回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自信。借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燿先生的话来说,朝鲜战争前,他走在西方国家的大街上,没人正眼看他;朝鲜战争后,他走在西方国家的大街上,人们对他尊敬有加。
二方面的影响,就是新中国第一次感性地认识到了自己经济的落后,并为后来大跃进的大炼钢铁及超英赶美留下了伏笔。借用许多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军人的话说,战争打的是钢铁,新中国是以一百多万人的血肉之躯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搏斗啊。我们的胜利是带有悲壮色彩的胜利,伤亡人数太多,超过了战败方。
三方面的影响,中国在此后二十多年里受到了许多所谓西方文明国家的包围、孤立与封锁。这也为中国后来要重新开放埋下了伏笔。新中国想要学习,想要前进,想要发展,可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不让,只好找老大哥了。顺便提一下,不要忘记,文明的美国现在包围、封锁古巴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古巴怎么发展!为什么经济的文明与政治的野蛮和残忍总是并肩而行呢!为什么鱼肉与熊掌不能兼而得之呢?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和无情。
四方面的影响,中国更加倒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边,并认真地开始了学生向老师的学习过程。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边倒的政策。
中国转向老大哥学习,一方面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知道有计划经济与国有经济,不知道有市场经济与私人经济。这正如那个有名的故事所描述的:小和尚看见大姑娘,问老和尚那是什么。老和尚说那是老虎,会吃人的老虎。于是相当一段时间,小和尚对眼前的老虎充满畏惧之心(当然不乏爱慕之情)。在许多正统人的眼中,市场经济与私人经济就像一只会吃人的老虎,接触不得。
另方面是中国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主要是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认识变得模糊起来。工业化 是否就是苏联和西方世界搞的那样吗?是否离开市场经济可以建设现代化国家呢?中国要强国,是否也要富民呢?
结果因此摸索了近三十年。
2、先谈一下强国是否也要富民的问题。在前三十年的探索中特别是向老大哥学习的头二十年里,强国的概念是有的,但富民的概念则还没有建立。那时中国人的思维是先生产后生活,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先国防后民用。结果是我们建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建立了相当的国防体系。拥有了原子弹、氢弹与导弹及人造卫星,确实比较旧中国强大了许多。但老百姓生活提高不多,不少地方还相当贫穷,民用生活物资还相当贫乏,基本上都按计划生产和供应,买东西要凭票据。农村还极为落后与原始。可以说,我们是国较强而民贫穷。
这当然有几个基本的客观原因,一是老大哥也如此,二是敌对势力在我们家门口包围着我们,并且还挥舞核大棒威胁着我们,三是我们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等战争,四是我们还承担了不少与自己能力不太相称的外援,如援建坦赞铁路、援助阿尔巴尼亚,援助越南抵抗美国入侵,等等。但主观上我们确实不太重视民富问题,没有民富概念。表现就是不重视与老百姓生活关系密切的轻工业的建设与生产。本来市场经济是没有这个问题存在的,但在完全的计划经济情况下,就有孰先孰后的安排存在。到后来发展到甚至担心民富就变“修”,就忘本,就没有革命斗志。以至到了逢年过节都要搞革命化的极端地步。
前三十年的探索告诉我们,如果一味国强而民不富,则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不明确,因为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就是要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如果一味国强而民不富,则老百姓就会抛弃这个政府。否则老百姓可能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而不需要你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了。你这个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的证明,就是你这个制度要保证跟随你的人比其它人生活得更好。人总是往好的东西选择。后来苏联老大哥被它的人民抛弃,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被本国人民抛弃,与只注意国强而不注意民富有关。这应该是基本原因。
人一生只有几十年的活法,几十年里你都不让他过一过好日子,他能满意你吗?
我们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民的吃饭开始的,从改善民生开始的,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开始的。这是解决民富的问题。这当然与老一代的人为我们打好了第一个基础有关。
这应该是前三十年探索留给我们的一份经验。
3、离开市场经济是否也能够建成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呢?
讨论这一问题的本意,主要是防止一些人对农业现代化的的误解。上述农业现代化带有集体化、集约化与专业化的色彩。这是否说明我们主张的是恢复搞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经济呢?前三十年的探索之旅,让许多人对计划经济在农村的运用倒了胃口。后三十年的探索开端,从某一方面说,就是取消了农村的计划经济与集体经济,让农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通俗说,原来是圈着养羊,后来是散开养羊。但三十年来的散养,也暴露了散养的问题。那么我们因此是不是要走回头路呢?不走回头路又应该怎么办呢?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看,西方主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与作用下完成的,而原苏联的农业现代化则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与作用下完成的。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中国既不能学西方那样在单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去完成自己的现代化,也不能学前苏联那样回到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去搞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时代特点的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条路就是既有计划经济也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①六十年来的探索,特别是后三十年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市场经济的参与,否则不能调动农村广大人员的积极性,激发隐藏在他们身上的活力,发挥他们身上的聪明才智。尽管这些积极性与活力可能用于农业生产,也可能用于经商,还可能用于进城务工,用于创办各种第二的第三的产业。一句话,让他们迅速积累财富,以便参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工程。只有当国家和民间特别是农村广大农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农业现代化建设才是可操作的事情。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1975年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提出过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那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出的。当时中国国力还不太强,广大农村更是落后与贫穷到了极点。那时搞现代化还没有力量与基础,条件还不具备,只是一种理想与长远目标。
②市场经济是与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有关联的,或者说是以它们两者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计划经济与国有经济为主的前三十年,市场经济是有的,但受束缚与压制,很弱小,不繁荣,不发达。因为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也受束缚与限制。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将集体经济转变为私人经济。接着在城市也允许私人经济发展起来,并将部分中小企业也改变为集体的与私人的经济,另外又通过招商引资,让国外私人经济与集体经济进来。在这些基础上,市场经济才活跃与发达起来。
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讲要利用市场经济的作用,就是指要利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已经变得强大的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财力与活力,让它们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不是消灭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恢复到前三十年的状态。
③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讲应该是一种混合经济制度,既有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有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而不能如前三十年那样只容许单一的国有经济与计划经济产。当然也不应该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要保证这一过渡的方向性,就必须支持一定的计划经济。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哲学辩证法部分“否定之否定”里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它是对封建社会的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反杜林论P132中文版)。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中国没有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出现过,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混合制度。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消灭了农村的封建制度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但是没有消灭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现象。因此情况与恩格斯上述有所不同。六十年来的两个历史经验与教训证明,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现象不是用简单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代替办法就可以轻易地消除的,因为中国工业化水平低,生产工具相当落后,国家与人民太贫穷。按恩格斯的思想,必须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去消除之。这个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工业化特征的生产方式。
④六十年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中国又处在世界西方长期形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洪流的包围中。中国要融入世界,肯定要搞市场经济。但今天的世界因为与昨天的世界不同,所以西方的成熟得已经开始衰落的单一的市场经济也被许多次的金融危机证明是不行的了,也必须要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的参与。也就是说,西方世界要继续前进,也必须引进计划经济,尽管这对西方世界那些鼓吹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人来说是一剂十分痛苦的药方。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表明,不是单一的市场经济与单一的计划经济要谁与不要谁的问题,而是如何将两者融合起来的问题。中国已经走在了前面,几次的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它的成功。西方世界必须要做中国的学生。
4、中国的工业化是否也要走西方以前的老路的问题
①西方工业化的性质
西方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到二十世纪完成的工业化,仔细分析起来,主要是以交通运输工具制造为引擎的工业化。不错,工业化的发端是纺织业。机器纺织代替了手工纺织,提高了生产率,它刺激了纺织机制造业及钢铁业和采煤业,也催生了蒸汽机的诞生及产业化。但蒸汽机用于轮船和火车,比用于纺织业和采矿业更广泛。并因此促进了钢铁冶炼、煤碳开采、焦碳冶炼、机器制造业的更大发展。而后汽车(坦克与拖拉机)、飞机、自行车等的出现,更使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获得了更强大的推动力。这些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出现,为广大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为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资金。战争与国外市场又为这些新兴产品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需要空间。并因此催生了电力、橡胶、石油与化学工业等的发展。公路和铁路因此也得到了极大发展。所以在西方工业化的成熟阶段,钢铁的冶炼能力、汽车的生产数量、公路与铁路的通车里程及能源开采与消耗等是重要指标。
从材料的角度来说,如果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与石器时代相联系,奴隶社会与青铜时代相联系,封建社会与生铁时代相联系,则资本主义社会则与钢铁时代相联系。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都依赖于钢铁材料的支撑。而钢铁的主要应用领域目前也在汽车、船舶、飞机、火车及铁路、桥梁及军事工程和农业工程中的枪支、火炮、坦克、拖拉机等。当然还有相应的制造业。
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否也要经过工业化之路的历程
工业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单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反杜林论》P266
可见,工业化的基本目标有三个:
将个人拥有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拥有的生产资料,从而提高生产力,
将自由分散的个人变为相互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社会人,
将个人的劳动行为及产品变为社会的劳动行为及社会的产品。
把工业化简单理解为第二产业的扩大与发展是错误的。同样,把第二产业的产值与第一产业的产值简单对比,认为只要第二产业的产值超过第一产业产值多少,或第二产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值中占的百分比是多少就是工业化了的作法也同样是错误的。工业化是相对于个人小生产而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这种社会化是生产资料的的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产品的社会化。
我国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与农村公社所有制是不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回答肯定不是。因为生产资料、劳动与产品没有经过流通领域(没有经过市场)进入社会,而是通过计划与调拨。而市场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不能取消的。商品经济还是不能少的。另外,也没有机械化生产作为支撑和基础。
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呢?不进行这种工业化不行吗?
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不是由哪一个人的意志或喜好厌恶决定的,而是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所决定的。简单说,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与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提高产品产量与质量,合理利用人力与物力,最大限度降低商品的成本,使商品在市场的流通过程中具有最大的竞争力。例如中国大豆与美国大豆的竞争。我们许多人老是埋怨美国的大豆正在挤垮中国的大豆生产。本来,大豆产业是中国传统农业产品中的一项大宗产业。现在被美国大豆打得节节败退。为什么?这就是两者社会化生产的程度不一样。同样,美国的汽车被日本引进若干年后,日本汽车返销美国打败美国汽车,也是因为社会化生产的程度不一样。
既然我们产品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低,成本高。那我们少进口美国的大豆不就得了吗?有人可能会这样提议道。在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今天,这做得到吗?做不到。
中国之所以还必须要进行工业化,是因为还要扩大内需的需要。中国自三十年来的改革探索中,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外贸出口的拉动。可以说是依赖外贸型发展的经济或加工贸易经济。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这种依赖外贸出口拉动的经济受到了极大冲击。中国必须要另找出路,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使自己的经济保持发展的强劲势头。内需的潜力股在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应该在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在农村!
③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如何走
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再谈,实质上主要是农村领域和城市有些工业的转轨变型问题。主要是农村如何工业化的问题,即农村如何实行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生产有序的问题。
恩格斯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的致命问题时指出,社会化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并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反杜林论》P270)
造成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及完成后社会化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原因就是实行单一的市场经济,排斥计划经济的积极作用。
所以首先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能只按市场经济或只按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必须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注并举,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个人经济都要上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原则,学前三十年的只要计划经济,只要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排斥市场经济与私人经济,是不行的。是走回头路。同样,只要市场经济与私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与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也是不行的。中国的工业化,即要保证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又要避免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另外,中国三十年来的探索中,仿照西方世界工业化的路子,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及制造业,取得了不小成绩。在钢铁生产、汽车生产、船舶制造、飞机制造、各种道路建设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走在了世界前头。相应能源开采和消耗,也排在了世界前头。当然环境破坏与污染,也走在了世界前头。可令许多专家和学者们感到意外的是,中国的广大农村,并没有如西方世界当年那样工业化,仍然比较贫穷和落后,仍然是小生产遍地、小农经济充斥、封建意识很强的地方。虽然农业经济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已经减免了农民的农业税,并且对许多农业生产进行了补贴,三农问题仍然紧紧困绕历届各级执政者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大问题。广大农村拥有的各种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动,农村的生产力仍然很低,农业人口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非农业人口。
事实说明,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模式,中国的工业化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当今世界形势,否则我们自己的工业化之路是走不通的。
中国有那些国情使得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模式呢?
中国国情之一:中国现在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出了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管理以外,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举、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一起上的原则,坚持以改革开放促发展的方针。外交上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
中国国情之二:当我们仿照西方那样大力发展交通运工具及制造业的时候,我们没有像西方世界当年那样的广阔的外部市场,我们只剩中国自己的内部市场了。这个国内市场还要和外国人分享!只是因为这个市场比较大,所以容许我们搞了这三十年。但现在这个空间已经很小了。
中国国情之三:中国总体人口多,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农村人口也相对太多,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
中国国情之四: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比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少,水资源拥有量也相对少。山地和贫脊土地量也相对较多。
当今世界情况与当初西方工业化时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之一:西方世界经过二百来年的工业化之后,在上述交通运输工具制造及相关工业方面已经建立了领先其他国家的工业技术态势,并且在饱和了自己国内市场之后也占领了世界各开放地域的主要市场。其它国家很难与它们展开竞争。
之二:上述工业依赖的基础能源如煤、石油因过度开采与过度使用而贮藏量下降,价格猛涨。这些能源的危机正在形成。新能源的寻找已经迫在眉睫。
之三:因开采、冶炼和过度使用上述能源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世界所有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危机。低碳经济、无污染经济、循环经济等环保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了新经济的发展方向。上述交通运输工具制造及相关工业已经成为过时的经济。西方世界正在抛弃与转移它们。
之四:现在交通运输工具制造业及相关工业方面的生产成本因上述原因导致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西方世界及其它国家正在寻找科技含量高,成本小、利润空间大的新型产业,以实现经济的转轨变型。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可以推测中国工业化的大致发展方向如下:
①中国的工业化要兼顾农村广大劳动力就近就业和就近城镇化的现实需要,根本目标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是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要看到那些将要消灭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并且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处于萌芽状态,要看到这些因素在自己的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反杜林论》P292—293)。
传统的西方工业化,因将工厂主要建在城市,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城市谋生,结果一方面是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齐全与完善,也越来越拥挤,而农村人口却越来越来稀少,相对也越来越落后,有的甚至荒芜废弃。西方的这些问题是完全市场经济自由选择的结果造成的,从而扩大了城乡差别,也违背了大工业生产的本意。
中国既然是市场与计划的混合经济,就应该有选择地引导一些工业设置在农村,或由当地农民企业家在当地创业。这可以通过相应的优惠政策与奖励措施做到,如办特区那样。
种植业工厂化的目的也是让种植业产业化与市场化,以解决当地农民的就地就业问题的同时解决农村城镇化的问题,从而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目前有的地方乘中央提出城镇化的时机,大力投资城市建设,大力提高现有城市的档次与规模。譬如笔者所在的省,就提出并规化省会城市贵阳在多少年人口要达到五百万(现在约有四百万),好几个地级市多少年人口要达到一百万以上。相信其它省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样做的结果,是现有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有些地方拼命要往全国第几世界第几争。结果是城市本身的问题越来越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也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赿大。
如上所说,这与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是背道而驰。城镇化就要将广大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为城市人口,而不是学西方原来搞的那样将他们赶到城市,以此壮大城市的规模与发展。西方的工业化与相应的城市化没有消灭城乡差别,我们的城镇化目的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广大农村人口赶到城市的作法,实践已经证明不能消灭中国的城乡差别,反而是扩大了这种差别。并且造成了许多中国特有的怪现象,如大批农民滞留城市造成的户口问题、孩子入学问题、医疗问题、住房紧张问题、春运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田地荒芜问题、农村老年人赡养问题。此外大城市带来的西方世界曾经头痛的问题在中国的各大中小城市也见怪不怪。不少人有一种不良心态:好像富人生病一样是一种光荣,因为你如果人穷,是生不起富人病的。同样,城市大生病是好事,你城市大是一种光荣一种自豪,你小城市还生不起这种大城市病。
②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再走交通运输制造业为龙头的路子,以污染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必须走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相结合的路子。
城市化不等于将现有城市扩大化,而是指将广大乡村相对集中,形成许多卫星城,以利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工业要均衡分布,不能过于集中沿海与传统大城市。
历史告诉我们,工业化必须以新行业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为引擎。
历史也告诉我们,西方的工业化之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别人不能照搬了。中国不能 了。出了上面提到的污染之外,还因为西方工业化国家不会容许别人抢占它们的市场。也不允许其它国家向它们输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排斥本国的劳动力。
实际上西方也没有多少市场可供我们去抢占。除非我们用更低的价格,更好的质量,更成熟的技术。中国三十年来之所以在交通运输及相应制造业有蓬勃发展并成了带动经济发展的引擎,主要地也依赖于国内市场的空白而不是国际市场。现在这个空白已经很小了。我们的发展空间很有限了。
也不能适应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落后的小生产的环境,还不能适应中国广大地区的差别与特点,同时也不能迅速解决当时农村迫切的生存问题。但单一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万能的。
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原来在单一市场经济下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做法,中国现在是走不通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
四、题外的话
(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与性质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当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基本制度,而决不能是资本主义的方向与资本主义制度。否则,我们的改革就变了味,就是复辟。而复辟的结果就如当今的俄罗斯,被西方资产阶级骗了之后国家还衰落了若干年,闹了个笑话,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须知,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是从来不会希望有一个强大的苏联横在它们面前的,是从来不会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横在它们面前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基本制度,其理由实在太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复辟资本主义后国家会如俄罗斯那样衰败之外,还有许多。
比如,我们的祖宗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许多人,基于人间不公平的现实,提出过天下大同的思想。许多人还因此为之奋斗过并献出过生命。天下大同的社会,在原始社会出现过,但那时的社会生活质量实在是太低下太落后,被后来的阶级社会取代了。在从奴隶社会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几千年中,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着,但天下并没有实现大同。朱门酒肉臭的同时,路有饿死骨。社会间的战争与社会间的和平交替进行,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毁灭相互上演。陶渊明先生之流只能在梦中去设想他心中的桃花源,许多人只能在各种宗教的天国里去寻找那心中的圣地。
既然以往除了原始社会以外的各种制度都不能让人类社会在更高层次的基础上实现天下大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试一下呢?除了剥削阶级的卫道士以外,一切正义的善良的人们没有理由不让社会主义带领我们去把人类的这一梦想变为现实。因为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论是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孩子,黑皮肤的与白皮肤的,这个民族的与那个民族的,天下所有的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有工作做,是天下最人道的大事,最慈善的事业,最讲人权的行为。
又比如,社会主义的方向与基本制度,是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为了这一目标与理想,他们抹着汗,含着泪,流着血,以无比的英勇气概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殊死搏斗。时间长达几十年,其业迹与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许多人没有看到目标与理想的实现就倒在了地上。我们一定要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不能做逃兵,不能做叛徒,不能做犹大。
再比如,今年是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年的日子。苏联没有能够把社会主义搞下去,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因此大肆声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合地球的球情,只有他们的资本主义才是最好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东西。许多有理想的正义人士则士气受挫。社会主义要不要搞,能不能搞,成了一个现实的大问题。国内在改革开放中,许多人也冒出来反对搞社会主义,主张要搞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的东西好得很,比社会主义的好。
人争一口气,树争一张皮。社会主义这一口气,我们非争不可。所谓“鬼尚有气,人独无气乎”就是这个意思。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理直气壮地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把社会主义的大旗打到底。
(二)什么叫社会主义
有个名人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富裕是不是社会主义呢?他没有说。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不是以贫穷或富有为标准来划分的。否则的话,富裕的西方七国就要变成社会主义了,而“东方”五国古巴、朝鲜、中国、越南、老挝就要变成其它主义了。但有一点没有人否认,所有国家都追求富裕,都不喜欢贫穷。社会主义国家要追求富裕,不喜欢贫穷;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追求富裕,也不喜欢贫穷。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在一个国家里,有多少人富裕?是通过什么手段富裕的?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上面的话就成了伪命题。
一个国家内,如果只是少数人富裕,而绝大多数人处于长期贫穷当中,并且这种状况有社会法律与制度的支撑和保障。那么,这个国家不能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因而也是大多数人参与的事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大多数人积极参与的,为大多数人走上富裕道路而奋斗的事业。
如果通过对内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对外则通过侵占与掠夺,获取财富,这种富裕也不能叫社会主义。否则的话,当年的德国法西斯、日本法西斯,更早的西方各国,都是社会主义了。德国法西斯还自称国家社会主义呢?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西方许多国家,还在通过不断的对外战争,获取它国的资源与财富。它们是反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应该是通过大多数人的共同劳动,对外是通过正常的贸易交换,获取财富,实现国内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目标。当然对各贫穷的国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支持与帮助。
要解决上面两个问题,就要有一个基本制度的保证。这个基本制度有若干内容如下:
1、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宪法:这个宪法不是要声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是要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任何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和违法的。
2、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或几个政党,这个或这些政党能够为大多数人服务,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工作,并且保证宪法的贯彻与实施。这个或这些政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们之所以是先锋队,是因为它们要保证不会蜕化变质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政党。
3、这个国家必须要消灭剥削与被剥削现象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实行大多数人积极参与的各种公有制。
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引入私人经济的实践证明,私有制不能消除贫富差距,不能保证大多数人能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前,有人曾写信问恩格斯,俄国能不能搞社会主义,恩格斯回信说不能。因为当时的俄国还不是像西方那样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还是领导俄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样,当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闹革命的时候,苏联的斯大林也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二十八年的奋斗,把中国引导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
谁错了,恩格斯,斯大林?谁对了,列宁,毛泽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与列宁、毛泽东所搞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社会主义,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之上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在工业化建立与成熟之后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对它的否定。而列宁、毛泽东所搞的社会主义,还仅仅是在当事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当事国的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中国比俄国更落后,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政治的东西不能代替经济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虽然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经济的问题仍然要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斯大林接过列宁的旗帜,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全部国有的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体系,完全排斥了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一点仍然是照搬了马克思主义教条而没有注意俄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后的1956年,也学老大哥的样子,完全排斥了私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建立了完全国有的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体系。当然弟兄两个是有区别的:苏联是用消灭私有制的强硬办法,而中国是用公私合营的比较人道的办法。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曾经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都使落后的苏联与中国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周围是敌对势力的包围下,在国外援助很少的条件下,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迅速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苏联甚至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现在看起来,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加全部国有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也存在极其危险的弱点。
这些弱点有:
国家力量迅速提高并走向强大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到他们比较满意的水平,没有提高到使他们足以昂首挺胸地走在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人们的前面的水平。他们因此有理由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可以和世界强国相比,作为个人生活,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相比?这是我们支持和需要的社会主义么?社会主义就有权利搞国富民穷么?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加全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还可能造成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虚报浮夸,极大浪费,从而损害社会主义经济经济持续与健康的发展。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加全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还可能造公权力转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造成贪污腐化,损公肥私猖厥,执政者群体性蜕化变质,形成新的党内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其结果从总体社会来看是两极分化严重,阶级对立加剧。社会主义成了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加全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还可能造成执政党内个人长期担任主要职务而形成某种独裁统治的形式,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没有表达的渠道与方式。
这几样加起来的结果就可能导致广大人民群众抛弃蜕变的执政党,而蜕变的执政党可能丢掉人民群众和国家政权。苏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解体,生动说明了这个可怕的结果是存在的。当然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除了上面之外,还有别的原因。
中国在1956年到1977年的二十余年时间里,也采取了无产阶级专政加全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也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生活没有得到较大提高和改善,国家崛起的同时老百姓的生活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用一句通俗点的话说叫“勒紧裤腰带强国”。但是共产党为什么没有亡党亡国呢?因为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还比较清贫,贪污腐败现象不太严重,也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摸索通过所谓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寻找防止中国共产党蜕化变质的途径,还因为后来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及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引进私人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因此逐步去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毛和邓的措施,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赢得了民心。
现实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和教育呢?
启示和教育是很多的。
1、在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这是列宁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贡献。是应该肯定的,我们不能因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就说社会主义不能搞,行不通。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坚持走下去。
2、因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差异,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注意保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时候要注意适当地利用私人经济与市场经济为我服务,这样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保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全方位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
3、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与可能性,因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形式是比较多样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主要取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内人民内部之间矛盾的形式。因此处理起来要讲艺术性与灵活性,要依时而变。
4、苏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了无产阶级专政+全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模式,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搞多党制,导致资产阶级政党执政,全面恢复私有制。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让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或人物上台执政。改革开放之前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如此。政治改革中也不能不坚持这一条。
5、中国在现阶段上的无产阶级专政+部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部分私人经济、市场经济的模式,比较苏联的模式是更好的模式,但因私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影响,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因为执政党腐败的影响因素增加了,还因为资产阶级在党内与社会上的代言人增加了。处理好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成了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主要问题所在。
6、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曾经写道:“……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从前一句话中看,似乎当年的十月革命可以直接在农村实行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不搞私有制。但从后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苏联是处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之中的,俄国十月革命根本没有引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连锁反应,因而没有“双方互相补充”的条件存在。
同样,今天我们之所以要保留和利用一部分私人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是因为我们周围没有国际环境的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作为双方相互补充的条件存在。
此外,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产阶级社会,在它的全部活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自行灭亡的。中国作为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封建主义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型,也必须要借助资产阶级的私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力量的活力。但这种借助,又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引导。
最后,落后的国家(工业化不成熟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时之所以要利用和借助私人经济与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以下几点:
①国家的落后性不能保证全民(包含各民族)在基础教育上受教育的相同性,及技能训练上的相同性。换句话说,教育和训练的不平等导致了个体生产能力上差异的客观性存在。
②国家的落后性使得生产工具的先进性受到制约,而生产工具的落后又制约着生产关系的改进与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都影响着个体生产能力的差异。
③整个社会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自动化程度相当高的程度,这种相当高的程度使得个体的差异在生产中已经不是主要的障碍,使得个体在生产工具的使用与掌握中不需要很大的个人投入。
④社会的网络化程度与信息化程度还没有达到使社会的知识与技能成为社会大众共享的东西,它们仍然是部分人优先享有的东西。
后面这三点实际上只有整个社会进入计算机时代与光纤技术时代后的今天才开始崭露头角。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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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
恩格斯《反杜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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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等《中国草原生态治理调查》 上海人民出版社09年4月一版
王跃生《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9年10月一版
刘洁《坦言三十年》江苏人民出版社09年5月一版
张神根《中国农村建设六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09年9月一版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三农中国》(第十三期)湖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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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齐顾波等著《中国村级债务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09年8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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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柱(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对苏联解体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光明日报,2011年4月1日)
林宗弘、吴晓刚:中国的制度变迁与阶级结构转型(三农中国 )
李昌平等:对“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的系统思考(三农中国 2011.4.7)
王伟:末路悲歌:苏联解体是因苏共高层瓜分国家利益讨好美国? 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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