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社会问题都处在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在找寻农村公共品的存在问题和原因时,从社会背景出发有利于宏观把握。

      1.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温铁军先生的这一观点为我们研究三农提供了基本框架。人多地少不但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分散的小农经济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脆弱不堪,农民对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依赖更加迫切。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得国家长期把来自农业的剩余投入到城市中,而把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责任推给了基层政府和农民自己。农业剩余被国家拿走了,农民当然没钱承担本应由国家承担的责任,其结果就是乡村日益凋敝和城市不断繁荣的鸿沟日渐加深。

      2.市场经济与乡村原子化。市场经济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严重冲击了传统的乡村秩序,农民之间的合作意愿在减弱。在熟人社会中流动性很弱,使得相互之间有更多的联系和需要。市场经济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流动性和经济理性,他们更多的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市场能力才是他们所关心的。相较于农村公共事务,个人的市场能力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益,农民组织起来提供公共品的动力和能力都被严重弱化了。

      3.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府,尤其是处在落后地区的基层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通过制度外筹资提供农村公共品的方式在制度上也被否定了。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对于,一方面是资金的严重短缺,一方面是农民日益强烈的公共品需求,无疑是杯水车薪。

      4.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不断接受平等、公平、契约等理念,要求生存得更好、生活得更有尊严,对现行的公共品供给体制越来越感到不满,要求同城里人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国家财政的快速增长和政府治理理念的改变也为此提供了可能。统筹城乡城乡一体化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基层政府并不宽裕的财政无法承担起这一重任。

      5.基层民主与利益表达。农民负担的反弹传递出基层民主还不完善的信号。农民自己选出来的人民代表最后做出了不利于农民的决策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农村也是一个资源的集合体,在这里也有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有种种民主面纱掩饰下的罪恶。民主和表达是分不开的,农村公共品必须反映农民的真实诉求,否则农民不但不能成为受益者,反而会成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客观上,基层民主的不完善使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村级组织也成了基层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

      6.基础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乡村基础秩序至少包含两个层次,即法律秩序和乡土秩序。农民维权抗争运动的存在说明以正式制度确立的秩序遭到了民众的抵制,但农民从依法抗争以法抗争并未否定现存规则,仅是对腐败和公权力滥用的愤怒、对具体政治权威的质疑。市场经济改变了传统的乡土秩序,乡土文化由泥土的、情感的、熟悉的向交换的、计算的、陌生的转变,传统的道德观念遭遇机会主义和浮躁情绪,乡土价值观因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和否定而陷入迷茫,如此乡土秩序支离破碎。

      7.乡村文化建设较为复杂。其一,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在贫穷落后的农村难以生根发芽。一方面,农民不熟悉、不理解由公共权力主导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诉求并未得到表达,农民的价值取向与精英阶层存在差距。其二, 社会提供的文化产品比较单一。农民的购买力相对较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向农民的优秀文化产品是短缺的。而政府提供的文化产品所表达的更多的是社会精英的价值,农民并不认同。其三,贫穷既是文化落后的根源,也是愚昧的根源。落后的农村经济和稀缺的农业剩余难以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物质和精神基础,既导致农村文化设施的严重短缺,又导致思想文化的凋敝。文化的发展是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的前提,愚昧和迷信正是文化凋敝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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