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年,“打工经济”兴盛一时,作为一种富民强村的有效途径,它为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出路,特别是乡村里70后、80 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地方各级领导也往往也因其在地方经济GDP中的分量而津津乐道,而且至今依然余味悠长。
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席卷而来,沿海企业纷纷倒闭,劳动力密集的纺织服装业更是首当其冲。作为“劳动力东南飞”的“打工经济”的一种反弹,近几年,“回乡创业”日渐潮涌乡村。并且,这种“回乡创业”因创业者资本的厚薄、能力的大小、眼界的高低等个体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色。相比而言,“家庭工厂”,只能是摇曳在创业园地角落的不起眼的一方风景。
处地相对偏远的浩口镇艾桥村只有两家个体服装加工“家庭工厂”。一家是一组的郑中清,另一家是五组的李顺阳。
郑中清的家在一组西头第一家,是一家比较漂亮的两层楼。郑是瘸子,其妻肖朝霞的两腿大概同正常人的胳臂一般粗。两人均属残疾人,但均未办残疾证。他们属于从小就拜师学艺做服装的。前几年他们在外地做,三年前回家创业。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郑明美在家招婿,女婿叫曾令福,现有一小孙女,才九个月大。家里原有十多亩地,因为自己耕种不便,转给了弟弟和弟媳。我们问起去年的收入状况,肖朝霞有些警觉,只是含混地说,与在家里种地差不多。后来她女婿小曾出来,我们与他聊了些现状与忧虑。再不久,当家人老郑骑摩托车回来,也同我们座谈了些情况。
五组的李顺阳家虽然是平房,但装饰较新。其父李方华年纪不大,63年的。全家连祖母和他们的女儿,共六口人。李顺阳是80后的帅小伙,高中毕业后,先是在沙市他叔叔那学艺做工,后来又同新婚不久的妻子,到武汉汉正街做了两年服装生意。去年,因生意不好才回家创业。
从我们的观察与访谈来看,他们有许多共同点:第一、规模小。两家都只有十几台车子、十几个人。第二、工人都以自家人及亲友为主,兼及乡邻。第三、生产条件都还可以。车间里都装有整齐的灯管、吊扇、空调,备有灭火器具,通风也顺畅。第四、都提供荤素搭配的“四菜一汤”两餐生活。第五、工时都控制在早晚八点。与前几年打工相比,要缩短三个多小时。第六、工资一律在每人每月80元-100元之间,并且每月兑信。与沿海待遇差不多,同前几年相比,有大幅度提升。第七、他们都面临共同的市场难题:一是订单不稳定。他们的订单渠道,基本都是靠打工建立的朋友关系来提供。订单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服装市场大背景,另一方面取决于朋友的多少、路子的宽与窄。(鉴于他们家庭作坊的地位,多数时候他们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一般下半年好于上半年。)二是利润一般较低。像他们这样处地偏远的“家庭工厂”,通常都是接别人转几道手后的订单。而且行情不好的时候,上线老板也往往压低利润。有时候,他们生产时亏本,不生产亏本更多。三是质量标准不规范。他们都没有专业质检人员,全凭自己把关与老板的认同与否来决断。第八、他们都没有办相关营业证照,也没有谁来收税。
稍作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与外出打工相比,他们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是有助于家庭和睦。无论老板还是打工者,都不必离乡背井地像“候鸟”一样往返劳碌,忍受思乡之苦、亲人分离之痛。而是可以同时兼顾家庭,照顾老人和孩子。其次、可以节省往返交通费用和避免旅途劳顿。沿海打工,一去数千里,一年几趟,费用不少;而且订票、挤公汽、赶火车,每每疲惫不堪。第三、可以有效规避许多劳务风险。包括交通风险、环境风险等等。外地打工,劳动环境只能受制于人,在家里,可控性要好得多。
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两点令我们略感欣慰的进步因素:一是做工时间得到了明显控制,与前些年的“血汗工厂”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无论老板还是打工者,法律意识都普遍增强了。二是用工待遇与前几年相比,有了大幅度提升。这反映出一方面沿海企业的“用工荒”,促成了劳动者工资的提高;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对《劳动法》的贯彻落实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扶持举措,营造出了有利于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毫无疑问,这是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的标志。
当然,这种“家庭工厂”也提出了不允回避的隐忧:一是他们的生存能力有多强,或者叫他们究竟能走多远。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的生存状况,就如同乡村河渠里的“浮萍”。订单多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生产能力与规模;有没有订单取决于老板的关系网、取决于他们产品的质量,当然更取决于整个服装市场的大行情。在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波谲云诡市场环境中,他们只能是风雨飘摇的“小舟”。二是他们这种无照经营、逃避税收、缺乏质检的不规范状态,一旦遇到整肃,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整肃、规范经营;要么就地解散,另谋它途。这一切都决定,他们的命运不会长久。
- 责任编辑:s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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