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因及现实途径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社会建设

    钱子文

     

    摘要:基本公共服务,是统治当局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而实施的,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以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为核心的一系列国家治理行为,和制度安排的过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一种施政策略,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存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要正视这种社会存在,张扬这种社会价值,深入到社会内部结构中去,探索阻碍均等化进程的深层次原因,推动均等化进程,从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动力,最终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 社会建设 公共治理

     

    历经30多年改革与发展,经济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还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的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①]社会建设因此显得格外迫切和必要。经济领域的成就为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基本公共服务既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建设的基础。

     

    一、涵义.理论[②]

    (一)研究综述:内涵与性质

    1.内涵

    自统治当局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关注民生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来,有关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诸多研究者深入分析了其理论依据、内涵、研究意义以及实现路径等问题。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的基础问题,诸多研究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丰富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的差异,学者们对其内涵存在一定分歧,但“结合公共产品理论,研究者对公共服务的不同阐述并没有脱离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服务在本质上就是公共产品。”刘蕾(2009)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公共产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本质上就是政府遵循公平原则,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向全社会居民提供的、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公共产品。”[③]这一观点可以看成是财经领域研究者的基本共识。

    有的研究者(韩志明,2009)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公共服务是一种空间化的社会存在,具有特定的范围和边界”,基本公共服务是现代法治原则,尤其是平等原则的要求。但由于空间差异的客观存在,公共服务的差异性无法抹杀,要完全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是不可能的。同时政府也“应该尽可能满足全国人民对于公共资源的基本物质需求和权利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一个最高的美好理想,而是一个最低的基本要求”,“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特定的政治议题”。[④]

    由于当代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天然政治性,官方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撰写的《百姓.民生》一书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根据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凝聚力,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⑤]通过以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四个标准的界定,把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看成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2.性质

    性质决定着事物发展。理性认识基本公共服务的性质是非常必要的。特征往往是性质的外化。对性质与特征的认识能为更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奠定基础。

    (1)公共品。无论财经领域还是政治(行政)领域的研究者,都没有否定基本公共服务是公共品这一基本结论。甚至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最初的共识。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满足公民具有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和可行性需求的公共产品。

    (2)时空性。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时空概念,总要基于一定的时空。基本公共服务也只有在一定的时空中才具有现实意义。再美好的理想也无法避开现实力量的禁锢,更不可能超越,反而使理想显得如空中楼阁般虚幻。均等化主要就是针对空间差异性的存在。这种空间差异既体现在地域之间,也体现在社会空间上,更体现了政治统治的空间秩序。

    随之而来的可能是需求的刚性,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对基本公共服务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已经享受到相当水平公共服务的人不可能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被剥夺掉他们既得的公共服务。”[⑥]

    (3)政治性。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天然的政治性。没有人会否认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为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努力,“公共服务也正是建立在公民权的概念基础之上的”[⑦],均等化的程度也意味着政治文明底线的高低。

    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它关系着执政当局的政治合法性。“在政治的逻辑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际上也是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正严重缺失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寻求政府责任的底线”,“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政治性的,体现了政治权力的意志和倾向性”。[⑧]

    刘瑜认为(2010),“政治本身它是一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⑨]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毫无疑问现实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弱势空间”,底层社会生态持续恶化,以基层政府为对象的维权抗争和社会泄愤事件时有发生,至少说明政治应该包含的国家之善没有在底层社会体现,而“善”最基本的就是对弱者有同理心,政府的责任底线已经失守。

    (二)新解初探:内涵与法理

    尽管诸多研究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也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学相关研究成果,对基本公共服务做另一种解读。

    1.重读内涵

    传统的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提供的,与一定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满足全社会居民基本需求的公共产品。这类定义的缺陷在于:第一,不能解释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动力问题;第二,没有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或内容问题;第三,把一些更为基础的公共服务,比如免受公共权力非法侵扰的权利,排除在外。

    基于此笔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统治当局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而实施的,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以保障公民的宪法性权利[⑩]为核心的一系列国家治理行为,和制度安排[11]的过程。应该肯定正义、秩序和公民权是公共品,而且是纯粹的公共品,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就是为了保证其实现。现实国情的制约,当然地具有时空性和政治性。因此,这一定义并没有违背基本公共服务的三个基本性质。

    历史业已证明,发展是稳定的基础。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是个人发展的基础。只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社会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的繁荣不必然导致社会安定。基本公共服务一方面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促进着社会的公平,客观上能安抚社会弱势群体的情绪,弥合精英与平民、上层与底层之间的“断裂”,从而化解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换句话说,基本公共服务为政府实现长治久安,从而为实现长期执政创造了条件。这正是统治当局动力之所在。

    学者们基本认同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以下内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基础设施、自然灾害救助等。这些都是公民宪法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义和秩序的要求。但一些更为基础的公民权,诸如财产、自由、平等、尊严等却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传统的观点只把物质性的公共服务视为基本公共服务。但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公民的财产可以被任意侵占,比如某些地方的“新圈地运动”;自由可以被随意剥夺,比如对某些人的“跨区域追捕”;平等可以被肆意亵渎,比如某些地方公共部门的“因人设岗”;尊严可以被任意践踏,比如某些群体为了生存而卑微乞求……如果连家园都守不住,成了被圈养、被肆意宰杀的羔羊;如果连舞台、生存机会都被剥夺,成了谄媚、乞讨的流浪者,对于他们物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笔者的解读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和人文性,使得一些非物化的但又非常基础和必要的东西被融入到基本公共服务中来。当然笔者笔下的定义和传统定义之间存在一定分歧,形成了对传统定义的冲击,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它并没有违背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原理。即使这一定义是不成立的,其中所包含的理念,即重建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社会公共生活基础秩序,保障公民权实现,起码不要受到侵犯,是有现实意义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基础秩序,基本公共服务不但不会使公民真正(平等)受益,甚至会成为某些人对善良人的欺骗,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不能把公民权作为基本公共品供给,并保障其实现,当然这种实现有一定的时空性,基本公共服务就会丧失其本来意义。

    制度本身是一种公共品,基本公共服务也要以一定制度框架为基础。如果将基本公共服务视为一系列制度安排,或者说以实现一定制度目标而实施治理行为的过程,那么前提就是要保证制度设计具有正义性和公平性。我们可以把制度安排视为自来水管道网络,非正义的制度设计好比有的管道很粗有的管道很细,有的管道是疏通的有的管道是堵塞的,而基本公共服务就是自来水,是生活必需品,如果管道设计不合理,那么自来水当然就不能均匀地流入千家万户。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似乎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又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如上所述,基本公共服务好比自来水,只要管道设计合理并能保障其畅通,自然也就能较均匀的流入千家万户。但正如刘琼莲指出的,“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 人所获得的只能是实质的不平等和不自由,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公平与正义可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制度的正义可能仅仅是一种理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在于发挥政府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的职能, 它要求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政府的制度化程度, 落实政府责任, 完善政府服务精神,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构建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12]尽管制度的正义可能并不存在,但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又必须依靠制度建设。

    2.理论基础

    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践诺行为。统治阶级与人民达成契约,国家以律法和暴力限制自由,实现统治秩序,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国家存在。国家通过建立行政组织,加强对社会和公民的控制,同时获取维持统治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尤其是现代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政治权力从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等单位集中到国家,形成统一的‘主权’;二是从统一的权力中心发散,政治权力的影响范围在地理空间和人群上不断扩大,覆盖整个领土的人口,渗透到广泛的社会领域。因此,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政治权力自下而上集中和自上而下渗透的双向过程。”[13]

    国家通过强制、税收、律法等方式限制公民权,汲取统治资源,维持统治秩序。作为对民众自由损失之补偿,必须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否则通过暴力获得的合法性无法取得公民的认可。政治权威归根结底需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公民权的发展来实现。在革命初期,为动员革命力量,往往会给群众(公民)描绘一幅无比美好的新生活(社会)图景,做出符合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热切期望的承诺。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执政党必须践行诺言,给予公民相应权利。强制只会带来屈服而非服从,强权所带来的除了反抗还是反抗。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理依据在于公民权平等原则。国家统一,形成超越社会之上的政府和法律秩序,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全体公民当然应该平等享有国民待遇。政府有责任通过对社会公正与制度和谐的追求,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其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基础条件,使其生存得更好,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既是国家之善,也是国家之根基所在。可以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指国家统一,在主权范围内,公民平等地享有国民待遇的过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治理理念转变的结果。公共部门的公共性决定了它该具有最大的公众亲和性。然而在实践中,公共部门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以致成为世界性的“公共悖论”难题,尤其是公众对政府信任危机的加深,促使“公民为本”、“市场理念”、“结果导向”三大核心理念的形成,政府开始把质量和顾客(公民)满意作为施政的主题。[1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一种施政策略,以维持政权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存在。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要正视这种社会存在,张扬这种社会价值,深入到社会内部结构中去,探索阻碍均等化进程的深层次原因,推动均等化进程,从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动力,最终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化解“公共悖论”难题的出路所在。

     

    二、现实.反思

    研究公共治理离不开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与把握。必须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有起码的良知,有基本的责任感,并不断反思才能保证其价值性。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个公共性问题,无疑要坚持这一理念。任何公共政策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闭门造车,否则要么因为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要么因为不得民心,而遭致失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然要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制约,无法回避也无法超越,说到底必须回到社会现实中来。那么我们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一)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结构定型化[15]

    我们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也有好坏之分。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至少要包含,较高的法治化程度、相对完善的政策博弈系统和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法治的落后导致权力和资本的勾结、权力和法律的暧昧,腐败全方位侵蚀社会肌体;失衡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缺乏透明的政策博弈系统,使得改革成为少部分人垄断、瓜分、掠夺资源和财富的盛宴,最终的结果便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在少部分人的狂欢中,是日益凋敝的民生和加剧的贫富分化,以及定型化的社会结构。

    当前中国社会呈现板块化的“三元阶层结构”,即界限基本清晰、流动异常艰难的权贵与资本阶层、中产阶层和底层贫民。权贵与资本结盟并主导社会话语权,左右公共政策过程,垄断向上流动的渠道和利益的分配,社会财富不断向上集中。中产阶层不但发展迟缓,而且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和仇富心理的替罪羊,于是很多人在问:“我还是中产阶级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阶级吗?”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无法得到根本改善,社会流动渠道狭窄,贫穷的继承与世袭和资本对社会结构的固化,使得底层社会生态持续恶化。

    每个人都想过有尊严的生活,但尊严总要建立在一定的生存基础之上,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人们往往变得冷漠,甚至冷酷而不择手段。“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代价”,最终导致社会溃败。社会群体如果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社会阶层,如果有共同的意志就是一个社会阶级。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裂痕扩大,导致行动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日趋对立的刚性稳定随时有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重构。

    (二)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全能政府主义的失败,使得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市场经济的壮大又不断推动城市化发展。可以说,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在全球化浪潮中,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流动,资本的逐利性转移,迫使基本公共服务逐步与国际接轨,以适应国际资本对经济发展所需基础条件的要求。公民也会因为国外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不顾“莫怪春来便归去,江南虽好是他乡”,选择“用脚投票”。

    市场化改革一直倍受争议。一方面它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但另一方面缺乏较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的市场又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主要涉及劳资关系;一个是再分配主要涉及财政收支。而现在这个利益均衡机制失灵了,表现为“低工资、高物价和带血的GDP”的市场经济和“房改把腰包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医改提前送终”的“市场社会”,民众可谓有切肤之痛。安居乐业、良好教育、医疗保健,无疑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条件。“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好的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配置资源,但市场经济的原则不能渗透和支配全部的社会生活。市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需要一个运行相对良好的社会作为基础。[16]我们需要一种改革,使得效率和公平都得到促进和提高。

    城镇化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三元身份结构”,即市民、农民工和农民,一直困扰着我们。农民工为城市建设贡献了青春、汗水,甚至血泪,却要以和乡村对等的收入支付城市生活成本,而享受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沦为城市的边缘人。农村不光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社会烙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更可怕的是它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此,国民待遇不光是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是以农民工和农村人为代表的底层社会实现“代际转移”的要求。

    (三)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当人们在一次次被践踏后忍无可忍,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呐喊冲破樊篱,当人们逐渐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看清方向,当人们逐渐接受法治的理念,权利意识也和规则意识一样在民众的观念里生根发芽。尽管“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17]但从“依法抗争”的被动维权到“以法抗争”的主动维权,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向公权力说不,的确昭示着中国从子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

    当民众接受了“社会契约”的观念,明白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某个政党的国家,要求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当民众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而要求更多的自由,要求平等享有国民待遇,反对法律剪刀差,要求过有尊严的生活;当“真相的意义胜过真理的意义”成为一种价值,更多的人要求公开,要求反思;当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信息传递日益便捷……我们可以断言,传统的政治生态正在被解构。

    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仅仅是要求公权力守规矩,而且规则还是公权力所有者自己制定的,仅仅是要求国家允诺给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都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将来,更多的公民对规则提出质疑、对公权力和私权利提出质疑的时候,整个社会被撕裂的危险将成为悬在全民族头上的利刃。

    另外,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特别重视以下两点。第一是地区、城乡差别和地域排斥。“中国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社会,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世界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存在,导致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三大发展差距,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18]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人为地划分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并使得身份差别与公共服务同构,形成了“一个中国两种体制”的格局。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也成了地域排斥的基础。第二是制度规范化程度低。一方面是由于急遽的社会转型和立法滞后之间的矛盾,导致的法律真空;另一方面是腐败对法治化的破坏,现有制度被束之高阁。

     

    三、建设.未来

    现实的背后即是成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社会现实压力的产物。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也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和约束条件,在选择实现途径时,一定要注意系统性。

    (一)抓住核心: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即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机构履行公共职责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国家机构的能力和国家的自主性程度,核心是行政管理能力。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以节约税收在行政过程中的耗费。政府必须独立于利益集团,以保持超越性和公正性基础上的科学决策。

    当前某些基层政权的溃败,实质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就是对公共职责的放弃。基层社会生活秩序严重紊乱,社会正义缺失,弱势者找不到说理的地方,“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经济社会的秩序以强力和不公正作为特征。”失衡的社会力量博弈使得不公正在日益加剧。而只有“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从而具有公正性的国家的存在,才能防止不公正的秩序在不公正的社会生活当中支配我们。”[19]

    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宪政建设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民主避免僵化,法治约束权力。民主就是要打破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对权力的垄断、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以民智的启蒙繁荣文化,以阶层的流动激活社会,以合理的竞争呼唤公正。法治就是要树立宪法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用法律来守卫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使法律成为全社会可以信任的价值观念。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有法律也不等于有法治,法治绕不开现行的政治制度,公民“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尤为重要。

    (二)转变理念:是权利而非恩赐

    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容易满足和感恩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他们对于诸如警察勇斗歹徒、领导干部送温暖等感动得涕泪俱下。媒体也经常喜欢用“惠民政策”、“鱼水一家亲”等词汇。却经常忘了政府的职责是什么,作为纳税人又该享有些什么权利。

    基本公共服务是权利不是恩赐,每公民都有权利要求政府提供。“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者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20]之所以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泽被全民,即所有公民平等地享有,也仅以公民这一唯一身份为标准接受服务,是因为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的平等,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

    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种理念:机会平等、社会公正是最宝贵也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比增加社会福利更重要。当前最紧迫的莫过于对公权侵犯私权的制约。如果理念不能根本转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光花钱是肯定不行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时代的到来,必须以政府的治理理念和公民的权利观念的改变为基础。

    (三)制度建设:从市场经济到好的市场经济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一种社会价值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实现。其一,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孙立平指出,“如果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那么发展与公正就是当今中国的主题”。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要牢牢把握科学发展和公平正义的主线,一方面,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保障等的投入。彻底扭转那种仅仅把基本公共服务视为人道主义的观念,扭转那种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总是要花钱的观念。必须认识到,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正是良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使人们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使得消费成为可能。一方面,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不断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均衡的财政投入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保障。同时还要保证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

    其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法制,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进而实现全国的统一供给和均等化。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有时还会很激烈,但除此亦无他途。当前最紧迫的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改革的关键在于剥离所附着的不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与之相随的是和社会身份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以及各部门、各地区不合理的分配体制。

    其三,要重视利益均衡机制和改革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21]今天的中国问题积重难返,不仅仅是偶然的政策失误,更重要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利益均衡机制一是要解决改革成本的分摊问题,一是要解决改革的成果如何共享的问题。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格外重要,改革的参与机制就是要使得各种声音能在博弈中体现其价值。

    (四)生存:保障就业与谋生权利

    对于底层社会,甚至大部分精英而言,主义、意识形态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里,如何生存得更好,生活得更有尊严。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玩具。口号式的喊叫只能使人厌倦和反感,因为那不是真相。当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很低,就业和谋生仍然是底层社会甚至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头等问题。毫不夸张的说,他们每天睁开眼面对的就是怎样生存下去,把腰弯成弓形来承载生之艰辛,用自己的坚强维持最后一点尊严,甚至连尊严都不敢妄想。因此,公共治理必须把保障底层社会的生存空间,逐步改善底层社会生态,作为基本的价值目标,并不断为就业和谋生创造条件。

    一个社会应当有这样一群人,因为他们的梦想使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因为对信念的坚守永不言弃;因为他们的直面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公正,因为对责任的担当永不低头。梦想与现实之间有落差就会有疼痛,心就会柔软起来,就会有人文关怀。而现实却是这样一种状况:有梦想的人,用跪拜的姿势向着梦想匍匐前行,却被现实一次次强暴,最后放弃了信念;直面现实的人,在现实里走失了方向。最后梦想与现实都在这个社会里碰得头破血流,梦想失去了贞节变得麻木,现实失去了方向最后盲目。于是,我们变得冷漠,我们的社会陷入肮脏和无序。

    未来中国出路在何方?或许,“中国梦”就是最好的答案。我们梦想,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在一个公平健康的竞争环境下,通过个人努力,而非依赖特定的社会阶层,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能公平地享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给那些有梦想的人放飞梦想的舞台和机会,给梦想成长的阳光、雨露和沃土,给那些有梦想的人希望、力量和温暖……

     

    注释: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中的社会建设”,《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②] 原稿发表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题为“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研究”,此为修改稿。

    [③] 刘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研究述评”,《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第3期。

    [④] 韩志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探索》,2009年,第2期。

    [⑤]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百姓.民生:共享基本公共服务100》,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5题。

    [⑥] 韩志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探索》,2009年,第2期。

    [⑦] 韩志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探索》,2009年,第2期。

    [⑧] 韩志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探索》,2009年,第2期。

    [⑨] 刘瑜:“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 ”,凤凰网读书会,第27期,20101123

    [⑩] 宪法权利包括人权与公民权。人权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尊严、诉权。公民权是公民参与国事的权利,属于个人,但却针对国家公共生活。人权是宪法权利的基础,公民权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之上。一个有公民身份的人所享有的生存权、自由权是作为“人”而不是以“公民”身份享有的。——马岭:“宪法中的人权与公民权”,《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秋季卷。

      笔者认为,公民权天然包含人权,一个被剥夺人权的公民肯定也无法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权”。我国宪法中没有规定公民的“生活安宁权”,即主体为维持正常、安宁的生活环境所享有的不受非法干扰的权利,但其往往是公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应该成为公民宪法性权利之一。有的民法学者(王晓艳,2003)建议在民法人格权中规定,这种观点有一定可操作性,但实际上降低了其位阶。下文中的公民权等同于公民的宪法性权利。

    [11] 本文中的制度,限于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和实施机制。这是由公民权的全国性、统一性和平等性决定的。有关公民权的这三个性质,参见张英洪:“公民权: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公共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12] 刘琼莲:“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6期。

    [13] 转引自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14] 周志忍:《政府管理的行与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6页。

    [15] 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29页;

      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8页。

    [16] 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17] 转引自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18] 胡鞍钢、胡联合等:《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长治久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

    [19] 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256页。

    [20] 转引自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21] 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879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胡联合等.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长治久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9636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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