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巨变的图景
——读贺雪峰新著《乡村社会关键词》
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费孝通
对许多文人来说,“乡村”是一个凝结着乡愁的难舍的梦,那里窖藏着陈年的记忆,是回响在工业文明巨大的机器轰鸣之外的一曲田园牧歌。这本书似乎并不适合他们看,那些切肤的真实恐会惊醒这梦像,使人叹息“田园将芜,魂归何处”[①]。
对许多学者来说,“乡村”是一组理所当然无须反思的概念,“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礼治”“无讼”的社会秩序,“熟人社会”的社会性质,等等,费孝通先生60年前的一本《乡土中国》似乎一劳永逸地取消了后人观察乡村的必要,许多的研究就立基于这些概念构成的“理想类型”。这本书似乎也不适合他们看,那些接踵而至的“意外”恐会击碎这基础,使人惊觉原来他们所理解的“乡土中国”不过是“作为他者”[②]的存在。
用本书作者贺雪峰先生的话来说,这些“内容细碎零乱”的调查随笔,只是“对不同地域都在发生巨变的记录”,以期“说明中国当下农村的轨迹”[③]。这些记录显然不是完整的,而只是一些片段,即使是这些片段,也足以冲击许多人对农村的理解,特别是那些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它提醒我们要到实践中去观察去思考当下的乡村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提醒我们到生活中去体悟去理解当下的农民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认识农村,认识中国,“从中国经验中生长出来又能解释中国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就有了希望”[④]。
因此,这本书,值得每一个关心农村、农民问题,关心中国现实,以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用心一读。
这本书究竟为我们呈现了怎样一幅巨变的图景呢?
生活方式之变
首先是农民生活方式的巨变。从微观来说,兼业农民普遍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消费支出压力极大,而从宏观来说,兼业的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确保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这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关键所在。
如今的农业生产早已不是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的体力劳作模式,随着机械化、电气化和轻简便农作技术的发明与推广,农业生产已经变成按季节展开的相对轻松的劳动。这样, 一个农户就可以通过代际分工的形式,从事兼业经营:年轻夫妻外出务工,中老年的父母在家务农,为了减少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小孩子也可以留在农村。这样,每年有一万多元的务工收入,加上数千乃至上万元的务农收入,一个五口之家就可以在农村过得比较舒服。
不过,这两笔收入未来的增长空间并不大。从务农收入来看,杜润生早就讲过,8亿农民给2亿市民搞饭吃,农业没有出路。现在有学者提倡通过规模化、产业化的路径发展现代农业,来增加农民收入,这实际上也不可行,一方面粮食安全的约束决定了我国绝大部分耕地要用于种植粮食作物,而粮食作物的规模经营并不如小农家庭经营效率高,因此,产业化就只能发展经济作物,但另一方面,受市场供求关系约束,一哄而上的调整种植结构只会造成“种什么什么跌价”的后果。所以,希望通过发展农业使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得到根本性提高没有可能。从务工收入来看,我国目前仍维持“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制造业模式,通过劳动力优势弥补资本、技术的不足,这样才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工业体系创造的利润留在国内的极少,不可能支撑一个发达的第三产业,因此希望通过发展服务业来促进农民增收,吸引农民进城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如果调整产业结构,必然出现资本、技术对劳动力的排斥,农民工的生理优势将不复存在,反而不利于农民增收。总之,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将保持相对稳定(货币收入会增加),但始终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水平。
然而,农民的消费性支出却在不断攀升,刺激农民消费甚至成为我国各种惠农政策的落脚点,比如各种“下乡”,比如农村社保体系构建等等,同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如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模仿、电视广告的宣传等)输入农村,激发着农民将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无限的物欲享受之中。当下的农村,建房攀比、红白喜事炫富、人情往来敛财等等日益严重,原本作为伦理、情感和社区秩序维持机制的仪式性公共活动日益异化,农民为了在村庄中获得面子和尊严被裹挟其中,社会交往已经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在许多地方成为将经济分层转化为社会分层,进而实现社会排斥的机制,那些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老年人面临被边缘、孤立的困境。而且,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空前“有闲”的情况下,反而出现农民公共生活减少,农村“半熟人社会化”[⑤]的情况,农民并没有获得积极、健康和有意义的休闲生活,打麻将赌博成为各地农村普遍出现的唯一的消遣方式。
如何引导农民将有限的而且来之不易的收入,投入到再生产之中,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同时低成本地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获得高福利的生活体验(即贺雪峰先生一直主张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甚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有意义的探索方向。
基础结构之变
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从家庭结构来看,夫妻轴取代父子轴成为家庭主导,代际剥削在“不分家的分家”下日趋严重,代际关系走向理性化。从社会结构看,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呈现巨大的区域差异,并制约着农民不同的公私观念,进而影响到其行为逻辑。
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和经济收入多元化,极大的影响了家庭结构变动。各地农村普遍出现一起生活,合炊共食但会计单位独立(但财务上仍有模糊交错之处)的家庭模式,即兄弟几个结婚后仍然生活在一起,但这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联合家庭。在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这种家庭结构可以维持住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友好,并增强农民应对各种事件的灵活性。这种新情况的出现,使得原来以“同居、共财、合炊”来判定家庭结构类型的标准失去了意义,同时也提醒我们仅仅按照人口普查资料来研究和判断农村家庭问题可能对事实产生极大的误判[⑥]。
代际关系的变动尤为引人注目。一方面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家庭的主导,对村庄社会结构和大家庭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影响。从前者来看,男人本是村庄公共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和决策者,男人当家就意味着家庭承担着超越性的社区义务和责任,村庄中就能够出现好勇斗狠、行侠仗义、主持公道的力量,有利于维护社区正义和秩序,但夫妻亲密关系取代男人之间的同伴关系后,男人被女人“管”在家里,就会出现私人生活消解公共生活,“无公德的个人”[⑦]大量滋生的情况。从后者来看,夫妻轴取代父子轴,妇女在家庭事务中成为主导,往往是小家庭减弱对大家庭,尤其是父母的责任义务,妯娌之间的竞争也成为引发兄弟矛盾的主要原因。另外一方面是,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父母仍承担着为子女建房成婚的人生任务,高涨的彩礼要求构成了子代对父代的第一重剥削,而婚后年轻夫妻将幼年的孩子留给父母外出务工,并极少承担抚养、教育费用,又构成了子代对父代的第二重剥削。正是这种很难确定分家与否(如何研究中国农村的分家问题,也是一项新的课题)形成的家庭结构,以及父母对子代的无限义务感,维持着严酷的代际剥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农村的代际关系开始朝着理性的方向演变,父母开始主动减少对子代的付出,早早地为自己的养老储备资金[⑧]。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也远非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可以完全解释,贺雪峰先生针对“差序格局”概念存在的“均质化”缺陷提出了“认同与行动单位”[⑨]的概念,以此来理解不同区域农村社会结构的主导力量。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户族、房头、村民小组、原子化等行动单位在关中农村、鄂东南农村、川西农村和中部农村的表现,这些不同的行动单位使得各地区农村的村庄秩序和村级治理呈现不同的样态[⑩]。
与行动单位相关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农民的公私观念及其行动逻辑,为什么荆门农村在灌溉农田时会因为几户农民不愿出钱抽水(他们希望搭其他农户的便车)导致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庄稼旱死,而赣州农民却踊跃地集资修路,并成功地解决了拆迁占地问题?为什么大冶农村的红白喜事仍然庄重肃穆,而湖北、河南等农村却出现丧事上大跳脱衣舞,喜事上以取笑“灰公醋婆”为乐的情况?等等,许多有趣的差异和对比,在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视角下,都可以得到自洽的解释。
价值信仰之变
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这两个容易观察、测量的层面不同,农民价值信仰的巨大变化往往被忽视,但却是从根本上影响着农民的生活。
贺雪峰先生提出了农民的三种价值类型,即基础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11],他尤其关注后两种价值的变迁。所谓社会性价值,“是指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在‘在乎他人评价’的层面,及在‘不服气’的层面产生的关于人的行为的意义”[12],社会性价值主要的实现途径就是在大量的人情交往中保持自己的体面和尊严,然而,正如我们在“生活方式之变”中已经指出的,当前许多地区的农民最重要的红白喜事等公共活动已经严重异化,成为盲目攀比、炫富、敛财的工具,农民经济负担沉重,在浙东农村这甚至演变为社会排斥机制。
更为重要的是本体性价值的衰落。贺雪峰先生认为中国农民虽然历来没有类似西方的宗教信仰,但却有传宗接代这个超越性的意义追求,这种追求就构成了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即“个人内在体验的价值”“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感受”“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一种宗教般的情感”[13]。有了这种超越性的追求,农民就可以以坚忍、乐观的态度面对和应付生活中出现的各种艰难困苦,物质上的得失享受就变得可以妥协甚至放弃,因为在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和香火绵延的生命传递面前,前面的一切都不重要,哪怕养儿不能防老也在所不惜。
但是,数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现代性话语的进入(在这种话语下,香火观念是“迷信”,传宗接代思想是“封建糟粕”),传宗接代的经济成本日益高涨,以及代际关系的变动,共同促进了这一本体性价值的解体。这样,“有限的生命不再能被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乡下传递,从而不再能凭此获得永恒的意义”[14],于是“农民就更加敏感于他人的评价,就十分在乎面子的得失,就会将社会性价值的追求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15],但是,一方面社会性价值已经异化,另一方面以中产阶级价值观为主的社会主流价值,“可以瓦解大多数人的传统价值追求,却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实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经济基础”[16],这不禁令人忧虑“离开传宗接代的宗教,中国人民的永恒追求将在何处”[17]?
然而现实不会等待,当前的农村已经出现了两种新的严重的反应:一是老年人自杀,二是地下基督教泛滥。书中揭示的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情况之严重让人触目惊心,用村民的话说就是“这些年就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18],京山农民只信科学不信鬼神,对死后世界没有想象——人死如灯灭,自然规律而已,就缺乏对生民的基本敬畏,在选择自杀时就显得“自然、从容甚至冷酷”[19]。贺雪峰先生分析了老年人处境、村庄结构性力量、鬼神信仰、死亡观、村庄公共舆论、代际关系及代际期待等因素对自杀的影响,当没有了超越性追求,就会对现实更加敏感,当难以忍受的时候,只有一死了之。许多地区老年人生活处境的困难给了地下基督教以可乘之机,老人为了治病而信教,虽然功利色彩浓厚,而且并不非常虔诚,然而这正说明地下基督教的传教方式“具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和欺骗性特征”[20],颇具讽刺性的是,我们本土的许多活动,比如祖先崇拜、烧香拜佛却被视为“封建迷信”遭到批判和打压,地下基督教却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下,堂而皇之地大肆传播,甚至还有人为其合法化鼓与呼[21]。贺雪峰先生深刻地指出,目前两类信徒的存在和扩大值得特别关注:一类是教会中信仰虔诚的积极分子,另一类则是第二代信徒,即功利型教徒和积极分子们的子女,他们因为从小浸淫在基督教的氛围中,极有可能自然地成长为虔诚的教徒,他们的出现,“就真正地改变了地下基督教的结构,并可能对中国农村和中国文化构成不可逆转的影响”“中国活的传统文化将面临严峻挑战”[22]。
农民价值信仰的巨大变迁,正是梁漱溟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文化失调,贺雪峰先生这样写道“文化失调后怎么办?恢复是困难的,但我们至少要考虑如何应对文化失调造成的后果,从而减少因此而来的对中国人民精神的损害,减少因此而来的伦理性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建设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任务”[23]。
“呼啸着走向田野”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曾这样说,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就是“尝试回答我自己提出‘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24]。费老毕生“志在富民”,晚年仍坚持行行重行行,亲自到各地农村做实地调研,实际上,依然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是否已经回答好这个问题呢?显然还没有。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费老“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上面,尽管费老曾强调《乡土中国》里收录的十四篇“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表”的论文,是在编辑“限期限日的催稿”中,“不能等到很多概念成熟后”发表的,“算不得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25],但后来的学者们仍然不加反思地信手引用。然而正如贺雪峰先生分析的,《乡土中国》“这种理想型显然远离中国的现实,既无时间概念,又无空间概念”[26],而且费老当年观察到的只是中国农村千年巨变的开始,最广泛最深刻的变迁实际上从20世纪末才变得明显起来。《关键词》一书的片段式记录已经成功证明了这一点,当下的中国农村已经远非《乡土中国》可以涵括,相关的研究者应该重新思考和回答费老60年前提出的那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有一个走向田野,到经验中汲取灵感的阶段。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弥漫着唯西方社会科学马首是瞻的氛围,学者们热衷于拿中国的经验回应西方的理论,以此将自己的研究挤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谱系之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无法回应中国自身的问题。贺雪峰先生在本书的附录中精辟地指出,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过于强调“技术性和科学性,“他们研究的问题可能是中国的,但中国经验仅仅是要证明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经验只是被放置在客体位置,而非如我们所说的应放在主体位置,中国经验只是在证实或证伪西方理论中才起作用,中国经验在中国整体中的位置是什么反而不清楚”[27]。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引进、阅读和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精髓,形成扎实厚重的理论储备和敏感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将其具体的知识和结论当做教条,另一方面,则要长期地深入地到经验中去感受、体悟,接受活生生的现实的冲击、碰撞和激发,形成厚重的经验质感,并在思考、讨论中提炼出简洁、有力、精确的理论来。经过这两个方面的积累,我们就可以进行理论之间的对话,形成进一步的积累,创造出具有中国风骨的社会科学来。
这样的中国社会科学是“有血有肉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从中国经验中生长出来又能解释中国经验”[28]的,为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局面的到来,希望有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与贺雪峰先生及其研究团队一道,“呼啸着走向田野”。
[①]袁松:《田园将芜,魂归何处?》,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2期。
[②]桂华:《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载《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
[③]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自序,第3页。
[④]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⑤]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⑥]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6-92页。
[⑦]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⑧]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⑨]贺雪峰:《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导论,第15页。
[⑩]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216页。
[11]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264页。
[12]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13]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14]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15]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16]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17]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18]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19]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20]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21]于建嵘:《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研究》,载《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3、4期合订本。
[22]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149页。
[23]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
[2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4页。
[2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88页。
[26]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自序,第3页。
[27]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28]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