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415日晚上18:3022:30,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研究读书会与中心研究生读书会在法学院二楼会议室联合举办了第八届本硕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权力与社会秩序”。中心读书会共有4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围绕本次论坛主题,与会者们展开了热烈地讨论。本次论坛分三小节,每一小节先由23名同志主题发言,每次发言不超过15分钟,再由主持人进行总结,最后是每一小节的讨论环节,由在场的同志针对主题发言的思想进行提问或补充。

    “权力与社会秩序” 这一主题,既可以从宏观上探讨,又可以立足于微观进行精细地阐释;既可以进行文本的推介和复现,又可以就日常生活经验本身进行提炼和总结。本次论坛主题发言正是在这样的变差中呈现出思维逻辑的脉络和思想本身的深度和连续性。在热烈的讨论中,在思想火花的碰撞里,知识作为一种信息流在会场内相互传递,承载着思维的力度和个体视野的扩展。总体来说,本次论坛就权力与秩序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刻的交流和互动,是一次读书总结和经验讨论的大会,以下按时间顺序分小节详述会议现场。

    第一节

    第一节从18:3019:40,由研一的余彪主持,主要讨论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分析。

    研二的谭林丽首先发言,题目是“福柯的权力学说”。福柯认为,塑造主体有三种方式,即知识塑造、权力塑造和自我塑造。其中,福柯关于权力与主体关系的问题有十分深刻的阐发。福柯首先对传统的权力观进行了批判,传统权力观认为:权力,不管是法还是各种禁忌,都是压制性的、否定性的力量,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讨论的“主人—奴隶”二元关系状态;基本的权力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利益—冲突模式”(一种因为利益联结而形成的支配关系),一种是“权力合法化模式”(关于行为本身符号化与合法化)。传统权力观念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和韦伯。然而,福柯则认为,权力不仅仅在压制,也不仅仅只是意味着痛苦,权力同时也在创造,并在创造中产生快乐。这一见解对传统权力观构成一种认识论上的挑战,福柯对此进行了阐发。谭林丽归纳了福柯关于权力认识的几个重要观点:首先,权力是一种技术,是一种实践,是一种策略(规训技术和话语技术);其次,权力是一种关系(开放的文本);再次,权力与抵抗并存(哪里权力,哪里就有抵抗);再次,权力具有生产的性质(因而不仅仅是一种压抑和否定);最后,权力与知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权力知识网)。最后,谭林丽简单介绍了福柯的“主体观”。

    接下来是研一的黄健发言,他的题目是“权力、知识与真理的生产”,从更加精细的方面探讨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首先,关于权力本身的认识。福柯认为:权力是“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在福柯理论中,权力并非某种可以确定主体、客体与向度的某种‘力’的形态,而更多的是一种关系特别是强制性关系的形态”。权力是一个多重的、动态的、开放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处境和关系中有不同的策略表现形式。甚至,在某些方面,权力也是创造性的,具有生产和再生产的性质。传统的关于权力的起源情结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其次,主要讨论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福柯认为,权力与知识是一种相互促进,双向并轨,共同螺旋式上升的关系:权力的实现需要认识的解冻(知识处于一种封存状态);知识的形成和积累及其合法性需要权力提供机会,并产生扩大效应(以精神病话语的历史变迁为典型)。然而权力并不直接生产知识,而是作为知识生产的策略和技术,从而是对总体性知识的丰富化(尽管权力本身也不生产总体性知识)。科学知识因为其追求客观性并声称其独占客观性而与权力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关系:科学知识与权力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如从“早锻炼”到“晚锻炼”认识上的变化)。再次,讨论权力的生产性。福柯认为,权力也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比如生产快感。权力生产真理;权力生产现实;权力生产知识。“权力‘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它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权力确认个体的存在,并赋予其合法性,而这本身即为一种生产知识的过程”。最后,主要探讨权力与真理的关系。福柯认为,“真理生产制度”是“权力与知识在实践中制度化的产物”。但“这种真理生产机制并不生产永恒的真理”,而是在话语的总体框架中完成其产生和再生产的,而知识即是构成话语的要素,因而真理也被纳入其中。“因此,权力和知识生产真理的基础是话语框架中权力和知识的有效契合”。黄健认为,理解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还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福柯对以往哲学中主体、自我意识的批判;二是福柯反对起源论以及关于起源的完美性的一般论断,而他最关心的是纯粹的话语和权力及其具体的实践本身”。

    讨论环节十分平静,福柯关于权力概念的阐发对于传统权力观念十分具有冲击力,对于传统中关于抽象权力的指向性、时间性和实体性都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从而使得以往关于权力的整体性理解开始瓦解,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零散状态。余彪认为,福柯引起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权力是什么的问题;二是真理是什么问题(或者,知识是什么的问题)。夏柱智谈到关于权力的古典型态和后现代形态,并谈到了知识在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中的区隔,并引出何为正义的问题。张建雷谈到了权力的主体问题。他发现,权力的讨论往往与其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息息相关:以群体或个体作为出发点,往往导致关于权力概念的不同理解。王海娟认为,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泛化”的状态。阳云云接着谈到,福柯探究这种“泛化的能量”的意义,权力的“非理性”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对理性的解构,从而破除西方历史的有主体性的神话,在此,权力成为一种具有个体主体性的反思。余彪最后总结,福柯的权力观,实际上是认为,权力是一个起点,是一种能量,没有正义与否、善恶之分。然而,传统的权力观念实际上都是从主体出发的,因而传统权力总是会讨论到“合法性”的问题。

    第二节

    第二节从19:5021:05,由夏柱智主持,主要探讨传统理论中关于权力合法性问题。

    首先由刘锐发言。刘锐总结了前一节关于权力概念的辨析,刘锐认为,权力既可以被视为一种能量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关系。政治权力中合法性与正当性有不同的指代:合法性问题主要是讨论法律的道德性问题;而正当性问题则讨论合规则性。刘锐谈到,传统的权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强调权力的谱系、血缘;现代的权力关系则是自下而上的,强调权力需要被证明。洛克强调权力需要被认可,故而是一种主观权力。它的客观基础则是自然法;康德则强调正当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实践理性),是一种关于主体的正当性;对此,卢梭则强调公意。按照洛克的说法,被认可的权力首先需要投票的方式获取;其次,依据自然法,权力的安排需要符合一定的规范。因而,权力的正当性主要讨论权力的谱系、历史性;权力的证成性主要讨论权力的目的性、工具性和功能性。同时,刘锐又区分了政治义务与政治责任的关系,政治义务是自愿认可的,具有可选择性;政治责任则是普遍性的,社群式的,具有非可选择性。刘锐认为,韦伯的重要贡献在于,将权力从政治哲学引入到社会学,赋予权力寻求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意识,也使得权力变为一种信仰、信念和认可,故而权力变得具有不稳定性。哈贝马斯则探讨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共识如何达成?二是工具理性如何形成秩序?哈贝马斯基于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之基,欲以重建权力的合法性,因而提出了在交往/沟通中实现真善美的统一。最后,刘锐谈到关于意志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是真理成就了正确,还是正确成就了真理?”刘锐认为,真理是理性与意志的整合,而不在于其是否是真是善(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从“反身主体”到“前反身主体”)。

    接下来发言的是大四的张雪霖。她的题目是“韦伯秩序的理性化困境”。张雪霖认为,韦伯思想贯穿了理性/正当性这一主题。在韦伯看来,社会行动具有理性与非理性的二维划分,理性可以分为目的理性(工具理性)——责任伦理和价值理性——心智伦理(基于此,法律也可以分为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维)、非理性则可以分为情感和传统类型。韦伯认为,理性与信仰之间并不绝然地对立,二者实际上是有交集的,因而也是可以统一的。接着,张雪霖主要就宗教、法律和政治三个方面归纳了韦伯关于理性化的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并就各个方面在理性化过程中的困境做了一定的交代。宗教方面,理性的禁欲主义(区别于神秘主义)向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演化,朝圣者向理性经济人发展。这此过程中,对上层社会阶级而言,其正当性可以在现代法律中寻找到其依据;然而对下层社会阶级而言,抚慰性的社会政策往往使得这一阶级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地被边缘化。在法律方面,法律的制定从法律先知到社会显贵再到世俗阶层并最终由接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专家,实现一种法律理性化发展的脉络。然而其困境则在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二元分立,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割裂,从而造成一种巨大的价值张力。然而,如韦伯所言,理性化一旦开始,就很难遏制,因而个人自由必将受到挑战,这也是韦伯在自由与秩序之间产生悲观论调的根源。在政治方面,张雪霖主要探讨了官僚制的特性(也即是形式合理性——非人格性和可计算性),而打破这样一台政治机器的唯一方法——在韦伯看来——只能借助于非理性的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先知)的出现。最后张雪霖讨论了理性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本科09级读书会的褚明浩,他的主题是“国家权力”。褚明浩从“国家——个人”二元概念的分析出发,经验性地讨论了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着重讨论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力的边界和互动。围绕 “人民”这一概念,褚明浩作出一定的阐释和理论上的串联。褚明浩认为,“人民的权力”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内容和很多向度的意义,其中,自由与平等两个概念最为重要。自由与平等保证了民主的实现。卢梭认为,“人人生而自由,但无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以公共意志的实现为前提和基础的,丧失公意性质意味着从公权力蜕变为专制垄断的“一夫”。当然,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自由,哈耶克即认为,自由应该是有限的,是应该受到一定约束的。

    讨论环节十分热烈。夏柱智认为,刘锐主要谈到了权力的理由/目的;张雪霖则强调了权力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权力中秩序与失范的辩证、权利与责任的辩证;褚明浩则谈到了权力的激进面向,区别于关于权利探讨的保守层面,实际上是权力(power)、权利(right)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孙新华首先回应刘锐,认为每个思想家实际上都有自己的问题,并结合历史传统加以发展和深化,从而与所处时代的规范性认识产生互动,而规范性认识作为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否在改变,是否有内在的矛盾,这却是值得反思的。魏程琳认为民主是个伪问题,他联系到被奉为民主之楷模和原型的雅典民主,揭示了雅典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大量奴隶劳动基础上,同时结合柏拉图基于斯巴达这一现实原型而来的理想国的构建,反问现在为何推崇雅典而忽视了斯巴达?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是历史合理性和制度合理性构建了民主的神话,而中国现代化在民主神话的搅扰下陷入了尴尬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因此,中国必须借助东方文明的复兴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另外,他还回应褚明浩,认为法律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且在权力与权利之间很难划定界线将二者分离开来,和谐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即使是自然状态本身也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到底是霍布斯笔下的战争状态还是卢梭理想中的美好家园尚未有一个定论。陈靖也认为,民主很复杂,“民主”是个令人“亢奋”的词儿,并被附上了道德话语。就民主的本意而言,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意味着权力应该来源于人民,以及政府或者国家由人民管理,但在现实中,这二者都不可能。前者可能泛化为投票这样的程序技术,而后者则可能陷入暴民统治,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民主理论具有绝对的优越性。陈靖接着又对刘锐提出的观点进行质疑:政治哲学对政治真的只是一种证成性吗?在他看来,政治哲学固然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但政治哲学对政治也可能是一种约束,因为哲学有狂妄的姿态,企图改造政治。因而这两者之间实际上相互扭曲。彭银龙认为权力有多种来源,在讨论中也需要考虑其他类型的权力对个人权利关系的影响。仇叶则就权力与权利的必然对立提出质疑,她结合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发生进程,尤其是中央宫廷贵族和地方封建领主的博弈以及借着这种裂隙而获得发展空间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提出了新的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中个人权利的另一种用权力来平衡权利,相互促进的模式。刘锐就陈靖对自己提出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和补充,他强调,正当性主要是认同的问题,关注的是权力的来源和谱系,偏道德性,而证成性关涉的是手段——目的问题,偏向工具性和策略性。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关系,比如,福柯就是通过探讨和揭示权力的运作来消解权力的正当性。夏柱智则提醒我们,对正当性和合法性也还是要做出区分,二者在某些思想家那里也不是等同的,比如韦伯则将正当性定义为对合法性的信仰。田孟则从培根一句“知识即是力量”转换为“知识即是权力”做引,谈到了,知识作为一种客体在其生产、积累、传递、分配和更新过程中的关系状态。借用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田孟认为,知识(作为文本的第三世界)作为一种人类思维认识的产物一旦形成,便具有一种“类似于永动机”的再生产机制(自我生产并从而改造思维器官本身),在此,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本体论)便隐匿起来,怎么说的问题(语言学)凸现出来,概念的辨析取代了概念之实指,历史便成为一部符号认定的历史。自然基因遗传的进化模式被基于人类文化——符号的体系化——进行社会传递,社会化过程就是权力的形成和再塑造过程。

    第三节

    第三节从21:1522:10,由田孟主持。主要讨论历史经验中的社会秩序问题。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本科08级读书会的仇叶。她的题目是“权力与秩序——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仇叶认为,传统中国立足于皇权——士绅——农民三层结构基础上的权力均衡被打破,由此中国政治社会开始了艰难的寻求变革的过程(传统社会:均衡——近代社会:破坏——新中国成立:整合——现代社会:再整合),她通过梳理中国政治社会20世纪的变迁逻辑,揭示了“均衡——真空——政治整合”之路。她首先肯定了传统中国士绅在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指出了这个阶层作为与中央皇权相制衡的力量对于传统社会整合的优势和功能所在。但20世纪以来士绅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衰败和中央权力的失效形成了权力的真空地带,由此而来的乱局使得整合成为必要。但她认为,用政治的牵引力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偷懒的办法,中国革命的实践和探索预示了另一条底层动员的路子,即乡土社会的重建和城乡社会的结合。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从政治整合到社会整合,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仇叶谈到,中央权威的衰落与地方绅士的向外进城和在地劣化?,小农重归自然分散状态,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面临凋敝之危。近代各种政治力量的登台亮相,绝大多数都因为只是在上层建筑或者社会结构的边缘(城市或中央)动手术,支撑中国社会结构的根基则根本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被加强,小农组织化程度更低(宗族力量的消解)。正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才意识到将地方势力调动起来,实现整个社会普遍动员。最后,仇叶认为,秩序的重建需要城乡结合发展,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制度创新。

    接下来是来自本科09级读书会的彭银龙,他的题目是“权力的IEMP模式与现代国家建构”。 他主要结合迈克尔•曼关于社会权力来源的论述展开讨论。结合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权力学说,迈克尔•曼认为社会权力有四种来源: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即所谓的IEMP模式。这四种来源是四种不同的社会互动网络,人类的互动存在于纵横交错的网络中,而不是存在于一个整体的社会中。因此,他的权力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明确反对单一的、整体的社会观,而主张多元的碎片的和交叠的社会观,不同的权力网络之间存在裂隙,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从而揭示了社会权力的演绎过程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动力与发展逻辑。迈克尔.曼认为,权力可以分为广泛性权力、深入性权力、权威性权力和冥想性权力。根据韦伯对现代国家的界定,一定的机构设置、边界确定的领土以及——最为重要的——对暴力的合法使用的垄断是现代国家的特征。在意识形态方面,迈克尔.曼认为,现代国家的形成在意识形态层面表现为从外在的强力控制到内部的规训,现代传媒取代传统中宗教、教会、氏族等势力,而这些传媒无一不是表现为一种形式自由独立而实质被支配的地位。社会分化为强势意识形态与弱势意识形态两种诉求。前者强调国家与意识形态统一和互动;后者强调意识形态与国家的张力和制约。在经济层面,现代社会表现为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家计与市场的分离;可计算性),市场化与货币化共同支持资本的社会化运作,市场生发的社会力量成为制约国家权力的主体。与此同时,阶级的整体性被各种经济利益局限瓦解,因而难以形成具有行动能力的共同体。在政治方面,现代国家表现为官僚管理体系的形成并独占,同时表现为官僚制民事职能的扩展,社会政策的出台和使用呈现出技术化倾向。在军事层面,表现为军事控制、军事组织、军事职能等方面的理性化发展。

    讨论环节,仇叶对之前的发言补充道,中央权力的真空主要来源于中央官僚内部腐化与外部入侵;而地方权力的真空则来源绅士阶层的进城和劣化;从而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广大农村地区被遗忘,然而被遗忘的乡土并没有因为其被遗忘而不曾发挥出其特殊的重要性。田孟认为,仇叶和彭银龙的发言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中国传统社会对秩序的诉求、分裂与统一的历史关系、中国近代地缘政治的海防—边防之议、阶级意识。冯川认为民主制度其实也是委托——代理的问题,信息不对称导致很多问题不可避免,而中国自己其实也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观和自由观,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强调的先义务而后权利,因而以训导为先的自由,因而现在的中国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民主和自由的形态。夏柱智则提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词语意涵的变迁,不能总是抓住某个名词不放,而忽视了现实的具体情境。

    权力与社会秩序这个主题本身是挖掘不尽的,短短几个小时的发言和讨论虽然有限,但通过讨论和交流,大家加深了对权力的认识,并对诸多理论主题和社会现实进行了反思。交流不一定能最终解惑,但这个争鸣的过程所提出的问题,却可以沉入到进一步的阅读与思考中,引导大家进一步去探索。

    王海娟、田孟就本硕论坛的议程形式提出,在有限的时间内安排7个主题发言,不利于主题发言之后的充分讨论,论坛有朝检查汇报会的倾向发展。希望在下次本硕论坛时候安排45名主题发言人,每人也在15分钟左右,其他时间主要用于自由讨论。

    最后,由夏柱智和刘锐进行总结。夏柱智认为,本硕论坛是读书会每月一次的读书检查汇报会的重要补充,重点在于读书交流与互动,对于澄清逻辑概念和培养学术思维能力有很重要的作用。演讲能力的训练、思维脉络的承接以及词语的使用和安排等也可以在本硕论坛这样一个平台上得到表达和回应。我们在以后的阅读中尤其需要注意词语/概念在具体语域上的实指。尤其可贵的是,本次本科读书会同志的精彩发言,显示出其深厚的文本积累,表明我们的读书会在塑造社会学系读书氛围上的成绩。因此一定要多举办这样的读书交流活动,多鼓励各年级读书会的同志积极参加,并争取发言,形成一个浓厚的学术氛围(不仅仅是读书氛围)。刘锐也谈到,要积极鼓励跨年级的读书交流活动,要为各年级读书会的互动提供更多的机会,也希望各年级主动争取。同时,08级读书会最近在开展团队建设活动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希望09级、10级读书会与08级读书会积极互动、参与、积累经验相互借鉴。本次论坛在愉快、热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4月20日

  • 责任编辑: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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