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30年改革尘埃未定,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新兴主体,它承载了中国走向全球化伴生的所有矛盾与苦难,也必然承担着书写中国社会转型历史的伟大使命。本文为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期“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高级讲习班”发言稿)

      今天的问题回到我们的重点——农民工。马克思给我们梳理了一种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而汤普森则帮我们处理了阶级形成这样一个主观的过程。我们今天结合马克思和汤普森的理论来理解当下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

      其实,我昨天应该讲讲汤普森过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后马”的发展,但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讲,我现在高度概括地讲一下。“后马”其实是在马克思和汤普森的基础上发展出的比马克思和汤普森更为细致更为深刻的分析架构。他们把阶级形成分为了四层:第一层是阶级结构,第二层是阶级认同,第三层是阶级感情(就是汤普森及后来者经常讲的class disposition,我不知如何翻译恰当,但我认为阶级感情比较接近本义),最后一层就是阶级行动或集体行动。马克思处理了阶级结构和阶级行动这一部分,而汤普森帮我们处理了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这一部分,“后马”则发展出了一套更细致的分析结构。

      回到中国本土的问题,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制造了一个世界工厂,这个世界工厂的经验没有多大特殊性。跟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过程一样,当出现高度工业化的时候就是出现世界工厂。我们的特殊性在于制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但是新工人阶级产生本身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相比较也没有特殊性。真正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的新工人阶级是由农民工这种特殊主体形成的。

      马克思的理论非常强调的一点是阶级结构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一天开始,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客观的自在阶级就已存在。从人数来讲,不管是之前我们常说的1.2亿还是今天社科院的老师说的2亿,这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马克思讲工人阶级形成时强调人数,也强调集中。我们很清楚,今天的农民工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新的发展地区。从人数以及集中化来说,其实已经完全达到了马克思理解的阶级结构出现的标准。但是我们在他们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出现时并没有用一个阶级的视野去理解他们,而且往往回避阶级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阶级形成的第一步是阶级无产化的过程。这个阶级无产化的过程在刚才讲的阶级结构、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阶级行动中是最为重要的一步。而这一点恰恰是不管西方还是中国的劳工研究非常忽略的一点。为什么我们会忽略这样一个起点性的环节呢?我这样理解,西方之所以忽略这个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走过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什么是无产阶级化呢?就是让农民变成工人,让工人除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而所谓农民工恰好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间,但是我们视而不见或者忽略了这一过程。所以,我认为我们看中国农民工的起点是要看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看这个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在哪里?就是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与西方的经验相比,异同之处何在?这是我今天想处理的一个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化的特殊性会影响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认同问题。这点很容易理解,就是说你到底认同自己是工人还是农民,你认同的是工人还是农民的生活模式,你的追求、你的想象、你的期待到底是一种农民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工人生活方式,最后会影响到阶级感情。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接下来的集体行动。

      我理解的中国无产阶级化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这种没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制造了一个不完整的阶级主体。我们试着从马克思的理论上来理解。马克思强调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创造和约束一个阶级结构的出现。这个宏观论述其实是在讲两个大点,一个是工业化,现代化工业的出现制造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另一个是城市化,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比较同步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制造了一个阶级形成的大环境。正是由于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比较同步,使得他们在农民转化为工人的过程比较顺利。可是30年来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工业化而没有发现城市化,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他们身上是两个脱钩的环节。我们让他们走进工厂打工,让他们走进工地劳动,让他们走进家庭当保姆,可是我们绝对不希望让他们在他们打工的地方生活下来。我们仅仅是想用他的劳动力,当我们用完之后就想把他扔掉,把他赶回农村。这样的基础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很多社会学学者会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农民工的群体,那是因为农村可以提供社会化再生产的成本。简单理解就是这些农民工手上还有一块土地,工业危机失业了,我们便可以让他们回家,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可以让他们回家。我们可以让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让农村来承担。我们没有必要让农民工转化变成工人。这种没有必要便成为让农民工合理化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argument。我们要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

      这种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造成了空间上的一种分割。就是说,他的生产领域是在城市的空间,而他的再生产则在农村的空间进行。这是高度分割的两部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春节会有大量回家过年的农民,而在农村呆不了十天半个月就又会跑出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分割的,在汤普森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点点。汤普森讲到,因为圈地运动被迫离开土地,因为他们找不到可维持生活的生产材料,所以他们一定要逃到工厂里面去打工。而昨天已经讲到了,这一过程其实是一个蛮不道义的过程。因为农民比我们想象的要自由,他们可以掌握生产材料,掌握生产工具,决定自己要种什么。但当他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工厂时他马上失去了这种自由。我们知道马克思经常用“自由劳动者”的概念,其实有非常讽刺的意味。这里的自由实际上是lost的意思,就是你失去了生产条件,失去了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除了买卖身体外没有其他自由可言。

      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我们经常会问,那农民工到底是被迫的还是自由的,是高兴的还是痛苦的?我这样理解,当我们的农民工出去外面打工时,他们大部分是高高兴兴的,可是等他们高高兴兴地走出去了以后,他再也不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不能回去”不单单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还有汤普森所讲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他离开家乡出来打工的时候,他整个人开始改变。首先他的生产关系改变了,他不再是小农的生产方式的参与者,而是大工业下的一个生产者,也就是说,他其实想认同自己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人。比如我早期接触的女工,她们是对自己成为现代化工人感到自豪的。在大工业背景下,他们的阶级认同开始出现变动,虽然有些群体慢些,有些群体快些,比如建筑行业是比较慢地转变的,他们的阶级认同还一直放在农民的身份认同方面。在制造业方面,我们也看到服装行业的阶级认同比电子行业快些。服装行业招募的是一些初中毕业的,很爱打扮。我90年代去的时候,她们都说:“潘老师,你的打扮太不行了!”。她们整个装束和打扮其实是在经历着一个强烈的内在身份转化和调整的重要过程,慢慢从这种阶级认同转化为阶级感情。但是90年代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现在讲起来比较压抑。我们知道,她们工作时间比较长,12或14个小时,经常性的连续加几天班;宿舍不像今天是标准的8个人,那时是20个人;她们的工资是300多块到500块左右,跟农村比较,她们在农村可能一年的工资都达不到300块。她们虽然是在一个非常压榨性的场所劳动,其实在进行着内在的心理平衡。虽然有很多压抑无法讲出来,但她们认为已经比她们的上一代幸福了,她们有现金,可以改变自己,或最起码可以走出农村。当时那样恶劣压榨的工作环境下,那些女工内心可能会挣扎,但是我们看不到她们的愤怒,也看不到她们有集体的行动。到现在,已经从第一代农民工转化到第二代了,这一代已经从压抑失语的状态转化为愤怒,接着由愤怒的感情转化为集体的行动。我们可以制造第一代农民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还可以这样维持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资本及制度上的这种压榨的。

      扯远了,讲回来。我们刚才讲到分割,然后资本又通过劳动的体制把它们合一起来。这一点,任焰老师会跟我们详细地梳理,讲的就是中国的特殊性 —— 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虽然可以通过户口体制和城乡区隔来卡住,但空间上的硬性分割是不可能的,户口制度等可以做的仅仅是让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下去,但是他们在打工期间起码要有地方住,还是需要进行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大部分的国家在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起码提供了一个集体消费的过程,提供住房、医疗、教育下一代等,这些任务,我们叫劳动力再生产。但我们的政府没有承担这一任务,而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资本和工人自己处理。当丢给资本来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宿舍劳动体制;丢给工人处理的时候就出现了农民工社区。而劳动宿舍体制和农民工社区也会影响到集体行动。

      当我们交给资本处理时,它往往以最廉价的方式来处理,20人、10人、8人一个房间,而这还是临时性的。这种临时性方式安排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家庭。我认为,我们为什么可以撑起30年廉价的世界工厂是与宿舍劳动体制紧密相关的。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一二十年,劳动力成本就会提上去,以香港为例,香港60年代的工资是500块钱,80年代我记得我家开一个小工作坊,请工人是1000块工资,可是到了1989年,香港服务行业以及制造业平均工资是多少?是6000块。现在广州、东莞、深圳生活费多高,但是整个劳动力成本没有提上去,被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与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世界工厂是相关的。没有这种体制安排是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东莞工人要在东莞活下去,他拿1500的月工资可能活吗?他要住房、要医疗、要教育的话,没有两三千怎么活下去?

      我们用一个宿舍劳动体制支撑了一个世界工厂,这种世界工厂还创造了一大批卡在中间、无法转化的不完整的劳动主体。这种不完整的劳动主体代表了什么呢?他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他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我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是处在“我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这种交叉的模糊状态。这一代人整个生活重心还放在农村,他也认可农村,他非常想家。而第二代则“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早就失去了耕种的经验,早就失去了当一个农民的可能性。我接触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80%都讲不出他家里有多少亩土地。

      有很多工人在打工过程中受了苦受了气,炒老板鱿鱼,然后跟朋友讲他想回家,种田比打工好,可是他们在家呆不了一两个月还是会走出来。也就是说,这一批人,他们已经不认同自己是一个农民了,但是他们又没办法说他们已经是工人。因为他们知道,到了三十多岁再在工厂呆下去的可能性很低。也就是说工厂在运用你的劳动力的时候是有时间性的,在你由一个不懂技术的工人转化到懂技术的工人是你工作的高峰期,是你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最有商品价值的时候。电子行业招募的通常是二三十岁的人,当你到了四五十岁时,其实已经走完了作为工业化工人身份认同的高峰期。

      我们创造了一批不完整的主体,这一批主体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他不能往前走,也没办法往后退,夹在中间。我们也可以从工人的诗词中看到,比如“我注定要四处流浪”,“流浪”、“无根”、“漂泊”是他们的词汇,漂泊无根是他们最重要的一项生活体验。当他们问北京到底属不属于我,或者深圳到底属不属于我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交叉点,他们会想,我应不应该留下来,还是我要回家,到底我的路怎样走。这些都影响到阶级认同,阶级感情和接下来的阶级行动。

  • 责任编辑:zjl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