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权地解读马克思”研究导向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构建

        内容提要:马克思理论自身的“时间性”特质决定了其理论的生成性,从引发了“千面马克思”的解读景观。在相对主义语境中“平权地解读马克思”成为了当下研 究的集体无意识的研究导向,依此认为,研究马克思只是一个学术职业,它的解读结果只是一个兴趣问题。但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一度”中探寻“人类解放”这 一政治规划直接宰制了理解马克思不可能无“对错”。在“平权地解读马克思”带来的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中,造成了传统研究范式的“解体”乃至滑向“标 准”的虚无。如何重新确立“标准的根据”与“个性化”研究,一个基础的理论前提是,确立解读马克思前提限制条件,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中,自觉在对马 克思主义理解模式的反思中,尊重解读差异,推进学术共识。

       关键词:马克思;解读;差异;共识

      “反复阅读马克思”,使马克思的思想能够在当代中国以“历史的高度”这一独特的方式“在场”,这是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底线共 识”。于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到“建设”转型一致的是“传统教科书”批判所引发的“后教科书时代”的哲学景观,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在另文中概括为当前哲 学解读的六大范式:“实践哲学解读范式”、“生存论哲学解读范式”、“历史哲学解读范式”、“文化哲学解读范式”、“生活哲学解读范式”、“中国化哲学解 读范式”。①客观地讲,通过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通道重新理解来捕获时代的命题和激活马克思不断的“出场”,对于拓展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是一种策略也 是一种必需。正如霍克海默所认为的,“思想上的墨守成规和坚持认为思想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固定职业、一个自我封闭的领域和观点,都背叛了思想的特有本 质。”②但是,这又要面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解读困境,那么,须加以拷问不同学者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到底有没有一个“优劣”?难道仅仅 是学者的解释学“兴趣”而无“对错”之言?在“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解释策略中,到底有没有一个诠释标准?如果在诠释学上讲,任意诠释之 间都是平等有效的,是否是说每一种诠释所指向的“事实本身”即同样有效?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显然激发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一种反思自身的理论研究依据 和方法论的自觉警醒。对此,进行学术审理,将对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路径的无畏论争和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自身的批判性建构起着基础的理论“肃清”作 用。

      一、“平权地解读”、诠释学根据与“吊诡”的解读“张力”

      置身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生存空间中,重新观照和解读在19世纪留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一项“未完成的方案”。除去时空带来的诠释困难 之外,任何解读者主体自身在进入到“解释”这一工作本身,就已经“意图先行”了。基于这一点,我们同意巴里巴尔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想象的马克思主 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在今天不再有同样的意义了,今天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成为想象的了。”①这是说,“面向马克思”的任何一种理解都很难 说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在如今遭受到种种非难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从恩格斯开始,并经由斯大林所钦定的传统马克思主 义”——曾经存在过“一统天下”的理解方式的话,那么,在今天,理解马克思已经“多元化”了,我们都在不同的层面“想象马克思”。更有学者试图划分学术层 面与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为大胆“想象马克思”扫清障碍。

      那么,现在要追问的是,在各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想象”即“理解”中,到底是否都是“平权”(equal rights)的。“平权”本意有二,首先指不同的研究主体面对解读对象具有平等的解读权利;其次是指各自在面对解读文本的理解结果是平等有效的,并无所 谓的优劣之分。显然前者毋庸置疑,“面对马克思”,谁都有资格去研究,故本文所讲的是,对于后者所示的解读结果平等有效性,这在告别“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理解方式上逐渐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意识。反对霸权解读,以彰显个性化的解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原先的“霸权单一”的解 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拯救出来,又再次引向了“多元相对”的固有深渊呢?我们需要慎重并自觉发问:在克服传统单一的话语机械复制到个性化研究的异质性增值过 程中,是否存在任意地或者如西方马克思学所做的“解构”手术,从而最终将马克思变成了毫无质性可言的“万精油”?依此,我们将问题作如下转换,以期能够把 脉到“平权地解读马克思”所带来的“研究陷阱”。1、从“大一统”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到个性化的“千面马克思”是否是一个客观必然过程?2、在研究 个体标示自己的解读无所谓“错”或“对”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本质还能如何揭示?3、我们又该将当下的多元化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作一种什么样的定位,它该向何 处去?

      应当承认的是,我们是受到后现代的解释学语境激发之后,才深刻意识到马克思绝对不是一个逃离了时间性的“纪念碑”,这就要靠我们这些研究者不断 地将时间性维度填充进去才可以使得马克思具有当代性的。如鲍曼给我们的启示,“在后现代语境中,阐释者取代了立法者。阐释者不提出普遍的真理主张,也不提 供任何强制性指令,他只是勾画出各种选择,并以一个平等的身份参与各种公开的争论;他调停社团内部的争论,并对拥有不同真理观念的其他社团解释和说明这些 论述;他时刻提防沟通过程中的意义扭曲,但并不认为其中哪一个解释具有绝对的优越性”②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正是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认为,“平权地解 读马克思”的研究意识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朝着良性方向进展而不至于固步自封。按照现代解释学观点来看,任何对于马克思的理解,不同的研究者之间理解的 差异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马克思文本中的意义并不是仅仅内在于文本的,而是在文本与读者之间相互“视域融合”的。就是说,读者以新的时空境遇建构马克思 的文本。所以,任何阅读过程都不是简单的对马克思的复制和还原,而是一种建设性的过程。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到底还有没有一种勘定哪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哪 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呢?或者说,既然都是我们读者的主观建构,那么何以认为,“你的解读”就比“我的解读”更合理呢?正是基于相对主义的诠释学使得 “平权地解读马克思”获得了合法性资格。

      在诠释学上寻求根据的“平权地解读马克思”研究模式,在实质上并未能将我们上述提出的问题回答清楚,它充其量只是一个解释的思维方法的背景罢 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任何非马克思总是以填充“时间性”的理由以正宗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出场的,这时候,我们难道只能说,按照诠释学我们大家解读马克 思都是合情合理的?那么,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要戴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帽子,我们就再以无法对其讨伐而成为“一家人”了吗?按照历史唯物 主义所标识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于解读模式这一“意识形式”还是应该在解读背景的“社会存在”的思路上予以把握,这与马克思之后的马 克思主义者一直以破解马克思的“时间性”激活马克思的“出场史”是同处于一个地平线之上的。

      首先,马克思理论自身的“时间性”特质决定了其理论的生成性,从引发了“千面马克思”的解读景观。所谓时间性是指,马克思是处于一定的时间之内 的,它具有历史赋予的限制性而不可能希冀马克思为当代社会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如伊格尔顿所指认的,“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表现为:很难如何说才算一种 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以前很容易”。①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什么才算真正的马克思”这一问题是在恩格斯辞世之后才开始的。在第二国际内部,自 伯恩斯坦以“现实”的变化焊接理论与实践之间断裂的尝试肇始,一直到后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脉络直接地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苏联马克思主 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峙。而它们共同的特质在于,两者都是在一定的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对于马克思理论“时间性”所带来“马克思主义危机”的破解。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 生。”②依此,马克思总是将对于“未来”的精确描述交付给历史自身,“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③历史条件的变化是永恒的,理论的产生却一 定是镶嵌在某段历史之中,马克思的命运也是如此。但是,这不等于说,马克思可以在“历史条件”变化的理由中可以任意的“解读”,否则,必然出现后马克思主 义的错误判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有效的,因为它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过去”—总之,不是因为它现在是他们的视角,而是因为它过去常常是他们的视 角”。④

      其次,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解放”这一政治规划的视角直接宰制了理解马克思不可能无“对错”。当马克思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痛苦,“不是特殊 的不公,而是一般的不公”的时候,那条背负的“彻底的锁链”要想被打破,绝对不是一个“兴趣”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科学”问题。举个例子来讲,阶级是马克 思政治规划的一个轴心概念,体现在三个层面,阶级揭示了“经济政治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社会存在的方法论原则;阶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主体是经 过政治经济学的透视从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主观构想变为客观现实的,并且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不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的理论形态;而且阶级作为 历史唯物主义“主客体辩证法”的“中介”成为破解由于两者分离所带了诸多理论困难。从这样的分析来看,对于阶级的理解就不能任意的解读,而应该在“经济政 治性”这一方法论原则下进行,除此,将构不成马克思主义,也必定进入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脉络中。这一点从后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的理解可以看出,拉克 劳、莫非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中从对经济主义的必然性破除与偶然性逻辑的确立入手,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话语颠倒为社会话语决定社会存在,将传统马克思 主义阶级看作是一种“本质主义”、“还原主义”,从而通过“去阶级化”的方式,清空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主义,排除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可能性,⑤因 而,我们同意丹尼尔·麦吉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判断,“后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东西就是放弃或“否定”马克思主义概念野心”。⑥

      到此,必须面对一个“吊诡”的解读“张力”:一方面马克思理论自身的“时间性”决定了他自身的文本具有无限的效果历史,要求人们认识到马克思自 身作出的一些个别的判断本身的历史局限性,而敞开它的原则方法则是不断地让与那个保持沉默的马克思进行对话,使沉默变为大声说话。另一方面又不能固执地认 为“唯我独马”,或者为本文要着力反思批判的“人人皆马”的现象。那么,我们难道对待马克思束手无策了吗?正是这样一个的“张力”摆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解 读马克思获得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提供了契机。

      二、新研究范式召唤“标准”的重新确立与“个性化”研究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之后,一种以反思、批 判、超越姿态显示出来的非历史地对待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的学术思潮涌现出来。①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指的是,由恩格斯肇始经过列宁、特别是在 斯大林《联布共党史》中成形的原初教科书形态,一直到由这一理解模式所实现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正是在这样一种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路向 下,出现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效仿乃至奉其为圭臬。于是,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的批判建立在对待教科书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态度之上,即从整个 的思维方式上判定教科书所阐释的哲学处于一种“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而马克思本人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然后采取贴标签的方式,只要是不符合于经由康德 之后的现代哲学的思维模式、更极端一点是只要自己不喜欢就可以将其贴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这样一来,原先的“指导革命成功与社会主义建设转型” 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在极不严肃的研究中实现了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范式转型。依据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可以看出,特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总是人们 根据社会存在的变化作出的一种理解解答。比如伯恩斯坦由于置身在资本主义急速崩溃之外,看到了改良的可能,便利用新康德主义为其论证合法性。东欧则挖掘人 道主义对抗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国内的文革之后人学的研究热潮也是如此。正如上文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样传统马克思主义 理解在当代学者自身构想的境遇中“被”强行“解体”了。

      “个性,太个性了”,大概可以看作是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景观。应该说,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与社会发展现状之间的“间隔”,使得个性化的理解成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常态”,但绝不能认为个性化就再没有理解对错的“标准”,虽然这在相对主义的取消标准的学术氛围中确是被潜意识所认可。那么在批判 了毫无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之后,这样的新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一个明白地被早已存放在“文本库”中的本真马克思吗?“人人皆马”的背后设立标准不是又 要回到那种话语霸权一统天下的研究格局中去吗?必须承认,这两个问题是我意图重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确立标准的时候,必须预先回答的“基础理论”。

      首先,在面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标准丧失的状况中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质性。比如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在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显示、海德格尔生存 论哲学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在国内学者中的热捧等等。正如一句道破实质的调侃,“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就是说什么新理论的版权都是归属 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总是一副至尊的各种话语的开创者,可惜地是,这实质上让马克思出场的只是符码,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其实恰恰被强行退场了。那么,就是说, 应该总能找到一些基本的质性来判别那些是马克思思想自身,哪些不是,不然,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可能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个“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虽然 大多数的研究者私下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沉默”。的确,如果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库中封存着一个“本真的马克思”,那一切都好办,只要我们不断地清除 自身思想的外围限制条件,一切以“回到马克思本身”的态度,在版本考证、文本疏解中一定可以找到那个“本真的马克思”。但是,这条道路显然是“死胡同”。 今天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中所过分渲染的研究路向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对此,寻找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质性还有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本质主义,其实,在我看来任何 反本质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本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质性的道路的寻觅应该从“回头找”,转变为“向前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质性特征,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前提限制条件,从而保证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实现理解的“多样性”,任何游离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多样性实质上是“多元的虚假性”。

      其次,平权解读马克思催生出来的“个性化”研究,应该从中分层次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质性。诸如以英美分析哲学的语义分析、语境分析、逻辑排除等 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基本的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阶级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研究、以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对话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传统马 克思主义理解模式中的形而上学残余的清除、批判知识论路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还有的学者在现象学、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乃至目前提出的“中国马克思学研 究”都可以看作是“个性化研究”,但是这里面应该分为几个层面来理解,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质性看作一个理论硬核,把这些个性化的研究解读出来的马克思与理 论硬核的比较,然后作出层次的判定。应该说,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不然的话,我们单方面的宣称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多元性”是在“一元” 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前提,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假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都会打着“科学”的旗号,来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个性化研究”的繁荣,并不必然建 立在颠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之上。我们看到西方的马克思研究直到阿多诺之前,还保存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些基本看法,到了20世纪60年代 之后的则彻底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无论在革命主体、革命策略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等问题上都早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这样一 来,在国内的有些学者“效仿”乃至“复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的时候必然会陷入他们的话语圈套,这就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的彻底颠覆。更 为重要的是,通过西方现代哲学嫁接出来的马克思必然沾染了西方学术的“形式主义”的病毒。①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到底为什么会成为颠覆马克思 主义首先批判的对象呢?这应该与客观估价“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勾连在一起。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社会现实,争取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寻求 人类解放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权威的理论依据,所以,我们看到,恩格斯、梅林、拉法格、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给我们留下了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这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它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这一点中国本身就是证明。但是,自卢卡奇开始已经将马克思主义放置到“哲学”的视野中, 并以一种“怨恨”情结告别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所表明的那样,许多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叛徒”亦在同一种 怨恨动机中爆发,甚至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小说家都是如此,最令人吃惊的是,20世纪许多著名的反马克思主义人士,如波普尔、拉卡托斯、,在其理论表述中也 惊人地表露出同样的怨恨。这种怨恨式的道路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百花齐放”带来一种积极的借鉴,因为更多的是走上了告别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②

      最后,面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出现了最早一批对抗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称之为“教条主义”。于 是,在伯恩斯坦之后,被称之为的“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论争,就是要排除传统理解马克思为自身谋求合法性根据。今天的国内出现的相对主义的平权解读 马克思实质上也还是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的,当然我们对平权解读马克思的反思与批判,并不是说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毫无问题的理解马克思的方式,只需继承 就可以了,实质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本身已经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间隔”有了很好的认识,诸如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已经对“随时随地都要以 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马克思理解方式成功地作出回应,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都是一种“开放的”理论姿态进行的,将其称之为“教条主 义”显然是不妥的。现在主要的问题该充分揭示出来了,那就是,被称之为的“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论争背后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即是否将马克思主义看作 为人类解放的理论形态,是否坚决地在革命的意义上“反资本主义”,当修正主义的理解马克思并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暧昧的时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被当 作“教条主义”颠覆,便是最容易理解的事情了。今天,在“人人皆马”的解读局面中,那些仅仅捡起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细致末节而宣称找到了对于当前社会批判的 “救命稻草”的做法,实质上已经在“低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视野下的“话语偷运”罢了。

      三、作为“标准”之理论硬核中的辩证关系与“共识”中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

      理论硬核作为辨别是否在马克思主义意义内讨论马克思显然重要,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总结为某几个结论。作为基本理论质性的“硬核”在马克思主义 这里不能企图用几个条条加以解决的做法,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德“过去和现在”》一文中的做出过明确的回答。“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 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最后结论,还在开莫里逊氏丸的药方,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 的发展,就毫不足取,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已经知道了;结论如果变成一种固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①这就是说,我们在透 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相对主义语境中,不可能再有什么几个条条加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判断,以前有过,但却不是在“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学理的分析, 从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现在,这个是不是说既然没有什么几个条条可以判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标准就建立不起来呢?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我们认为, 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可改变的“理论硬核”应该在以下三个辩证关系中观照。

      首先,“价值中立”还是“立场解读原则”?提出“立场解读原则”一定遭遇到“价值中立”研究的批判。由马克斯·韦伯详尽阐释的“价值中立” (Value Neutrality)在一些纯粹的学术家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合理研究意识。从事学术研究不能带有任何的理论立场,它只能按照一种价值中立的原则进行复原 性的阐释,如果个人带有一种理论研究的立场,那么这种研究一定是“失真”的。故而古尔德纳说,“无论怎样,一种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种攻无不克的社 会学。现在,所有的社会学的权势阶层,从帕森斯到伦德伯格,都已经加入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我们牢牢地拴在这样的信条之上:‘你不应对任何价 值判断作出承诺’”。②正是这样的潮流使得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不可以赋予“立场”,实质上,这是一种误导。马克思主义与“价值中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问题。它们的对立和矛盾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和价值的有机统一, 而“价值中立”则把两者割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而“价值中立”是一种实证主义性质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性与革命性有机统一的 显著特点,这种对革命性、批判性本质的鲜明强调,十分清楚地表明,它是与“价值中立”要求摆脱价值、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相对立的。这种对立是本质上的对 立。①在这一点上,列宁明确指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立场”,他的“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 科学性(它是社会主义的新成就) 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② 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立场解读原则”则体现为“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关切。

      其次,“副本批判”还是“原本批判”?我们知道,马克思不再在哲学自身内部来把握哲学,而把哲学看作现实存在历史的“副本”,他原则性地走出了 抽象形而上学的思辨视野,按照马克思“从后思索”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看,纵观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在人的异化批判上、技术批判、消费批判、文 化批判、日常生活世界批判、当代社会的危机归罪于理性和形而上学等等方面做出了知识分子的良知思考,但是却根本不深入到马克思历史的本质中去,都是在一种 “副本批判”的形而上学层面理解马克思,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视域,马克思哲学的思想视野蕴涵在对现实历史的具体分析和批判之中,以 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现代世界进行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批判内在地以“资本”这一中轴展开“原本批判”。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假定了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才去批判技术、消费之类,这样一来,可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进行的,但是,却与马克思主义存有差距。所谓的技术异化、消费 异化、全球危机等等,只有在对资本的历史存在论分析中才能够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相反,还有如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本身的批判、拉克劳、莫非对历 史唯物主义基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进行颠覆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则完全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资本逻辑批判”基本批判方法的,那么,显然可以认定 其为非马克思主义。

      最后,“范导性原则”还是“建构性原则”?这两个概念是引自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中的“纯粹理性在宇宙论理念上的调节性原 则”一节③和“先验辩证论附录”。④所谓建构性与范导性我们可以引申为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在康德意义上来讲,“人类解放”是一个“大全”的概念,那么 则意味着它只能成为一个价值意义上对现有的规范,而人类不可能真正实现“大全”,即经验知识是不能建构出“大全”来的。相反,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历史的终 极目的是共产主义,这是历史必然性的终点,是历史本身自我建构生成的。它因为具有经验事实意义上的必然性,所以可以从物质生活现象的研究中推知与预言。因 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史的过程”,所以靠“铁的必然性”就能断言某种现象的发生。⑤这样一来,在康德意义上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上拉开了裂缝,“人 类解放”不再是一种人类的建构,只不过可以作为一个旗帜或者一个“形式”保留下来,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除了那个“旗帜性的符号”之外不再具有“现实 性”。这里我们认为是当前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硬核的一个关键点,这一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显然是逐渐放弃“革命”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 义“碎片化”了。

      在大致理清了几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硬核之后,当然,可能还可以寻求更多的理论共识来限定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前提条件。那么,随后的事情就是,如何能够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分散的研究状态之后,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硬核的基础之上,展开个性的研究呢?

      理论平台确立是达成理论共识的前提,“面向中国问题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共识的基本语境。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整体上 的推进还依赖于“学术引进”,主要体现在不断地炒作新人物、新概念,导致西方一个拉克劳、中国就有一个拉克劳,西方一个福斯特,中国就有一个福斯特的状 况,这也是整体中国社会科学的困境,“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渗透在以各种名目开设和固化系科的实践活动之中,嵌入在中国社会科学作为 一种知识类型的制度化的进程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研究的品格。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的重要特点之一,是 人们在未质疑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的情形下,在不追问哪些深藏于这种过程(和结构)背后的西方社会科学观和一系列范式性假设的状况下,便把接受这 些观点和实践误作是加入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几本门径。”①中国的学术研究必须表征中国实践的要求,将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提升为哲学问题,这样才能真正 摆脱学术殖民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这显然可以在如何推进中国问题研究上称为共同的话题关注。

      接着应该认识到“关注解读模式的推进”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个性与共识的出场路径。通过上文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以及对于这一模式的 批判直到“人人皆马”的“平权解读马克思”的认识过程中,可以发现,任何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理解,它的合理性只能基于历史性加以判 定。这要求我们不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中的某些条条的非反思地接受,更不意味着对当下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景观”的认同,它们在面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硬核的清理平台上,应该被同等地加以对待。在历史的判定中,显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缝合上高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 在模糊不清的理论问题随着历史延续会慢慢呈现出清晰的画面。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反正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已经相对主义化了,我的研究再个性化为增添一个 脸谱又何妨?但是,这正好将我们提出的“关注解读模式的推进”的意义给逸出去了。作为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认清了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模式发展之后, 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身处特定时代的我们,如何能够发现自身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核上推进这一理论的创新,同时对我们当下 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的限制性条件抱有清醒的理论自觉。

      参考文献:

      [1]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 Stuart Sim:Post-Marxism: A Reade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8

      [3]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4]王金福:《马克思的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M],苏州:苏州大 学出版社2003年版。

      [5]张盾: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及其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9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 责任编辑:z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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