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喜欢逛农贸市场的学者
——纪念
胡晓芹
网上已经有很多人的纪念文字了。也是乡镇干部的贾建友在文中说:“做为一名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本来是很难和蔡定剑教授这样的大学者相识的……”对此我深有同感,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仅以最基层的乡镇干部身份结识了蔡教授,而且还成了他的朋友、学生和崇拜者。
说起来,我与
2007年的一天,蔡教授受邀到我原来工作的县委党校,给人大代表和人大工作人员讲授有关人大工作的知识,我那时刚刚从乡镇调入党校工作,负责接待蔡教授一行。蔡教授以京城著名学者以及曾经在全国人大机关任官员的背景身份,来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县城党校授课,这在我们那个县城很轰动。他开讲的那天,不仅全县各级人大代表和县乡两级的所有人大工作人员都去听讲,而且县委书记也带领四大家班子成员来到党校认真聆听讲座。蔡教授的讲座赢得阵阵掌声,会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他在讲理论的同时举了全国各地不少例子,让大家听得十分专心投入。特别是那些来自乡村的县乡人大代表,脸上的表情里没有听理论讲座时常有的隔膜和费解,他们听懂了,而且听得很兴奋,在听讲中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蔡教授对人大工作、宪法民主、村民自治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推动宪政民主的执着努力,特别是深深感受到了一个有名望的学者对基层人大代表的尊重和理解。
晚上很晚了,蔡教授还让我们党校工作人员联系县人大,找一些近年来县乡人大工作和选举工作的资料,他说趁这次到基层的机会,要对县级人大工作作一些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大约十一点多的时候,我们走进他的房间,看到他仍然伏到桌前电脑上忙碌着,旁边的桌上、床上、凳子上摆满了书籍、资料。我当时惊异于蔡教授这大老远地到一个山区县,何以会带这样么多的资料,抑或是何以这么快就收集了那么多的资料。
原定于第二天早饭后即送他去武汉天河机场登机回京。但因为同来培训的还有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也要一同去天河机场,而复旦大学这个教授的讲座要到这天中午才授完,所以我们党校方面请蔡教授在我们县城休息半天,下午送他们两位教授一块去机场。
这样一来,
在农贸市场里,他热情地与农民聊天,问他们的村子在哪里,离县城有多远,村里多少人,田地里种什么,一年收入多少,家里几口人,几个种地几个外出打工,村里年轻人多不多;还问他们现在收费有那些,搞没搞新农村建设,国家补贴有哪些等等。他与农民交谈时,还不时拿起他们摆在那里卖的东西问种法、吃法,他总是拿着一些形状特异的农产品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在那摆满蔬菜水果鱼肉、人声嘈杂的市场里,农民或站或蹲在自家的筐子、篮子和三轮车前,与一个京城来的研究国家宪法的学者愉快交谈,那是怎样的一幅感人的场景!这样交流场景里的农民,完全没有了那些正式场合调查、询问、座谈的距离、拘谨、小心甚至沉默,他们变得直率爽朗,亲近和幽默,甚至健谈。后来一个老大爷挑了一担水果,一筐梨一筐桃,色泽自然清新,蔡教授很喜欢,他蹲下来和老人交谈,说到高兴处,老人从筐里拿了水果递给他,请他品尝,他毫不迟疑地接过来就吃,我们连忙说找水给洗洗,他说,这些从山里的树上、土里来的东西比什么都干净,吃了没问题。听我们说蔡教授是京城来的教授,老大爷高兴得嘴都笑开了花。后来我掏钱买了这位老大爷的一些水果,蔡教授就和我们一块边吃水果边在县城那条摆满农副产品的长长的街道上逛着。我对蔡教授说:要是我们这里有人发现一个京城的大教授在县城的街上象农民样地边啃水果边逛街,会成为一大新闻的。他笑了,说:“在你们县城,认得你们的大有人在,但谁认得我啊。”说着就带我们几个人坐在路边上的石凳上,欣赏那一片市场里繁忙而又有些杂乱但充满鲜活生活气息的景象。蔡教授的兴致很高,把我们当老朋友一样地对我们谈他的务农经历,谈他的军旅生活,谈他江西的老家,谈他到全国各地农村调研的一些趣事。其间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还谈到他独居在南昌的老母,说他多年在外对母亲的牵挂。
而他说的另一番话,让我格外记忆犹新。他说,所有的主政官员和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都要多到农村集中的居民点和农贸市场去转转,多到那里去听取民声,了解信息,找感受,因为这些地方汇集的国计民生信息最集中最细微最真实。他针对我说“你是乡镇干部出身,你想想什么地方最能集中全面地反映三农的情况,汇集的信息最多?农贸市场算不算一个?”
下午,在我们送他去武汉机场的路上,有三个多小时的行程,他一直不停地与复旦大学的那位教授就宪法、民主、选举和预算等问题进行深入地交谈,并且还问了我很多当前村民自治和村两委班子选举的情况。
因为我当时的工作关系在我们县委党校,但人被借在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工作,所以自然就谈到了当时的农村热点工作新农村建设。在谈到新农村建设路径时,我说我们市有两个村很有特点,都是农村之外的社会力量北京绿十字以NGO 的身份进入村庄,鼓励和引导农民建设新农村,成效明显,一个是农民做垃圾分类的堰河村,一个是“三民”(农民、教民、移民)合一的王台村,他十分感兴趣,说真想马上去这两个村庄看看。
他对我的一些感悟和思考给予赞赏,鼓励和指点我应该在十多年乡村工作经历积累的基础上,扩大视野,注重理论学习,多涉猎乡村社会之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增加实证研究中的理性,成为一个既有乡村社会生活基础又有理性思考能力的研究者。最后道别时,他对我说:下次有机会,我请你到北京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你把你对乡村建设、乡村民主的观察和思考好好给我们说说。
2007年的
蔡教授对我的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我感觉到,他对我们这些来自基层同志的直观感受很看重,听的很认真,总结时也都给予细致点评。他关注基层实践,他曾自我评价说:“我读书没有书斋型学者那么多,文章也没有呐喊型学者写得那么好,但我的每项研究都带着实践精神在做,都同当前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着。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但却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能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留下历史印痕的一小步。”
这次蔡教授还念念不忘上次送他去机场时我提到的两个村庄——堰河村和王台村,他再一次说他一定要去这两个村看看,看看这两个村到底是怎么在建设和发展,看看那里有没有规律可找,能不能在全国复制。
一年后,他果然要到这村里去了。2008年5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请他来给培训班讲课,他挤出一天的时间,从武汉赶过来,直奔堰河村去,他说一定要到村里住一晚。
那天我们吃的是农家饭,喝的是山泉水,走的是树木成荫的乡间小道,过的是农民用木板铺成的小吊桥,甚至坐的也是农家小板凳。他进农家与农民拉家常,在村头与村支书和农民保洁员攀谈,还到村里的茶园里和采茶的农家妇女聊天。他说,这个村子应该成为我国中部农村建设的样板之一,自然、闲适、自治、自理(注:指村民的事务会由村民自己打理,而不是样样指望政府和国家)、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他说这样的乡村生活状态是十分难得的,不要把它破坏和弄变味了,要在全国建更多这样的村子才好。村支书和农民见到他,没有陌生感,总是在他的语言氛围里,自然亲近地与这位学者侃侃而谈。他对这个村子的喜欢溢于言表,对我们说,这里的农民很坦然自信,你看他们脸上的笑容是舒展的,见到外人没有躲避和隔膜,说明他们的生活是惬意和充实的,有希望的。此后,他回到北京,又多次打电话询问这个村子的发展情况,并且辗转联系了北京绿十字的负责人孙君,与他探讨村庄民主建设和生态环保问题。有一次他让我帮忙找找孙君的电话,说有一个活动,要请孙君去谈谈堰河村建设的过程。现在想起来,这是与蔡教授最后的一次通话,最后一次联系。
至今,我不知道那个农贸市场和那个村庄给蔡教授的学术思考带去了什么切实具体的研究素材,但是他对农村、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却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也许他这样对农村、农民以及对那些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物品的喜爱,只是一种惯常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更像已经融入他的研究和生命的一种深刻的情感和情感的表达方式。
时光无情,昔人仙逝。我们这些乡镇干部身份的人,有巧合的机缘与一位可敬的学者和大师相识交流,是我们人生的一大幸事,虽然这种相识和交往是那么的匆忙而短暂,但是,蔡教授对我们乡镇干部、基层工作者的亲近和看重,谆谆教诲,殷殷希望,却让人久久不忘!
无数的农民和乡村干部也许并不都知道蔡教授,但都知道在农村有一个村民自治的法律,这就是蔡教授福泽千万农民的最大成果!当无数人怀念着蔡教授在学术、宪政研究上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时,在为他高贵的品格和丰富的人格魅力感佩时,而我,一个乡镇干部出身的人,更愿意记得,记得他是一个喜欢逛农贸市场的学者!
愿他的在天之灵,还记得他走过的那些村庄和农贸市场!记得我们这些生活在农民中间和广大土地上的乡镇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