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梁启超 鲁迅 启蒙思想
启蒙是一种精神,是一思想,是一国家的文化财富。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说过:“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翻开历史的长页,我们重新回顾一下那感人奋进的事迹,那奋然前行的启蒙志士,梁启超和鲁迅是两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启蒙思想在现在学术研究中也是颇有争议,两人所处时代不尽相同,但面对的国家患难处境,国家共同的弊政旧念,都抛出了最有力的回击。时至今日,我们重新认识他们,认识他们的时代,认识他们的思想,认识他们后来的命运,认识他们思想发展演变的结局,沿着这条路发现其结局因路的不同,在此一一分而比之。
(一)
先说梁启超。梁启超是一位改良主义者,这是他自始至终所维护的。就是这一主张,使他经历了从起又落,甚至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死去。早在上世纪30时年代,郭湛波在他《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文中对梁启超提倡的思想自由予以肯定,但对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不及提之,反而说他为旧的思想拥护者。“拥护中国之旧礼教,伦理,思想,反对西洋之文化思想”。建国之后,受时局所限,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更是受到贬斥,如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一文,作者认为梁启超逃之日本后逐渐从保皇走向反对革命,最后堕落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分子,政治上越来越反动。“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部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吾所依凭的彷徨情绪反映。”[1]
改革开放以来,梁启超的启蒙思想逐渐走出困境,并被世人和学者所认可,李泽厚在70年代末写的《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一文对梁启超的思想启蒙评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文中明确指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到一定客观作用与影响。梁的思想从最初被误解,到现在受重视,可谓一波三折,是与整个历史大背景有关的。其实,历史应当放到当时背景来观察之,是最确当的。看当时情景,维新运动是主张变法求新,这是对封建糟粕的革除,是进步的,至流亡海外,立宪运动主角,梁启超主张改良,主张立宪主义,亦并非拘泥于旧古不变,是学日本,学英国的体制,是政见的不同,是进步的,然这一思想确不符合当时不以革命无以救国这一正确论断,但本身是进步的,之后他反身于治学,保传统文化于危亡之中,这更是看到传统文化于中国本身重要性。五千年文化是不可一概抹杀的,是适合中国土壤的,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根方面是于本国之根本立命所在,并论中国文化于世界文化之先进。这些思想暂且不论当时背景下的必要,就拿现在来说亦是有重要意义。故启蒙是在于进步意义,进步在于正确之意,无论革旧求新,无论保皇护传统,正确的都是于当时有利的,都是可以肯定的。梁启超对自己启蒙作用也有客观的评价,在其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将中国近代启蒙划为三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启蒙期(灭),对蜕分期梁启超如此论之:“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駸駸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康有为)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宏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2]
综其主要启蒙特点与思想理路,或许更能深刻的认识这一问题:
他的主要功绩在宣传,而非他的思想。“从一开始,梁启超活动的特点,就主要在宣传。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思想方面,在思想方面的地位,又在宣传方面,并不在有多大的独创性(与康有为不同),它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3]虽然李泽厚的评论有些绝对,在思想方面,梁启超主张的求新变法皆是值得肯定的当时进步的积极思想。但其宣传地位确实非常大。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论战中,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坚持他的改良思想。虽与当时时局不符,但他却在当时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启蒙,我们说启蒙包括社会启蒙和文化启蒙。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暴风雨式的革命是从社会基础方面来进行的社会启蒙,那么梁启超等所进行的思想宣传工作则是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进行的文化启蒙。虽然两者论战水火不容,但共同的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然而,在与封建主义作斗争中,革命派却忽视了思想宣传的作用,单纯的用枪和革命运动向敌人发起进攻,而宣传的任务却落到了改良派手中。“《新民丛报》不胫而走,暗中畅销国内销数高达一万多册,在当时不能不是巨大数字。……由于对象是当时正大量涌现的一批批近代学生知识分子,梁的这种宣传,结合对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大量介绍,完全符合了需要,受到热烈欢迎,梁启超以其数量极大的作品成为当时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从孟德斯鸠到达尔文;从边沁到孔德;从希腊到意大利、匈牙利,各种西方哲学、人物、历史、地理,都被梁启超广泛的介绍过来。这种大量新鲜知识打开了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传统文化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眼界,看到了世界原有那么多和那么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新鲜知识中,介绍进来了大量新鲜的理论、标准、尺度,使人们知道了原来除了古圣昔贤之外,世界还有那么多精深博雅的思想和道理、原则和方法。也正是从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对比映照中,才使人们更感自己民族的落后,才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一切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都在这种知识和观念介绍中不攻自破,褪去神圣的颜色,失去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受到理性的怀疑和检验。这就是启蒙的力量和启蒙的意义。所以,当革命派由于集中全力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做炸弹,入新军、联会党、支配了大多数成员的精力和注意,相对忽视了思想启蒙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反而由改良派特别是梁启超所自觉承担起来。”[4]
坚持启蒙的真正意义。启蒙真正的意义是只针对于反封建的政治目的吗?梁启超的:“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是对于启蒙有被政治所利用而单纯走向政治的意思。我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他指。其实启蒙的真正本意在于它是求人性的解放,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自由,平等与民主等等,这些是人类追求的永远的境界,是不以哪一个制度所标榜的,是存在于人类的永恒的价值观里的。我们可以翻出明末清初启蒙的遭遇可知。刘梦溪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说:“本来明代的学术,已经有了走向科技走向民间的趋向,与西方也开始了交流,发展下去也完全可能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但明清易代,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加上满汉之间文化冲突,开放的思想被严酷的政治体制窒息了”[5]这种事态的发展,必然造成了科学的不进步,甚至缺失。这就是启蒙本来的面目被政治所迫害了。梁启超也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反问“第一,那时候(明末清初,作者注)科学像有新兴的机运,为什么嘎然中止;第二,那时侯学派潮流很多为什么后来只偏向考证学。”梁启超在文中解释到“其一如前文所讲因为种种原因把科学媒介(如西方传教士的最初科学传播还被清朝认可,后来的传教方法改变,不符合清朝的口味,而制止传教,结果科学传播也因此搁置),其二,则因中国学者根本吸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这条路。但还有个问题。文献很多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这里梁启超深刻的指出我们最初的启蒙被政治所抹煞掉了。启蒙是伟大的、高尚的、更是纯洁的。启蒙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启蒙是存在的永恒,而不是消失的记忆的永恒。梁启超在此撇开政治的纷争,单纯的从学术角来论及启蒙的意义,是难能可贵的。
而对于梁启超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推之,亦有其对启蒙的认识。1923年梁启超在对明末以降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嬗变的细致考察后,写道:"......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敏锐地提出了中国启蒙的思想资源问题:不是西学,也不是正统儒学,而是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学术思想构成了近现代之交思想发展的最初动因,启蒙思想的先锋。这就是梁对于我们的启蒙不仅要求新,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固有的东西,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梁是保皇,保传统,但这都是他的政治志向,曾一度梁也转向了革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流亡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及一些革命派人士,此时梁的思想也受革命派的影响。“(梁)从中国来,与孙君游数月,乃大为所动,几尽其所学,由是乃高谈破坏”[6]但是,梁对他的革命倾向,也有自己的看法:“梁启超为什么又对政治革命持有那么高昂的热情呢?他对此特意作过如此的解释:(1)在民众没有政治自由的不利政治条件下,要推进改革运动,甚至文化运动都是不可能的;(2)中国民众对于公众事务太被动、太麻痹,如果没有一场政治运动,就不能把中国社会改变为一个有生气的社会,社会改革也不能实现;(3)国民没有政治常识和兴趣而要开展一场真正的政治运动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不使国民与政治活动接触,他们的政治常识和兴趣也不可能增强;(4)政治运动。提高中国民众团结的意识和自治的能力。从这番思考来看,梁氏之重视政治运动,并不是完全着眼于政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是看重了它能从外部带来"文化运动"”[7]这也是革命为启蒙服务的,是为启蒙做准备,开拓新前景的。总之,启蒙思想贯穿梁的一生,且对启蒙的认识也不断的加深。我们不能片面地将梁划为哪一派,或是反革命,反启蒙的,梁有自己的奋斗路线,他没有离开自己的永恒的主题:为国家而争独立,为民众而争自由,为自己而争解放。即启蒙的多重目的。
从梁启超启蒙思想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启蒙思想的特点我们不难理解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结局在后来时代中的变化。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在对于中国当时与现在的意义已愈来愈被认可。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好这一宝贵的历史财富是我们当前学人不断为之努力的义务。
(二)
再说鲁迅。如果说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是由最初的误解,不认可,到后来的走出困境,逐渐被世人所重视,那么鲁迅可以说是基本上一直是倍受崇敬,而到现在其启蒙思想又有所被批判的经历。如果从当时来看,鲁迅受梁启超思想影响也很大,周作人曾这样描述:“鲁迅广泛的与新书报相接触,乃是壬寅(1902)年二月到了日本以后的事情。其时梁任公亡命日本,在横滨办《清议报》,后来继以《新民丛报》,风行一时,因为康梁虽然原来都是保皇的,但梁任公毕竟较为思想开通些。他的攻击西太后看去接近排满,而且如他自己所说,“笔锋常常带情感”,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势力。(1903)年三月鲁迅寄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至于《饮冰室自由书》和《中国魂》则在国内也已借看到了。”[8]可见,梁启超的思想对鲁迅的影响,二者也有相通的一面。
对于鲁迅的启蒙思想是学术界一直以来对其肯定和发扬的,并且一直占据着启蒙思想的主流地位。分析其鲁迅对于启蒙特点和思想理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张启蒙思想资源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寻。
这一点与前述梁启超思想有共同之处。在20世纪初叶,西方大量思潮传入中国,如自然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新浪漫,理性与情感等等,有关启蒙主义的思想探讨与理论意向是散射于这些被曲解的理论形式与创作形象及叙事方式之中的。张光芒先生指出:“20世纪初叶中国文学的启蒙主义就是在一种词汇的"爆炸"与贫乏、意识的所指与能指所构成的张力场中确立起来的。”对此鲁迅早就慨叹过:"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9]鲁迅曾经指出:"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他还说:"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如成仿吾之大谈表现主义,高长虹之以未来派自居之类--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鲁迅深刻的洞察到了西方舶来的思想并不是完全水土相符,同时更感到我们自己东西,启蒙思想所依据的武器是十分的贫乏,正如鲁迅《野草·题辞》中所言:"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就是说中国的启蒙,是从西方拿来,是作为工具来用,是材料,是方法,是工具;至于它们的哲学前提、现实依据、其文化或哲学上的终极目的是不被关注的,囚为中国近现代的启蒙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有着中国的现实依据,也有着自己的文化前提和文化目的,先在的概念范畴与其历史的、心理的与文化的内涵之对应性在此已经失效:鲁迅早就说过:"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在《学界三魂》中他强调说,惟有民魂是宝贵的,惟有其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主张向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启蒙的根源,这是他对启蒙思想的深刻认识。
二是鲁迅认为启蒙和救亡是不可冲突的。
统治者阻断启蒙浪潮、扑灭启蒙火焰的最佳武器是“国家至上”与“民族主义”,尤其是在国家遇到外敌威胁时,求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便被扼杀在萌芽中,就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也难逃其厄。而最早敏锐地觉察到“救亡”将会给统治者冲击启蒙提供“合理逻辑”的是鲁迅。1936年秋,救亡运动正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救国会”在上海滩上活跃着。而鲁迅却于此时写下了这样一番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让大家明白“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是“民族大义”,是救亡;让大家明白“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是呼唤自由、民主,是启蒙。这二者本来不必构成冲突,而且站在启蒙立场上看,应该是高度统一的——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本就是为了民族自救,为了面对西方现代化强势不落后而掀起的,而且由启蒙了的公民组成的国家更是强大有力,更能救国于危难之中。
三是,认为启蒙首先是从改造自己起。
比较西方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和康德那样一些隐居起来思索人性问题的人。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因的目标并不在问题本身,而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效,所以他们都把衡量理论的绝对标准置于现实社会政治的可行性之中,借用政治操纵来杜绝启蒙思想本身进一步发展和自我超越的余地。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充满了过激心态及对政治权力的诉求,而缺乏宽容精神。这种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中的急躁心态,即自以为把握到一点真理就立即要把它付诸实践,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鲁迅在这些人中算是最清醒的,他早已看出,这些人一旦真能拥有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则其他的人和不同的观点都得下地狱。按照康德的标准,这些人本身都是尚未启蒙的,不论他们是否掌握权力。而鲁迅本人则是最接近于满足康德的标准的,“因为他唯一地对自身的这种内心矛盾自觉地进行了分析,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他把自己称之为“中间物”,并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为将来的发展留下地盘,这是所有其他人所未能做到的,其中已经包含有把启蒙看做一个不断有所前进的过程的意思了。”[10]
综观以上观点,鲁迅的启蒙思想是较彻底的,对于鲁迅反封建思想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是大势所趋,是我们极力主张的。而对国民党黑暗的弊政,鲁迅也是竭力攻击,这更是符合了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二者也恰是新中国成立的两大推翻根基—三座大山中的两座。这就为鲁迅启蒙思想的主流地位作了铺垫。论及鲁迅本人的思想转化,在1926年起,鲁迅已经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李泽厚这样评述:“在严肃的思考和认真的学习(这时学习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学说)之后,鲁迅终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上述量的积累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起点似应从1926年冬离厦门后算起,它的完成则可算在1927年秋到上海的前后”。[11]因此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情节也给了他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广阔的思想传播空间,甚至我们将鲁迅推高到了神的地位,文化的主将,思想家,政治家。但恰是这一问题的出现并愈演愈烈。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的人格与思想一直在被人们无限地丰富着,然而这些心怀善意的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丰富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异成了具有霸权性质的“剥夺”,严重遏制了多极阐释鲁迅话语的可能,就象学者路文彬在《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中说的那样:“鲁迅的批判意识在他们那里所产生的魔力效应,与其说归因于鲁迅个人的永久性魅力,毋如说是缘于“批判”话语本身固有的某种心理疗愈功效。他们借助鲁迅实现的只不过是一种内心不满的宣泄”这是我们对鲁迅启蒙的误解,甚而误用。鲁迅本身意图有其本身的意思,然而为了现实的需要却被画成各种面具,来应付各种环境,这是对鲁迅启蒙思想的真正误杀,更是对我们历史前进中的真实面目的歪曲。路文彬进一步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无法看清鲁迅思想价值的历史性内涵,而继续将其视为此刻的现实性动力,我们就势必难以完成鲁迅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事实也在证明,我们之所以迟迟不能超越鲁迅的思维模式,恰是因为他所从事的时代任务仍旧未能完成,以及他固有的时代局限一向不为我们所觉察的缘故。”
于是在对鲁迅的一片赞声,绝对的推崇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反思这一问题,甚至出现了很多对于鲁迅启蒙思想的批评之声,且越发多了起来,综其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不赞同启蒙固有的主张:民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鲁迅是最早从本体论的高度关注人的思想家,他特别强调具体的个人,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人的自由,认为“张大个人之人格”乃“人生之第一义”。为此,他反对任何强加于人的外在束缚,包括民主。“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因此,他认同易卜生“反社会民主之倾向”,认为民主“夷隆实陷,是为旨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因而公开反对西方民主思想的载体议会制,认为这种体制“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其结果会造成“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途,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12]。故然,我们对鲁迅的思想不甚苟同,思想家可以批判体制的种种弊端。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即鲁迅超人的眼力,他通过自己家庭败落后的经历以及对西方最新思潮的吸取而对民主体制的弊端的深刻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极大关注,对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强烈追求。同样我们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同样在全国民众对前途的一片茫然之中,对各种新体制的不甚了解之中,在各种思潮碰撞而无立足之地之时,鲁迅能在这种混沌的世态下,卓然不群的保持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思潮,然其必须遵循的最高准则,则矢志不渝,在黑暗模糊的氛围中,鲁迅这一追求人的最高价值,就象一盏灯,一道杨帆指引人们向更高处走去。这就是启蒙思想家的作用,他是不同于实践者—政治家的,他是关怀人类最终极目的,这亦是真正的启蒙。他们的思想不苟同于现实,但指引现实。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13]
二是缺乏旗帜鲜明地阶级观点。
“所谓‘国民性’问题以及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就是如何认识群众以及如何看待群众运动的问题。对于‘国民性’问题,必须加以科学的分析,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加以剖析,才能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从早期的鲁迅的作品看来,他对于‘国民’这一个概念,似乎并没有经过具体的分析。⋯⋯”[14]这就充分说明了当时人们对鲁迅启蒙思想的看法,没有用阶级斗争学说,没有看到人民革命性的一面,纯粹唤起民众,改造民众的灵魂是无济于事的。周扬在《和电影〈鲁迅传〉摄制组创作人员的谈话》时说:“对于农民动的认识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鲁迅比其他作家对农民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不是已经真正看清楚农民的基本问题了呢?那还没有。在辛亥革命以前他是启蒙主义者,他认为根本问题是要启蒙,要农民起来,“怒其不争”,是怒其还不觉悟。他看到了农民被几千年的 封 建礼教统治,“蒙”么,不觉悟么,要启蒙,强调知识,知识启蒙,“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伟大在此。至于要真正认识农民问题的根本是要解决土地问题,推翻地主的统治,武装起来等等,不是容易的。只有真正的革命家深入到农民中去了才能认识的。”归结到一点,鲁迅的文化启蒙完全脱离启蒙对象,“早年,留日时期,他曾把文化启蒙的作用看得很大甚至过大,视为救国之道,视为民族复兴之路,好像一经启蒙,国民便会自觉,便会战斗,中国便一切变好。(老实说,这种想法不能算错。只是简单了点,在中国,尤其简单了点。因为,启蒙,不仅有一个启蒙主体,一个启蒙对象,还有一个启蒙方式的问题,启蒙方式不解,找不到一个好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启蒙方式,一切关于启蒙的种种设想,永远只是设想,永远不会成为现实。鲁迅的问题,鲁迅的启蒙主义的设想和启蒙主义的实践的问题,正在这里。”这种批评恰就应了鲁迅本人所批判的救亡压倒了启蒙。另外,鲁迅的启蒙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救亡能改变吗,甚而阶级斗争能改变群众的精神吗?这也许有改天换地的能量,却不能实现鲁迅追求的目标,启蒙与革命本来是两条道上的,二者不是冲突的,是不相压制的,或者为了民众的解决,两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鲁迅式启蒙作用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就象我们记住了拿破仑的战绩,更记住了他的影响思想的《民法典》。
三是启蒙方式过于残酷,缺乏人文关怀。
早在鲁迅之先就已开始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梁启超,曾在其《新民说》一书中系统论述过中国民众的人格弱点,然而时至今日,他所举出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15]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民众中间仍然普遍存在。至于鲁迅的启蒙结果,遭遇的也是同样的命运,尽管他的批判火力远远超过了前者。学者路文彬在《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中指出:“显然,不是思维模式中国的民众存在的问题,便是中国的启蒙方式发生了问题。而在我看来,问题主要还不在中国民众的身上,倒是出在那些精英们的启蒙方式上。就鲁迅这一个案来说,他那近乎苛刻的打击手段,甚至连启蒙对象的基本自信都难以滋生,还遑论什么使其自觉?须知,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启蒙对象的好转,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的是启蒙者温和的情感关怀,绝非苛刻的言词打击。”路文彬的言评颇有些道理,但在当时的现实情况下,什么是最有力的武器?我们故然需要温风细雨,这是好的,这在周作人,沈从文身上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努力,但我们也同样需要鲁迅式的深刻的披露,两者同样不可或缺。鲁迅对于自己深刻的揭露民性也有自己的话:“……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很多,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的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是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深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度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二者所压碎,或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不”。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看不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16]况且鲁迅也全非用残酷的批判压向敌人的,他也有对民众和善的一面。周作人在《鲁迅的笑》中描述到:“鲁迅最是一个敌我分明的人,他对于敌人丝毫不留情,如果是要咬人的哈巴狗,就是落了水,他还是不客气地要打。他的文学工作差不多一直是战斗,自小说以致一切杂文,所以他在这些上面表现出来的,全是他的战斗的愤怒相,有如佛教所显现的降魔的佛像,形象是严厉可畏的。但是他对于友人另有一副和善的面貌,正如盾的向里的一面,这与向外的蒙着犀咒皮的大不相同,可能是为了便于使用,贴上一层古代天鹅绒的里子的。他的战斗是有目的的,这并非单纯的为杀敌而杀敌,实在乃是为了要救护亲人,援助友人,所以那么的奋斗,变相降魔的佛回过头来对众生的时候,原是一副很和气的金面。”[17]
对于鲁迅启蒙思想结局的变化,我们也要客观冷静的分析,站在历史的高度公平论之,这就是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中的梁启超一样,梁启超没有向往我们的道路,然他的努力却无不与鲁迅一样,都是为国之独立,强盛而殚尽心血。我们不能加予他们什么了。荣誉,或许我们看得太重,而他们可能就没想过,而受打击,受批判,甚至无端的谩骂,他们却尝受了。我们也晓得其中的利害,其中无用的缘由,无名的谩骂,撇开这些世事纷争,求真实的东西,我们确实还历史本来面目,让梁启超的思想,鲁迅的思想回应时代潮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梁启超与鲁迅一前一后的两个启蒙思想的主将,无论后人对他们或扬或抑,他们的思想都是一笔丰富的文化财富遗产。他对于后世的启迪和呵护是无比于他们当时的思想冲锋的。回到过去,看看历史的真实面目,看其当时所出现的不足或优点,对于我们现在或以后要不要启蒙,或要什么样的启蒙,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1.《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2卷,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35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董四礼:《晚清巨人传》,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535页。
3.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国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46页,
4.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国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46页
5.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梁漱溟卷》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6.胡汉民:《斥新民丛报之谬妄》,《民报》,1906年6月第5期
7.张光芒: 《启蒙思想资源》,《启蒙论》,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第35页
8.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漓江:漓江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9.张光芒: 《启蒙思想资源》,《启蒙论》,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第35页
10.邓晓芒《鲁迅思想探源》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11.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发展》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
1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鲁迅:《热风·随想录三十五》
14.王士菁:《关于“国民性”问题》,1961年10月16 日《 光明日报 》
15.参阅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6.鲁迅:《二心集》(1930年3月1日)上海合众书店1932年10月出版
17.周作人:《鲁迅的笑》见其著《知堂回想录》(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 《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12卷,杨晓明:《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35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董四礼:《晚清巨人传》,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535页。
[3]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国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46页,
[4]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国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746页
[5]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梁漱溟卷》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6]胡汉民:《斥新民丛报之谬妄》,《民报》,1906年6月第5期
[7]张光芒: 《启蒙思想资源》,《启蒙论》,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第35页
[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漓江:漓江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9]张光芒: 《启蒙思想资源》,《启蒙论》,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第35页
[10] 邓晓芒《鲁迅思想探源》载,《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11] 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发展》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
[1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3] 鲁迅:《热风·随想录三十五》
[14] 王士菁:《关于“国民性”问题》,1961年10月16 日《 光明日报 》
[15]参阅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6] 鲁迅:《二心集》(1930年3月1日)上海合众书店1932年10月出版
[17] 周作人:《鲁迅的笑》见其著《知堂回想录》(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