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洲 不同的革命方式,不同的城乡问题
山西省太谷县北洸乡井神村村委会助理 杨洲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特别奇怪,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世界第三了,且经济发展态势被世人看好,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世所罕见,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望尘莫及的,但中国的城市水平却不怎么地,按照严格城乡户口与公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算,近年仍没有接近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甚至远远不及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更被发展中大国诸如印度远远甩在后头,甚至全球经济排名倒数一二位的穷的没饭吃的阿富汗城市人口都在75%以上,而中国人的衣食早就无忧了,消除贫困工作也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取得了世所公认的首屈一指的经济成就与民生改善成就,为何一个小小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在后头?为何印度甚至阿富汗的城市化水平远在中国之上呢?
这要追溯到历史上的民主革命方式,人们都知道,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在近代史上大都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在对外反抗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与对内反抗封建势力实现民主自由的过程中采取的革命方式是不一样的,或者将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革命统称民主革命,但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领导力量、纲领路线、目标方向是不一样的。分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共产主义为方向的由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与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为指导思想以资本主义为方向的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种革命方式在推进各自国家变革尤其是处理土地问题上的力度与导向是不一样的,以致影响了今天的各自国家的城乡关系与城乡问题。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极大地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资产阶级革命是用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的革命,(不论其革命纲领多么诱人,)这些都是不可改变的。这点在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身上就有非常典型的体现,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生就是平分地权,就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规划是美好的,但实现了了吗?能实现吗?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就是最好的回答,为什么国民党内有那么多的党员尤其是实力派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与国民党左翼人士,本质上来说他们来自于封建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部分人物是由地主演变的资产阶级,不可能赞成更不可能实施激进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便是这种激进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孙中山先生认可并主张推行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大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就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所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纲领,本质上是孙中山先生利用共产党的激进力量克服或者压制国民党内的封建势力与新型的资产阶级,实现推行平均地权的民生目的,因为此时建立了民国政权,(按照有妥协性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民族民权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民生问题却无法破解。同时按照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想法,争取民生问题的早日解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是进一步推进资产阶级革命争取彻底地民族独立与开展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但后来证明,幼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左翼势力联合解决民生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的希望破灭了,终究抵抗不住中国强大的封建势力。于是,共产党开始做起自身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
而在国外同样非常明显,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资产阶级革命方式,比如印度的甘地主义与尼赫鲁主义,根本不可能撼动封建土地所有制,更很少有中国那么清晰地明确的土地革命纲领。资产阶级革命一起,由地主所组成的封建势力能镇压则镇压,忽然发现不能镇压或者镇压不住的时候,“城头更换革命旗”,摇身一变,发表拥护革命的宣言,服从新的资产阶级政府,甚至加入革命阵营里。因为妥协性软弱性,资产阶级没有更不会动摇地主的土地,尤其是地主阶级拥护并混进新政权后。全村全乡的大部分土地还是归地主所有,农民尤其是佃户还是没有任何土地。之后,资产阶级政权毕竟还是要推进发展进步尤其是国家的现代化的,特别是在城市与整个国家的导向上。自从地主阶级发表拥护资产阶级政权后,地主阶级就有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甚至自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封建土地所有制就开始向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转变了,而农业的经营方式也有原来的封建地主经营管理向资本主义经营管理转变,地主变成资产阶级,继续占有土地,佃户变成农业产业工人,置于被雇佣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境地。而随着国家工业化与整个经济的推进,由封建地主直接转化而来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必然向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前进,机械化大量采用,持续排斥劳动力,农业资本家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业工人(也就是原来的佃农),于是大量地农业工人被逼近城市,农业上只留很少的依附农业资本家的工人,给农业资本家驾驶农业机械,操作现代化的农业设备经营管理农业。大量的农业工人(有的可能还不算农业工人,只是被排斥出土地的佃户)挤向城市,农村已经无立锥之地。到了城市后,在公路铁路河道两侧搭个蓬蓬,晚上在里面住,白天去外面找活干找碗饭吃,于是就形成很多学者所说的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结果一方面大量无土地农民挤向城市推动高度的虚拟的城市化,“提高了”城市化水平;另一方面造成畸形的城市化,产生极其严重的城市化问题。当然二者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但毕竟是城市化了。
但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国家采用社会主义革命,实行严厉的土地革命纲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绝对的耕者有其田与真正的平均地权,先用土地改革的方式实现土地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再来一场“文化革命”或者“左的错误”,客观上整死了封建残余势力,毁灭了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有人民公社化客观上彻底颠覆私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断绝了土地资本主义化的可能,对以后起到巩固了农民平均土地所有制的功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将土地从集体再次分给个人,恢复了农民平均土地所有制,形成了现代化的“小农经济”。同时,农民土地所有制从一开始就必然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在管理上就必然形成农业户口,但这是一种“积极地束缚”,农业户口的形成有一定的合理性,绝对不是某些专家学者政界人士所说的“源于对农民的控制”,甚至万恶不赦。
综上所述,广大发展中国家采用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其妥协性软弱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没有改变私有的土地性质,大量地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农村无立锥之地,只能去城市,自然就不会有农业户口,也自然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即使饿死在城市里,仍然是非农业户口,仍然是“光荣的市民”。伴随产生的是畸形的城市化问题,尤其是贫民窟问题。而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堵住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实现了土地的农民平均所有制,形成了极端分散的小农经济,但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经济也得到发展,即使“富得流油”,有房子有车,仍然是农业户口,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伴随产生的是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农民大量集中于农村土地,小农经济已经阻碍现代农业的发展,无效率,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笔者不怎么赞成温铁军教授等学者们提出的“三农问题是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的问题”一说,笔者更倾向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畸形的城市化问题。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畸形城市化问题”都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协调发展造成,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表现吧!也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出现另类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畸形城市化问题”的“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是“社会主义的错”。但你是要被限制在土地上却“富得流油的”生活早就改善的农民生活呢?还是要没有农业户口限制却极近饿死在城市的市民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