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张艺谋既热爱帝国和君主,又热爱清纯的民女,《商君书》早已给出答案。清纯,是一种政治学。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不仅干净,关于这部电影,最常见的形容词还有纯真、简单、朴素……张艺谋抱怨清纯的女孩越来越难找,更是引发一片附议之声。

      然而,在众多附议声中,小说原著的作者艾米,却成为坚定的异议者,她在博客上对张艺谋持续进行批判。按照常规,张艺谋已经与莱妮·瑞芬斯塔尔并肩,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艾米在《山楂树之恋》之前没有什么名声,能够得到张艺谋的青睐不亚于被钦点,可是这位作家似乎没有兴趣成为御用导演的御用编剧,大有与张艺谋划清界限的意思。在接受《时代周报》(20101018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要尽力指出张艺谋对小说的误读

      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这句广告词沿袭小说原著而来,并非作者艾米的意思,而是出版商的行为,仅是一种宣传,不可当真,张艺谋却把广告词的精神贯彻进电影,一丝不苟地寻找起清纯的女孩。记者询问小说作者艾米:很多讨论都是围绕 不纯装纯这样的概念,作为作者,你认为用这些概念来讨论这本小说有效吗?艾米回答:讨论’‘不纯’‘装纯的人,不是在讨论这本书,是在讨论张艺谋。至于有没有效,要看你对有效如何定义了。如果就是张艺谋理解的对世事一无所知,而有效就是读懂这本书,那当然是无效的。

      为什么小说作者艾米认为无效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发扬光大?先是出版商,然后是张艺谋,接着是人民群众,都对清纯产生了兴趣。当然,读者有误读的权利,但是读者们的误读为何如此一致,仿佛被统一了思想?

      

      山楂树之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男女关系,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不仅不怎么干净,还有些下流。女医生陈清扬见到男知青王二,让他证明她不是破鞋,可是王二反而和陈清扬发展成奸夫淫妇。当地的惯例是把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王二的下流行径具有了以毒攻毒的特效,消除了陈清扬的烦恼。

      《黄金时代》的文字,以纯真、简单、朴素的标准衡量,称得上低俗、庸俗、媚俗: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为了免去打字的麻烦,我在新浪网上找到这段文字复制粘帖,发现性交两字被х号代替,再接着看看上下文,王小波的小说遍布х号。

      与张艺谋的清纯美学相比,王小波滑到了低俗美学的边缘。电影《山楂树之恋》有没有美化历史,成为争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或者只是个案,以此批评电影美化历史。辩护者则反复声明剧情源自真人真事,并非孤例,以证明电影忠实于历史。史无前例时代的爱情状况,需要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在看到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我基本持中立态度,认为当时的爱情是干净和下流并存,《黄金时代》里的奸夫淫妇和《山楂树之恋》里的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平分秋色。

      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表示误解了过去,对史无前例的时代不能一概否定,不能简单称之为灾难,因为那时还有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在文艺青年的思维里,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纯情故,生命亦可抛,悲剧的时代制造了悲情叙事的气氛,恰恰满足了他们自我感动的情感诉求。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山楂树之恋》里,成为贫穷而饱含理想的时光

      我对电影持批评态度,但并不认为史无前例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而是认为,一个时代,即使真的遍布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也不足以心向往之,只会让人心生恐惧。以干净下流来衡量爱情,彰显干净、批判下流,这个标准本身就值得存疑。身体接触是干净还是下流?接触到什么程度是干净?在电影里,静秋和老三的亲密接触重在拉手,而在原著中两者的关系不限于此。为了达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的效果,张艺谋净化了原著。干净成了禁欲的代名词,史上最……”无非是史无前例的另一种说法。

      三

      一个在《英雄》里盛赞暴君的导演,怎么缅怀起干净的爱情故事?在《英雄》里,秦始皇被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先知,痛心于列国纷争,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天下太平,这种精神最终感化了刺客。《山楂树之恋》是女高中生静秋和男地质队员老三的纯情故事,纯情到男主角得了文艺电影最为高发的白血病。两部电影的剧情似乎毫无关联,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

      张艺谋歌颂完善良的暴君,又寻找起清纯的民女,这是精神分裂吗?以民女的视角来看,这当然是精神分裂,民女见到暴君避之惟恐不及,一个人怎么能既喜欢民女又喜欢暴君?但是以暴君的视角来看,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民女越清纯,越能唤起暴君的欲望。山楂树之恋正是献给英雄的礼物,天下一统了,接下来可以玩点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了。

      《英雄》的秦国以法家治国,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另一个细节却被忽略,在《山楂树之恋》的纯真年代,京城正在发起一场叫做批儒崇法的运动。崇法,这是《英雄》和《山楂树之恋》的隐秘联系。这不是说张艺谋具有商鞅、韩非、李斯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是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这层意思,或者说张艺谋的知识结构就来自这种模式。莱妮·瑞芬斯塔尔后来反复辩称: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我只忠实于一切美与和谐的事物,或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相当德国化的,但这并非出自我的意志,而是源自潜意识。张艺谋同样可以这样自我解释,只需要将德国化换成中国特色即可。

      

      《英雄》的逻辑是天下定于一定于一有儒家和法家两个传统。

      在《孟子》里,孟子见梁惠王,称天下定于一。如何理解这个?孟子以仁政作为的核心精神,明确表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按照公羊学的思路,天下定于大一统,这也是后来的主流解释。如果大一统和仁政产生冲突,何者优先?在孟子那里,仁政优先。公羊学不否认仁政,也强调大一统的合法性,但是,当它成为儒表法里之儒,仁政就逐渐作为口号而存在,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法家成为主导。

      在《商君书》里,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法家的不是指仁政,主要指农战,即对内重农,对外重军,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重农,经常被视为君主注重民生,但是在很多时候,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君主之腹。民国学者刘咸炘强调法家和农家的区分:务地贵粟,古之政要,李悝、商鞅亦与许行、白圭异趣,不得以为农家。(《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重农与抑商并列的情况下,重农的根本目标是成为军事帝国,国家富强的实质是君主专制、民力枯竭。民和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里的是君主的代名词。《商君书》中弱民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称: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英雄》让秦国提前贯彻了儒表法里的精神,大一统是无可争辩的目标,反对者要么幡然悔悟,要么自取灭亡。这是一封写给反对者的劝降书,劝说反对者以天下为重,搁置争议,拥戴秦皇,否则就是意气用事,目光短浅,不理解秦皇的良苦用心。

      孟子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顾炎武严格区分国家兴亡天下兴亡,前者肉食者谋之,后者匹夫有责。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不把自己与一家一姓之国家捆绑在一起。《英雄》也强调天下,但是这个天下被纳入到秦国的国家利益,天下国家化。根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三见秦孝公,前两次谈论帝道、王道,秦孝公志不在此,第三次见面,商鞅谈论霸道,与秦孝公一拍即合,掀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这里所说的帝王之道,以三代为模范,重在天下,而霸道重在强国之术

      《英雄》于2002年上映时,定于一的国家叙事在知识界尚未成为主流,电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如果《英雄》在五六年后上映,张艺谋可能会受到称许,因为国家主义已经成为思想时尚。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比刘小枫、甘阳更敏锐,只是后两者更具理论抱负。

      五

      德国学者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2010年)里指出: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为纳粹政体的追随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受种族宣传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而更多是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

      张艺谋作为秦粉(这个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古今大战秦俑情》),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不仅反复以秦国为主题,还在《山楂树之恋》里回到最接近秦政的时代。有人批评张艺谋热爱史无前例的时代,他像莱妮·瑞芬斯塔尔一样倍感冤枉,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意的是艺术,不是政治。但是,艺术和政治很难截然二分,尤其在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秦政时代。清纯不仅与美学有关,更与政治学有关。对此,《商君书》已有详尽论述。

      朴和淫,在《商君书》里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民风是朴还是淫,不仅属于个人的道德和美学范畴,更是关系到国策层面,关系到能否定于壹(农战)。《商君书》明确指出,重农政策和愚民政策、先军政策构成良性循环,农耕不需要民众有太多学问,民众思想简单,就不会轻视农业,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全民务农有利于愚民,愚民有利于国家稳定,既能让国家拥有粮食储备,便于发动战争,又能使农民平时安于耕种,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正所谓: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公开称赞愚民政策,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很多时候,《商君书》用代替,强调重农胜过强调愚民。这是一种政治的修辞学,重农愚民基本可以划等号。可是,后世读者往往被这种修辞学吸引,赞美重农政策下民风之朴,忽略愚民政策下民风之愚。还有一些读者,认为可以取重农之精华,弃愚民之糟粕。但法家的重农和愚民是同一件事情,无法分割。《商君书》反复表示: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重农之精华就是愚民,如何取舍?

      《商君书》指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之后,接着指出: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强则越志;轨则有用,越志则乱。(此处有两种版本,本文依蒋礼鸿,从简书之说)朴和淫成为治理国家的一对重要指标,民风纯朴就会循规蹈矩,服从命令听指挥;民风淫荡就会有奇思怪想,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

      淫(有时也称为)不限于作风问题,包括除了朴之外的几乎所有品质。按照《商君书》的思路,要对贵族征收重税,但劫富不是为了济贫,而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辟淫游惰之民,即游手好闲之徒;要禁止粮食买卖,于是农民中的懒汉必须努力耕种,商人中的勤劳者也无利可图,只能改行务农;要禁止靡靡之音、奇装异服,这样才能意壹而气不淫,专心耕种;要禁止旅游,以免产生奸伪、躁心、私交、疑农的花花心思;要把酒肉视为奢侈品,然后鼓励艰苦朴素……

      是否有利于农战,是朴和淫的判断标准,有利于农战者是朴,无助于农战者是淫。朴,包括但不限于干净、纯真、简单、朴素、清纯、勤劳、老实;淫,包括但不限于游手好闲、靡靡之音、奇装异服、好逸恶劳。

      为什么张艺谋既热爱帝国和君主,又热爱清纯的民女,《商君书》早已给出答案。清纯,是一种政治学。

      六

      文章写到最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考证《山楂树之恋》的剧情。作者认为地质队员老三得了白血病,不是出于文艺电影的惯例,而是因为这个地质队在探测铀矿,而铀是制造核武器的必备材料。

      这个花絮再次告诉我们,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和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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