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波在一篇杂文中,提到了君特·格拉斯《铁皮鼓》中的那位主人公。这位小奥斯卡认为世界太荒诞,所以便选择了永远做小孩。在一个由自以为是的成人支配的世界中,做小孩有个好处,那就是无需对人间是非发表见解,不必卷入成人世界的恩怨之中,也不会为此承担任何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就此而言,老姜以为,小奥斯卡实乃大哲人。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也是小奥斯卡,是一个似乎永远也没长大的顽童。我这里说的是精神上的中国人,指的是中国人思维和理性方面的难以成熟,尤其是价值理性的侏儒化。这并不是一件很难观察到的现象,只需拿如今的中国人与上世纪的民国人、乃至大清晚期的中国人比一比就行了。与百年前的祖宗相比,21世纪的中国人无论在精神气质上,还是在对人间世事的见解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长进,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明显的退化,以致当年的老佛爷李鸿章们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仍一样的稀里糊涂,连李鸿章们都想明白了的事儿,我们却仍在折腾。所以,现在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见解,那便是中国人还得启蒙,甚至还得从零开始启蒙。

      中国人在理性精神上像小奥斯卡,似乎老长不大,可我们却摆脱不了成人的毛病,喜欢对人间世事发表见解,尤其是喜欢作是非判断,这便是我们与小奥斯卡的不同之处了。小奥斯卡永不长大,那是因为他想在世界面前保持沉默,不愿意长大,他的侏儒化是自愿的;我们喜欢指点江山,理性能力却跟稚童不相上下,我们的侏儒化是无意识的,只能说是一种宿命。至于为何会弄成这样,涉及到制度、文化等诸多复杂的因素,我不在这里罗嗦。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某个小孩永远长不大,对世界没多大影响,对他本人也未必有害,犯不上强制他长大,然后对他启蒙;如果它愿意长大并且接受启蒙,这事儿也不难。可喜欢辨明是非、卷入人世纷争的一群成人,如果他们精神上老是成熟不起来,老是没有起码的理性能力,就会祸害世界和本人,对这些人进行启蒙,即使有如赶鸭子上架,看来也不得不为之。

      启蒙是什么?就是回归或拥抱常识,让常识主宰人的思想意识,成为人们作出价值判断的基础。人没有常识,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如未受过教育、也没什么人生阅历的儿童;二是脑子里塞了一大堆的知识,人生阅历也很丰富,但接受的知识却几乎都是垃圾,经验也因信息的闭塞和视野的狭窄而显得偏执。因此,启蒙实际上也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向人们灌输知识,让他们接受更多的常识;另一种是帮助人们清除脑子里的垃圾知识,使他们能够找回本该拥有的常识。中国已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了,饱读诗书的人不少,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两杯酒下肚,也能天文地理、时事政治的侃它个大半天。因而中国人的启蒙,主要是后一种情况,重点在于如何清除脑子里的知识垃圾。

      这也就是老姜想要说的——今天的中国人还需启蒙,许多人对人世间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还赶不上李鸿章左宗棠,更赶不上严复梁启超们,原因不在于他们没有知识,而在于他们有太多的偏见和固执。这些由知识垃圾形成的意识形态,如尘埃一般遮住了他们的灵魂和眼睛,使他们看起来就像毫无常识的人。这些没多少常识,至少是不屑于尊重常识的人,可能是博士,教授、学者,但在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尤其在价值的排序选择上,看上去却好像还不如那些没受过意识形态污染的老农。同样是知识分子,我们在晚清和民国的前辈面前,显现得是如此委琐。

      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同样是北大的教授,现在的孔东东孔庆东们,比起早年的蔡元培胡适们来,简直是天上地下的两种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在老姜看来,起因就在于常识的多寡有无,特别是对常识的态度。现在的孔教授们,满脑子古怪而又不顾常识的意识形态,因而他们话一出口,就显得特别的不讲道理,也没什么逻辑可言。意识形态甚至能使钱学森这种科学家也脑袋发蒙,使得他都相信了亩产万斤粮的鬼话。一个不受垃圾知识、意识形态困扰的普通农民,就绝不会闹出这等低级笑话。

      常识有两种,一种是事实或经验的,一种是逻辑常识。中国人并不缺少文化,也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因此,我们的缺乏常识,往往会表现为置逻辑常识于不顾。这都是意识形态作祟的结果。

      例如,现在都21世纪了,却仍有一些所谓的左派人士,还在鼓吹无产阶级专政。可这一套所谓的理论,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尚可视为一种知识外,在逻辑上实在有违常理。一群人可以专他人的政,置另一些人于死地了,说明他们手上已拥有了控制别人的资源,他们还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如果他们仍是无产阶级,请问阶级之概念又是如何定义出来的?我希望那些脑袋发热的人,在说出这些不伦不类的所谓理论之前,最好先考虑一下它是不是符合常理。

      最近我们所看到的qs先生的一篇文章,也说明在意识形态的胡搅蛮缠之下,常识在一些人心中简直就是粪土一堆。这篇发表在d媒上的文章,把民主分成两种,一种是西方的,只适合于资产阶级;一种是我们的(逻辑上还应该包括朝鲜),适合于全体人民,所以我们的民主制度比西方更先进。我不知道qs先生是如何得出这种雷死人的结论的。但在老姜看来,如果真有一种办法能推出这种结论,那也只能依赖不证自明。也就是先下一个判断,说我们的权力者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把这一条作为不容置疑的公理,然后再来宣布,我们的权力者的确是代表全体人民的,所以我们的民主是最好的。这就好比一位毫无理智的家伙,先断定自己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把它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然后便号召大家向自己学习。但这种人如果去民间鼓吹走动,就会被大家看成骗子,或者疯子。

      中国人缺乏常识、蔑视常识的事实,实在是不胜枚举。但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这些不讲常理的言论、蛊惑、宣传,又有一条基本的线索,那就是以大吃小,用抽象否定具体,动辄颠倒因果主次关系。聊举数例——

      大河有水小河满,有国才有家,国家(或祖国)、阶级、民族、主义的价值优于个人。照此逻辑推论,长江源头那些小溪之所以有水,是因为长江有水;中国人之所以能繁衍下来,是因为我们有朝廷和皇帝。这种见解的另一种推论是,为了国家和主义的前途,如果有必要,死几亿人也值得(毛泽东)

      不存在普世价值。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可能还存在着容忍杀人放火抢劫偷盗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地球上所有地方都不允许这样做,岂不是地球人真的拥有某些共同的普世价值?这样一来,说没有普世价值的那些人,脸又如何挂得住?

      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都是具体的。这就意味着,只有张三的人性,李四的人性,王麻子的人性,而没有人的人性。可你要根据这一点,劝阻权力者们,希望不要让张三躲猫猫,李四喝开水,王麻子被跳楼,他们又会教育你说,这种事儿应该放在更为抽象、也更加模糊的稳定、大局(早先是革命、先进、反动)之类的概念里来考虑。这样一考虑,就没什么想不通的了。

      存在着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还很不完善,还得深入改革,但它的优越性不容置疑,必将取代其他模式。这就等于告诉我们,存在着这样一种数学模型,这个模型还没定型,还不知道谁是自变量谁是因变量,连变量有几个都不清楚,但它的最优解已经出来了。

      老姜说中国人不大讲常识,主要说的是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这从上面的例子中便可看出来。上面这些漠视常识的言论,大都涉及国家、主义、价值等吓死人的东西,没有一点文化的人,是不大可能感兴趣的。有点文化是什么意思?是说脑子里装了些知识,不是白纸一张。这些人的雷人之语,就是根据这些知识得出来的。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国人的启蒙任务,主要还是大扫除,重点在清除脑子里的垃圾知识。

      有文化的人,不等于是文化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而这种读过一些书,听过几场演讲报告,但脑子里的知识却既不可靠也远离常识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多了。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中国的启蒙有多艰难。这些人读了《毛选》,以为国军不抗日,自由主义就是上班迟到,开会打瞌睡,工作吊儿郎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读过一两本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以为人类的历史可以而且只能分为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几个阶段,社会主义最优越,而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最幸福的社会。高深一点的,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以为电子是不可穷尽的,宇宙是无限的,时间是永恒的。对这些人启蒙,给他们再洗洗脑,得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知识分子又怎么样?被历年弥久的意识形态所困扰而浑然不觉的家伙,照样多得是。即使如李泽厚这样的大学者,我看多少也存在这种问题。在中国的启蒙进程中,李泽厚应当是启蒙者,而不是被启蒙者,可若说他就不存在需要启蒙的问题,此话也许过于武断。老姜最近就读过一篇采访李老的文章。在这篇文字中,李泽厚把携带《商君书》到处杀戮的秦始皇赞美了一番,原因是秦始皇实现了大统一。我能猜到李老为何会有这种想法,这多少与他脑子里残存的那些宏观叙事的、涉及规律、进步之类的意识形态思考有关。在推进大统一的佼佼者中,有欧洲煤钢联盟的设计者,欧共体的倡导者,欧盟的策划者,我们的知识分子对他们不感兴趣,满脑子仍被杀戮型英雄情结纠缠着。他们就不该被启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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