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重阳节,我和桂华师兄曾到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与老人们一起庆祝,两天的访问让我们感受到老协给老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是2003年5月成立的,其主要缘由在于贺老师对当前乡村建设的见解,贺老师认为从当前农民闲暇时间很多,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的角度来增加农民的福利,尤其从给老年人这个社会弱势群体文化娱乐及权益保护角度来考虑农民奔小康,比增加农民的收入有更大的作为和空间。一年之后,按照洪湖的组织模式,荆门高阳镇三村,新贺、贺集和官桥分别利用日本利民工程资金各四万元建设起老年人协会。迄今,三个村的老年人协会成立五年有余,并成为中心乡村建设试验最重要的基地,几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有经验总结。


       本次赴荆门三村调查,一行共14人,主要的成员来自本科各年级,并且女同学较多,因此后来当老年人协会表演舞蹈时,她们都参与了进去,和老人们一起跳舞歌唱,气氛相当融洽,是历次所不曾有过的情况。总体来说,此次荆门十一调查是相当有收获的,也十分愉快。


    1,忙碌时节的老协


    一开始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到了陈哥家,我们才发现十一正是当地的农忙季节,农民忙着采摘棉花,并且准备冬播油菜了。我们担心老协没有人来玩,也不容易找人,实际上当我们去老协和村庄找人访谈时,这确实造成了一些影响。


    在新贺村老年人协会,白天没有人来玩,原来是老协放假了,放假了便不会有人值班,老人们也需要在家劳动而没有闲暇。但是协会会长和周老师告诉我们,村里的表演队还是会在夜晚抽时间来玩的,一位50多的妇女参加到舞蹈队已经有二年多,这一阵子白天在田里忙碌,晚上便来跳舞,和她一样晚上坚持跳舞的有二十多位中老年妇女,并且会吸引许多老人、年轻人和小孩来看。到贺集老协,我们开始也觉得冷清,院子里有人在晒稻谷,不过由于大门还是开着的,有几个老人正在聊天,不一会儿便有两桌麻将,加上围观的老人共有十几个。与新贺八个理事会成员轮流值班不同,贺集为了管理的便利,安排了一位老人全年值班,每年1500元报酬,他在老协居住生活,保管财产,打扫卫生,放电视和碟子,会长认为这样的专人值班比轮流值班责任心强。


    官桥与此相似,官桥安排了一名女副会长每晚睡在那里,每晚按照2元钱付报酬。因此官桥老协和贺集老协,常年都是开门的,农忙时来玩的老人虽然少了,但是仍然还有不少,但是新贺就不同。到了官桥,我们看到十二个人在打腰鼓,旁边是四五个一边摘棉花一边欣赏表演的妇女。官桥老协正处于村中心,人来人往非常多,整个上午,表演队伍二十几个人没有停过,一直在变换了舞蹈和歌曲,而不感觉到累。老协的四周都是人,不那么拥挤,据说冬天屋子里挤得水泄不通,人站不下来,非常热闹。


    在荆门,十一正是农忙时节,农民是很忙碌的,老年人只要能动就需要劳动,为自己种田。荆门农村地区,老人一般与子女分家单独过生活,有自己的田地,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自己负担,他们觉得不应该问自己的儿子媳妇要钱,分家时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为了给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他们在50多岁时就开始给自己积蓄,防止不能劳动,害病之时的急用。在荆门农村,我们感受到了老年人有自己自由的世界,这自由的世界既是老协存续的必要性所在,同时这种与子女相互独立的自由显现的是理性的家庭关系,其背后是老年人在家庭的边缘地位和弱势权威,在村庄治理和秩序中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忙碌时节的老协,也不乏老年人娱乐的身影,人数是少了点,但是从新贺村的晚上舞会,从官桥白天的热闹来看,去老协跳舞已经成了很多老年人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老年妇女,家务事做完了,农活干完了,就要在老协来玩。


    2,老年人协会的组织


    从三村的老协组织来看,官桥的老协会领导班子最为团结也最为有力,给我们印象也最为深刻。也是这个官桥村老协,在刚成立的几年却经历过非常大的组织困境,贺老师在老年人记事(二)中便记录了书记插手老年人协会事物的事情,他不仅破坏老年人协会会长的权威,还破坏老年人协会的经济基础,弄得一些副会长宣布不再参与协会事务,积极性大大降低,实际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7年,最严重的时候是老年人协会从2007年4月到9月终于关门,直到新的老协班子成立起来,不过这过程经过了学者(如王博士)极深的介入,这也显示了村庄内部均衡能力的缺乏,老年人在村庄中的地位过于边缘化。


     新贺、贺集和官桥的老协组织模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会长,两个副会长,出纳和会计,接下是由每一个小组一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以官桥老协为例,现在的会长是王会长,是2007年9月上任的,其他两名副会长是老副会长,04年老协一成立就已经在任。为什么官桥老协搞得绘声绘色,在农忙时节还能组织活动?这与其有力的组织直接有关。官桥老协的五名主要成员过去都当过干部,或者在外面工作过,见过世面,本身有才艺。其中有三名是共产党员,其中之一的杨副会长就认为是党员就要坚持原则,而老协班子在工作中就要精诚团结,互相协调分工,比如会长负全责,杨负责编导,他的老伴,也是另外一名副会长就负责表演,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自乐”,因此官桥特别出作品,从编导到演出,基本不超过一个星期。


    老年人协会需要组织者无私心,否则是不会服人的。之前的老王会长屡屡与村杨书记站在一起,与书记联合把老协的钱弄走,当07年4月老协暂时关闭之时,他把影碟机搬回家里,还拿走了老协的麻将牌。07年新会长上任时,老会长交来的是一本空账,新的会长说本来还有270元该交给新会长但是并没有交,他和一个出纳和一个委员分了这笔钱。与老会长不同,新的会长一心为公,宁可牺牲自己利益也要把老年人协会办好,并请我们放心,他会一直坚持下去。比如他和几个轮值人员,包括每天夜晚在老协值班的女副会长,在08年每人才得到80元的报酬,远远没有得到5元每天的报酬,即使这样,他们也毫无怨言,不计报酬。大家都说新王会长账目清楚,班子团结,有什么事情共同商量,不是个人主义。


    公心是一方面,能力是另一方面,老协要搞得好,还必须有善于适应老协是一民间文化组织的性质,而且最好组织者自己是文艺积极分子,会长副会长能带头作好表率,以身作则,否则吩咐别人是没有效率的,官桥老年人协会就有这方面的优势,刚才列出的三个主要组织者都有一身才艺,都能亲自上阵,编演节目。这与它们的经历也相关,会长是原来的生产队长和村里的副书记,两名副会长一个是原来镇企管会的退休干部,一个是以前的副生产队长,就连杨会计也是国家兽医,在军队作后勤服务。相对于官桥老协,新贺和贺集就逊色很多,新贺会长等主要领导年纪太大,两个副会长70多岁,文化水平低,不能读不能写,会长抓文艺队长就无法高效,于是没有人经常组织表演。而贺集领导者管理较为欠缺,迄今上任的三位会长,各有不足:第一任领导是以前的老书记,70多年岁,不过该老书记用行政办法管理指导跳舞,一年之后就下台了,第二人也同样虽然有国家干部的工作经历,但工作方法不得当,群众不支持,没有人来老协玩,一年也就退了。现在是贺常道老人,是原来的村副书记,但是他又无任何音乐细胞,官桥的领导者总结道,做老协工作,需要责任心、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工作的基本水平,我认为这概括得很好。


    在农村,民间组织如老协很难与村两委分开,就像它是地方的保护者一样,什么都要经过它的过问,所以老协就只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官桥老协的不顺利主要是杨书记大大的越位,侵犯了老协的独立性,并且造成经济基础的破坏的严重后果。而新贺老协起初运作良好的原因,其中之一在于其书记的不越位不缺位,现在官桥老协领导者宣称已经与前任彻底划清界限,也就是与村正式权力划清界限。但是农村总归农村,书记不管名义上是多么弱小,他至少是一个象征的权威,因此他对老协的认可就非常有必要,不过2009年官桥村书记对老协年关舞龙活动也造成了破坏,当老协的舞龙大年初一去书记家拜年时,书记由于在外而不愿回家接待惹火了舞龙队,导致了当年的表演无法继续。(连书记都不给我们老年人协会面子,老协会不继续表演下去)


    其他一项令自己独立的措施是2009年9月份把中青年表演队分离出去,在老协会大多数由老年人来表演,年龄最少也快60岁,与之前的不允许对青年人收费打牌的制度相似,把中青年人分离出去有利于形成老年人对老年人协会的认同感。而且村里成立农村文化活动中心,也需要中青年去完成这一任务,至于效果就另当别论了。


    3,老年人协会如何办得好?


    一个组织办得好,关键在于组织者,组织者是组织这个有形实体的大脑,否则组织就会涣散瓦解,这是我对官桥老协成功经验的最重要的概括,不管制度的模式有多么完善,没有人来具体实施终究一事无成。


    在官桥老协,领导者认为老年人协会办得好有四个重要条件:一是贺老师支持和鼓励,二是我刚才提到了有力组织,三是是结合老年人和村庄实际,编导节目,四是群众支持,就是除了第一个外部条件,老协办得好最重要的还是得依靠内力,尽管外援也是决定性的。如何结合老年人和村庄实际,不同的老协都有尝试,基本上就是用文艺的形式表达村落的伦理道德,例如好媳妇好婆婆,个体工商户,做好事的,见义勇为的,都要编出节目宣传他们。除了在节目上安排内容健康,符合老年人心理的节目以外,组织上的安排也是很重要的,理事会的设置就是一个例子,采取固定人员看管老协也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些都增加了老协工作和活动的效率。


    群众支持,包括对老年人文艺活动的支持,我们发现老协的成立净化了社会风气,把一些人从牌桌拉到了老协会,茶馆是街上的娱乐场所,实行收费,而老协不收费,而且老协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吸引当地一些妇女的到来,一位妇女非常坦率地说,以前没有老协她有空就去打麻将,现在天天来跳舞健身。群众支持包括子女对老年人来参加老协的支持,在官桥,由于不少湾子离老协较远,子女就有亲自骑车送老年人来参加活动的情况,子女鼓励老人来老协玩,在家里身体病得多,而到老协来身体就好多了。在官桥村老协,有趣的是还有村民自愿捐款一元给老协表演的人员买水喝的事情,只要你来看表演,则自愿投币一元或者更多,这些钱用来喝水的支出,因此老协无须花钱来开支。官桥领导还给我们提到群众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当2007年老协无以为继时,王博士前来调研,群众纷纷表示对老会长的意见,反映他与杨书记联合,损公肥私的事实。而打腰鼓的,跳舞的妇女都自己配备衣服,为老协减轻负担,则是比较明显的事实。


    在荆门农村,普遍缺乏超越性的信仰,生活意义只有在现世找寻,他们对过去很模糊,没有什么像家谱似的东西记载它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他们也没有想过世代会生活在这里,作为落叶归根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没有历史和未来,可是一切又是那么矛盾,现世也不见得多么合理。我们有同学疑问说,荆门人也不缺钱,要是讲现实,就应该盖漂亮房子给自己享受啊?其实未必,房子是长期的投资,需要大笔的资金,而且多年积累一旦用于房子就会造成背负沉重的积蓄压力,从而限制现在的现世生活,而他们所谓的生活就是吃穿、喝酒讲面子和买码、赌博。


    总之这里生活的人有非常放得开的性格,什么都可以轻易接受,老年人协会的成立可以说向他们展现了另外一种现世生活,这里可以更多地满足高尚的精神生活,特别是老年人。由于缺乏结构性和仪式性的权威,他们更多地依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精神世界,彼岸世界没有在历史中传播开来,代代相续的传统已经把超验的东西清除出去。老年人除了在宗教和经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还能在哪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呢?现代化的进展,已经从两方面否定了宗教和经验,年轻人拥有更多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他们不需要老人的支持,老人当然也不需要他们过多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当乡村中出现这样的精神需求时,可以说老协的成立正是应了这种趋势,作为组织,老人还把老协习惯地成为单位,现在老年人与毛时代一样是有“单位”的人。是的,老协让老人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加之并无其他替代性的选择,例如鄂东南的宗教组织、庙宇组织等,老协自然就会受到老年人的欢迎。当老协一旦办起来后,大量的供给也许创造更多需求,激发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和创造性,也会造成老协的兴旺。


    闲暇时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荆门农民人均田亩比较多,原以为闲暇时间并不会很多,但是近年来随着抛秧技术的推广,和机械化的普及,加上农业劳动雇佣的便利,农民的闲暇时间大量增加,据说一年劳动不超过三个月,其他时间便是自由活动。荆门的老年人不同于大冶地区,荆门地区老人与子女普遍分家,而且由于生育观念的先进子女数相当的少,因此老年人不需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照顾孙辈。土地的广阔,人口的相对稀少,经济压力不大,都导致了老年人大量的闲暇时间,老协为这些闲暇时间提供了一个消费的地方。


    4,老年人协会带来了什么?


      这次荆门之行的时间正好是农忙,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有少数老年人在老协玩,新贺老协放假了,没有人玩,晚上却有中老年妇女来跳舞。就是这个老协,在去年荆门市油菜花节中获得了腰鼓比赛一等奖,没有机会看到她们的表演,只有待下次了。贺集只有几个老人在聊天,有两桌打牌的老人。最让我们不虚此行的是到官桥,本来这个村刚成立老协的几年情况非常糟糕,我想看看现在情况如何了?还没有到官桥老协,远远地就听见腰鼓的声音,12个老年妇女尽情地舞动身子,敲打腰鼓,简直可以用一个字“美”来形容。许多人在观看,我以为是特地欢迎我们的,后来知道不仅仅是欢迎我们,她们每天上午都来表演,把打鼓跳舞已经当作了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后来我们了解到,一年365年至少有280天是这样,像今天上午这样的几十个人观看已经是很少的,最拥挤的时候老协的房子水泄不通,很热闹。


        伴随着歌曲,她们跳舞,其中还有不少是她们自己编导的,内容也非常丰富,有感谢党的,有反映乡村生活的,甚至临时有编出感谢我们同学们的到来,老协的领导者跟我们说,他们班子非常团结,分工明确,像一个作品的构想到表演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老年人协会的活动是丰富的,除了我们频频提到的跳舞打牌外,还有看碟片、下象棋等,作为一个老年人的组织,它的功能不仅仅是让大家愉快地度过闲暇时间那么简单,我简单地概括一下老协的意义。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我们不仅仅是去感性地观察老年人从中获得了什么,作为村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总结出老协的意义。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通过老协,老年人在其中寻找到生活的归属与作为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在荆门农村,调查显示,老年人地位是非常边缘的,在家庭中,他们早早地分出去居住,管不了儿女的事情,最典型的是莫过于是对儿子儿媳的生育干预上是毫无权力而言,绝然不同于传统宗族性地区父母给予子女的巨大的生育压力,甚至是以死相要挟。而且在一个没有历史和没有宗族、宗教的村庄里,他们也是无法显示作为一个老年人的价值的,他们因此在长期的生活中定位也很低,老人就是没有什么用的,就是应该退出舞台的。而老协的成立,让很多老年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种位置就是有组织还特别关心老年人,这就是老年人认为的老协是一个小单位的意思。有了位置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老人有了自己的家,有才艺有爱好的可以去打牌娱乐跳舞下棋,而不爱好活动的也可以去老协坐坐,看着别人玩自己开心愉快也是一种体会。在新贺村,我看到一位老奶奶就坐在老协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她一直坐在树荫下,看着我们在聊天。


    对于一些在过去时代曾经辉煌过的老人,老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舞台来表演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实际上,缺少这些积极分子,特别是文艺积极分子,老协活动无法开展,老协是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运行的,它需要村庄内部的积极分子被动员起来,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中去,奉献自己,官桥村的会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总是在社会中实现自己,老人如果不能在家庭生活、宗教生活、经济生活或者村庄政治生活去实现自己,那么组织老协活动所正是他们借以证明自己老有所用的过程。例如老协表演得好的,就会被请去当其它村的老师,老协的表演队也会被请去庆祝生日,店铺开展或者婚礼庆典。


       老年人怕的不是物质的贫乏,而是心灵的冷漠,只要心中永远有芳草,那么就会有不败的春天。老年人习惯于单调的农业生活,习惯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老协把一切都扭转过来,让农业生活不再占据心灵的主要位置,代之的是文化精神生活,他们开始走出家门,去和其它老年人一起娱乐。老协作为一个独立的地方,是专属老年人的,那么这样一个地方就不同于家庭的小圈子——而且这个小圈子容易有不愉快,老年人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碟片,玩牌跳舞,他们也可以仅仅就在那里坐着聊天,排泄心中的不满意,之后便是愉快的心情。


    老协关心老年人,每个老年人都提到,单是老协的存在就给了老年人很多安慰,老协举行的活动,让老年人快乐。老协给80岁以上老人过生送寿匾,给去世的老人送花圈,都体现了社会对老年人浓浓的爱。对于快及老年的人来说,老年的到来不再是一个与主流远去的悲凉符号,老协的存续给他们一个期待,一个快乐的期待,我们和一位50多岁的妇女聊天时,说到四五十年代的婆婆做媳妇时受婆婆的苦,作婆婆时又受媳妇的苦,而现在老协的丰富多彩,让她们踏上了幸福的末班车,这话没有错。


        五年来,一步一步深入村庄生活,改变着很多老年人的生活,也改变着村庄的生活。每天早上8点老协开门后,就开始播放音乐,一天的活动开始了,声音很大,传得很广。以前的老年人除了做家务事,干农活就是无聊地度过闲暇,不少人养成了打麻将的习惯。老协的跳舞,引起了打麻将的村民的兴趣,有的甚至“跳舞跳上了瘾”,于是打麻将就减少了。由于老协,村民们认为婆媳也没有那么多争吵,儿子媳妇还鼓励老年人到老协去玩,以免在家寂寞,好生病,特别是当婆婆媳妇都一起来玩的时候,婆媳关系得到好转。邻里关系也比以前亲密,在荆门分散的村落,杂居的特征很明显,加以原子化的农民印象,邻里之间想必也不那么亲密,当老协把邻居都聚在一起时,有说有笑自然就增进了之间的感情。老协的领导者说这是净化社会风气,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方针,这是乡风文明的题中之义。


       老协对村庄生活秩序的一个直接作用体现在老协的宣传和教化上。新贺老协墙上的标语就显得很有特色,例如一条标语是劝说婆媳关系的,“作为老年人应该疼爱儿媳,帮她们做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倚老卖老,让儿媳们为难,影响家庭和睦”,还有若干条人生箴言,叫大家恪守道德,善于反思,“规规矩矩办实事,堂堂正正做好人”,在文艺活动上,好媳妇好婆婆的典型也被编出词传唱村庄,起到了道德教化作用,而老年人协会也会对不孝的儿子儿媳进行劝说,作为维护老年人权益的一个组织,这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有不少例子。其实老协的活动,不单是道德教化,从老年人对老协活动的评价来看,老协起到了政治教化的作用——其实政治与道德本来就是不分家的,老人因为有老协而感谢党感谢国家的惠农政策,文艺表演上,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是经常的内容,在老协,大家再次体会到集体主义时期的集体生活,政治教化不言而喻。


       在官桥村和贺集村,我们都发现了传统文化在其中得到传承的影子。官桥老协购买了彩船和龙灯,每年春节期间到家家户户去表演,荆门地区是缺乏传统的典型,而玩龙灯等活动就是荆门农村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挣得的钱除了一部分提成作为组织和维修费用之外,其它的则分给表演者,08年一年挣了4000多,光是年初一就挣了2000多元,这说明农民还是挺欢迎这种传统的年节活动的。


        当然老协的活动,还具有身体治疗和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这是老年人给我们概括的,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官桥老协副会长给我举例子,他说到老协来好活动,老年人风湿腰疼的疾病都可以得到治疗,最让人惊异的是她说不少老年人的轻度中风都复原了。

        最后我必须提及近二三年来老协在村庄中相对位置的新变化。我发现受到老协影响,荆门农村已经出现三种文化组织:

         第一种就是我们所述的老年人协会,新贺、贺集和官桥村,为学术机构特定的试验点,表现出农村NGO或者说是民间文化娱乐组织的特点,它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老年人的福利。

        第二种就是,老年人提到的商业组织,在荆门,老年人协会在这几个村办起来之后,人们纷纷转而从请花鼓戏、乐队到请老年人协会文艺队,价格仅为300元的水平,同时热闹的目的也达到了。民间私人也来学习老年人协会的表演方式,采用私人投资的方式组建表演队,请老协的文艺积极分子去当老师。老人给我们举了刘波村的例子,以韩老板为首的一个表演队,在07年办起来,由三四十岁8女2男组成,他们每一个人也分别投资,属于合伙经营。他们购置有高档和大量的表演设备,别人请他们去演出,每一次都需要花费1000~3000元,源于更加专业的表演,而且很少有这样的队伍,因此该表演队十分红火。这种组织就是在二三年内出现的,属于私人资本的联合,是一种商业组织行为,它追求的是利润。

        第三种就是荆门农村的文化活动中心,按照自上而下的布局,荆门农村都需要成立农村文化活动中心,成立村级文艺宣传队,宣传党的农村政策,理论上说这是政治和政策导向的文化组织,但是实施效果如何呢?官桥老协的领导者给我们介绍道,九月份分出去的11个中青年表演队员实质上就是加入了文艺宣传队,不过我们走过村委会时,那里却没有欢歌笑语。老人讲,他们的文艺才能也是从老协学去的,脱离了老协他们搞不起来。老人还提到,国家其实每年给村里一万或者八千元资金建设文化阵地,但是官桥村搞不起来,村里书记也不管。不过,作为荆门农村的文化活动中心,倒是也有几个做得不错的典型,比如后港、石桥,十里铺等村,老人认为关键是支部重视,村里的音乐老师和舞蹈老师都能在退休下来投入到文化阵地建设中去。这当然是针对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政府放弃了农村文化阵子而出台的政策,但是结果是不理想,因此依托村级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很难在松散的组织环境下成长。一旦村级组织像荆门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失去了权威与经济基础,那么文艺宣传队只能是散点而已,树立一两个典型供上级官员和采风媒体膜拜。

        我们是如何看待其它两类文化组织,老协在其中又处于什么地位?相对于私人资本合营性质的商业表演团体和政治取向的文艺宣传队,老协具有一种特有的优势,独立性与文化性,它从广度和深度上改变着乡村,一在于改变老年人生活方式,二在于搅动了村庄权威和秩序格局,例如村两委的干部发现老协会长副会长的权威甚至压过书记,感到失落和妒忌。私人资本的文化团体为了赚钱,本来就是为了满足少数人和少数场合的产物,少之又少。村级文艺宣传队,由于其政治宣传的目的,一开始就受到了乡村一级组织的约束,而且他们并非是大众性,树典型仍然是地方政府的逻辑。虽然老协也是试验性质的,是由外力所带来的乡村文化组织,不过其目的却不是一时一地,应对转型期中国的变革和老年人地位的衰微、精神文化生活的颓废,老协期待更加普遍的推广和应用,不过直到目前还未有一种希望。


    5,老年人协会的若干困境


        荆门三村老协成立五年来,接待过不少学者、政府领导和媒体,可谓是光环笼罩。郭亮2007年2月写到新贺村老协名声真的很大,他称翻开老人协会的活动记录簿,可以发现其受关注程度,省里、市里和县里以及镇里的各级领导视察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我们正值十一去老年人协会,并没有撞见某某考察团,本来我们也算是一个“没有级别”(当地人语。与众多省市县官员视察,和国内外著名学者造访相比,我们主要是本科生组成的调研队伍,在当地人眼里是不够级别的)的队伍,不过既然来了也就是应着老协的名声去的。老协是搞得不错,但光环的背后,隐藏着是危机,尤其是学者对此感到焦虑。


        从过去对老协的调查来看,重复出现的一个明显困境是外力介入与内部协调的问题,也就是老年人协会如何在夹缝之中求得自己的独立性的问题。学术机构,包括贺老师本人是这些老年人协会试验的主要外力,我们称是提供资金和理论支持,不过在洪湖和官桥都出现过学术机构亲自出面调节矛盾的例子。村级组织毕竟是地方的老大,学术机构秉承着独立的梦想是如何也不能彻底和纯粹的。报道中的新贺村老协运作的不错,贺老师说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是村书记陈峰的功劳,这次我并没有约到他甚是遗憾,而去年洪湖老协调查的经历也让我明白老协与村支部关系是多么密切,村支部如不支持老协房子不配合小康工作队和贺老师想法,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的兴旺的。从一个反面,我们更加可以看到,村正式权力若是干预老协过多,是对老协极为不利的,例如以前的官桥老协,甚至在目前这种与村级权力划清界限的情况下,书记对老协还能造成很大的破坏,例如对舞龙队伍的不尊重。


    在中国,民间文化组织从来就不是可以脱离正式权力而存在的,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在于敬重地方官员,曰父母官。而新中国60年来,地方村的支部和干部都是受到极度尊重的,虽然基层干部一再地被抹黑,但是作为一个农村社区中的惯例,村书记或者主任是当仁不让地具有一定地位的。老协的成立在每一个村都有村级组织的参与和介入,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像陈峰书记一样“不缺位不越位”实在是难得。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村级正式权力对老协的干预有多么严重,包括沙洋县文化局、科技局和农业局赠送的,本来是存放在官桥老协的五千册图书,今年5月份被书记强行搬到村委会,并未与老协商量,村委会单独建在一处空地上,与村落很远,该批图书于是不得不浪费掉。而2007年出现的一系列事情,让人更加感觉到老协自身地位和权威的缺乏,说关闭就关闭了,时间达到五个月之久。


    老会长王文钊的不得力与私心,就可以把一个老协关门,这是非常严重的。而全部调解中,村书记是不支持——本来他就是不支持而且反对的态度,学术机构代表如贺老师和王博士在官桥老协重新开始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如果现任王明钊会长不愿意担任会长,则学术机构也不会资助当年的5000元基金。一直到九月,王明钊才答应下来,老协才重新开始运作,并且由于组织有力,几个会长副会长非常配合得力,官桥呈现得特别有活力。如果反过来问,假如没有王博士呢?没有外力的干预呢?


    问题在于老协依然处于襁褓之中,雏鹰还未学会独立飞翔,在保持独立运作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个困境的其它方面还包括,资金来源的单一性,村集体的一毛不拔,不雁过拔毛已经不错,政府机构即使有资助也难以到达老协会组织。学术机构对老协的资助有限,每年5000元的资金除非精打细算,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合村之后的官桥村,老人数量到达到468人,与新贺村160多老人相比,资金的缺乏可想而知。官桥老协初步计算了一下,至少需要7000元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人数太多,比如光是重阳节发简单的纪念品就需要花去2800元资金,而每年一定比例的老人过世和过生日也要花费得更多,比如今年官桥80以上老人至少有15人以上需要过生日,老协为他们每人需要花115元,今年已经有8位老人过世(估计全年会有15人以上去世),每一个老人送一个花圈也花费不菲,而这已经根据特殊情况划定了是70岁以上过世的老人才有机会享有老协送的花圈。


    当我们问每一个村的老年人协会的困难时,无一例外是说资金,没有资金,老协便不能开门,不管老协会长如何坚持大门敞开。由此可见,老协会依赖外援过于严重,成败在此就被决定下来,很危险。如果没有贺老师及其中心呢,那么这些老协的命运将会如何?


    与独立性相关的问题讨论到此为止,下面讨论一个困境是如何保持老协组织者的新陈代谢,老年人自己的组织由老年人组织,可是真正具备这种能力的老年人很少,它们一般是过去曾当过干部或是退休回来的在外工作的人。老协作为一个文化组织,需要组织者放下自己的私利,真正地为公奉献自己,也需要自己具备组织能力,最好是具备一定的文艺细胞。郭亮已经在考察新贺村的老协时提及这个问题,现在我想把这个问题拓开,不仅仅是文艺积极分子如贺庆平的离开,还有诸如老协领导者如何正常更替?


       老年人有其自然衰老的规律,叫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整天忙里忙外,如果没有旺盛的精力是不行的。可是我没有老协内部培养后备人才的方式,老协会长副会长在荆门农村似乎并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职位。一个优秀的组织者,能够带来一阶段的好光景,而一个糟糕的组织者则会带来一阶段的退步。有时是有心无力,如现在的新贺老年人协会,领导者年事已高,本身文化程度较低,你能够叫他们干什么?官桥村正因为有非常精诚团结的班子,才可以一上午不重复节目,精彩纷呈。但是下一届呢,他们总会变得更老,他们退下舞台,还有其他人能够像他们一样有热情有能力吗?这个问题值得继续调查,这个文艺积极分子,和有力的组织者是否存在断层?


        我们还注意到那些不经常来老协的老年人。荆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分布着广泛的湾子,从几户到几十户不等,居住得过于分散,比如新贺村老协的活动,贺老师舅妈就不很去参加,她家离那里至少有三四里路远,比较远。而官桥村这一情况就更明显了,合进沙哇村之后,最远湾子的老年人距离老协达十几里,他们由于自然区位条件无法与附近的老人一样享受老年人活动所带来的欢乐。有的老人在家里,还有许多农活要做,有时还需要帮儿子媳妇做家务事,洗衣服做饭等,他们没有时间来参加活动,不过没有经过调查,这个比例有多少难以说清楚,按照荆门地区核心家庭化程度非常高来推断,比例应该不是很大,而从与老协领导者访谈来看,这些不能常来参加老协活动的老年人是占很大比例的,荆门的散居状况对老年人参加老协是一个比较大的限制。


         最后我把目光放到老协这一文化组织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上来。荆门地区的农民是不存在超越性的信仰的,他们信仰“科学”,“信自己,信自己吃饭”,对祖先也不存在南方一样的崇拜。比如一年才上两次坟,清明和春节各一次。对于祭品的观念,一位妇女则非常惊讶地认为有人会拿着鱼肉去祭拜祖先,她认为这是一种十足的浪费行为,“他们吃不了”。我没有去调查荆门农民对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从老协领导者的口中,有一个印象就是信主的基本不参加老协活动,在本来并无宗教的荆门农村,基督教到底是何种状况?不过,在一个基督教信仰与传统宗教信仰争夺心灵世界的斗争中,老年人是第一容易失守的群体,他们的弱势边缘性,他们的闲暇和空虚无聊,都容易让教会的生活吸引着他们加入庞大的队伍。老协的文化生活假如能够让更多的老人老有所乐,至少是一种选择,不至于老年人别无选择而径直走向教会。而现实的状况却是,基督教拥有强大的全国网络和强有力的渗透传教组织,在中心研究人员走过的很多农村地区,基督教信仰已经占据半壁江山,它有来源于人们捐献和外部拨款的经济基础,他们的传教具有策略性和广泛性,他们结合中国传统的文化特点,疯狂地传布基督教信仰。老年人协会就是那么星星点点,作为试验,它办的还不错,可是它相对于基督教的强大又那么渺小!我们的文化会不会就此沦陷,接着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国家的沦陷吗?


    6,老年人协会该如何走?


       最开始当我接触老年人协会这个新事物,很是激动,老年人看到我们去关心他们,也觉得很高兴,握着我们的手。去年到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看到几十位老人挤在一起打牌娱乐,也看到墙上不少诗词歌赋,心里敬佩老人的才华。空间只有五十平方米,局促一室之内,但老人们玩得很热闹很开心,他们感觉很好。感性上我是十分认同老年人协会这种运作模式的,可是假如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运作模式风险很大,这样的运作模式只是开辟了发展的前景。过于依赖外部资源和精英领导的老年人协会不可持续,只有在老年人协会建设充分引起当局的重视才可能大有作为,这也是作为学者和学术机构不断建议的。老年人协会做试验的目的不是为了源源不断的荣誉光环,而是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求因地制宜。

         老年人协会试验来源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无法直接搬到荆门中部农村,因为那里村级组织毫无财力而言,无法支持老年人协会的运作。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是2003年成立的,是第一个乡村建设试验点,洪湖渔场村的聚居模式为老年人参与老协活动提供了方便,这在荆门散居的农村无法实现,荆门老年人必须要走上数公里路。特别是合村之后,一个行政村地域扩大了,可是老协只有一个,合村并组很糟糕大概也会适合这里的情况。

        老年人协会如何走?首先是如何走出过分的依赖性,具备自己的独立性,洪湖老年人协会组织老人打扫全村卫生是一个例子,可是在散居的荆门农村,这个措施不可复制。老年人协会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即使是春节的舞龙和彩船的收入大部分还是落入表演人员的荷包,老协提成非常少。开源是艰难的,特别是在老协会作为一个民间文化组织,在荆门农村经济本身并不发达,而外援又是那么少,村里出去的精英对村庄是漠不关心的,至少对老协是这样,相比较南方宗族农村外出的精英对村庄的援助,这里的庄内庄外是一个样。唯一可能是依靠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其实也不多,如果上级财政中有兴办农村文化中心的5000—10000元钱,可以用来兴办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其另一幅面孔可以是老年人协会,至少主要是老年人协会性质。针对目前农村的形势,当局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文化阵地的重要性,老年人协会不仅仅是“老年人”的娱乐中心,通过一系列以老人为主体(即使是荆门农村,务工大潮比较不明显,但是只有老年人和妇女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年轻人仍然选择打工,或者他们有自己新的娱乐方式)的活动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个阵地不让健康的向上的科学的思想占据,就一定会让基督教信仰占据,然后是整个基层组织的权威的进一步丧失,地位进一步边缘化。


        关于精英如文艺积极分子的更替问题,我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制度,并且是具有激励性的,这种激励不一定是金钱,可是是荣誉、面子等无形资本,政治上的肯定和认可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制度的建立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加以探索。其中我主张,老年人协会的组织者年龄结构一定要相对年轻,而且在独立的老年人协会内部一届一届地培养自己的队伍,否则强行地从外部输入组织资源和智力资源是非常危险的。


        全社会都应该来关注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的文化精神生活,而不仅仅是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还有众多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还有从村庄走出去的人们。90年代之前当我们还在为了脱贫保障温饱水平而努力,时代的变换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不愁吃不愁穿的农民在奔小康的过程究竟怎样才能快乐地生活,幸福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但是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因为我们不是孤独的行者,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具有精神文化需求的人,老年人在过去为祖国为乡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现在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之外,还应该多考虑他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没有了毛时代的理想主义情怀,那时集体生活就给与老年人很大的生活意义,我们又没有了传统宗教的关怀,荆门农村的老年人需要老年人协会这个精神家园,其他地区同样也需要,这当然需要因地制宜了。


    2009年10月7日下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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