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分岔》一书中,彭慕兰(Pomeranz,2000)就我们对亚欧大陆两端前近代与近代时期(大致为明清时期)经济演化型式的理解提出了大幅度的修正。最近对标准的或传统的观点的重申可见于宏观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逊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论述——《世界经济:千年回顾》(Madison,2001,在此书中麦迪逊氏总结了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运作》(Madison,1998)中的论点。麦迪逊认为“西欧在14世纪……在人均生产水平上已超过中国。此后中国……就人均方面而言,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前或多或少是停滞的。”(Madison,2001:44)。此此相反,彭慕兰坚信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比较中国与欧洲——因为两者均含有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地区,而应该比较两地各自最发达地区即核心地区,这样我们则会发现,迟至1800年,就经济特点,增长特性或结果而言,两地并无不同(200078)。在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欧洲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英格兰,其制度框架、人口型式均有利于增长,经济演化轨迹类似。就标准宏观经济指数(资本量、生产率、人均GDP增长等)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没有差别,生活标准也大致处在同一水平上。只是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随后欧洲)才走上与众不同的增长途径,而与长江三角洲的增长轨迹发生根本分歧。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英格兰内部存在任何经济优势,而是其重商主义政府与商业公司的独特形式使其能够得到美洲殖民地的土地、原材料以及更重要的奴隶劳力。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特别点出彭慕兰的论点,并以提钢挈领的方式清楚地说明我们对此进行批评的主要思路。然后,我们将通过对两个前后相继的历史时期,亦即前近代与古典工业革命时代的比较以及对发展水平与生活标准进行相互对应的比较来展开我们的论证。

    彭慕兰的论点

    彭 慕兰的论点相当复杂。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他视亚当·斯密式增长为人口压力驱动下交换增长从而导致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在此一看法中,只要影响增长的制度或 人口障碍不存在或已被超越,稠密人口的出现趋于通过促进市场增长及更大程度的专业化来促进经济发展。彭慕兰认为,“人口密度并非亚当·斯密所谓“市场广 度”的惟一决定因子……但在一定物质文化可承受范围内的大量人口是把专业化扩大到经济活动的许多领域——食品、布料生产、建筑、运输及交换自身所不可替代 的因素”(200026)。对彭慕兰来说,因果联系于是表现为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继而导致由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增加而形成的供应增加,从而形成单位劳动投入之产出适度增加的长期趋势(20009899226212213215) 。

    在 彭慕兰看来,交换增长的人口扩展在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引起了类似的、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经济演化过程及福利结果。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长江三角洲所遭遇 的制度对增长的障碍并不比英格兰大。其土地、商品与劳动市场与英格兰同样自由,其商业产权的性质及其相应的规章也不更有碍于经济增长(200017187085)。其次,长江三角洲的人口体制并不比英格兰更受制于资本积累要求相反的马尔萨斯过程。中国家庭与英格兰家庭一样或多或少控制了其人口出生率,结果在同样程度上防止了其剩余被太多的孩子吃掉或通过遗产继承而被分散(20004041)。最后,相对中国来说,英格兰并没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或者更准确地说,英格兰所拥有的工业技术优势为中国所拥有的农业技术优势抵消(20004748)。正如彭氏所说:“很容易想像英格兰在18世纪经济的最大行业(农业)中技术之落后,与其在其他行业中的任何优势都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200045

    于是,在18世纪中后期,无论是英格兰的发展水平,还是其人口福利水平,均不在长江三角洲之上,实际上很可能还有长江三角洲之下。英格兰的资本积累程度并不比中国高,而且任何资本成本上的相对差别并不必然对英格兰有利(200231364243170172178179)。其生产力水平也是如此。在制造业生产力上,任何对英格兰有利的差异都可能会被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力上的优势所超越(200045216218)。结果,两地的营养与富足水平更通常是相类似,而最好的证明就是两地人口的预期寿命大致相当(20003640)。

    另一方面,彭慕兰追随瓦格利(Wrigley,1988) 的观点(而瓦格利本人则受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影响),认为斯密式增长最终会因土地供应有限而趋于达到不可逾越的顶点。在瓦格利 所谓的“有机经济”(基本上存在于工业革命之前)中,土地通过动植物产品,不仅为人类提供全部食品,也提供所有基本的原材料。随着时间迁移,人口增长必然 导致对土地生产粮食与原料的需求增加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彭慕兰认为,这会导致依靠更为集约的劳动方法以弥补土地的稀缺,并迟早引起马尔萨斯危机和生态 危机。只有对无机物即矿物能源的利用才可以避免这种古典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静止状态。对彭慕兰来说,工业革命的决定性成就即在于以煤、蒸汽能源及最终为农业 而生产的化肥确保了向无机经济的转换。

    在彭慕兰看来,因土地供应有限所形成的障碍不仅只是一种理论,而且也是18世纪末、19世纪赫然出现的事实。整个欧亚大陆经济(包括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均遇到食品、燃料、建材与纤维的短缺问题,而这些短缺迫使他们转向增加使用劳力的技术以防止生活标准的下降(200012216242)。彭慕兰明确拒绝杉原馨的有关东亚劳力集约与西方资本集约发展存在鲜明对照的观点。他说:“有许多迹象(表明),欧洲有相当多的地区走向了更加劳力集约的途径……我们会在全欧洲(包括英格兰)的农业与原始工业中为此找到证据”(200013)在其他情况不变牟条件下,17501850年间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经济同样向彭慕兰所称的“原始工业困境”发展(2000206207241)。

    长 江三角洲与英格兰、欧洲所寻求的内部式扩展也未能形成足以对其超越土地限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边缘经济。两者的内部扩展都只是简单的居住地扩展。这是因为长 江三角洲的边缘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湘鄂皖),与英格兰的边缘地区——特别是东欧与俄国,都不能为其相对应的核心地区提供充分的制造品出口市场,以致 反过来也不能为各自的核心地区提供足够的食物与原材料。结果,这些边缘地区的生产者不但未能形成对各自核心地区工业品的大量需求,而且至少在中国,他们最 终开始自己制造所需物品(200022249251287288)。

    我们评论的关键在于从前近代之初,英国经济的制度结构或社会财产关系系统就与中世纪(11001400年)经济极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它与清代长江三角洲的制度也有很大区别。因此,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主要经济人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有理由认为他们会采用极其不同的经济策略或再生产方式。其累积的结果就是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演化途径在前近代(15001750年)已出现决定性的分歧,并且不同于欧洲其他的绝大多数地区。正是这上业已存在的(译注:原文用斜体,下同)决定性差异,而不是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及其节省土地的主要作物的获取,才能够解释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距离为什么会从18世纪中叶即古典工业革命时期(17501850年)开始日益加大。

    简 而言之,我们的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在长江三角洲,主要经济人拥有直接的非市场的途径占有其再生产的资料,他们因而免于以最具生产性的方式配置资源以应对竞 争。因为他们能够以对个人来说是合理的、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需求背道而驰的方式配置其资源,以致该地经历了马尔萨斯型经济演化,并最终导致1819世 纪的人口与生态危机。英格兰的情况则与长江三角洲相反。由于对直接生产者的额外经济强制或使其不能对生存资料完全占有,使主要经济基人失去了确保经济再生 产的能力,他们因而既自由又受竞争驱使去配置资源以求最高回报率(贸易收入),结果该地所经历的是亚当·斯密型的经济演化亦即自我持续的增长,进而在1819世纪将其带入工业革命,而不是人口危机抑或生态危机的边缘。

    前近代时期(1500-1700年)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经济演化:

    社会产权关系框架与人口及产权轨迹

    彭 慕兰认为没有理由去评价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制度框架何者观经济发展有利,因为两者都提供明确界定的有保障的产权,以及彭慕兰所相信的与资本积累要求相一 致的家庭占有形式。事实上,两地的社会产权关系体系尽管都明确的界定而且有保障,但其赋予主要经济人的却是种类与数量极不相同的对资源的占有权以及获取这 些资源的极不相同的途径。这些经济人因而面对的是极不相同的经济可能性与限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极不相同的决定,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经济形式层面上的巨 大差异。

    在 长江三角洲,凭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产权关系体系,主要经济人即农民与地主双方均拥有非市场占有经济再生产资料的手段。结果,他们没有被迫从市场上购买必要 的投入,于是能够免于依赖市场,也没有必要卷入竞争性生产以求生存(这绝不是暗示他们愿意避开市场)。由于避免了竞争的压力,他们能够配置其资源以追求符 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某些目的。但从贸易中力求取得最大价值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行为是不经济的。与彭慕兰的看法相反,在长江三角洲,总的结果确实是一种 资本积累的需求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亚当·斯密式增长背道而驰的家庭组合、财产分配与人口扩展形式。相比之下,在英格兰,长江三角洲所见的那类经济人亦即农民 以及通过超经济方式收租的贵族地主,虽然在中世纪曾占主导地位,但在此期间被大量地消灭了。于是,整个经济中的主要经济人(特别是租佃农)虽拥有生产资料 (工具、牲口等),却与其经济再生产的全部资料特别是土地相分离。他们因而必须依赖市场获得主要投入(特别是他们租佃的土地),也因此被迫卷入竞争性生产 以图生存。于是在进行有关婚姻、养育子女的微观人口行为选择及有关资源(特别是土地)配置的微观经济决策时,他们不得不采用利润最大化的方法。总的结果即 是一种受制于生产竞争的家庭组合与土地、资本利用型式,该型式为斯密式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1.长江三角洲

    晚明以降特别是17世纪,长江三角洲的多数农民通过购买获得了各种习惯所有权和有效的永佃权,在水田区尤其如此。他们还获得定额租、二季作物免租及各种有利减租的条件。17世 纪中叶的人口崩溃使许多这种权益得到保障,因其增强了佃农与地主讨价还价时的地位。随后,这些所得又通过政治斗争以抗租运动的形式被巩固下来。结果,某些 农民确保了其土地的全部所有权(特别在浙北),其他农民确保了“田面权”的拥有,亦即保障了永久性佃农身份,只有在未付地租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辞佃。不管如 何,地租多不变。而这一点与土地的安全性相结合实际上就成为农民对土地的有效产权——(虽然在当时的中国体制下并不是合法所有权)

    作为农民固定其在土地上的权利这一过程的反而,地主发现他们不仅完全与生产脱钩,而且也丧失了依土地供需状况调整地租的能力,也无法辞掉不能按市场标准付租的佃农。到了18世纪,其中大多数离开农村移居城镇。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地主也巩固了他们合法的土地所有权及收取基本上是由政治决定的地租的能力。此一地租水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占夏收(水稻区是水稻、棉作区是棉花)的40%50%。由于税收负担转移到财产所有者身上,租地地主从所收之地租中付税,清政府维持并强化了地主从佃农中收租的权利。在长江三角洲,半数的农户都是佃农,中国精英因而攫取约15%20%的年农业总产值。

    因 地主的租金由政治决定而完全与农民的收成无关,地主没有理由去考虑、更不用说投资农业生产。他们因面能自由地将收入用于奢侈消费、投资当铺与贸易、购买更 多的土地以及让子孙准备科举考试或捐得功名(官位仍是获得财富与权力的最主要途径)等方面。彭慕兰忽视了地主的高额攫取,然而它正是长江三角洲政治经济核 心中的主要“出租者”因素。它有将大量资源转入非生产性支出的作用。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由农民用于扩展其生产及消费手段,这种对剩余的虹吸作用进一步极大 地限制了一种本来可能极为狭窄的、由农民主导的农业与工业发展形式。

    由 于对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生存资料提供了直接的而非市场的占有途径,农民阶的产权形成了对竞争的强有力的屏蔽,这使他们能够优先考虑其关键性目的。而如 果他们要依赖市场进行投入,则追求这些目的是行不通的。农民参与市场以确保其交换的收入,但他们的行为限制在不致受竞争制约的范围内而被迫回避很高期望目 的。为了确保防病、养老以及香火承继,农民典型地试图确保能够照顾他们及烧香祭祖的儿子们能长大成人。由于婴幼儿的高死亡率,他们不免有许多孩子,并且确 保所有儿子早婚,这些儿子接着又有自己的儿子,从而在必要时可依靠他们来养老。接下来,他们分割财产,包括土地、农具、流动资金,以便为儿子们提供必要的 资金让他们自己生存、早婚及成家立业。如果条件不变,结果将是平均每一妇女所生孩子数目多和迅速的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随之而来的则是越来越小的农 地田块与更普遍的农民财富的分化——这是一种不可能受到支持的形式,如果农民被要求以一种竞争与利润最大化需求相一致的方式来组织家庭及分配资源的话。

    武雅士(2001)依据他自己及别人的研究估计帝国晚期的总和生育率至少为6.3%,在江浙的某些妇女中数字更高。刘翠溶估计江苏生育率达到5.6%5.8%。人口因而增长迅速,至少在此世纪上半叶如此。在小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人口在14001800年间增加了三倍,尽管这一增长大多发生在17世纪前期。作为这一人口膨胀的结果,加上农民瓜分遗产的作法,农户平均拥有的土地(假设户均五口)在小长江三角洲地区从2.9英亩下降至1英亩。在大长江三角洲,人口从1620年及1690年的2000万增长到1750年的约280030001850年的约3600万,户均田产相应下降——从1620年及1690年的1.875英亩降至1750年的1.3英亩1850年的1英亩(表1、表2)。农民能配置的资本也日渐分散,劳动生产资料的比率(资本、劳力比率)日益下降,尽管此方面的资料难以找到。到1800年,人口规模或多或少停滞不前,户均田产大致保持相同水平。直到19世纪中期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死亡危机,才有利于短期的土地集中。但是到20世纪前期,传统的重分又开始出现,再次形成更小的田产。

    1 英格兰、中国及长江三角洲1300-1850年间的平均农场大小(英亩)

     

    2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人口,1400-1850年(百万)

     

    2.英格兰

    前近代时期及以后英国经济演化的关键是一个与中世纪大部分时期所流行的系统完全不同的农村社会产权体系的巩固。

    在 整个中世纪时期,农业主要由经济人进行,他们与其前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同行一样,总体上可以通过直接的、非市场的途径获得进行再生产所需的土地、工具和劳 力。农民拥有田块、并通过庄园习俗与农民社区捍卫自己的权利(特别是继承权)。就领主来说,一般通过超经济手段强制收租——虽然随着人口增长及土地不足以 维持生存的农民数量增加,他们也转向雇用工资劳工耕作其领地或租给农民佃户。中世纪英国农民在极大程度地从竞争约中解放出来后,像长江三角洲农民一样,倾 向于分产以及早婚,多育子女。这是为了确保儿子们能活下来,以便父母一旦生病或告老之后有所赡养,结果是高生育率造成快速的人口增长与更细小的田产。约在1100年至1300年间,英国人口明显增加了三倍)尽管数字可能保守)。至19世纪后期,平均农场面积缩小到14英亩,中等规模田产明显更小。而10英亩乃一家维生所需的最低田亩面积。

    15世纪后期及16世纪,由黑死病(13841349年)引发的中世纪晚期农业危机之后,农村社会财产关系体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发展而迅速转换,在此只能对这一系列发展马予以粗线条的概括。随着14世纪后期严重的人口下降,农民通过抵制与逃亡成功地摧毁了过去流行的领主通过超经济手段强制攫取地租的制度。然而,自15世 纪以后,领主们虽未能恢复农奴制,却成功地保住了他们对大部分土地的绝对产权。他们巩固了依当时西欧标准而言非同寻常的大领地。而且他们是通过侵吞人口下 降过程中农民空置的公有地而扩展其已经很大的领地。最后他们还能获取由习惯佃农所拥有的土地——由于这些习惯,佃农既缺乏通过继承将土地地传给下一代的权 利,也缺乏转换土地时不变的租费权利。新出现的商业地主阶级未能像封建领主那样通过超经济手段强制收租,而必须依靠由供需决定(也就是市场能承受)的地 租。新出现的直接生产者阶级——虽然仍然拥有生产资料(工具之类),但已大部分与其生存资料(土地)分离——相应地被迫通过在竞争性土地市场上接受商业租 佃以维持生存。这些租佃农采取一种与中世纪英格兰农民及清代长江三角洲农民极为不同的策略。

    由 于受到竞争制约,商业性农民发现分产对他们不利,因为这会造成日益不经济的生产单位。大家庭也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这意味着在多年内对不能增加家庭 收入的子女的物质支持。另外也因为前近代时期英格兰的商业性农民(不像他们之前的中世纪农民)不分产,不能直接把田地传给孩子以使其有成家的基础。儿子们 因此必须靠自己积累结婚、养家和物质基础——这是一个不可避免需要时间的过程。结果结婚的年限大大推迟,而且不如中世纪或清代长江三角洲那样普遍。同时, 因为由较富裕的佃户经营的大农场往往会在竞争中胜过由较穷的佃户经营的小农场(详后),因此有一个很强的农场不断扩大的长期趋势,并最终明显地转向使用工 资劳工。其后果一方面是更小的家庭(或更准确地说是每一妇女生列更少的孩子),这造成较慢的人口增长速度(虽部分由死亡率下降弥补);另一方面是分家的中 止与更大规模农场的兴起。因此彭慕兰所称英国家庭在保存祖产方面比长江三角洲家庭““没有特别优势”以及英国妇女所生子女数与长江三角洲相同或更多都是错 误的。事实上,英国家庭在这些方面均存在决定性优势。

    出 现于前近代英格兰的人口农业体制由佃农占主导地位,同样也在(大多数)工业与贸易中由商业性与竞争性经济人占主导地位。这与长江三角洲流行的体制(农民与 收定额租的地主)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也比长江三角洲的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简而言之,封建领主与古典小农被取代和农业生产(及其他行业)中竞争制约的 普遍化引起了社会分化的经典性进程,其结果是经由土地与资本积累及家庭组合性质转变而形成的真正商业性佃农阶层的兴起。在1600-1750年间,妇女平均结婚年龄是约26岁,明显高于中世纪大多数时期,更大大高于长江三角洲约18岁的平均结婚年龄。女性独身率相应提高,17世纪为25%18世纪上半叶为11%,而在中国接近于零。其所导致的总和生育率在英国分别为4.25%4.61%,相比之下长江三角洲则为5.5%6.3%左右,约低20%30%。彭慕兰所谓长江砾的生育率“每妇女……在15501850年间远低于西欧妇女”的结论与事实相差甚远。(上述变化的)结果是英格兰的人口增长(明显地)大大低于中世纪时期:1100年至1300年间人口大致增长了3倍,而在15001700年间人口仅只翻番。

    同时,农场规模也激增至最高阶段,以至在1800年英国农场面积平均十倍于中世纪晚期、两倍于1600年,并130倍于同时代的长江三角洲农场(参见表1及后面的论述)。

    随着人口增长对资源的压力比以前减小,以及财富与土地积累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加快,英格兰在产权结构与人口体制及其所的潜在性生产能力的增长等方面与长江三角洲的差异是再巨大不过了。

     

     

    农业生产的演化

    彭慕兰认为在人口压力下长江三角洲经济并不比英格兰更趋向于劳力集约(200013)。 他认为实际上前者比后者有更具生产性的农业。但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人口增长与分产相结合造成一种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小农家庭于是被迫或多 或少不停地增加劳动投入,从而形成劳力集约的长期趋势,这也是中国经济演化的典型特征之一。相反,在英格兰,在竞争压力下的土地与资本积累形成产量增长与 农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增长的划时代趋势。

    1.长江三角洲

    当 农民看见在分产的压力下其田块与流动资产越来越小,他们显然不得增加产量(单位土地总产)以维持过去的消费水平。但由于不仅是土地而且特别是每人能支配的 资金数量越来越少,他们便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得任何既定的总产。一个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长期趋势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到 了清代我,小农被迫在农业生产中大量放弃使用耕畜,并由此承受了劳动生产率的明显下降的后果。在晚明与清代,通过更彻底地除草、施用更多的肥料及增加一茬 冬小麦(在水稻种植之前成熟),小农的确成功地在更加小的田块上提高了总产量。然而在每一种情形下他们都必须增加劳动投入,而这些投入的粮食收成回报却不 如已经存在的劳动投入的回报高。因此单位土地较高的总产量是通过牺牲单位劳动产出来获得的。

    历史上,耕畜代替人力是增加单位劳动投入总产出的标准途径。然而自有明一代至18世 纪急剧的人口增长造成的土地日益紧缺与劳力过剩,长江三角洲被迫走上恰好相反的道路,即以人力替代畜力。伴随人口增长形成的人均土地供应的下降给农民的生 存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土地相对于劳力而言变得成本较高。生产者因而不得不从养耕畜转换到生产粮食以供直接消费,并转而用人力完成前此由耕畜从事的任 务。到了明末,小农几乎被迫完全放弃畜牧业。

    彭 慕兰并不否认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中耕畜使用的减少或消失,但他试图淡化其意义与代价。他指出,在清代,华北的大经营式地主养得起耕畜但未能使用它们;即使 没有耕畜,中国各地农民获得了别处无可比拟的产量。他总结道,虽然耕畜可能对小麦农作十分关键(如在欧洲),但在稻作中远非如此。但以这种方式争辩时,彭 慕兰完全忽略了稻作生产之内相对成本的重要性——特别是因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地比率上升所引起的变化,由于劳动相对土地成本降低,使得采用劳力集约(因而节省资金、也节省耕畜)的技术成为合理,虽然这对小农来说代价较大。

    华北的经营式地主未能使用耕畜原因很简单,那是由于人力变得相对廉价,他们能花比用耕畜少的钱雇用人工来完成同样的任务。长江三角洲小农避而不用耕畜的原因相同——本质上是因为通过使用耕畜所节省的劳力不及他们可以用来分配于购买养活他们所需的土地的劳力。南宋时期由于劳/地比例低而劳力相对贵,耕畜实际上曾在稻作中被相对广泛地使用。这证明了在劳力成本相当高的情况下耕畜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及其使用的合理性。毕竟,在16世 纪早期,人们承认“一牛可抵十人之力”、“十人之力可抵一牛”。据李伯重研究,牛是否确实会被使用,“与田产规模紧密相关。大致上说,规模越小,田主越难 使用牛……‘人耕十畜’的类型到明末出现。在清代中期这成为常规。因农户养牛根本不划算,养牛户应很少”。李进一步证明,在当时由于使用耕牛的代价太高以 致任何中由人于的活计都由人包办了,只用牛干最繁重的活计。

    从各方面看,18世纪采用新型肥料(及其他方法)所增之稻产不是以弥补家庭田块不断细化的损失并难以满足农家日常消费之需。长江三角洲稻作区小农于是在水稻之后加上二茬冬小麦,但冬小麦的日回报(每天0.111两)只及水稻日回报的80%左右(每天0.135两)。这表明此进步虽然增加了单块田地的粮食总产出,但又是以劳动生产率为代价而取得的。

    在水稻栽培中,尽管增施肥料的产量回报越来越小,农民仍旧增加肥料的用量。在明代,农民满足于仅施一次农家肥(基肥)。然而到了18世 纪后期他们额外再施一次饼肥作追肥。这些饼肥日渐由外地输入的大豆制成。在长江三角洲某些人口最为密集的部分如松江府,农民甚至开始增施第二道农家肥(秋 季)及第三道饼肥)夏季,加上春天的基肥,一年施肥达到三次。当然,撒施饼肥比施传统的肥料需工较少,但这并不能抹杀农民不是用饼肥代替标准农家肥而只是 增施饼肥以补充农家肥的事实。它意味着引入新的肥料是在增加劳动投入。

    彭慕兰明确表示这些进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仅仅提高了产量,暗示用更多饼肥代替而不是补充绿肥与动物粪肥。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稻农通过施肥只增加了水稻产量的6.5%12%。同时,李伯重所引资料也清楚表明新肥料只是增加了而没有取代业已存在的肥料。由于每亩水稻需要约1520天的用工,如果为施额外的肥料而每亩还须在1520天的基础上再增加6.5%12%即每亩2天的用工,则其施用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在谈到施饼肥比施绿肥及动物粪肥增加的成本明显大于所节约的劳力成本时,彭慕兰自己似乎也承认了所涉及的总的劳力集约程度。

    根据农业科学实验,1公斤豆饼可使粮食亩产增加1.42公斤。这就表明一亩水田施40斤豆饼——彭慕兰认为这是当时典型的施用量——平均增产稻米0.25石左右。如果起始单产是2石,则其代表的增长率相等。然而,按18世纪中叶的价格,40斤饼肥成本在白银0.50.6两之间,而0.25石稻谷市价银0.44两。很清楚,豆饼增加的成本超过水稻栽培中的任何生产力增长,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一般农民在水稻栽培中使用豆饼是不经济的。

    因此事实上,农民增施豆饼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抵消种稻之后加种二茬冬作物所造成的对土壤的不利影响——加种二麦之成为必需是由田产规模不断下降引起粮食需求上升所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日益推广的稻麦双季栽培使得土壤变瘠、水稻单产下降。因小麦使每亩粮食产量增加约1石,亦即1.22两,这是在0.44两水稻收入之上增加的现金回报,这样则确保以负担豆饼的成本,但增施豆饼仍意味着总的粮食生产(稻加麦)中劳动回报的不断下降。

    总 之,新技术特别是新作物与新肥料的采用——旨在提高总产以弥补田块不断变——的确对维持消费水准有很大作用。土地生产率的巨大增长当然是中国水稻农作的标 志性成绩,它使土地养活人口的能力得以大大扩展。但采用这些技术的代价更大,对任何既定产量都要增加投入更多的劳力。长江三角洲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长期 下降因而不可避免。赵冈认为在整个晚期帝国时期,当小农为更少的回报投入更多的劳动时,中国整个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 引用赵冈的著作,彭慕兰自己也承认就整个中国而言人均农业总产量五个多世纪以来都在下降。他说:“购买一定数量大米所需的劳动量从1100年左右(人地比最佳时)到至少1800年一直在增长。”长沙三角洲在18世纪或更早存在同样的情况。如果以上所提的农家肥比施豆饼用工更多。如果水稻单产从2石提高到2.25石但要以用于豆饼银的0.5两为代价,再加额外的半天或更多时间施肥,则劳动投入的纯回报就不得不下降。然而,我们同时也应将从1600年左右到1800年期间向稻麦双季栽培转移之后的增长考虑进去,这样,整个单位劳动投入所得粮食总净产率下降的程度才可以弄清楚。在以水稻计总的净产出从1.43石提高到1.54石时,与单位劳动投入的相对总产出,以水稻当量计,从大约0.068石下降到0.06石,其下降率为11%

    农民无法在粮食生产中提高日均劳动生产力的结果是,人均生产总量逐渐降低并造成江南地区缺粮。这是因为一般农户所种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人均投入随之降低。应用帕金斯稻谷产量数据,在1600年、1700年及1800年,江南生产可供江南地区消费的人均粮食产量减少了20%。如果我们使用赵冈的估计,则此数字减少了30%。迟至1850年,人口达到3600万,农户平均种地降到1英亩,稻麦产量则相对静止,根据帕金斯的稻谷产量数据,其数量减少了27%;据赵冈估计,其值减少了30%35%。至1770年代。江南地区粮食短缺多达人口所需量的20%,同时江南市场上流通的粮食有60%是来自江南地区。江南地区缺粮的事实说明当地农业发展无法养活当地人口,这与同时期的英格兰形成鲜明对比。

    3 大长江三角洲与中国的人均粮食总产

    2.英格兰

     

    在 中世纪,人口增长伴随着分产及有时对更瘠薄土地的开垦,不可阻挡地导致了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长期趋势。例如土地相对劳力成本上升以及制造品相对谷物 的交换率下降。的确,在某些极易接近城镇的地区——特别是伦敦周围及东英格兰部分地区——农民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采用新作物提高产量来减缓消费水平下 降的趋势(恰如长江三角洲农民在明清的做的那样。但这些作物的出现差不多总是与巨大人口压力和田产规模的急剧下降有关。它们对劳动的回报比基本粮食作物对 劳动的回报要低,因此采用它们只是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保糊口。换一种说法,它们既要求劳力集约以维持消费,也要求牺牲劳动生产率以确保土地生产力的提 高。

    4 英格兰与法国的劳动生产率

    前 近代时期,随着竞争压力的普遍化及田产细分的中止,中世纪的型式被颠倒过来,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分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个真正的商业性佃农,自 耕农阶级由地主的土地集中而兴起。农场规模的扩大与资本积累的加速是此一过程的重要部分,并通过多咱渠道导致前所未有的、农业生产率持续上升的现象:

    1)小农场被替代与大农场的出现本身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趣了关键性作用,在基本食物的生产中尤其如此。首先,大农场使消除那些新加坡拖垮中世纪农业的大量隐性失业成为可能。中世纪小农场平均约14亩,约80%的地以属于面积20英亩及以下的农场,46%的土地属于面积在10英亩或以下农场。由于生产粮食的家庭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劳力外加最低量的季节性帮工耕种多至50英亩的土地,则很明显前控时期农场——在1600年平均规模为59英亩且其60%的土地属于包括面积超过100英亩的农场——带来了农业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极大增长。另外,到18世纪,大农场已更大得多允许更大量地使用工资劳工。这就是说,它们可以比小农场更好地依生产、季节或其他需要而调整劳力需求。

    2)地主侵吞更大部分的土地并把它们置于实际上可终止的租约(虽然他们不总是这样叫)下,为农场组织的重大改进辅平了道路。地主常有佃农的合作,现在能够把此前零星分散的田产巩固到紧凑的联合农场里,并能圈占从前受社区规章制约的土地,从而把它们归于个人管理之下。

    3) 投资并畜养大量的牲畜有助于超越中世纪农业生产能力增长的另一主要羁绊、中世纪的农民通常缺乏足够的资金或土地畜养他们所需的牲口,特别是为培肥土壤所需 的粪肥,同时,当人口增长造成更小的田块并增加了生存的压力时,农民被迫把牧场与荒地转化为可耕地以确保其食物供应,而以减少畜养牲口为代价。其不可避免 的结果即是长期内降低了羊——农业畜养必要的动物以保持土壤肥力的能力。

    在 前近代时期,农民以极大的努力来解决此问题。引进固态氮的饮料作物(驴喜豆、三叶草、芜菁)。因其既可直接喂养牲口又可增加土壤肥力。随着这些作物的采 用,休闲可以放弃,农牧分隔也没有必要了。在最先进的轮作制度中,田里先种几年饮料作物之后,牧养牲口,继而完全转为农田。农业革命的意义因此也在于解决 了耕地(为糊口)与牲口(为土壤肥力)之间已有之的冲突。英格兰农业因而能够直接、间接地分出比此前任何时期乃至同时期欧洲大陆的多数农业都要多的土地用 于饲养牲畜——与此同时,劳动与土地生产率也得以提高。

    4)作为前述发展的重要部分,英格兰农业急剧增加了其供养耕地、牵引、载运等类活计所需的马以及其他牲口的能力。马能够提供相当于人力510倍的牵引动力。英格兰每人拥有的马(1700年相对于西欧多数地区而言已较高)18世纪更增加了约30%。到19世纪早期,英国马与土地的比率比法国高40%,而英国农业中每人拥有的马匹数比法国高80%

    5)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由于农民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使其作物适应于土壤与气候,因而地区劳动分工得以显著发展。最初务农者不得不在英格兰中部地区 潮湿但相对较肥沃的土壤种植粮食,尽管犁耕、排干这些土地有困难;同时在轻、沙质但相对贫瘠薄但较易耕作与排干的沙质土壤上长得更好后,他们转而专门在此 类土壤上种植粮食作物,而将曾是粮仓的中部地区回复为牧羊牲口。整个前近代时期,英格兰农业进步的亚当·斯密式发展特征极为清楚。

             其结果表现为一种突破: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上升趋势。在15001750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2%67%。其轨迹因而与同期内欧洲几乎所有其他地区发生急剧的、决定性的分岔,例如,其水平在1750年达到两倍于法国(见下表5)。考虑到英国农业革命的实际及其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意义,彭慕兰所谓中国农业在生产能力与技术上具有优越性的说法,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英格兰农业中劳动生产率上升的趋势与长江三角洲农业中劳动力的下降趋势刚好相反,并且也是造成英国经济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在整个1718世纪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彭 慕兰论辩的中心是他认为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口密度增加,造成市场范围的扩大,按斯密式的方式表现为不断增加的以及更多元的可自由决定的支出(即斯密式的增 长)。在彭慕兰看来,人口增长以这种方式刺激了劳动分工。而且无论是在长江三角洲还是在英格兰,均表现为原始工业的兴起。彭慕兰说:“市场在中国的八或九 大区域功能良好……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内地人民在充分占用土地的同时花更多的时间织布及其他制造品。”然而事实上,日益稠密的人口在长江三角洲导致市场化 的地方制造业的兴起,不是因为它经由增加任意支出而提高了总的需求,而是因为它导致了土地供应不足以及因此形成的人均食品供应不足。原始工业的兴起因而重 复并延长了与农业中引进新作物与技术相同的经济逻辑。面对日益变小的田块及增产能力不断下降,小农家庭为维持家庭消费水平所作出的反应是投入更多的额外劳 动。但这些额外的劳动现在投入到工业中去生产为市场所需的制造品(用于交换食品),而不是投入到农业中(去直接生产食品),并再次以降低劳动生产率为代 价。矛盾的是,长江三角洲原始工业的扩展远非亚当斯密式的增长,而是整个经济对农业之外的生产可任意消费的商品的劳动力供养能力下降的体现。这是因为意味 着确保为生存(即必需的食品供应)所直接间接需要的家庭劳动力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潜在剩余与家庭潜在任意支出的减少。相反在英格兰,制 造业的兴起主要与维持生存的农业生产分离,虽然最初也与不断专业化的并依赖市场的资本主义农业有密切联系并依赖于它。它表示,借助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农 业经济一方面有能力支持人口中越来越大的部分从事于农业之外的工业与服务业,另一方面得以使食物相对价格下降、增加非食品类可任意支配的消费以及国内市场 的蓬勃发展。

    1.长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水田区的农场面积在18世纪持续缩小,使得抵消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以便将产量提高到足以减少小农家庭的水平变得更加困难:增加除草劳力、多次施肥以及多茬作物均只带来更低的边际报酬。至18世纪末,土壤生产力已达到极限,不管如何增加劳动投入,产量也无法再提高。江南一个五口之家需要1.66英亩耕地才能满足人均2.1石的最低粮食消费及地租,生产费用及其他非食物的最低温饱消费。早在1750年,稻农田产已普遍低于1.66英亩,一般不足以靠农业生产维持生存。

    由于田产如此之小,一个成年男劳力就足以耕种全家土地还有多余。在此之前,妇女曾与男子一起务农,但随着农场规模减小及产量达至顶峰,妇女在田里变的得多余因而被挤出农业。在16世纪,中等农家(大三角洲)(每户)耕种3.75英亩,每年劳动405日工(每亩稻作需18天工)。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共耕不仅确保家庭生存,也维持有粮食剩余。到18世纪中期,中等农家(每户)耕种1.25英亩,每劳动187.5天(假定水稻18天,小麦7天,70%的田地种小麦)。此一数量的劳动现在大部分可由丈夫一人包办,妇女在田间的劳动成为多余。

    因 为农场规模已降低到不能直接维持生存,且妇女劳力投入农业已经到了不能增加收获的地步,妻子遂进入副业生产(主要是棉纺织业,也有蚕桑业),在此她们的劳 动可能会获得足以弥补谷物短缺的回报,特别是因为她们理论上可以在一年的多数时间里延长其工作时间而同时继续保证额外劳动投入获得相同的回报。实际上,水 稻区农户提高收入以勉强维持生活的惟一可行之法是转向家庭制造业。早期,在田产缩减到其最小规模之前,妇女、小孩、老人甚至成年男性在完成田里的活计以后 都参与原始工业活动,家庭用其所得(主要是棉布)在市场上交换他们自己不再能够生产的大米。一旦田产变小,单靠丈夫的劳动就已足够之后,妇女、儿童、老人 就可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纺纱、织布之中,用自家轧的棉花或从市场上购买的纱。集约的纺纱与织布因此很晚才在水田区出现。虽然明代后期水田区已有小 农转向纺纱织布,通过包买 制购买 轧过的棉花并出售纱、布,但只是到了18世纪,当水田区田产规模快要小到不足以直接提供全部生存所需时,家庭棉纺织业才在棉人带之外变得普遍起来。

    家庭制造业在成为江南棉作带的地区的兴起符合与水田区同样的经济逻辑,虽然在该地区较贫瘠的土壤、不适应水稻栽培的地势、不同的作物轮作致使农业生产能力更早开始下降并相应地更早转入家庭棉纺工业。1516世纪因人口激增造成的向原始工业的转移与在三角洲稻作区因人口扩展而被迫采用家庭制造业极为类似。虽然这在棉作区发生的比稻作区明显要早,因为棉作区的土壤肥力更有限,其生态亦无法接纳水稻栽培,而通过劳力集约化(与水稻生产相比)提高旱地作物产量的能力则更为有限。整个1516世 纪,那此将要成为棉作带的地区,在人口膨胀与分家的压力下,田产规模大为缩小,结果小农不再能够直接确保其生存,并且发现自己不得不寻找提高土地回报之策 以维持生活水准。但像稻作区那样通过劳动集约化方式提高产量的可能性根本不成立,因为小麦、大麦及豆类对额外劳动投入的效果并不如水稻。农民于是开始在一 部分土地上种棉花,因为该作物上投入更多的劳动会有效果,并同时转向家庭纺织以加工原棉在市场上出售。在17世纪,相同的过程向西扩展到上海地区,因为泥沙淤积使原先的水田变干成为旱地,由此迫使更多的农民转入棉花栽培及与之相关联的原始工业。

    其后,18世纪的人口膨胀促使棉作更加深入与广泛。郑光祖1852年就看到了松江府西北部冲积平原上棉花迅速取代小麦与豆类的情况:“雍正前,吾乡民植豆多地植棉,棉田仅占四五。后棉多于豆。”到18世纪中期,棉田可能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一半,而到了19世纪后期,棉作带2/3以上的耕用于植棉。

    应 该很明显,以这种方式转入原始工业,小农并没有参与标准意义上的亚当·斯密式增长,亦即将劳力由一种专业化转移到另一种专业化领域,而后者因市场需求增加 或成本相对减少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可获得更高的回报。相反,他们把以前用于农业并且未来愿意继续如此使用的劳力转而投入到家庭制造业中。这只是因为他 们必须如此以便维持家庭消费,尽管制造业的回报率降低了他们业已存在的对农业的劳动投入。虽然如此,彭慕兰似乎想通过争辩纺织比农业中的回报高证明家庭制 造业的兴起确实保证了从业所得。他计算1750年时一个妇女从事纺织所得的每日回报典型的是0.057两。由于这比无地雇工的日工资所得0.033两要多,彭慕兰得出结论说原始工业代表的是家庭经济改善。

    但要理解家庭劳力配置转向农庄白白制造业的经济意义,适当的比较不应是彭慕兰所做的家庭原始工业生产者与农业雇工回报的比较,而应是家庭原始工业生产者与家庭农业生产者回报的比较。由家庭成员耕种自家水田的日回报0.135两是同样的由家庭纺织所得典型日回报0.057两的两倍(最近彭慕兰也承认水田的日回报是家庭纺织所得典型日回报的两倍)。小麦栽培每日0.111两的回报也明显要高于未轧棉花0.077两的日回报(对这些估计见附录A)。 我们要说的是农民开始从事原始工业以及有时植原棉不可避免地要接受额外劳动投入回报的降低,而他们也只能如此,因为不断分家,农民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能力 投资更好的生产资料。他们之所以愿意做出这种牺牲,是因为越来越小的田产使他们因求维持生计而别无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江三角洲小农变得越来越依靠 市场及越来越卷入竞争性生产以求勉强维持生计。但因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历史途径使得小农日益贫困,并留给他们除家庭棉纺织业之外越来越少的经济选择,他们发 现自己不仅没有积累资本的能力,而且陷入一种劳动回报日减的生产而不能自拔。

    因 为家庭制造业中劳力投入所得大米或其他粮食收入比直接生产这些作物所投劳力的收入要低得多,原始工业扩展所反映的是农业人口养活生产不重要产品的非农业人 口的能力或潜力日益下降。从理论上说,如果小农家庭能成功地直接生产全部生产资料(粮食),家庭制造业的回报应该代表的是家庭收入的增加、超过糊口的剩 余,这允许小农家庭增加其可任意支配的开支,如额外的消费品支出。(这种通过制造业生产以获得剩余的方式,应比直接通过生产水稻获得剩余的成本高得多,但 他们仍然表现了由劳力集约所增加的购买力。至于这是否会提高生活水准还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然而大量的证据却指出了相反的事实,即小农家庭棉产所得主 要是(必需)用来购买粮食。于是似乎很清楚(正如我们已强调的那样),小农家庭不得不使用更多数量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力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生存所需的粮 食。出于同样的原因,农村养活城市人口的潜力(它能养活的最大城市人口量)是在不断下降而非不断上升。

    由于对这些可能生产于城镇的非基本产品,农民只能形成最低限度的需求,因此城市人口的规模主要取决于精英需求,进而取决于精英(地主、商人、官员)所 能攫取的剩余的多少——主要是地主和租金,但也包括商人的利润、贷款人的利息以及俸禄。这些当然最终受限于农民日益下降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他们通过增加人均 劳力投入以弥补人均产出下降的能力的减弱。但主要是因为地主的租金就像国家岁人中的土地税一样是一个固定额,精英的收入看起来实际上并没有受农民日益减少 的剩余的限制。然而,1840年代长江三角洲至多只有11%r 人口生活在超过8000人以上的城镇里,全国的这一比例不高于4%。把长江三角洲城乡加起来考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多估计为15%

    长江三角洲以及整个中国贸易的特点反映了农村养活城镇的能力有限以及劳动分工的有限。因为小农家庭转向家庭制造业根本上是为确保生存所需的粮食供应,交换结果只不过

     

    5  城市人口与城乡非农业人口百分化

    是 农民生产的粮食与农民生产的棉布之间的交换。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贸易是缺粮地区(通常位于人口密集的核心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的农民与有余粮地区 (倾向于人口较稀少的边缘地区)农民之间的交换。同样,由于长江三角洲农民(交租之后)只保留有最低限度(如果有的话)的剩余,而同时在家里生产他们自己 所需的绝大多数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们的工业产出是由给予别的农民的低档纺织品构成,,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脆弱的,其主要构成是城镇以精英地租、利润和利息形 式从农村地区“进口”粮食。只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其一,因为农民生产者缺乏资金和缺乏技术去加工自己的棉花,镇上的生产者得以控制轧光与染色的工序,城里 的工匠因而可以通过商人购得农民的半成品,将其加工为成品,再通过商人转售给其他的农民消费者。(同样,镇上的生产者在生产棉布半成品方面也没有立足之 处,因为他们无法与农民为了出售棉制品以满足其生存所愿意和被迫支付的低价相抗衡。其二,与此相似,因为农民缺乏生产丝织品所必要的资金,这一任务也由设 备更好、技艺更精的城里生产者完成。他们直接从农民手中或通过农村商人取得丝,但不是将成品销回农民,因为农民消费不起丝绸,而是将其销给精英与国家或出 口海外。除此之外,整个长距离贸易中的大部分(66%)只涉及两种商品——农民生产的粮食(42%)与农民制造的棉布(24%)。

    与同一时期的英国城镇相反,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超过8000以 上人口)只局限于少数几种功能。它们是政治管理中心,是商人连接地区间粮食、棉布及少数其他商品如糖、盐、茶贸易的商业枢纽,是生产供出口和城里、政府及 精英消费的高档商品如丝织、精制布的手工作坊基地,也是商人、地主居住并通过准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地方。城里的制造业因而身心乎完全是为了满足以城市为 基础的且受益于农民地租的精英及国家的需求,当然那些提供精英消费的商品与服务的人也对此需求有所补充。它典型地包括面向精英消费的高档棉布与丝织品、纸 与书及其他各类奢侈品的生产,还有粮食加工(主要是槽坊与磨坊)、工具、上海的造船及手艺人的某些非食品类消费品。我们剩余随田产规模缩小而减少,他们实 际上可任意支配的开支随着由此导致的剩余减少而萎缩。因此只有极有限的消费品需求来自城镇之外,它基本上是来自某些由有(日益减少的)余粮的农民用粮食交 换缺粮地区农民所生产的棉产品。

    当然,长江三角洲城镇与城市人口在绝对数量上都有增长,在1520年代至1820年 代之间两者均可能在数量上翻番。但因为长江三角洲的总人口在同期内翻番,没有理由相信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例上升了。为顺应棉花(轧、纺、织)、原丝与缫 丝以及粮食的贸易,专业性小城镇在长江三角洲农村大量涌现,当然是受当地农民粮食需求的刺激(以出售棉布与丝而来购买)——并且由于农民被要求用现金而不 是实物交租,这种城市化也受到农民必须售出部分夏收粮的刺激。的确,明清江南小城镇的发展几乎是完全建立在农村所产商品的区域内区域间的流动之上,而不是 建立在以城镇为基础的制造业之上。具有讽刺肯病态性的是,长江三角洲的小城镇是对日益增加的长距离贸易以弥补该地日益严重的农业短缺的反应,而不是对因农 业剩余增加而产生的对商品及服务的追加需求的反应。

    2.英格兰

    与 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明显相反,英格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上升趋势,构成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改变的基础,而这的确是经典的由交换而获利的斯密式增长。在 中世纪时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趋势严重限制了英格兰所能养活的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而且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虽不是全部)在前近代时期仍然是如此。但随着英格 兰农业的转变,相对于生存所需的剩余增加从而使得养活日益增多的转入制造业、服务业等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成为可能。从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英格兰工业中最具活力的行业(生产未染色未加工的布)成为着重出口导向型的产业,以适应横贯欧洲的精英们(多为领主)对奢侈纺织品的需求。但在1718世纪,由于人均农业产量使食品变得便宜并使英格兰人口能把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可自由支配的开支,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大众”制造品市场。

    制 造业在长江三角洲的兴起是通过小农家庭多元化,以纺织来弥补维持生存的粮食生产中的短缺。与此相的,在英格兰它是与谷物生产的日益高度专业化及对家庭制造 业更彻底的放弃相伴随并受其促进。在同一现象的另一面,制造业在英格兰典型的不是由农民着手以求糊口,而是由依赖于市场的商业性牧人或奶农作为副业,或是 资本主义制造商利用中部适于耕种的地区相对较宽松的劳工市场来进行。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及他们中世纪的前辈不同,英格兰制造业者于是倾向于直接占有生存资料 的途径相隔分开,因此依赖市场并受竞争的制约。结果,英格兰农村的耕种工业单位被迫通过其生产活动之总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后果是制造业为应对市场需求一 比较成本的增长与变化而扩展、变化,而不是如长江三角洲那样是为了应对小农尽管回报率日益下降仍需生产棉布并其售往市场以弥补其粮食短缺以确保生存。

    最 初,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英格兰西部与东英吉利以及北部的约克郡,其成长与这些地区的养羊业与奶业密切相连。相应地它不见于(虽非完全)中部粮仓地区。但因 为农业劳动的地区分工由新作物与技术引进带来的比较优势而倒转,也即过去的牧区与垦区交换,工业的地点也相应地发生转移。工业生产现在与牲畜饲养和奶业一 道移往中部与北部,而离开东英吉利和西部谷物生产日益专业化及对劳力使用与之相应的农业区。

    17世纪前期某一时间开始且持续到18世纪中叶,农业生产力的增长与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相结合最终导致了谷物价格相对下降,交换率向有利于工业品而非食品的方向移动,以及最终导致实际工资的上升。消费者于是发现其收入中花在食品上的部分日渐减少,并因此能够更多的收入分配在可任意支配的开销上。

    因此而发生的制造业需求的增长将其相对于农业产出的回报率提得更高,最初工业与牧业或奶业相结合的地区不断放弃农业而完全专注于制造业生产。因此可以看到——特别是从17世 纪下半叶开始——不仅有越来越大且复杂的工业区,通常采取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谓的与某一种特定工业相联系的多种互为补充行业的专业人模式。而且出现了 发育完全而繁荣的主要制造业城市。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城市(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利兹)将成为工业革命的基地。

    综合而言,在150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仅只养活占总人口5.5%的居住天人口万人以上的城市劳力以及大约18.5%的城乡非农业人口。至1600年,城市人口仍只占6%,且非农业人口仅占30%。然而到了1750年,作为农业长期转化的体现及由于农业生产率不可阻挡的上升,17.5%的人口生活在万人以上的城镇里,而且55%的人口生活在农业以外。1800年时, 些数据分别达到24%64%,英格兰从真正意义上说已不再是农业国。

     

    经济演化结果

    彭慕兰相信,直到约1800年时长江三角洲与英国经济追求的发展轨迹基本相似。然而事实上长江三角洲的马尔萨斯式路径导致的是衰退与危机,而同期英格兰经济则杨遵循了亚当·斯密式轨迹。

    1. 长江三角洲

    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长江三角洲经济演化在18世纪已经表现为日益加

    的马尔萨斯危机症状。如果 不是17世纪朝代更替的战争消除了70年的人口膨胀而使长江三角洲的人口在1690年与1620年时相同,这很可能会发生得早很多。彭慕兰忽视了这一巨大的对人口增长的“外生性”抑制及其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于是得以从更有得角度描绘18世纪的经济。但此抑制显然赋予经济以本来不会有的空间;也因此有一个在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驱动下的膨胀过程,在时间上延长至不可能达到的程度。事实是,在整个18世纪的经济。但此抑制显然赋予经济以本来不会有的空间;也因此有一个在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驱动下的膨胀过程,在时间上延长至不可能达到的程度。事实是,在整个18世纪,尽管在土壤上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增加一茬冬小麦,长江三角洲人均粮食产出下降了1/4或更多。农业确实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无论如何追加的劳动力也无法再提高产量,这表明人口已达到或接近顶点。人口增长在长江三角洲于1750年左右接近停止,这是一个经由溺婴、向外移民及预期寿命不断下降所带来的趋势。这些力量一起把人口增长率压低了大约75%,从1690年至1750年间的每年0.68%1750年至1850年间的每年0.18%(见表2)。

    在 这种情况下,被迫越来越依赖市场在而从事家庭制造业以勉强维持生存的长江三角洲农民别无选择,只得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出口棉制品以支持由区域外边缘地区运来 的粮食。这样边缘地区有一个受人口增加失去的集约增长过程,与在核心地区经由人口驱动的劳动集约形成的集约增长型式相平行。通过提供新土地,而且更多的出 口粮食,这在长期内有助于在长江三角洲减缓人口压力。然而由于这些边缘地区的经济深化大致追随人口增长,与长江三角洲核心地区相同的轨迹,即人口增长和劳 动生产率下降,他们满足谷物需求的能力只能是不断下降。

    自 明中叶起,中国农民开发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西南(云贵)、西北、东北(满洲)、台湾岛以及包括长江三角洲自身在内的各处闲置的山坡、丘陵。在开发并占有大 块土地之初,他们即有大量的剩余粮食出售并能以较有利的条件提供粮食以交换长江三角洲的棉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和长江三角洲一样也经历了田产规模与 单位劳力投入粮食产出无可阻挡的下降,并最终像长江三角洲一样需要转入原始工业生产。从18世纪开始,这些趋势因人口增长加快及殖民步伐达到空前高峰而加剧。到了该世纪最后1/4时间,曾是长江三角洲主要粮食来源、占其总量高达1/3的 长江中游省份湖南其出口能力急剧削弱,而这正是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之时。类似的发展也可见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当地粮食剩余下降了多达一半。的 确,把全国作为整休来看,人均粮食总产从明到清前期看起来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清代前期人均粮食总产从明到清前期看起来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 清代前期人均粮食总产只及明代的2/3.该数字继续下降至19世纪,亦即长江三角洲陷入马尔萨斯危机的同一时间。

    长 江三角洲由人口增长导致劳力集约的发展途径达到极限的表征是其主要出口物棉布的交换条件急剧恶化,与之相伴的似乎是边缘地区粮食出口的枯竭。由于以棉布交 换粮食的成本越来越高,长江三角洲小农尽其所能来增加棉布产量,但这导致以布易粮的价格下降得更低。长江三角洲明显已进入彭慕兰非常恰当地指称的“原始工 业的困境”。

    彭 慕兰认为长江中游家庭将妇女劳动力安排到家庭原始工业上是繁荣增长的象征对他而言这表明家庭有愿意通过接受妇女劳动力的低回报而取得支持“男耕女织”社会 模式的能力;我们则认为,这是农民对因土地资源递减而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及因此直接生产所需食品能力下降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彭慕兰声称“虽然参与任何种 出口品的劳动的物质回报不断下降,原产品价格肯定能上升到足够使继续专业化比多样化报酬高”。但“因‘男耕女织’劳动分工是一种有时会被现实推翻的理想, 甚至可以想见它是一种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当长江中游在18世纪后期变得更富庶时更多的家庭会愿意 采用(很有点像在某些西欧国家有些时期当男人挣的钱足够可以把妇女限制于只做家务那样)”。很难相信长江中游地区的妇女会比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妇女更能接受 家庭制造业相对于稻作的低回报。但是人口压力下与分割田产导致农业对家庭劳力需求降低,为勉强维持生存农户被迫增加制造业中家庭劳力。这样,整个18世纪两湖地区农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粮食生产,而在手工业及其他非农生产上只花极少时间或根本不花时间或是花很少的时间,湖南农民则似乎直到19世纪还没有大量从事棉纺织业。很遗憾我们不能赞同彭慕兰的观点,可是当这种转移的确发生时,它所表现的不是奢侈或有意识选择,而是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英格兰

    当 长江三角洲以农民为基础的经济陷入马乐萨斯式危机时,英格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步入自我持续增长。在前近代时期,曾严重困扰中世纪经济并在早期近代时期欧洲 大部分地区继续生产作用的生存危机被抛在后面。同时,结婚年龄提高与独身率提高的结果是生育率增长减慢,有助于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增加。

    彭慕兰怀疑有机经济“同时继续扩展人口、提高人均消费和增加一地工业的专业化程度”的能力。但在1600-17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经济所达到的成就正是如此。人口增加40%,农业外劳动力增加80%,实际工资增加约35%40%。这是同一时期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除联省部分地区外)都无法比拟的成就,并且为更大的发展作了准备。下面将会看到,17501850年间虽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且工业与服务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还会持续增加,生活标准及人均收入将更为提高。

    4.不存在生态危机

     

    正如1750年 后一个世纪内英国食品供应没有出现潜在问题一样,那里也没有开始出现的短缺所引起的早期的生态危机。这里彭慕兰完全错误地领会了瓦格利的观点。与古经典经 济学家相同,瓦格利认为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人口增长所在地上的压力迟早会将英格兰的无机经济带停滞的状态。换一种方式说,瓦格利认为如果没有向无机经济 (煤、蒸汽等等)的转变,英格兰不可能既消化了那样的人口增长,又取得其在整个19世纪所达到的人均总产增长。瓦格利没有试图证明的是,因为没有证据来支持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格兰处在原材料短缺的边缘,如果没有断断续续增加煤的使用,这一短缺原本将会迫使英国走上劳动集约的途径。彭慕兰完全曲解了瓦格利反事实的假设——即如果没有煤英格兰就不会有它确实经历了的向无机经济的转变——而将其变为他自己的论点,即是英格兰在19世纪前期急剧增加对煤的使用将其从经济内卷或生态危机中挽救出来。与彭慕兰之说相反,1800年英格兰远未“濒临(与长江三角洲)同样的悬崖”。

    当 然,无可否认,煤确实如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彭慕兰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煤在整个前近代时期的英国经济中已经起了很 大作用,确实比在其他任何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困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刚好与彭慕兰的相反;英格兰利用煤达到向无机经济的转换不是代表一个使其免于向更 高的劳动集约度与内卷化的非连续性发展,而实际上它本身表现的是英格兰基于此前几个世纪的、稳定增长的工业能力。这不仅体现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使它拥有 更好的廉价的获取煤的手段,到Newcomen蒸汽机的出现(至18世纪早期英国几乎所有的大煤矿中都已在使用);而且表现在对煤日益增大的需求及由广泛的工业行业产生的对煤成本的负担能力。瓦格利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向无机经济的转换并未等待工业革命而是始于他称为“有机经济的高级阶段”亦即英国经济独一无二、迅速发展的17-18世纪。人们只要留意长江三角洲可资源利用的巨大煤矿资源直到19世纪晚期尚未得到认真的开发,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极彻底的理解。

    无 论如何,不管对瓦格利关于煤及其他的作用的观点作如何解释与评价,都很难看出它能够支持彭慕兰独特的关于美洲作用的论点。彭慕兰断言英格兰“利用源自矿物 能源而来的新世界的能力……要求各种新大陆资源的流入”。但他从未解释通过什么方式或为什么会是这样,更不用说提供证据了。事实上的确难以看出怎么可能会 是这样。

     

    5.人均GDP的上升

     

    最基本的事实是,17501850年间,英国经济成功地沿着17世纪较早时就开始 的途径前进,从根本上加大了其与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距离。当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在马尔萨斯式危机与生态危机中陷得越来越深、并且人口膨胀结束时,英国经济继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其人均GDP,尽管急剧加速的人口增长对其构成巨大的抵消因素。至1850年,人口已比1760年几乎高三倍,GDP则可能增长约1/3.

     

    6.相反的结果:生活标准问题

     

    考虑到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历程如此之长的时间内极为不同,如果他们在生活标准方面没有什么岐异,那结果就真的令人惊奇了。

    (消费的商品)

    彭慕兰其实作了许多努力,以明确或暗示的方式承认了英格兰生活水平较高,尽管他最后却断然予以否定。他同意英格兰对肉和奶制的消费高得多。毕竟,中国农业中几乎没有畜牧业,而这也反映在中国全为谷、豆的膳食结构中(在20世纪早期的长江三角洲,96%的卡路里摄入量来自非肉及非奶资源,表7)。彭慕兰也承认英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住房质量比长江三角洲或实际上全中国要好。他仿佛是要争辩说中国的水质量较好,但结果他的证据好像是日本及某种程度上的东南亚,根本不是中国或长江三角洲。

    彭慕兰的确号称在一系列他所谓的“日用奢侈品”如糖、茶、家具以及基本商品如布的消费上两地水平相当。但他的证据反驳他自己的观点。据彭慕兰自己承认,1750年英国人均消费的糖是同时代中国人的两三倍。到1800年,英国人均茶消费量已比1840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量多2/5,而到1840年英国人消费的茶比中国人多一倍。如果我们用何炳棣(1959)的1840年人口数字而非彭慕兰所引施坚雅的比何氏低15%的数字,比较之下英国人均茶消费量更大。事实是1800年英国人人均茶的消费比中国人在1980年代末还要大。茶与糖在18世纪的英格兰已完全不再是奢侈品。至于家具,彭慕兰承认荷兰在17世纪可能就有比中国1930年代还精致的家具,而英国大约在18世纪后半期就已超过荷兰的生活水准。

    至于布,彭慕兰提出英格兰的人均布产量与长江三角洲的人均布产量相当,并暗示这可能转化为相同的消费水平。然而,为了使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的人均消费水平相似,彭慕兰必须得出长江三角洲棉布总产达到3亿匹的结论,这一数字要比此问题上的权威学者徐新吾(1992)得出并被李伯重(1988)所采用的1亿匹的数量估算高两倍,而他们的估算已经比范金民所得出的数字7800万匹要多出2200万匹。

    按照彭慕兰所估计的数字,江南所有年龄介于10岁与50岁的妇女每年要纺织210天。但在松江、太仓、苏州北部之外棉纺织业并没有这样普及。即使是江南纺织中心,共棉纺织业也是迟至18世 纪末才达到如此繁荣的水平。彭慕兰自己对人均消费的估计甚至假设所有三角洲所产棉布都就地消费了,尽管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该地不得不大量输出布匹以换粮食维 持生计。彭慕兰承认,如果将棉布输出考虑进去,江南的消费水平将非常可能会比英格兰的消费水平低。而长江三角洲的棉布消费的确是低于英格兰。彭慕兰还大大 低估了长江三角洲用于种植粮食的耕地面积,因此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可以用于种棉花的耕地面积,困此也高估了可用于纺织的原棉数量。在水稻栽培面积的计算中, 彭慕兰未能将粮食生产中用于交租部分的土地考虑进去,而这一部分可能占水稻收成的20%25%;同时他的估算也未包括用于支付种子、肥料、牲畜等项的部分。总和起来, 地租和生产成本将使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有相当大的增加,并相应地降低他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棉布产量和消费的估测而使其更加低于英格兰的水平。

    最后,彭慕兰只选择了极少数的消费品进行比较。1770年英国的制造业经济为工农业中的消费者生产了各类繁多的商品——餐具、金属制品、陶瓷器、镜子、蜡烛、鞋、纽扣、带扣等,中国农民根本不可能得到相当数量的这类商品。虽然彭慕兰提出欧洲的消费激增直到19世纪中期还限于狭窄的领域,他不能也没有对16501800年的英格兰用同样的观点。工业革命前(16251725年间)的英国工资劳工与小农场主已经极为常规性地拥有桌子、壶、锅、白蜡器皿及隐患,以及较少常规地拥有书、钟、图画、梳妆镜、餐巾桌布、窗帘瓷器甚至银器。自耕农更经常拥有所有上述商品并且还加上图画、刀叉及喝茶之类热饮料所用的器具。到1800年,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物品的拥有在英格兰变得更加普遍,它们已深深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18世纪在烟草、肥皂、蜡烛、印花织品、烈酒、廉价布、纽扣、陶器、带扣、烛台、钉子、刀叉、帽子、手套、皮带、假发、鞋、衣服、锅、青铜与黄铜厨具、椅子、桌子与桌布、门把手及门环等方面消费兴旺。这一“消费革命”
    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提出的——是可自由支配开支的上升。而后者最终是建立在食品价格不断下降与实际工资持续上升的基础之上,这些又有赖于农业生产率的长期增长。

    2)预期寿命

    最后,彭慕兰被迫将其18世 纪长江三角洲与英格兰生活水平相当的论点几乎完全建立在平均寿命的基础上。他争辩说,英国在消费上超过长江三角洲的任何明显优势都只是在它真正能使英国人 “更健康、长寿和精力充沛”的情况下才能被接受为真正的优势。在彭慕兰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人的寿命跟英国人一样长。

    彭慕兰引用的研究显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安徽从39.6岁降到34.9岁,在东北是男子35.7岁与女子29岁,皇室成员则为40岁。但有必要对这其中的一些数字的意义作限定,因为它们只包括至少存活了6个月(满洲人口)或一年(皇族)的人口,因此无论如何,除了皇族外,作为其基础的人口记录是相当不完全的即没有包括那些夭折的婴孩。20世纪有关预期寿命的数据更为可靠,而所得出的数字明显较低。

    Barclay等人的研究(1976)发现在华南40%的婴幼儿在满5岁之前死亡50%的婴儿与儿童在满10岁前死亡,并且总出生人口中有55%以上在15岁之前死亡。1906年台湾更好的数据显示10岁以内的死亡率为40%。这些高婴幼孩死亡率转化为很低的预期寿命。Barclay等人(1976)对1929193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研究得出自出生算起的男性预期寿命为24.6岁,在华南为21.5岁,而当时长江三角洲的农民拥有比19世纪时更多的土地。就台湾来说,Barclay发现甚至在日本统治下11年后男性预期寿命在1906年它已经上升相当快,19091911年达到32.4岁、19211930年达到34.5岁。只有在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介入卫生与学校教育(如消除流行病、让大量的孩童登记入学)及持续经济增长(19101940年间总产增长三倍而同期人口只增一倍)的情况下,台湾的预期寿命才出现急剧的上升。当然,用这一时期的数字去说明18世纪的情况会有一些问题,但考虑到1920年台湾肯定较好并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很难想像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怎么可能会有相同或更高的预期寿命。

    总之,很难看出18世纪后期长江三角洲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能够大大高于30岁,而18001810年间英格兰自出生时计算的预期寿命是44.8岁。

     

    结论

    正如彭慕兰自己承认的,其关于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分岔的关键因素是英格兰有获得美洲土地与煤的途径。这一论点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直到1800年(前后半个世纪),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轨迹而且达到了或多或少相同的生产能力水平与生活标准。他说,“(一旦我们把二者分道扬镳的日期推回到1800年前后的一个世纪)它们(新大陆与煤)在恰当时机的出现解释了一个关键性的分分岔”。与些相对照,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在约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的发展道路已经把它们引向了根本不同的方向,结果是到了18世纪后期,按世界史标准衡量,英格兰已成为一个发达且相当富裕的经济,而长江三角洲则变得日益贫穷。我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美洲的贡献虽然明显很大,但它在防止英国经济免于彭慕兰所谓的“原始工业困境”及使其继续有活力的发展历程方面都不是根本原因。

    为了解释大致在16001850年间英国经济与长江三角洲的差别,我们参考了构成英国经济的非常不同的社会产权关系,不仅将它与长江三角洲相比,也与中世纪时代的英格兰及15001750/1800年 这一长时段中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相比。我们认为,在长江三角洲,就借在中世纪英格兰及前近代时期的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其经济所走的是一条马尔萨斯式道路,这 基本上是因为其命运由农业决定,而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有所有权的农民,以及通过对这些农民进行强迫榨取而得以各种方式自我再生产的统治阶级。所有这些经 济体的共同轨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平的长期下降,特别表现在实际工资下降的长期趋势上。在经济演化中它们之间各自有何不同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 题,这在我们的分析中被尖锐地提出来,但没有得到回答。相反,英格兰经济避免了所有这些经济的命运,因为在前近代时期它就不再由农民和领主占主导地位,而 是由直接生产者(明显在农业领域,也有非农业领域)来进行。这些直接生产者一方面是自由的且不受超经济强制剥削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完全与非市场性获取其 全部生存手段的途径分离——亦即他们不仅卷入且依赖于市场,因而受竞争机制的制约。结果,英国经济,为欧洲内惟一的——当然也与长江三角洲相反——在17世纪前期至1850年的长时段内获得了农业生产率与人均GDP的不断上升。可以肯定,必须作为未来对世界经济进化之比较研究出发点的“大分岔”,正应该是前近代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

     

    附录A  1750年前后的农业回报

     

       

    1.每亩的总回报

    估计每亩产大米22.5石。以每亩2.25石为清代平均产量。假设22.5%用于付地租,尚余1.75石。减去0.34石的生产成本后,余1.4石左右。(李文治所引官方资料表明生产2石的生产成本——去掉劳力与地租——是每亩0.3石,或总产的15%

    2.回报

    为计算水稻的日回报,我们假设投入18天劳动。由王业键的长江三角洲大米价格31年动态平均调整为11年动态平均,我们得到约17451755年间每石1.75两的价格。利用这一价格,一个男子耕作一亩水田,除去地租(收成的22.5%)与生产成本(单产的15%)之后,所挣日回报为0.035两左右。然而我们的11年动态平均更好地反映了约1750年的价格,它自1730年后上升相当快。)

     

       

     

    1.  每亩的总回报

    鉴于资料,计算小麦回报是困难的。一亩产1石小麦,而李伯重认为每石小麦生产成本是0.175石小麦。这样留下的总粮食回报在水田区0.82石左右。李文治给出小麦生产成本(不含排除劳力)约为总产量的20%,比李伯重的要高一些。用李文治的数字,我们得出的纯回报分别是水田区约0.8石。

    2.日回报

    因价格资料贫乏及一系列估计的劳动投入,计算小麦回报复杂。李伯重提出小麦价格平均是水稻价格的79%,用我们调整过的水稻价格,这将是约每石1.225两(1750年)。小麦中的劳动投入估计是713天。用李伯重的成本并采用黄宗智、张仲民与蓸幸穗的不同劳动投入数字,我们得到每天0.1440.078两,或平均0.111两。用李文治的成本,我们得到0.140.075两,或平均0.107两。

     

       

     

    1.每亩的总回报

    一亩产出约80斤未轧过的棉。未轧过的棉花每斤售得25文。总产出值2.22两,但22.5%交租,余下1.7两左右,生产成本至少占15%,余1.39两。(李提出生产成本与水稻相同,但种棉花的农民通过施用棉籽饼作为肥料而降低了相对水稻而言的劳动成本。他未能将种子转换为油饼的成本包括在内,该过程由小油坊在市镇里完成。)

    2.日回报

    一亩土地的纯产品是1.39两。花在棉花耕作上的时间是18天左右,每日回报为0.077两。

     

    附录B  1840年前后生活在8000人以上

    城市的中国人口比例

     

    长江三角洲的城市人口调整源自施坚雅对更大范围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估计。估计长江下游9.4%的人口住在人口超过2000的镇里——约500万人。调整为反映住在人口8000以上的城镇里的城市人口比例(500万估计人口中的77%),施坚雅长江下游城市人口的比例下降为7.5%。然而,施坚雅的长江下游比长江三角洲大得多,它包括某些完全未城市化的地区,于是反映的城市化水平可能比大长江三角洲地区实际水平要低。我们采用施坚雅长江下游地区生活在8000人口以上城市里的城市人口(385万)进行调整,如他定义的那样,我们将其当作分子,而将李伯重对1850年三角洲的人口(3600万)的估计作分母,我们得到长江三角洲生活在8000人口的大致比例——10.69%,四舍五入为11%。徐新吾与吴承明(1990)估计松江府的非农业人口是15%,全中国是5%

    全国城市人口的比例也由施坚雅的研究进行调整以反映生活在8000人口以上的城市口。施坚雅估计全国5.3%的人口生活在人口2000以上的城镇里。然而他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来调整全国人口以反映生活在8000以上城市的那部分城市人口。假定上述全国城市人口的77%生活在8000以上的大城市——就像在长江三角洲一样(记住长江三角洲1840年前后是中国城市人口最多的地区)——我们再次得出一个相当高的全国比率:4%的人口生活在8000以上的城市里。(有鉴于施坚雅数字的特性,不可能决定生活在10000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的规模——瓦格利英国城镇人口的规模——于是我们必须把中国城市定在较小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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