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有网友自发“组织学习”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有舆论鼓吹“迎接改革的去符号化时代”作为回应,主张意识形态脱敏,为改革的攻坚创造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甚至认为:改革逐渐“去符号化”了,特区也随之“去符号化”,这其实正是改革开放30年、特区建设30年的一大成功。笔者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从形式上讲“去符号化”是特定符号弱化,从本质上讲“去符号化”恰是“符号的多元化”。无论是老特区,还是将来的新特区(政治),既是“符号多元化”的结果,也是其成功的体现。中国未来的改革不是“去符号化”,而是政治符号的多元化,其背后是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这里讲的符号,即政治符号,包含非单一的、多元的价值观。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政治符号的功能和作用从来都是不断加强的,比如“中国人”,我们对这一符号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就是在不断加强。而如果作为一个特指概念,比如“阶级斗争”,则可能会逐渐衰弱,即“去符号化”。符号及符号化并不是一个完全贬义或者邪恶的概念,它曾给我们带来永远的伤害,但也给我们带来永久的骄傲与自豪。符号或者政治符号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从有形的天安门、长城,到无形的官职、荣誉称号等大家熟悉的东西,都是政治符号。但政治符号的作用却并不平常。政府执政和治理必须和民众进行沟通,这一过程就是政治传播,而政治传播的起点就是重大事件和理念的符号化。即用若干符号、概念来概括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同时将这些符号化了的事物纳入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体系之中,目的是让民众形成清晰、一致的认识和意识。谁掌握了制造政治符号的权力,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并在决策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
因此,符号、符号化以及制造符号的权力,其实是一组很难分开的概念。比如经济特区成立之前,我们国家的符号、符号化以及制造符号的权力,是完全单一化、等级化的。经济特区遭遇的种种非难,正是“符号单一化”力量与“符号多元化”力量持续较量和冲突造成的结果。经济特区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表面上是“去符号化”——去除符号的单一化,但实质正是“符号的多元化”,它背后是权力边界的重新划分,经济的权和利逐渐回到民众手中。
三十年后再从头,改革又到了一个坎上。舆论与民情对于改革“再出发”的呼声与期待越来越强烈。如今的深圳特区不再特别,似乎是因为“去符号化”或者“经济特区符号弱化”的缘故。但南方,特别是深圳特区的焦虑,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因为江浙超越了自己,而是对于自身利益的关注和不安全感。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江浙等地区的经济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已不在特区之下,同时其政治符号意义更在不断增强,这才让老特区有了深刻的危机感。但这也正好说明“符号的多元化”再一次发生了。
二次改革最容易发生的地方,不再是农村这样的薄弱环节,而是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享受到经济利益多元化好处的“先富”居民,对于政治符号多元化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他们对于利益的关注和对安全的焦虑,让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二次改革的“薄弱环节”。在深圳、江浙这样的发达地区,一旦形成政治符号多元化的民情,冲破利益集团的阻隔相对容易,变革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总的来讲,我们迎接的不是改革的“去符号化”时代,恰是“符号多元化”、权力主体多元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