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然警力、暴力维稳不太得民心,而所谓体制性创新、政策也未能见到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

      “维稳”并不是现在出现的一件新鲜事,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已经提出过维稳的口号了:“稳定压倒一切”。但是,“维稳”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则是近些年的事。不知何故也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已生活于所谓的“维稳时代”里了。

      “越维越不稳”的“怪圈”根在体制

      稳定是全体国民所共同拥护的,百姓不喜欢动乱,官员也不会喜欢。可是,对于如何求得“稳定”,想法恐怕各异,而对于“稳定”本身含义的理解也可 能有差别。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百姓希望的稳定,指的是“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而“官方所追求的 ‘稳’,却以无人闹事、最好无人上访为目标”。

      进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维稳”恐怕只是图一时之“平”,借用网络一个不是戏言的戏言是“危稳”,而没有从制度上建 构长久之“安”。事实上,某类或某些社会问题尽管政策措施不断推出,但是依然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甚至有恶化之趋势,那么,一定是制度性或机制方面存在问 题。

      解决维稳之难题有三策: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制度层面的维稳,中策是体制与政策层面的维稳,下策是警力或暴力层面的维稳。我们自然应取其上 策,用其中策,而勿用下策。可是我们地方政府许多做法显然并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目前采取的更多是下策,辅之以中策,鲜有上策之进展。否则就不会出现所谓 的“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制度层面的维稳?

      政策性维稳带来哪些弊端

      设立机构(包括机构本身的级别)、财政保障和加强社会管理等等均属于体制性或政策性的维稳范畴。这里重点说说机构之设立。目前,从中央到各省﹑ 市,再到县、乡镇和村,以及重要的事业单位和企业都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专门机构 并不说明它在进行制度性的建构。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制度建设,固然是一个组织架框,但是此架框本身仅仅属于工作机构而已,并没有落入到制度层面,至多在 体制层面上。

      为什么建立这些机构?面上的理由是为了领导,有效地解决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达到维稳之目标。但是,政府原本有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职责。这要我 们更深入地思考原本已经有制度的为什么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由此,要问的是,原有制度本身有哪些缺陷导致功能的失效或无效,以至于不得不另设立一个“维 稳办”这样的机构来担当维护社会秩序之责?同样值得更进一步思考的是,产生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严重矛盾冲突的几个主要领域,到底存在哪些制度性的缺陷, 以至于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灾区,成为“维稳”工作的重心?从已有各地的案例来看,导致社会严重矛盾冲突,重点集中于企业转制、土地征用、腐败等领域。征 地、拆迁、农民工拖欠工资、劳工权益等往往是造成社会冲突的主要起因,可是,这些问题是如何造成的?由谁造成的?为何久拖未解决而最终酿成“社会冲突”? 我想,人们更要检讨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政府部门的职能,哪些制度性的缺失以至于成为滋生社会不稳定、制造社会对立冲突的温床?

      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现代政府有三个基本职能:安全与秩序、公共物品和公共政策。安全的保障与秩序的维系本来就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之 一。所以,任何现代文明国家,政府自然就负担着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的责任,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机构本身天然地起着保护民众利益的责任,否则就是政府职能 失效。因此,原本不必在这些政府机构之外再建立维护社会稳定的“维稳办”、“维稳中心”、“综治办”。我想不少人不会想到 “安全与秩序”的维系居然成为中国政府目前最为突出的职能,而且要在正常的政府机构之外另建立机构以强化之。这样的结果恐怕会“破坏”现代政府各职能之间 平衡,使其失衡,影响其他功能的发挥和整体功能的显现。

     “维稳”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责任”还会影响中国国家(政府)重构之进程(重构 内容在于制度化、理性化),使中国政府重构脱出制度化建设之轨道。先是唯“GDP”的时代,一切为经济发展为核心,忽视了国家(政府)制度的建设,,现在 又是“维稳时代”,大有一切工作都围绕“维稳”这个中心之势。而“维稳基金”固然重要,“一票否决”和干部考核中的“零指标”固然厉害,构筑“大调解”网 络固然思路创新,可是,如果只是在体制、政策、办法上打转的话,那么,中国将没完没了地进入以围绕“XX工作”为重心的轨道上,而没有尽头。

      制度化才是走出“维稳”怪圈之良方

      这些政策、所谓的体制创新,并没有解决目前存在的四种主要制度性短缺或缺陷: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和民主参与监督机制。正是没 有在制度化层面上作出积极的努力,从根本上解决这几种制度性短缺问题,才会出现“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制度化,就是“用一套制度巩固和正当化新的原 则、利益和规则”(北京大学张静教授的界定)的过程。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指出过,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甚至也不在于政 治参与的程度,而在于是否达到了足够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制度化才是走出“维稳”怪圈之良方。

      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是许多社会不稳定事件的主导因素。而目前所谓的“维稳”,多半是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而短暂实现的。因此, 要打开心结,敞开心扉,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不要一说到利益表达,政府就如临大敌,更不应该将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由于社会的流动、单位制度的消退和城乡社区的重构诸因素,致使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以致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无法得以有效的协商。要打开心结,敞开心扉,不要一说到协商,政府就以为民众是来讨价还价的,是要挟,是敲诈。

      如果有了“稳定的生活”,如果有了“稳定的职业前景”,如果有了“稳定的收入”,如果有了“稳定的物价”,如果有了“稳定的晚年保障”,如果实 现了这些如果,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稳定而有序的,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尤为如此。因此,要打开心结,敞开心扉,不要一说到社会保障,一些地方政府就说财政上 的困难,僧多粥少,一脸无奈的苦相。

      公权力无限制、公权力的无限大是造成原本可以正常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维稳”问题的一个根子。拓展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监督机制、有效地落实公民的民 主权利是消除因公权力而滋生出来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之正确方向。因此,要打开心结,敞开心扉,政府要接纳民众的参与、欢迎社会的监督。

      既然警力、暴力维稳不太得民心,而所谓体制性创新、政策也未能见到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要解决维稳难题还得回到制度化层面来,这才是上策。

      当然,制度化还不是最终的版本,更根本的,恐怕是支撑着各项制度的价值准则,因此,在强调制度建构时人们得明了建构的准则问题。“维稳”的根本 就是维权,在于“维心”,即在于得民心。没有民心就没有根本的社会稳定,这样的“维稳”也只是暂时的。而民心就是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说到底“维稳”就是 要维持社会公平、张扬社会正义。因此,当我们从制度建构层面思考“维稳”工作时,当以社会正义为准则,此乃长治久安的根本。由此,我们应该大引特引温家宝 总理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 责任编辑:zfm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