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嬗变经历了一个个阵痛的过程。从传统文化中的臣民思想,渐变到了“革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阶段,又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孕 育了自治精神和自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培植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会影响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
关键词:农民;政治心理;村民自治;社会变迁
肇始于 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变迁。在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职业分化、农村社会 的流动、农村现代化、村庄自治等鲜明主题织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村庄社会的画卷。然而,作为表象的存在这些画卷无法客观地描绘出村庄主体的精神图景与心理变 动机制,特别是农民政治心理的嬗变过程。“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 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1]因此,要对农民的政治心理嬗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就必须对中国乡村民主进程有 一个全景式鸟瞰,才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因素在农民政治心理变化中的作用以及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会通。
一、“臣民意识”与政治生存伦理
农民政治心理是农民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在长期的各种形式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信仰与价值、政治制度与现象、政治行为与 生活的心理取向,是农民作出参与或不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的心理势能状态或者准备状态。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使农民在潜意识状态下形成了“臣民意识” 和低限度的政治生存伦理,它对于农民形成现代政治人格具有很强的抵触作用,因此,分析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心理就成为研究的前提和关键。
农民的传统政治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 4个方面:
第一,依附权威的政治心理由于农耕文明在中国存在的时间较长,农民对于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就像孟德拉斯所说的那样:“农民在内心深处坚信, 他的土地是独特的,因为他是惟一了解、爱恋和拥有它的人。认识、爱恋和占有,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即使在农业劳动者以理性的和经济的方式对待土地资本的时 候,他依然对土地保持着深厚的情感,在内心把土地和他的家庭以及职业视为一体,也就是把土地和他自己视为一体。”[2]这种生存理性使农民具有很强的政治 依附心理,他们习惯于被动地受人支配,而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这种依赖心理反映在社会现实中就是“清官”、“明君”思想和“长老统治”思 想。一方面,土地的碎片化耕作使农民处于一种分散的态势,缺乏政治主体意识。当农民在无力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时候,总是企盼有“明君”和“清官”的出现, 希望皇帝轻徭薄赋、清官为民请命。另一方面,“明君”和“清官”的人数毕竟有限,而农民对于宗族和家族等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联结的区域共同体的政治认 同要高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于是,作为传统礼俗执行者的族长的权力要强于家长,各房共同制定的“族规”的力量要强于家庭内部的权力。族长往往是由家族中具 有一定势力的、辈分较高的长者担任,所以又可称之为长老统治。实际上,长老统治是父权制向社会的一种延伸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俗和纲常关系导致了农 民个体在精神和行为上的萎缩,扼杀了社会发展前进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保守、封闭、内耗的政治态度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乡村社会网络,很容易使农民产生保守、封闭、内耗的政治态度。保守和封闭主要表现 在农民碰到自己熟悉的人如家人、族人、同乡的人或熟人时能够比较容易地表现自身,而对陌生人则表现出一种排斥和警觉。个体互动的保守性、封闭性在政治上就 表现为因循守旧、盲目排斥外来的、先进的政治文化;而且,它还会造成农民群体相互内耗,无法超脱日常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他们的人际关系表面上平和舒缓,实 际上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3]。相互内耗使农民关注于眼前的利益与利益争斗,使现代民主意识的培育缺乏土壤和有效机制,无法有效地组织农民去抗争。
第三,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理念在传统社会里,乡村与国家治理的理念是人治的理念,它主要体现在礼治和德治上。礼治,就是把调整社会等级、尊卑和 长幼有序的规范制度化,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谋求国家与民众的政治统一性。德治则是用儒家的伦理学说来规范人际关系、人伦关系,通过道德的内省与反思实现个人 的理想,从而维持政治社会的良性运转。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社会是“融国家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确为中国的事实” [4]。“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改造,是形著与社会礼俗,不形著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习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 (就是秩序)。”这种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导致理性政治组织的退化,产生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在乡村政 治事务的管理上就更多的表现为人情关系和无“讼”关系。 第四,低限度的政治生存伦理传统宗法社会里的农民奉行“缴了皇粮一身轻”的政治格言,对皇权的合法性基础具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政治倾向。只有在失去土地,社 会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的时期,农民才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挑战皇权。在起义的过程中,产生了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叛思想、钟相、杨幺的 “等贵贱、均贫富”的均平思想、“早早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免赋思想、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 饱暖”的政治大同理想。但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利用,被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农民的 政治反抗只是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
二、“革命意识”与群体本位心理
从 192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农民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传统农民 的政治心理开始发生变化,并具有了一些现代意识。中国共产党通过土改、农业经济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培育了中国农民强烈的“革 命意识”和群体本位心理。“革命意识”的主题就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要用暴力手段,采取“零和”博弈的方法,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 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被视为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 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901王琪瑛:自治与变迁: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历史图像与反思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 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5]。与“革命意识”相对应的就是群体本位心理,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每一个个体却没有独立的政治人格。“革命意识”和 群体本位心理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土改中的政治认同、经济合作化运动中的政治信任、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狂热和政治怀疑。
第一,土地改革时期的政治认同土地改革是共产党人实现其“耕者有其田”政治理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土地改革,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在农村很快地 建立了起来,也为党的政策在农村顺利地贯彻奠定了基础。“千载难逢的土改,是农村的暴风骤雨,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它使饥肠辘辘的贫苦农民 分到了土地————自此,衣衫褴褛的农民从心理认定,跟着共产党走就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共产党在贫苦农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党无论采取怎样的步骤引导 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开始往往都是一呼百应。”[6]这一时期,农民对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同时也要看到,土地改革在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农民要求绝对平均的倾向。通过对阶级成分的划分,作为剥削阶级的地主失去了作为群体和个体的原有人格特征。
第二,农业合作化初期到中期的政治信任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为了迅速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在农村开始施行农业合作化运 动,从互助组很快地过渡到了较大的经济合作组织。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党和政府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确是一种积极和进步的选择,反映了广大农民特别是许多 贫苦农民的愿望与要求,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农民对国家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进一步增强。
第三,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狂热和政治怀疑到人民公社时期,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重新回归集体。在“命令经济”的条件下,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难以生 成,农民政治心理现代化的进程受到阻滞。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组织,控制了农村几乎全部的资源。在超强的政治与行政手段的控制下,集体的活动空间成为农民个 人的全部活动空间。农民的政治热情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高潮,出现了对政治领袖人物的狂热的盲目崇拜。 但是,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违背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到了人民公社后期,农民感受到了自身生存的困难,开始对体制产生了某种政治怀疑。对此,农民采取发泄不 满的方式,就是减少他们投入集体生产的劳动数量。所谓“下地一大片,回家一条线,做活互相看,争分轰轰乱”,“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 逵说苦,争工分武松打虎”[7],“喊破了嗓子砸碎了钟,社员就是不出工”[8],以及“一队的钟,二队的哨;三队的铁轨,四队的号;五队的队长满街跑, 六队的干部挨门叫;一天到晚挺热闹,就是社员喊不到”[9]等民间谚语,就是这种发泄方式的写照。但是这种消极的发泄与表达,并没有使自己获得心理上的真 正解脱,农民积极的政治心理最终演变为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心理。
三、“民主意识”与现代政治理性
改革开放后,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国家权力收缩,在农村产生了许多“真空地带”,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农村自发地形 成了一些自治性的组织,用以管理农村的公共事务。在此背景下, 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 务。村民自治组织对于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自主意识和现代性人格,对于构建新型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村民自治的发展,中国农民的政 治心理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第一,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有效的民主制度依赖于个人在地方上参与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发展出控制政治事务的某种意识”[10]。市 场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改变了农民以往单纯依靠权威的依附心理,农民开始主动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他们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主要表现在村委会 选举和村庄事务的管理上。在村委会的选举上,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农民的参与已不再是过去的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或惧于某种权威的被动型参与,而是平等政 治主体之间的一种对话。在村庄事务的管理上,也表现出了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的发展。
第二,政治民主意识不断提高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农民现有的文化知识还不足以产生现代民主,但是村庄已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和自治实践足以为 他们提供培育民主意识的土壤。普通农民可能不会了解到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规划,可他对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部知识是理解的。同时,村民自治所赖以存在的土壤 还是过去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它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通过村民自治,农民培育了自己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技能,隶属意识和依附心理开始被 打破。同时,国家从立法上对村民自治权利的确认和规定,使农民的民主意识有了法律保障。农民由传统的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的个体,成长为具有民主意 识的公民。
第三,法治意识不断强化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传统农村社会重人治轻法治。随着社会变迁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农民的法治意识不断强化。从立 法意识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表现了法律内容本身对村民主体自由和自主精神的尊重,它充分反映了社会的民主取向和村民的自治精神、村民的个体权利。 农民根据法律可以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使农民在享受立法和决策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感,提高了法律意识。当然,也有部分农民为了维 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采取了极端的方式,通过非法的集体行动来抗击非法的执法行为。但这并不妨碍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开始诉诸法律、走上法庭。而且,农民也不 乏运用法律手段争取和维护权益的合法行为:如上访、写匿名信、游行等等。这些行为表明,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过程中,法治意识开始具备并逐步得以强化 [11]。
四、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反思
(一)培育农民的民主理念需要一个过程现代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精神。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政治 发展历程与西方式民主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村民自治一般被理解为国家的一项德政,这就决定了农村缺乏形成民主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和土壤。实际上,中 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民主选举在潜意识中仍然保留着对过去政治形态的某种依恋,所以,培养乡村民主理念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执政者层面来看,要为村庄民主进程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示范。尽管村民自治已经有 20多年的历程,但是相当多的村庄自治推行的速度较为缓慢。村民自治能否进展得顺利,最重要的因素还在于政府的推动。只有执政者把自己对民主的理解、认 识、价值判断和心理倾向注入到农村政策的实践中去,形成对整个农村社会的示范作用,才能逐步培养起农民的民主精神。另一方面,从农民的层面来看,农民要有 意识的培养自己的民主意识。农民只有从心理上认识到通过民主和平等的政治对话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才会自觉运用现代政治理性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二)发展乡村自治文化需要创新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分析公民文化时认为,“第一,公民文化出现于西方,它是政治发展的渐进结果———相对地 和平与自由。第二,它在融合中发展:新的态度模式没有取代旧的模式,而是与它们融合起来。这种历史发展的模式有利于公民文化的形成,其道理是明显的。它是 中和的政治文化,它有政治问题的意识,但这些问题对普通人而言不是最突出的;它有政治参与,但参与不是很强烈的”[11]588 - 589。中国乡村的自治不是内生的,而是在外部力量的强干扰下形成的。因此,自治文化缺乏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要发展乡村自治文化就必须在传统与现代政治 文化会通的基础上实现创新。11吸收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以往研究农民传统政治心理的成果,都集中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上,如叶笑云对“农民双重政 治心理”的解读,郭玉兰的“十大文化心理研究”等[12]。但是,“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采取不摧毁传统的方式下实现。传统的调整、持续与建构可以整合在同 一过程之中。破坏传统不仅未必意味着现代化的必然实现,相反却可能导致价值体系的解构和文化认同的失落,损害到现代化秩序建构过程本身”[13]。既然农 民对待传统政治文化的态度将会影响现代政治心理的生长速度,所以应该吸收儒家的民本思想、礼治思想、求治思想以及伦理教化思想。通过法治和德治两种途径来 重塑中国农民的现代政治品格。21借鉴现代西方政治自治的精神虽然西方国家的乡镇自治制度是西方国家在自治过程中形成的,但其所培育的自治精神和理念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必须避111王琪瑛:自治与变迁:农民政治心理嬗变的历史图像与反思免“虚无主义”和“拜物教”两种倾向。“虚无主 义”倾向对西方的自治制度持盲目排斥的态度,认为自我的或本土的是最好的,最终导致闭目塞听,不利于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拜物教”倾向则放弃本国既 有的政治文化资源,完全接受西方现行的一些政治制度实践,最终导致丧失自我。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冷漠或政治狂热都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三)农民现代政治心理的形成需要力量整合中国农民现代政治理性的形成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能脱离其他要素而孤立地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 看,应当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为农民政治心理的现代转变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应当进一步扩大 农村基层民主,提高农民自我组织的能力,真正实现“乡政村治”;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应当加强农村社区的建设,以农村社会的制度创新为契机,重构国家与农 民的现代契约关系;从文化角度来看,应当加强农民的民主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鼓励和支持农民通过法律去维护自身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可尔斯1人的现代化[M ]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1
[2]H·孟德拉斯1农民的终结[M ]1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541
[3]周晓虹1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以来的嬗变[M ]1上海:三联书店, 1998: 751
[4]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1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 ]1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251
[5]戴玉琴1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基础[M ]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341
[6]高化民1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M ]1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出版社, 1999: 31
[7]凌志军1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M ]1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48 – 491
[8]吴思1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M ]1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3: 661
[9]陈大斌1兰考板话[ G] / /穆青等1激变的农村,新华出版社, 1983: 2551
[10]阿尔蒙德,西维尼〓维巴1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 ]1成都:马殿君、阎江华,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2031
[11]吕普生1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与基层民主制度的推进[J ]1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4): 511
[12]王志强1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J ]1中国农村观察,2004(4) : 64 – 651
[13]刘军宁1共和民主宪政[J ]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