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趋向正向评价;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与国家政策存在较大差距,农民更希望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并希望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政策;有近一半的农民表示赞同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新政策;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极探求非农就业途径、并且每年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就业的背景下,农民仍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通过借助场域与惯习的概念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进行深度分析可知,正是乡村场域和乡村惯习共同塑造了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认知。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民认知;乡村场域;乡村惯习

         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土地制度改革被再次强调,如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从而引起学术界对土地制度改革新一轮的研究热潮。学者们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展开的,缺少对微观层面的研究,尤其是从农民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知和行为视角来揭示其内在的微观机理。[1](p24)可以说作为农村土地制度主要实践主体的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尤其是其中核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及党关于农村最新政策的认知,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和调查方法
       
    (一)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借助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与惯习概念进 行讨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我们可以将场域设想为一个运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场域的效果得以发 挥;而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维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2](p133-139)惯 习是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 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而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但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 中。[2](p171)对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第二,惯习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三,惯习还包括了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与现实世界的分离,因为个人知识有一种对现实世界重构的力量。[3](p148-149)
        
    (二)调查方法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以处于河北省西南部丘陵地区的 T 镇为个案,T镇共辖18 个行政村,总人口1.5 万,面积43 平方公里,是北方典型的丘陵地形,辖区内各村的自然条件差别不大。镇乡镇经济发展落后,个体私营经济有部分发展,近年来,石材加工业、养殖业等有所发展。当地耕地主要分水浇地和旱地,水浇地较少,旱地居主体。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北方丘陵地区的代表性。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调查单位为农民,每户只选取主事农民一人进行调查。研究采用多段抽样的方式进行抽样,首先从调查乡镇随机抽取个样本行政村,然后再在每一个行政村抽取30 个样本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50 份。调查利用2008 年寒假完成,调查结束后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运用SPSS16.0 软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47 份,有效回收率为98.0%。样本中男性占77.6%,女性占22.4%。样本年龄均值为40.63岁,文化程度以初中水平为主,占55.8%,男女两性文化程度差异不显著。样本所在家庭去年年收入高于11000 元的占50.3%,样本家庭人口数均值为 4.55 人,劳动力均值为2.82人,从事土地劳作的人平均每户2.13 人,样本所在家庭平均耕地亩数为7.452 亩,人均耕地为1.6893 亩。
        
    二、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
        
    (一)农民对当前土地承包制的评价。
        
    学术界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评价莫衷一是,笔者就农民对土地承包制的评价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趋向正向评价,有70.7%的农民对当前的土地承包制持正向肯定评价,他们认为当前的土地承包制还可以,有19.7%的人认为不太好,还有9.5%的人认为很不好。在占样本29.3%的给予土地承包制否定评价的农民中,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人口变动,有的家庭人多地少,有的家庭地多人少,这不公平的占69.6%;二是土地太零碎,太分散,不便于统一规模经营的占50.0%。选择土地好坏不均匀的占15.2%,选择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没有决定权的占8.7%
        
    (二)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
         1.
    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也就是私有是长久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观点。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知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归属存在较大差距,农民认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的占49.7%,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占9.5%,属于个人所有的占32.0%,不清楚的占8.8%
        2.
    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归属意愿。笔者参照项继权等的研究设计了问题:如果法律政策允许,你希望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4](p10)调查显示,农民土地私有的意愿较强,有72.8%的人希望农村土 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希望国家所有的占19.7%,而希望村集体所有的只有7.5%。此处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总和占的比例只有27.2%
         3.
    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模式的选择。本研究依照徐美银、钱忠好的分类设计了调查题目。[5](p46)在问及农民最同意哪种农村土地改革模式时,选择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占37.4%,选择国家所有,农民永佃的占7.5%,而选择农村土地的完全私有化的却占到了55.1%
        
    (三)农民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态度。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表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笔者的调查显示,农民对于此项政策非常了解的占14.3%只听说过,具体不清楚 ”的占44.2%,回答不了解的占41.5%,就是说有近六成(58.5%)的农民知道这一新政策。在对农民解释了这一政策的内涵后,笔者还进一步询问了农民对这一新政策的态度。调查显示,非常赞同的占33.3%比较赞成的占13.6%无所谓的占23.1%比较不赞同的占20.4%非常不赞同的占9.5%。也就是说赞同的占46.9%,不赞成的占29.9%,赞同的近五成,反对的约三成。笔者于是询问了选择不赞同的理由,因为时间久了人口变动很大,会出现有的家庭人多地少,有的家庭地多人少,不公平的占93.2%,这与认为当前土地承包政策不太还很不好的人的理由相似。
        
    (四)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意愿。
         “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 个比喻经常被一些研究土地的学者所使用,这句话十分精简凝练地道出了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极 探求非农就业途径,并且每年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就业的背景下,农民是否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土地呢?笔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69.4%的人选择不愿意,只有16.3%的人选择愿意,还有14.3%的人选择无所谓。当进一步询问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的理由时,发现粮食一旦紧张,有钱难买的占 53.0%非农工作不稳,留退路的占43.0%种地有利可图的占26.0%自己只会种地,不会其他活的占23.0%放弃土地得不到补偿的占16.0%土地将来可能会增值的占13.0%不要白不要的占11.0%,选择其他的占2.0%。农民还会回答说:没有地吃什么啊?”“没有地喝西北风啊!可见农村土地仍然是农民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保障所在。
        
    三、乡村场域与乡村惯习下的农民认知
       
    (一)乡村场域下的农民认知。
        
    乡村场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空间,它不是单纯的客观社会结 构,而是由在关系网络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空间和力量场,是各种力量为争夺资源展开互动与博弈的行动框架;乡村场域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城乡二元 区隔分治模式下的资源配置规则、博弈环境与策略方式,农民是
    乡村场域中主要的行动主体。[6](p32)
         1.
    乡村的区域经济地理特征是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基础条件。
        
    土地状况显然是影响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基础因素。农民对土地承包制的评价、对土地所有权的认知、对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态度、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意愿等都源于土地,土地是研究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逻辑起点。镇 地处丘陵地区,地势起伏不平,岭地坡地和地势较低且相对平坦的沟地相间分布。地势较高的岭地坡地,坡度较大且土质较差,不容易种植需水较多的粮食作物,主 要种植花生等产量较低的旱作物,而水浇地则不同,地势较低且相对平坦,但所占比例较小。相比岭地坡地而言水浇地土壤沙质成分较低,每年施肥较多,肥力充 足,还可以引水灌溉,因此可以种植需水量和需肥量较多,产量较高的小麦和玉米。农民的粮食作物主要靠水浇地种植,而旱地或者种植经济作物,或者种植非重要 粮食作物。可以说水浇地是农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但是水浇地在华北丘陵地区却十分稀缺,农民期望获得较多的水浇地。这种地势状况和水浇地的稀缺影响了土地的 分配,进而影响了农民的认知。其次,人口数量是与土地面积高度关联的变量,当地人均耕地较少,调查样本人均耕地面积1.69 亩,考虑到当地水浇地和旱地的比例,人均水浇地面积将可能不足 0.5 亩,人多地少的矛盾较突出,而人口又存在不同家庭不均衡的波动,这一点与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相结合,就会造成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变动,进而影响农民的认知,尤其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的认知。
         2.
    乡村视域的制度变迁是农民认知变迁的本源动力。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制度对于乡村场域的建构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乡村关系主要是由制度型塑的,亦即制度是乡村场域变迁的本源动力,[7](p43) 当 然也是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变迁的本源动力。土地制度是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和关键性制度,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一直受到乡村场域 中的主体农民的高度关注。在土地制度变迁时,农民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变化。土改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实现了农民获得土 地的愿望。但不久后便实行合作组、初级社,最后又实行了高级社,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剥离,收归集体,成为土地的集体所有,或者说归国家所有(人民公社政社合 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家的政权组织)。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个人所有,转而成为集体所有。农民集体劳动,吃大锅饭,俨然是集体的印象,再加上当时乡村 场域的政治争斗,农民几乎不敢有土地私有的观念,于是他们几乎认可土地承包到户之前的土地所有权是集体所有的。在人民公社时期,当农民离开自己所属的集体 (生产队或大队)而面对其他的集体时,就对自己集体的土地有一种归属感,在同一个生产队或者大队内部的农民社员,有土地是公家的集体的或者生产队的观念,[8](p125)他 们所处的就是一个集体意识形态下的乡村场域,农民认为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当家庭承包经营开始实施,土地包产到户,一些农民便开始有土地私有的错觉,他 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升高,他们于是认为土地承包制度明显优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制度,他们普遍倾向于正向评价当前的土地制度,如他们认为当前 土地承包制度还可以的有七成之多。
        
    但是大部分村民知道,在分产到户之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绝不可能是自己的,不过他们也同样否认属于集体,他们记忆中的集体是大集体时代的集体,目前的农村社会显然已经不同于大集体时代了,乡村场域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在此时农民要交皇粮国税,既然农民种地要交税,那么收税的主体———国 家理所当然就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于是农民将土地的所有权建构为国家所有,而具体国家的指向,农民或许并不清楚。这里只是一个虚幻的或者抽象化的国家所 有,但是他们的一个朴素观念是:土地不是自己的。他们并不是特别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所以可能并不知道耕地归农村集体所有的规定,正如笔者调查中有近一 半的人认为土地是国家所有的。
       
    目前的乡村场域是市场化的乡村场域,市场经济替换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中国的经济制度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明白小规模种粮已经不能致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为了家庭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他们或者外出打工,或者经营厂矿,或者从事商业、副业,正如我们调查所见,有62.6%的 农民家庭已经不是主要靠种地获得主要收入。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没有了土地赋税负担,更促使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致富之路,农民已经是完全的市场化的个 体,而不是当年大集体时代的一员,乡村场域在巨变,加之我国数千年来所造成的小农意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沉沦后重新崛起,农民的认知发生了转化。农民已经敢 于想象和憧憬土地的私有化,敢于肯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于是很多农民希望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希望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制的改革路径。
        
    (二)乡村惯习下的农民认知。
        
    乡村惯习作为活跃于乡村场域的主要行动主体———农民的一种稳定性的主观性性情系统和心智结构,具有某种结构上的亲和,它以农民的身体作为寓所,成为一种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是农民个人与集体行为遵循的规则(包括潜规则);具体说来,乡村惯习的印记主要体现在乡村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6](p33)
         1.“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普遍认知。
        
    长期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不一般的,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务农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摆脱贫困地位和抵御生活风险的最后依托。[9](p6)费孝通就曾在《乡土中国》中深入剖析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10](p5-9)洪名勇等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农地重要性的调查显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命题有96.45%的人认为完全正确,可见当地农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11](p36)而 笔者调查的地区经济也并不发达,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在笔者调查中发现,农民十分重视土地,即使有很高的非农收入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他们认为有 了土地如果将来非农工作不稳或者外出打工赔钱,自己还可以回乡种地,土地成为了农民的保障所在。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就始终与土地打交道,他们视土地为自己 的生命,是衣食之源,这已经成为千百年来的乡村惯习,所以在调查时农民会直接回答不放弃土地,正如笔者调查显示的有七成农民不愿放弃土地。而且他们土地私 有化的期望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农民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的观念,在目前农村土地不能私有化的状态下,他们大多比较倾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化,进而对当前的土地承包制度持正向态度,他们也更加赞同保持土地承包权基础上的土地流转,甚至他们近年来土地流转的方式也主要是互换,而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
          2.
    农民的公平观念成为评价土地制度的起点。在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影响深广,并成为中国古代和近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口号、旗帜和合理性根据。在现代中国,平均主义思想和观念仍根深蒂固。平均主义的社会思潮长期存在的社会根源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生产方式是平均主义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平均主义长期存在的体制根源。[12](p89)一大二公为追求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不仅曾经使中国农民一哄而起、高潮迭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还整整维持了20 余年。对这场运动加以深入分析考察,它实际却是一场以平均主义全面改造中国农民的运动。[13](p4)平均主义被农村集体化运动强化以后,农民土地的平均分配意识更加强烈,于是在分配土地时基本上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在土地分配之始为了实现公平,很多地方会经常调整土地。而近些年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农村家庭承包制度长期稳定,并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禁止承包期内发包方收回和调整农民的承包地,但从项继权等的调查看,二轮承包以来绝大多数地方进行过土地调整,有的地方甚至一年一调整,三年大调整[4](p9)张 红宇认为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形式,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不断进行土地调整以适应社区家庭人口变化的制度安排。土地调整产生于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家庭 经营制度的内在规定。既然土地集体所有,就决定了在社区范围内人人都有份,加上土地在绝大多数地方是按人均分、又是家庭经营,而社区人口是一个变数、家庭 人口也始终是个变数,两个变数对应社区一般不变的土地资源总量。为了确保人人公平占有土地,人人公平经营土地,由此决定了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经常处于调整 变动状态。[14](p78)农民自古有之并被建国以来长期的集体化所强化的公平意识将成为农民对土地政策评价的依据,而公平的评价标准就是家庭人均土地的多少。
         3.
    农村中分家析产习俗触动了农民的公平意识。分家是农村中子 辈男性较多的家庭不可避免的话题。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时讨论过分家对经营式家庭农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初,经营式农场很少能够连续数代维 持富户地位,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分家。一次分家析产,经营式农场主便会降为富农或中农。[15](p78)这 里的分家析产是以家庭中兄弟数量以及长幼排位为标准的,而不包括子辈女性。虽然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使一个家庭中兄弟数量减少,但目前农村中二十岁到三十岁 之间的青年兄弟数量仍然是比较多的,因此,目前分家析产对家庭仍然会产生影响。分家必然要分地。我们知道农村在土地大调整时,每个村的土地根据肥瘦、距离 家庭远近等分为不同的类别,每个家庭将分配到不同类别土地,这样可以实现公平的原则。而在分家时,原来家庭的土地也将依照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的远近等 标准被分成多个部分,分开的每个子家庭将分到不同类别的土地,这样就导致了每个子家庭土地面积成倍减少和土地更加琐碎,而当这些子辈家庭出现人口增殖时, 人均土地面积将会进一步下降。可以说农村中分家析产的传统,对子辈男性较多的家庭来说,土地面积将逐步减小,地块分布也将逐渐琐碎化。子辈男性的多少影响 土地的家庭内部分配,进而影响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增减,于是农民对土地政策产生不同的评价。
          4.
    农村中的婚嫁习俗也是影响农民认知的重要因素。农村中的 婚嫁习俗一方面影响到男女两性在农村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影响到男女双方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增减。农村中通婚圈不会太大,但是农村女性一般都会嫁 到外村,所以女性出嫁后就会出现生活地域从夫居、生产关系从夫家的情况,女性告别自己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村庄,而入住一个陌生的村庄,她们在夫家的人际关系 是依附于夫家的,因此也就失去了在家庭中以及新的村庄中的地位,农村女性处于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相对边缘地位,女性所处的地位便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她们的认知。她们缺少村庄分配土地清晰的记忆,她们的认知比男性更加偏离实际以及政策的规定。同时农村中从夫居的婚嫁习俗将导致女方家庭人口的减少和男 方家庭人口的增加,造成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增减。农村女性在出嫁以后并不会带走自己的土地,土地承包权实质上被其他家庭成员所剥夺,这种情况下,女方家庭 就会出现人均土地面积上升的情况。与女性不同,农村大部分的青年男性仍然将生活在本村中,并在本村成家立业,他们在达到法定婚龄甚至没有达到法定婚龄时就 会结婚。不过,男性结婚与女性结婚对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影响是相反的,男性结婚后,妻子并没有携带自己所在村庄的土地到来,而只是纯粹的人口增加,男性娶 妻后将导致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削减。这些将导致男女两方家庭成员对土地政策不同的评价。
         
    可以说,正是在乡村场域与乡村惯习的双重影响下才形成了上文所描述的农民对土地承包制度复杂的认知(见图1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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