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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社会主义和改革时代的乡村中国:一个微观史,1948-2008

    李怀印著,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作者: 保利娜基廷 (Pauline Keating)

     

         在一个层面上, 李怀印的《社会主义和改革时代的乡村中国》可以理解为描述位于江苏省中央地带一个前沼泽地的不被注意的乡村的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远不止于此。李怀印介绍了作为他的出生地的秦村故事,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进程和模式的缩影。他对一个不起眼乡村的“微观史”的记录始终是一个中国在毛时代和改革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的充满说服力的分析。

     

     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密切追踪自1948年以来的六十年在党-国与农村社会关系之间的至关重要的连续性,并表明改革时代的成就很大部分取决于在集体化时期奠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李认为,毛时代农村发展的主要阻碍不在于集体主义本身,而是国家过度征收农业产品,为了治水对于农村劳力的大规模征用(这方面的代价由生产队来承担),以及国家对移民和非集体经济活动的严格限制。改革时代中国农村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可观的减税,和最终废除农业税,对移民运动放宽限制以及村民随之扩大的就业机会(第349页)。

     

      李在一些重要方面挑战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乡村政治的“传统看法”。比如,他突出显示在决定政策的重要成果方面不低于国家正式机构的那些“次机制”(即“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工作规范,集体意识,身份”等等)(第3页)。由此,他发现与以往研究中国农民在******************统治下的表现的结论不同的是,秦村村民在政府政策的形成中有更多的发言权。李显示了村民如何“在集体制的形成时期起到了塑造党的土地政策的关键作用”(页79-80),描述了到1957年止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是如何 “(互相)妥协”。公社化和大跃进肯定深化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大跃进的灾难和农民对极端集体化的反抗迫使国家恢复许多50年代中期较温和的做法,包括恢复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容忍一些独立的家庭耕种。支撑农民怠工,不服从,反抗和抗议的常态因素是李在他的研究中一直作为重点给以关注的那些“正式结构的次社会基础”;他认为,农民的行为是“一个从上往下施加的正式机制和 在嵌入在农村社区的非正式机制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第8页),并且,农民的行为极大地促进党的政策的制定过程。

     

         这并不意味着党统治下的农民坚持故旧,抗拒改变。李指出自1949年以来两个重大社会变革:首先,村民的古老的“基于传统正义观念的反抗”的抗议战策略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一个“基于合法权利观念的抵抗”取代;第二,农村社区,在改革时代更少地由国家中心来管理,而正在发展自治能力。这两个进程是都是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由农民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中多次呼吁要“监督”他们地方领导人中政治意识得以提高的产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精英”村民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有权利抗议渎职干部,特别是当他们的抗议活动是用党的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的时候,他们发现,这种“合乎法理的”(rightful)抗议比传统道德的“义”(即对于生存权利的要求)更有力。李承认,在50年代中期对集体化的普遍反抗中,基于“义”和“合法权利“的反抗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然而,在改革年代,对 “权利”的认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党-国也需要村民在打击干部腐败和犯罪行为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他指出,基于合法权利意识的抵抗现在很普遍。

     

    另一方面,目前任何 从“被统治”到“(自我)治理”的 进步都刚起步,而不是显而易见的。李承认,从上到下的管理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国家习惯用强加它的意志给社会”,秦村民觉得“在一个全能国家的状态生活半世纪后,很难培养自治的精神和能力 “(第333页)。即便如此,他说,要使日益私有化的 乡镇企业生存和繁荣,村民的积极性是必需的;这点出国家和社会合作关系的必要性,在其中“自我激励的村民与国家卓有成效[互动]以推进集体以及个人利益“(第334页)。这种需要,加上农村青年要奋斗“以改变他们从屈辱的农民身份到公民身份”,提供了一些对村民自治发展持乐观态度的原因(第314页)。

     

    但是,李也指出,比以往任何一代更高学历的大多数农村青年,没有在乡村中看到他们的未来(第313页)。青年外流对村民自治和一般乡村社区带来什么后果?该书的结论思考了关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前景,但没有考虑城市化和农村向城市迁移带来的农村社区的碎片化如何可能影响这些前景。对环境问题也很少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绿色革命”被作为对农民家庭的解放而赞扬,化肥,农药和机器引入带来了“土地生产率的显着增长”(第257页),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农民需要投资在农场工作的时间,在改革提供了可能性后,腾出更多的时间致力于具盈利前景的企业工作。环境的“发展成本”,包括水的污染和癌症发病率上升,在第11章在短短两段总结(第288-89)。但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疏漏应该被判定为是很小的;李的研究涵盖了在江苏中部的秦村从毛到胡的历史阶段一切相关课题,对它所遗漏探讨的抱怨是只不过是吹毛求疵。

     

    有些人可能会想质疑作者的公正性。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他的父亲担任村,队和大队会计,最后在他退休前担任大队队长。几个章节的大部分地区借鉴与他的父亲和其他村民的访谈 。他说:“在很多夏天的夜晚当我访问他们时,谁也不把我当作外人”(页15)。他和他们的亲密关系很可能抑制了李告诉我们他们所有的秘密。但另一方面,他享有的通过家庭和朋友接触地方材料,特别是村,队和大队的财务数据,和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秦村的成长经验,代表了一种在这一领域只有少数学者能够匹配的资源,这比任何都足以补偿李在对他亲近的人的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偏颇”。

     

    该书是无可挑剔的学术水平的成果,一个严谨的档案研究和广泛的实地调查相结合的产物。李怀印的第一手资料和人脉关系,使他能够探讨一个乡村社区的“非正式的,往往是看不见的结构”,他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那些“次机制”在作为人民共和国中过去六十年的一个中国乡村的缩影的秦村 中党和农民关系的方向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李怀印著:《社会主义和改革时代的乡村中国:一个微观史》1948-2008

    (原文载《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20107月号)

    本文作者:保利娜基廷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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