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五年八号台风带来特大暴雨,河南淮河支流的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溃坝,造成重大水灾;这个事情精英们津津乐道,不遗余力地进行爆炒,并作为共产党决策错误对民众犯有罪行的证据。 “ 淠史杭灌区 ” 是新中国第一大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00万亩,也处在淮河领域,灌区从1958年开始动工,到七十年代前期才逐步完成,使得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改变了该地在解放前 “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 ” 的状况。水利工程不只是有 “ 七五八 ” ,还有 “ 淠史杭 ” ,在水利工程带来的损失之外,更大量的是效益, “ 七五八 ” 仅仅是小概率的意外事故,而 “ 淠史杭 ” 则是大概率事件是灌溉效益。但是经过精英们的生花妙笔和渲染,人们只知道 “ 七五八 ” ,完全不知道 “ 淠史杭 ” 。 

    对于大型水利工程而言,既有巨大的收益,也存在着各种成本,包括建设成本、移民的付出,在运行过程中间的维护成本,还包括一种机会成本:风险。只要回归到常识,我们都知道,不存在如何没有成本和代价的收益,反之,追求收益就无法完全避免成本,这本是没有疑问的事情。但是在最近20多年来,咱们的精英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创造了一种追究 “ 成本 ” 的大批判手法,这个手法不公开说 “ 任何收益都不应该付出成本 ” ,如果这样说就直接与人们的常识相对立了,他们的大批判工作就要破产,精英们的 “ 高明之处 ” 是把收益放在一边弃之不顾,专门突出各种 “ 成本 ” 来进行大批判工作,为了追求大批判效果,就特别有必要调动人们的同情心,比如大肆渲染各种意外事故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就是一个最常用的手法。 

    毛泽东时代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巨大,为了把这个成就抹黑,精英们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工作。主要的手法就是把各种水利成本列举出来,进行抨击,最常用来支持大批判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的成本:水库淹没损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移民问题,洪水威胁在水库上下游之间的部分转移,意外事故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等三个方面。七五八溃坝事件,是新中国损失最大的一次事件,这是精英们特别乐于提起的;黄河三门峡水库,在全国水库中间最突出地影响了上游的河道淤积和防洪,也是精英们喜欢引用的案例;三门峡移民解决得最不理想,一些移民生活水平下降,也是精英们 “ 同情心 ” 最集中的事件。非常有意思的是,精英们只喜欢说共产党或者某某高官错误,但是从来不提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或者引导人们去设想虚假的出路,这些出路通常都指向 “ 无成本的收益 ” ,换言之,精英们只是乐于向人们推销一个这样的印象:共产党毛泽东从来就没有为老百姓干过什么好事,即便是农田水利建设这样的事情,也是纰漏一大堆。 

    1975年8月上旬在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丘陵地区普降特大暴雨,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集水区到方城一带,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上游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洲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凌晨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库内1.2亿立方米的水量以2.5-3万秒立方米的流量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石漫滩和板桥水库的建筑质量较好,在1956年还特别经过加固,号称 “ 铁壳坝 ” ,1975年8月水库失事的主要原因,是超强暴雨造成的洪水洪峰流量分别为设计标准的4及2.6倍,而导致漫顶溃坝,并非由于工程质量差造成的。因灾死亡人数,第一次的估计数据是20万人,灾后实地统计数据是85800人,经过数年之后外出人口还乡之后的最后数据是因灾死亡人数26000人,这样就被精英们反复渲染了很多年,还有一个人特别喜欢在死亡人数上下功夫。这个事故的发生,不是人为的责任事故,不是工程质量问题,关键在于设计时缺乏恰当的水文数据,根据后来的历史洪水调查,也没有发现相当于这次大暴雨的历史记载。可见,灾害的发生有一定偶然性,但是在新中国快速兴修水利设施改善水利条件的大潮中间,有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只能是理解为:为迅速改善民生和农业条件需要承担的巨大成本的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一个古语 “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 ,越是羊子丢得多,损失越大,人们肯定愿意承担更高的 “ 补牢 ” 成本。在水利工程决策中间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水旱灾害十分严重,带来的生命财产代价日益沉重,这就意味着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大规模地兴修水利设施,控制洪水。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农村三级政权在1950年代得到完善,对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制度条件就具备了,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高潮,换言之,农业集体化过程和基层政权的强化,初步具备了承担 “ 补牢 ” 成本的前提条件。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带来严重水旱灾害的地区,为了减灾的需要,人们总是愿意承担更大的淹没损失和成本。历史上我国水旱灾害最为严重的是汉江流域,淮河流域和黄河下游,今天回头去看,新中国在决策这几个流域的水利工程时,也是特别愿意付出更高成本的。汉江的丹江口水库是亚洲第一大水库,淹没土地面积832平方公里,动迁38万人;把这个淹没损失去对照1931-1955年汉江大堤溃口十五次的频率,这个溃口频率仅次于黄河,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而淮河出山各个支流的水库,淹没损失也是很大的,这也和淮河流域中下游的严重水旱灾害对应。最严重的防洪成本向上游转移发生在三门峡水库,因为黄河是 “ 非平衡河流 ” 而且尾巴上拖着渭河平原,因此导致上游的防洪成本上升而且影响地域很大,本质上是以加大渭河平原的防洪风险为代价,去降低下游平原的防洪风险,是水利工程带来防洪成本在上下游之间转移的典型案例。 

    黄河三门峡水库,在运行过程中间却是发现设计时未曾预计到的问题。但是从今天回头去看,这个水库也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虽然相关技术问题和知识积累了更多,也找不到更好的选择。作为一个在程度上对渭河平原影响相对小的替代水库方案,邙山水库曾经先于三门峡提出,后来的地质调查发现坝址条件不佳,无法支持混凝土高坝。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全球的水利建设之间都认为高坝只有混凝土坝一个选择,在七八十年代苏联在达吉克斯坦境内建设了高达300米的罗贡水库,才逐步改变人们的观点,这也的高坝建设也是与特大型施工机械的问世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泥沙问题的知识,在1948年舒姆首次提出平衡河流的概念,指出一条平衡河流会自动调整比降和断面,使得来水来沙刚好通过;在平衡河流概念的背后,意味着改变河流的一个特性会导致平衡条件的变换,导致河流的自动调整;这个概念的延伸意义实际上是在后来三门峡水库发生严重的 “ 溯源淤积 ” 现象时,才为人们所认识到。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人提出 “ 高含沙水流 ” 的概念,指出在每立方米水含沙量高达400-600公斤之后,河道比降达到例如千分之一这样的水平,不仅不会发生淤积还将产生强大的冲刷作用,这个认识在反面帮助人们认识到为什么黄河龙门以上的深峡谷形成,同时也告诉人们对于渭河这样的河流(在1956-1979年平均径流73亿立方米泥沙却有5.4亿吨),本来就不可能不淤积,三门峡水库抬高了水位只是加速了淤积而已。 

    对于黄河出山之后,历史上是 “ 三年两溃口、百年一改道 ” ,如此严重的水旱灾害损失,人们为避免或者减轻这样的灾害,当然应该承担更高的成本和代价,这个代价不仅包括移民安置成本和淹没损失,渭河平原的防洪风险增加是从避免下游溃口改道风险转移过来的成本。只要简单的对比,就知道渭河平原防洪风险增加的机会成本,与历史上黄河溃口改道带来的灾害损失相比,只是一个很小的零头,算是治黄成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移民问题本来在五十年代是有条件解决得更好些的,当时水利事业兴起灌溉效益很大,土地生产力增加很快,收益地区是有很大能力吸纳新移民的。一般而言,在缺少化肥的情况下, “ 旱改水 ” 常常可以提高单产100%以上,丹江口水库的灌溉面积高达800万亩,承担本水库的38万移民本来没有任何问题,这还不算丹江口水库保护下游江汉平原易涝地带的效益。但是当时河南省委愿意承包国家的移民投资,结果只有18万人外迁,20万人搞就地靠后,加剧了河南淅川等地的人地关系紧张程度,至今这个地区还是非常穷困。作为移民个人离开故居,就已经是作出了牺牲,地方政府为了得到移民资金而包揽移民事务,却长期未能进行妥善安置。地方政府喜欢移民投资却拒绝踏实作好移民安置的行为,理应批评甚至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不管怎么说,淹没损失的代价由移民个人承担是没有道理的,必须由政府进行合理安置。 

    实际上,今天中国的水利事业仍然严重不足,不是精英们渲染的那样搞错了,搞多了,搞糟了,农业生产仍然严重地受制于气候和降雨状况,粮食安全比1970年代更受气候波动的威胁,这说明我国的水利投资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地步。同时,也说明一些地区的水旱灾害,实际上没有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例如淮河的行洪问题由于受到河道比降不合理的限制,甚至仅仅工程措施还无法解决灾害的影响,这一方面需要加强 “ 非工程措施 ” 的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跨流域的全国平衡措施。例如黄淮海平原的缺水问题,实际上无法在本流域内部解决,黄河的水资源紧张和泥沙问题看来需要大西线调水工程的启动,没有几百亿立方米的外来水,黄河沿线的工矿业开发和土地潜力,包括下游平原的灌溉和水盐平衡、泥沙输送就无法很好地实现。 

  • 责任编辑:毒菇酒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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