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也已经朝着全面小康迈进。农村经济在发展,农村文化也在繁荣。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在提高,农村的文化形式也更加丰富,但在农村文化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不均衡的格局:农村的私性文化在欣欣发展,农村的公共文化在陷落倒退。农村公共文化的衰落已成为当前农村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和重大不足。因此,为了农村文化的均衡发展、和谐发展,必须对农村公共文化给与应有的重视。
           一、农村公共文化的陷落:内核与外壳
             农村公共文化的陷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农村传统文化中,如花灯会、舞狮、赛龙舟等民间大众文化的消失,农村宗族祭祀仪式的没落……这些都是农村公共文化式微的鲜明体现。一些学者已经对此作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农村公共文化陷落背后的东西。那么,农村公共文化陷落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农民公共理念的消褪。
            农民的公共理念是纲,农村公共文化形式是目;农民的公共理念是内核,农村的公共文化形式是外壳。农村公共文化陷落是内核与外壳双重缺失所导致的一种现象。农村公共文化形式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因此,在这里着重探讨一下农民的公共理念。中国人的公共观念与西方人的公共观念是有出入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西方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1】20—25梁漱溟认为“社会构造不同,生活环境有异,从而形成之情操、习惯自不免两样耳”。【2】63中国人的公是有“差序”的公,由里向外越来越弱,而西方人的公则是“团体”的公。为此,笔者用“公共理念”以区别于西方的公共观念。
              传统的中国农村社区是一个自然的小社会共同体,村民生于斯、死于斯,再加上日常生活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积淀出一定的公共理念。这个公共理念在血缘上首先表现在家庭之内,然后根据“差序”原则,推及到整个宗族。同宗之间共同的利益和文化上的认同巩固着宗族内部理念上的公共。这种公共理念外发就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文化形式,比如祭祖仪式、造祠堂、修族谱等;公共理念在地缘上首先表现在邻里之间,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然后也遵循“差序”的规律扩展到整个村落。由于村民之间频繁的交往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礼俗、习俗,进一步强化了村落的公共理念。这种公共理念外发则表现为,村民共同组织、参与的花灯会、扭秧歌、唱大戏等民间文化与艺术。
             农民的公共理念维系、支撑着农村的公共文化。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理念不断的受到侵蚀。首先,在政治上,土改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阶级概念输入到农村,阶级观念灌输到农民头脑,宗族共同体受到了打击,宗族内部分离出了“阶级敌人”,同宗之间的公共理念受到了怀疑和削弱;同时阶级成分的划分无疑也造成整个村落的分裂,村落的公共理念也出现裂缝。其次,在经济上,改革开放造成的人口流动使得大量的农民外流,由此产生的离心力也在无形之中不断的侵蚀着村落的公共理念。再次,农村的变迁处在整个社会持续转型的大背景之下,社会的思想日趋多元化。这些多元文化不断流入农村,并与农村习俗发生激烈碰撞,外来思想的强烈冲击使得农村原有的习俗对农民思想、行为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不断下降。缺乏了文化的统一性、一致性,文化认同开始下降,由此导致公共理念维系的纽带进一步松弛。
             可见,农民公共理念的被侵蚀和消解,是由于人为因素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二者的合力共同造成的。其中社会发展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冲击是更为有力和持久的,因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现代化,现代化内在的现代性,具有消解传统性和地方性的特性。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和算计不断地侵占着传统中情感和道德的领地,基于传统理念而聚合的文化认同和公共理念逐渐消解,社会不断地走向分化和碎片化【3】307。而我们前面所提的农村公共文化中的公共理念更多的是在传统意义上论述的。现代性要求伸张个性,注重个人,它产生一种与公共理念相对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地消解着传统的公共理念,但同时社会的发展又没有孕育出一个健康的现代公共观念来代替之,而是让个人和私性钻个空子。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的实证研究得出“在残存的传统文化与激进社会主义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之下,农民出现了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4】259这种个人主义“在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之后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4】5农村公共文化中农民的公共理念这个内核,在社会发展大潮的无形之中不断地蒸发,由此产生的吸附力和辐射力下降,外在的公共文化形式随之不断地被剥离和脱落,内核与外壳的共同缺失导致了农村公共文化的陷落。
             二、农村公共文化:何去何从?
             通过上面的分析,农村公共文化似乎一如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永不回头了。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的政府和农民是应该放任自流、袖手旁观,还是应“出手时就出手”,努力控制住公共文化走下坡路的趋势呢?对此社会又会如何看待和对待呢?历史在面临抉择时,往往选东者有之,择西者亦有之;宣扬任农村公共文化自生自灭的观点有之,主张积极重构农村公共文化的声音亦有之。那么,二者又是如何博弈的呢?
             1.“农村终结论”
             任农村文化随波逐流的第一种观点可能是“农村终结论”。该观点认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农村不可逆转地踏上了城市化的征程。将来,农村的土地将一点儿一点儿地被城市的高楼大厦所填充;农民也将告别乡土,脱去“农皮”,变为城市居民;农村的文化也将随之被发达的城市文明所取代。在这种情景之下,又何必不辞辛劳地,白白浪费财力、物力、人力去逆历史潮流而动,大搞农村文化建设呢?然而事实的发展会如同以上所言吗?中国的确是已经走上了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也在蒸蒸日上,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改变多数农村人口的农民身份,他们只是由单纯地从事农业,转变为游走在城市之间的,具有城乡两栖属性的“农民工”而已。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农民这个事实。我国必须重视中国13亿特大人口这个国情,它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无论如何发展,都必须维持农业和农民一定的数量和限度,也许这个比例和相对值是较低的,但它的绝对量也仍然会是惊人的。而且,中国城市化要想继续吸纳和消化8亿多农民这个庞然大物,也将是一个缓慢和长期的过程。而在这段历史长河之中,农村文化尤其是农村公共文化,也不可能始终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应该采取必要的、积极的措施来再次实现农村公共文化的勃兴。
            2.“私性文化替代论”
            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日益多元的趋势,也许会有人指出,既然农民的私性文化已经很发达了,即便公共文化有所弱化和丧失,也依然能够满足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既然在农村文化自发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衍生出了日益发达的私性文化这个替代性产品,那么公共文化的保留与否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必要。的确,目前对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构更多的是学者、媒体在研究、呼吁,很少有农民自身提出这个要求。但这并不代表农民就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最近的田野调查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农民都有对农村公共文化向往的意愿。精神享受是超越物质享受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它内在地要求多样性。而公共文化就是农村文化丰富多彩的一个有益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它高于农民的私性文化,能够满足更多农民的文化需求。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加速化,新的价值、观念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由于不断地碰撞和冲突而产生心理上的抑郁、矛盾和彷徨。心病还需心来医,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借助于文化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交流。农民自然地也属于这个群体,而公共文化就为农民思想的互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从长远来看,农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必将经历是一个“兴盛——衰落——再兴盛”的辨证发展过程。
              3.“经济决定论”
             还有的人可能会搬出马克思的理论来,从“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得出,如果农村经济出现了显著进步,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相应地农村文化(也包括公共文化在内)也必然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发展。虽然由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可能会出现农村文化发展的滞后性,但那都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它还是会实现与农村经济兴旺发展的有机对接。在当前农村建设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更应该“集中力量办大事”,着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这个根本问题。资金、物力、人力的投入更多地应向农村经济建设倾斜,而相对来说,农村文化发展的暂时被疏远和边缘化,成了一个较为次要的问题。
             虽然从纯理论上来说,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观点有点儿诡辩色彩,有其合理性,但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在现实中,人们的思维往往有会青睐于它的合理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文化建设不受重视的危害是隐性的、潜在的和缓慢的。比如,农村公共文化的衰落会阻碍村民思维的活跃,导致认同上的障碍,这种公共理念的缺失导致经济建设过程中齐心协力的团结的丧失,而搭便车、磨洋工频出,农村经济建设出现涣散、混乱的局面。但这种不良局面的出现只是让人们更加注重经济建设,而绝少从文化建设上进行反思和找原因。另一方面,人们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建设农村文化,这恰恰是没有能够对它的利弊和成本进行有效评估的表现。举例来说,公共文化的衰落就如同环境污染一般,一旦形成就需要花费数以千计的成本来恢复和修补。因此,这种“先经济、后文化”的观念,无异于“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这是一种短视的目光和错误的指导思想,它不但极大地浪费了物质资源,还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的人文环境,违背了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宗旨。
            理论上的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实践中的错误。我国行政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使得实践中“重经济、轻文化”的错误,不断地处于一个恶性循环状态。在当前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往往更注重于经济发展指标。下级政府迫于行政压力自然地将工作重心倾向于经济建设,而忽视了文化建设【5】。
            这种体制上的障碍无形之中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为上述行为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和合理性,人们不得不用“客观的”精神和态度去接受它。理论上的合理性与不断重复的实践相结合,于是人们潜移默化地开始接受和默认了这一行为,以至于质疑反而显得多余和不切实际。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种貌似合理的现实,却是由“错误的理论+错误的实践=正确的现实”这个逻辑怪胎演变而来的。
     
              三、农村公共文化的重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无疑农村文化建设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就目前的建设现状来看,农村文化建设这一块并不太理想,它并没有有效地遏制住农村公共文化持续坍塌的趋势。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坚定发展农村公共文化的立场和方向,同时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上,在现有建设的框架内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样才能为农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再次实现公共文化的勃兴。
             1、“嵌入论”——可行性和突破性
            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重经济、轻文化”的格局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农村文化供给不足:农村文化设施匮乏,公共文化形式虚置或严重不足,缺乏必要的公共文化硬件设施。载体的缺失导致公共理念难以有效生成和聚合。因此,很多学者对此提出建议,应该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工作倾向,给与农村文化建设必要的重视和应有的投入。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指导方向,很多基层的政府工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正确的理论并没有指导出正确的实践,现实的农村文化建设还是过多的停留在口头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从刚才提到的压力型体制和“重经济、轻文化”的工作指导方针可以得出,从政绩的角度来考虑,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产出低、见效慢的工程,因此它的投入成本也显得相对较高。而乡镇政府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直接实施者,而乡镇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乡镇财政短缺。在有限的资源分配前提下,农村经济建设的比较优势相对突出,而文化建设则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地位。这就是导致当前政府明知存在问题,仍然舍不得将更多精力用于文化建设的深刻政治逻辑。
            在当前政府运行机制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农村文化建设的建议要想可行,必须建立在遵循这一政治逻辑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当前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和重点是农村经济建设。所以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公共文化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有机地勾连起来。曾经有不少学者在论述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时,经常会提到要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但他们更多的是站在抽象的理论指导层面上指出的,鲜见有学者更进一步的、深入的探讨它们两两之间如何才能有机结合起来,尤其在实践层面上的论述少之又少,自然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也在此之列。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农村文化建设如何才能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尤其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如何借助于经济建设取得突破和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嵌入论“,即在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不够重视的背景下,为了让公共文化有一定的进展,需要将公共文化建设嵌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借经济建设的运行来发展公共文化。
            此方案的基本运行逻辑是,将传统的公共理念和现代的公共观念输入到农村经济建设当中。农村经济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全体村民的积极参与。由此可以设想在这个建设当中引入公共理念和公共观念。比如,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为了拉动内需需要兴建一大批工程项目,这其中必然包含一系列农村经济建设项目。在对这些项目的实施和监管过程当中,可以有意思地宣扬和无意识的渗透一些公共的价值观念。对那些自觉遵循公共理念和观念行事的村民,不仅要给与精神上的激励,还要给与物质上的奖励;同时对于那些违背此理念的人则给与物质和精神上的处罚。让大家在集体的经济建设当中养成团结的精神,争当光荣和先进,形成示范效应,以此来慢慢培养农民的公共理念和公共观念。从而有效打破“政府喊口号,农民无意识”的尴尬境况。
             一旦公共理念和公共观念这个内核能够借助经济建设再次形成和膨胀,那么只要稍加引导,便可结出公共文化的累累硕果。需要澄清的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嵌入论“并不是指公共文化建设完全依附于农村经济建设,而是借助经济建设这个途径来拓宽公共理念和观念培植的渠道,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建设发展。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文化建设”嵌入论“也只是一个阶段性或过渡性的方案,也许因此会有人质疑它的妥协性,但是不可否认,在事物发展的某个特定时期,往往是只有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才能更获得更好的发展。而且它也并不排斥而是倡导,当发展到国家能够给与农村文化建设充足的投入的阶段之后,它就应该从嵌入到经济设发展中获得它应有的和相应的独立性。
            2、市场化——有效性和实用性
            目前的农村文化建设导致农村文化供给不足的同时,还导致了农村文化供给相对过剩的矛盾。现实中典型的比如,不论乡镇大小,每个乡镇文化站基本上都有一个图书室。然而宽敞的图书室经常是空荡荡的,书架上摆的都是尘封已久的图书和杂志。内容大都是政治性的,时间多数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当地的农民很少有大老远跑到乡镇图书室找书看的,即便偶尔来了也往往找不到他们想看的书。因此,乡镇图书室更多地沦为一种摆设。几乎每个乡镇文化站还都有一个电影院,但高大的电影院门口都是杂草丛生,它们往往都是为了达到“文化示范镇”标准而修建的【6】。。这都是政府的建设与农民的自身需求不对称的后果。政府行政往往是机械地遵从上级指令,或者是遵循计划经济规律,以为自己掌握的信息是完全的或充分的,从而不去花费必要的成本来获得应有的施政信息。缺乏建前的调查和建后的评估,因此建出来的项目往往一厢情愿,成为摆设或形象工程。
             破除这一不良现象且行之有效的方针和路线应该是走市场化之路。可以借鉴湖北乡镇体制改革过程中“以钱养事”的机制,将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提供的服务推向市场,由市场来运作。简单说就是,“政府搭台、农民唱戏”,“政府出钱、社会建设”。将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财政预算划分为若干项目标的,进行公开的社会招标,让一些有能力、有实力的文化建设运营商来竞标,负责建设农村公共文化项目,或者直接交给公共文化所在村庄的村民自己建设。政府只要在与商家或村庄法人签订合同之后,负责监督和建后质量评估即可。这样既节约了政府行政成本,又可以保证建设质量,一举两得,有效破除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政府无为,农民无力”的不如意现象。
             这样,通过对农村公共文化两条线的建设:一条建设农民的公共理念和公共观念;另一条建设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形式。以此来重新恢复农村公共文化凝聚的内核和坚固的外壳。让具有公共理念和观念的农民自发地,乐于参与建设农村公共文化形式建设;让农民通过享受公共文化的形式,来进一步加强和升华其内在的公共理念和观念。通过二者的有效互动来实现内核和外壳的有机融合,以此来重现千姿百态、生机勃勃的农村公共文化。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凯特?纳什.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5]吴理财、夏国锋.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以安徽省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07,(2).
    [6]陈仁铭.略论当前农村文化主要矛盾[J],社会主义研究,2007,(2).
  • 责任编辑:朱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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