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和韦伯同是社会学经典大家,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即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思想,有很多的相同与相异之处。马克思的思想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批判性、革命性,而韦伯的思想给人的感觉就要温和得多,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选择性的亲和,是新教伦理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是描述社会的变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思想却有很大的差异。

    二者的思想关联可以从《资本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本书来进行一个对比。

    《资本论》讲述资本的运作、剩余价值的产生、阶级的存在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其关于资本的论述,充分地展示了资本的威力,商品的价值最终可以化约为劳动力的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通过投入大量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剥削进一步加剧。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限度,尤其是很多工业的发展原材料其实就是源于土地,即其原材料的获得都有其自然生产周期的限制,因此也就将矛盾的根源归结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导致了后来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剥削。也就是说,社会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在于阶级的存在。

    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一种失范的表现,而是一种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本性,因此是一种必然。即社会矛盾的产生、不断尖锐化并最终爆发,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不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是社会经济、金融乃至社会福利政策的不合理导致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主张用改革的方式改变现状,从而缓和社会的矛盾,将社会矛盾的矛头转移到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身上。他们要么认为资产阶级的发家致富不是一种剥削,而是一种失范,是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一些分配制度的不合理造成的,因此需要进行社会改革,但是只是小幅度的改革;要么认为,资产阶级的“不劳而获”也是其资本投入的利润,是其正当的收入。

    马克思虽然也认为经济发展需要资本,而且一旦资本产生出来后,就会失去控制,以不可控的力量发展,带来社会的异化。但是他否认精神力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宗教改革虽然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人们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到这方面的要素影响,而是受到资本的强大力量的支配,被对象对象化了。马克思区别人和动物,就是为了说明异化理论。由于资本的运作,技术的改进,人们逐渐被异化,劳动被异化。异化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对工人的剥削。其矛头直指私有制,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社会矛盾,其发展面临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这是正常现象,而不是偶然的原因导致。因此马克思的态度很明显,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权。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新教徒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消费观、天职观的不同,进而在对待货币的处置态度的不同,推导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美国等国家产生并迅速发展,然而在中国等其他国家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繁荣,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根源这一观点。韦伯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重要作用,也承认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并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可以说,他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矛盾。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铁的牢笼”与马克思的“异化”描述的是同一个事物。

    不过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是基于一种多因多果的立场,一种多元化的立场。他的思想是对经济学的对话,但又是建立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观点之上,这也是构成其思想局限的一个原因。如韦伯认为新教教义提倡的一种入世禁欲主义以及天职观,带来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人们没有将剩余的资本及时消耗掉,于是都积累下来了,形成扩大生产的资本来源。韦伯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解释逻辑是不完整的,不是一个闭合的解释框架。既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没有将剩余的资本消耗掉,根据市场规律和商品交换原则,市场就不可能是一个平衡的市场,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发展。资本没有及时消费掉,就一定进入了再生产循环吗?这个不一定,尤其是在一个不平衡的市场里。韦伯基于一种特殊的储蓄观和消费观得出了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生产维持的一条路径。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和在世界体系中占据最有利的地位。

    基于理性的算计和考虑,目的理性逐渐在社会行为中占据主导作用,社会的祛魅和非人格化进一步带来的是社会的制度化。目的理性进一步带来了社会的制度化,但是这样的最大缺陷就在于统治的非人格化、僵化,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韦伯寄希望于一个理性化的卡里斯玛人物来推翻僵化、落后的制度,使社会可以小打小闹不断改进。危机不断,但是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危机。因此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社会,每隔十年左右都会有一次变革发生。

    马克思的论证很干脆,很果断,坚定地表达了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决心和信念;而韦伯揭示的是一种多因多果的社会事实,非理性因素与世俗社会的选择性亲和带来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理性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是不可持续的,一旦社会的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来人们的意识的改变,因此这样的资本积累是不可再现的,也就带来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危机。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竞争致使很多的资本家破产,只剩下几个寡头主导社会生产领域,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市场。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运作必然带来社会的异化,劳动异化,并且必然带来剥削,“资本来到世上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其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一个剥削的实质,资本的剥削性是其本质属性,而韦伯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一种偶然,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迅速发展,使国家强大,是因为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伦理强调禁欲,是由于人们没有进行消费,因而可以有一些积累用于今后的投资。这些储蓄就成为了后来的资本,用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是商业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带来了这些资本家的发家致富。因此,即便最后韦伯认为理性化的发展最终将面临困境,他也没有很好的方式来解救世界,只能期待卡里斯玛型的人来带领大家,改革社会,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统治。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方式,也是极不确定,也是极少可能发生的。因此,韦伯虽然想探索拯救国家。发展国家的道路,但是,由于其思想的局限性和保守性,他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矛盾根基,也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矛盾,仅仅将社会发展归因于偶然的因素。此外,在有了原始资本以后,复式记账法等技术也非常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成本的计算。理性化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马克思的思想很具有批判性,而韦伯的思想就具有很强的理想性。韦伯拿德国的发展现状跟欧洲国家相比,从外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认为国外之所以能够很好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关键在于其文化要素正好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可能,而不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他其实并没有深入地了解德国的国情,尤其对于底层的生产情况、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不了解。因此,将经济发展的原因主要归因于技术原因以及精神因素,即工具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当然这些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是绝对的影响,韦伯也承认社会发展的现状不是单因素发展的,而是多因多果的,他并不否认经济的力量,不否认商品经济的基础以及其他的要素的影响,但是他考察的那些国家经验表明,非理性的宗教信仰正好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禁欲主义精神和努力工作创造财富的行为,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繁荣。

    韦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并不认为存在理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向往这样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他的理论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很大,是从宗教改革带来社会的祛魅,带来社会的理性化这样一条分析路径来解释社会的现代化的。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常正面、繁荣的一面,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终结。他的理论就是在为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寻找合法性,解释社会的这些现象。

        马克思主要受到德国的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弥补了哲学绝对抽象、脱离现实生活的缺陷,投身于工人运动,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而韦伯对社会的解释,主要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以及其病期周游各国的经历。马克思向往一种共产主义社会,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因此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也是一种激进的态度,他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不平等,看到其剥削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带来的异化,从而最大程度地团结可能的力量,进行社会变革,推翻现有的统治秩序。韦伯则是用一种乐观的态度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们生活的幸福的一面,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很有信心,认为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社会形态。然而,他也对这样的理性化表示怀疑,因此才渴望卡里斯玛型的人物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并带领人们行动,以此威胁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进行改革。总的说来,韦伯持有的是一种更为悲观的态度。

    总结

    马克思和韦伯都是在对德国社会的发展进行反思和总结,都是在解释现代社会,解释社会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其思想渊源、个人经历的不一样,进而对社会的洞察角度不一样,对同一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和解释也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解释并不矛盾,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我们在阅读和理解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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