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构关系的人情——河北青龙调查随笔之二
王会
阎云翔在《礼物的交换》中将村落交往分为三类,伦理型交往、情感型交往和功利型交往。这种分类是一种理想型,即三种交往类型互不排斥,可以共存于同一个村落共同体,但若在不同类型的村落共同体中进行村落交往性质的对比可以发现这种分类的必要性。伦理型交往的人情关系中,人情往来的主体受制于村庄固定的、特有的血缘、亲缘结构,这种结构如同三纲五常一样根深蒂固、不可更改,人情关系处于一种差序等级序列中,服从于特定的亲属关系结构,血缘性社会、宗族性的村庄的交往多属于此类。而在情感性的交往中,个体的因素在其中起着更大的作用,关系的好坏要看“处”的状况,一般情况下,会“处”关系或者有“处”关系的资本,交往圈较大,交往频度较高。个体的家庭在其间有很大的建构作用,相对于伦理性交往更为灵活。而在功利性的交往中,人情表现为名目繁多,目的明确,如以敛财、得到处为目的,这种人情关系受短期利益驱动,交往主体多为从人情交往中获得立竿见影的好处。
在南方一些宗族性的村庄中,同一宗族内的个体处于其所属的宗族体系的固定关系结构中,个体必须也只要按照宗族内固定的规则行事,按照辈分、亲属关系及远近履行人情义务,享受人情往来的好处。这种可称之为血缘性基础的共同体村落。人情是一种超越于个体的规范,具有公共性、结构性(某一宗族内),个体服从于特定关系,人情规范是一种刚性结构。这种规范是一种粘合剂,将村落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既坐享其成又受制其中。如在婚丧嫁娶中的礼金数额、仪式规范等在村落中有一个普遍的标准;而人情往来中该聘请哪些人,哪些人该出席更是不可含糊。宗族也正是通过这种超越于个体家庭的种种规范,使得宗族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存在更为稳固、久远。
而在一些地缘性社会中,农民常提的一句话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血缘并非最主要的,人情网络的大小、关系的强弱靠“处”。这在北方村落中非常典型。农民所说的“处”是一种建构,个体具有能动性和主体性,个体在其中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北方村落调查可以发现,认“干亲”非常流行,“干亲处的好的当亲兄弟姐妹走动(走人情之意)。”多数农户都有干亲,一般一个到两个干亲比较普遍,有的农户多的可以认三到四个干亲。红白喜事中、日常生活中,认干亲的家庭互相帮忙、频繁走动,“处的好的人家,帮忙的人就多。处的不好的人家,房子着火了都没人去救场。”
在北方村落的红白喜事中,有庄礼一说,同一个片的逢红事必须到场祝贺并送人情礼金;逢白事,同一片的都要到场帮忙。这是对于多数家庭而言。对于一些不会“处”的家庭,即村民说的“不懂人情,不讲人情”的家庭则为庄民排斥。调查中有两个有意思的案例。一个案例是老何家(自然村名)的村民津津乐道的:何东方老两口一辈子不会处关系,平时跟庄里人都互不来往,何东方的老伴跟庄里多数人都吵过架,红白事庄民根本没人愿意去。何家两个儿子,大儿子人老实巴交,娶个媳妇也不赖,两口子也都比较孝顺,但何东方老两口不会做父母,好吃懒做、不带孙子,还常常从大儿子家拿东西,平时常把大儿子两口逼的没有办法。何东方老伴55岁生日时,大儿子想尽孝操办,但当天庄里没有一个人来帮忙也没有人来吃酒祝寿,大儿子一时想不开,喝药自杀。何东方的二儿子性格像其父母,奸猾狡诈,娶的媳妇好吃懒做,全庄人都不想搭理。另一个是老景家的村民引以为戒的事情:景大海家,一家兄弟六个都奸猾,景大海是老大,其弟老六结婚时,按当时庄礼的标准,都应该上20元,但庄民都只上了10元。
在我们调查的河村,甚至在分队的时候,本着自愿的原则,一个片交情好的人家组成一个小队。村里有后期迁入的农户,对于这些农户,村民这么评价“搬来两三年了,怎么处还觉得不黏糊。”在北方村落的评价体系中,村民会以人情的好坏作为对一户人家的重要评判标准。这其实是对日常村落生活的经验总结,人情大的人家多是正直的、有面子的人家,这样的家庭,逢红白喜事的时候,“捧场”的人比较多,也乐于在亲朋好友家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去帮忙并捧场。而人情不好的人家往往是蛮不讲理、小肚鸡肠、爱占便宜或者懒惰成性的人家,这种家庭不会建构关系,不会做人,不懂礼节,不懂人情。据河村的村民讲,十多年前,这样的人家办红白事,庄邻去了都没人开头上礼,而现在,人情不好的人家根本没人去上礼。“老娘儿们惹事儿,老爷们儿拱事儿”这样的人家做寿庄里无人到场,如同前文中的案例,何东方老两口因不会做人,做寿仅大儿子一人忙活,大儿子觉得做人做到这种份上,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当天晚上想不开就自杀了。
建构性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现世的、非延续性关系,强调的是生活的现世意义,过日子的现世意义、现时意义。这种关系规则下,代际的传承、继替倒显得不那么重要。
北方的这种人际关联性质与南方的人际关联性质显然不同,北方村落可以称之为情感性地缘型社会,而南方农村则可以称之为伦理性血缘型社会。
北方村落的人情是重情感及关系建构的,这从红白事仪式互动中也不难看出。每个村的每一片都有支客师、厨师,在白事中,一个片的妇女全部到场帮忙逢孝帽、孝服,捡材烧火,男人们忙一些体力活,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主动去抬棺材,坟地若占到本村其它人家的田地,这些被占的人家会主动砍出一条道。北方的村落并无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但在白事中,可以看到对情感的强调异常突出,男人们都要行跪拜和装哭仪式。这种弥散的情感形成一种村落里的公共性,在村落交往中,不讲人情、不讲礼节被排斥在外,甚至情感通过人情关系及互动发展成为北方村落的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并无处不在的起作用。
而人情作为建构关系的作用也十分明显。在红事中,一个片的人都要上礼金,并且娘舅上的礼金为最大。上礼金就是一种关系建构的方式,同属于一个片的人,上礼金表示接纳片里的新人,同时形成新的关系。娘舅的礼金最大,是对姻亲关系的重视,也是一种建构性关系的强调。对情感的强调,人情的互惠中也可以看出。如红事中的定亲仪式,北方村落的定亲仪式也可以收一次礼金,而收的礼金钱可以用来筹办婚礼。北方的村落,人情更多的是一种礼节,强调情感和关系建构。不懂礼节的家户被多数人排斥。
而南方村庄是一种结构性关系,村落文化是一种既有当地感又有历史感的文化,个体处于一个绵延的生命链中,重家族内部的代际间的传承、积累,不同家族间形成一种攀比竞争之势。河村的老书记说的,“北方人出去做官的,做大生意的人少,南方不论做官还是做生意的都多,南方人聪明,北方人实诚,不精明。”这位老书记的意思是说,常听说南方人光宗耀祖,光耀门楣,而北方人的家族资本观念并不显著。其实,这种差异难以从个体的比较中找到答案,而是一种地方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所致的差异。
在中部农村,人情不是规范、也不是礼节,情感性、伦理性都不显著。中部农村的人情交往多偏重于功利型交往。中部农村不像南方农村具有较强的地方性规范,也不像北方农村重地缘、重情感、重礼节。中部农村,以湖北、苏北为代表是最早进入理性化、原子化的。中部农村不讲宗族观念,也不讲“远亲不如近邻”,邻里纠纷很多、吵架斗嘴很多,家庭内部兄弟、堂兄弟关系处不好的情况很多,重核心的小家庭。中部农村,无强有力的规范,变通性强,其人情的理性化、功利性色彩也更浓。在红白事中,互惠、关系建构、道德排斥的功能均趋于弱化,而以敛财为目的越发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