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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位置移动。它包括了人们的身分、职业、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以及人们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实质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它是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存在的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近代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会不断发生重组,遂使社会流动凸现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十多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突飞猛进,成绩斐然。其中,有关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的研究,无论是出版的专著,还是发表的论文,取得成果的数量与质量,讨论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大超越了以前的研究。因而对近十年的研究做一回顾和总结,对进一步推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研究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一、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指"存在于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相当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在一个社会中,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相互因果关系。一方面,社会结构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流动的状况,社会结构的变化引发了全面性的社会流动;另一方面,社会流动的频繁和加剧又促使和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定型新的结构的关键因素。借助于社会流动的新视角,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脉络,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能更清楚地揭示社会流动的特征。姜涛对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他指出,自清代以至民国,乡村中的地主与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尽管中国乡村阶级结构中组成各个阶级或阶层的个体成分不断变更,中国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及各阶级占有的土地的比重,却始终是十分稳定的。其原因即在于在土地集中的同时还存在着反向的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土地分散。江沛则指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整体性的变迁,农村阶层的剧烈变动:民初以后,士绅阶层的流失和20年代后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间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是这一整体性变迁的一大特点。张鸣也指出,由于政治的恶化和农村的破产,20世纪开初30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不正常的改变,自耕农大幅度减少,流民"兴旺发达"和土匪遍地。

     

    在乡土社会中拥有乡土权威的绅士阶层,既是封建社会结构中社会流动的"交汇点",又是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演变较为激烈的集团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学者们突破传统的近代史研究模式,在新的社会理论和方法的启示下,对于绅士阶层这个看似陈旧的题目,从社会流动的视角予以研究,在新的理论视野中获得新的认识。其中王先明教授的系列研究论文《近代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错动》、《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及其论著《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给予很多启示,可以说颇具代表意义。其论著从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互动关系人手,由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去探寻绅士阶层演变的历程,从绅士阶层的历史轨迹去把握近代社会结构变动的进程,指出绅士阶层在近代由封闭型流动发展为开放性流动,并分途流向其他社会阶层,最终在20世纪初年的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由分化走向消亡,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易变中的一个时代特色。

     

    在近代中国社会,"""军人"由一种地位低下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力量。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甚至具有左右社会局势的巨大能量。作为近代乡村社会成员流动的重要流向,近代军人的崛起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熊志勇以晚清时期""的角色突显为视角,探讨了军人社群崛起对传统"四民"结构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他提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据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士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邓正兵从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人手,探讨了近代军阀产生的根源。他指出,在近代,传统的王统、道统、族统三维统一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和衰败,在士阶层衰落,军人崛起并成为社会的权威中心时,新的三维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建立,军阀便自然产生。

     

    二、社会流动与阶级分化

     

    阶级分化是指"同质的社会阶级分解为不同质的两极对抗性的阶级或阶层",它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社会流动与阶级分化或阶级变动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二者有着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阶级变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自由性社会流动只反映阶级变动的量变过程,而不会引起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阶级分化又是结构性社会流动的最终结果,在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制度变革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社会流动,常常以强制力量促使某一阶级或阶层大规模地流向别的阶级和阶层,并造成两极殊分的趋势--由此导致剧烈的阶级分化。

     

    陈亚平细致分析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流动,认为其总体趋势是下向流动:对广大小农来说,他们面临的是无产化半无产化的命运,而地主阶级稍有不慎,也会沦落到乡村社会的下层。江沛则指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阶层的剧烈变动主要体现在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上。乔志强、王建国则指出农民在近代也经历了职业上的变动:一是农民作为一种职业,其含义的精确化;--是农民离村转入城镇谋生,即"离土又离乡";三是农民未离开农村而从事其他职业,是为"离土不离乡"

     

    在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动中,传统意义上的妇女因应时势,也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学者也特别注意到了近代乡村妇女的变动。乔志强、王建国指出,妇女的职业在近代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传统的助理田畴、家庭纺织、操持家务扩展到了手工业、现代工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教育、艺术、政治等各个方面。池子华则不仅指出了近代历史上"打工妹"的人城途径和职业的多向流动,而且特别强调,"打工妹"进城打工,其价值远远超出"赚取工资"本身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意义。

     

    近代中国社会曾经发生过引人注目的"流民现象"--一种非常规的社会流动,并构成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此也特别注目。王印焕细致分析了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帝国主义猖狂的经济掠夺,繁重苛酷的封建剥削,严重的人口压力与阶级分化,频仍的自然灾害、战乱、匪祸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共同导致了河北流民问题的严重局面。

     

    池子华在分析流民现象过程中,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颖的思维方式,将流民现象的发生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关系: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异质、宗族制度的分裂、社会的转型、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等联系起来,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可以说独具特色。同时,他亦分析了流民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双重效应:抛弃土地无序流动的负面效应和推进城市化近代化的正面效应。

     

    三、社会流动城市化

     

    城市化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由此可见,其核心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流动不仅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在地理空间的流动和职业流动,同时也自然地意味着人们的身分和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动。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中国近代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分、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池子华借用"民工潮"一词,从早期民工潮的量化分析、动机和特征、结构及职业状况、多元复杂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近代历史上农村人进城务工现象,不仅指出了其加速城市近代化进程的正效应,更提出了其引发了"城乡并发症"的负面影响。此外,有关社会流动与城市化的问题可见于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所已经取得的大量的研究成果,学界前辈对此亦有综合性论述,兹不赘述。

     

    近代以来,农民离村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近十年来,有关此问题的研究也屡见于各学术报刊。王文昌详细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的现象及其特点、原因和影响,认为不能将现代化的"推拉"理论或"人口压力"理论作为解释旧中国农民离村的惟一依据和根本原因,导致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人数激增的直接因素是国内农业危机的急剧加深和苛捐杂税的加重、连年的战祸和灾荒的频仍三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三方面,又受着一个根本因素的制约,即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农村的加紧掠夺。与农民离土的主因是农村经济崩溃的结果的观点相反,鲁西奇认为近代中国农民离土的主因,从原动力的角度而言,在被动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崩溃;在主动方面,则是都市与市场经济的吸引。即近代中国农民离土是天灾、人祸、经济压力、人口压力、经济吸引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某种孤立的因素很难导致农民做出离土的决定。彭南生则从城市社会问题突出的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近代农民离村的原因:既不是城市工业化产生的""力,也不是农村经济关系变更所产生的"推力",而是源于静态和动态的人口压力。王印焕则系统考察了1928-1937年间河北农民离村后的地域流向和职业流向,并指出了它所产生的双重社会影响:一方面促进了流人地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又具有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大片土地荒芜以及助长社会动荡因素的负面影响。

     

    四、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

     

    作为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社会的变迁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而实现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与前述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一样,二者亦为非常紧密的相互因果关系。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引发了全面性的社会流动;反过来,社会流动的频繁和加剧又促使和加速了社会的变迁。许纪霖从近代中国变迁的角度细致分析了变迁中的各个社会群体:农村中传统的精英集团士绅阶层在变迁中走向衰落;等人阶层迅速崛起,时常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抗拒力量;农民阶层也在变迁中"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这一切又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静如等则分析了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变迁中的地主、军阀、农民等乡村社会阶级与阶层的变动。潘洵、杨光彦则简要回顾了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他们指出,人口流动是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突出事项,其中,不但包括其他地区向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也包括西南地区向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西南地区内部的人口流动。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则不仅指出人口增长及其流动蕴含着华北地区社会变迁的丰富内容,而且具体地分析和再现了近代华北农村各社会阶层的地位联系状况,描述了在商品化影响下小农社会的分化与演变,进而分析了它对近代化的影响,同时也特别指出:近代社会是一个变迁中的社会,并且由职业变动所引发和表现出来。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则指出了绅士集团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再社会化的过程。罗志田则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独辟蹊径,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将社会流动同社会发展中社会体制的改变联系起来,指出科举制废除(废除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变迁)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发生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在近代向知识分子转化,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比之更加突破常规的,是"游民""饥民"等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

     

    五、余 

     

    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国内近十年来有关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流动的研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出版了数部专著,不论在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近十年来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定论,对尚未取得一致观点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对近代乡村妇女职业变动的关注,无疑是给近代乡村社会流动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可以说近十年的努力使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流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毋庸讳言,近十年来的研究也存在有待发展的方面。一是研究中的不平衡。学者们的研究视点一个是聚集在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演变较为剧烈的集团力量--乡土权威的绅士阶层,一个是聚集在乡村社会主体--广大的农民阶层,而对农民阶层社会流动的研究,又大多是对农民阶层在地理空间的流动--离村或离土和非常规的下向层社会流动--流民现象的研究,对农民阶层本身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的研究则相对甚少;对农村中与农民阶级相对抗的地主阶级的变动的研究却几成空白,笔者所见到的仅仅是一些诸如"20年代的华北农村,阶层分化主要体现在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间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上""地主阶级也转而投向近代的工商、金融等业,由乡居而为城居"之类的笼统描述。二是缺乏总体上的宏观研究。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近十年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对于近代乡村社会中各个阶级、阶层社会流动的专门论述,除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辟专章专节对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从流动的开端、原因、方式与特征几方面加以专门论述外(也还算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流动的总体研究),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还尚未发现从宏观上进行乡村社会流动总体研究的专著或专论。三是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入。社会流动的产生,"一是人们为改变自己地位的驱使,二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提出的客观要求",因此,作为社会的存续和发展的演变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流动不仅仅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以及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社会发展中社会体制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变化相联系。近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流动多是从社会结构和城市化近代化的视角予以深入研究,而从社会体制、思想文化意识的层面进行的研究则较为肤浅,还有待深入挖掘。此外,近代婚姻与乡村社会流动,乡村中地权关系的变化、近代新式教育对乡村社会流动的影响和推动,以及乡村社会流动的后果对乡村社会本身--如乡村宗族制度的影响或冲击等等,都是可以深入开展的领域。总之,乡村社会流动的内容和范围极其广阔,拓展空间甚大。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近代乡村急剧的社会变动,必定会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

     

  • 责任编辑: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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