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阳师范学院张新光教授的《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引起读者共鸣与关注。河北省清河县王官庄镇政府干部王学岭,阅读了张教授的文章之后,表达了对乡村干部处境的切身感受——

    为什么乡村干部总是很受伤

        一直以来,媒体舆论对乡村干部评价不佳,乡村干部总是一种乱行政、乱作为、乱收费,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妖魔化”形象。上级和百姓对这一群体,多执此偏见。

        《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作者以自己多年的基层工作体会和深入实际的调查,揭示了乡村干部作为上级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夹层,承受了太多的重压,忍受了太多的误解,并没有被公正对待的事实。乡村基层干部群体其实“是一个呼唤理解、需要关怀、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弱势群体”。

        上世纪90年代,国家实行了“分税制”,县域内城镇化、工业化程度较低,基层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农村。而那一时期各种政策性达标任务很多,“村村通”、绿化造林、农田水利、“普九”、计划生育,等等;这些都要求基层政府来完成,基层财政入不敷出,只好陷入“养人收费,收费养人办事”的怪圈。那一时期,各类性质的人员通过分配、借调、临时雇佣等不同途径进入乡村干部队伍。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为了支持本级组织运转,乡村干部做了一些不愿做、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因为他们是“夹层人”,不得不扮演着双重角色。

        他们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却是廉价的,灌输给他们的崇高化、理想化教育使他们不能讲个人条件,所有的工作任务最终都压到他们身上来落实。上级政府领导出于政绩追求,还会提出更苛刻的要求,级级追加任务量,严重脱离了农村基层实际,也给乡村干部带来了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乡镇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大,待遇低,升职无望,干部队伍庞大,而且很不稳定,临时人员进出频繁。有很多乡镇干部因不堪重负、生活困难离职而去。坚持留下来的,奉献了青春和才华,错过了致富的机会,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怀和补偿。每次机构改革,受冲击最大的也是他们。离了职,却离不了乡村,没有政策关怀,没有乡邻同情,没有保障,没有补偿,下场几多凄凉。

        现在的乡村干部仍然是职级最低,待遇难提高,进步无望,前路迷茫的一群人。这一现象似乎跟本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关联不大,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方,乡村干部仍然很受伤,与上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有相当大的差距。
        近年来,国家政策发生了大变化,对农村由“索取”变成了“补给”。获得了补偿的农民把感恩给了党和国家,却把以前的怨恨更多地加在了乡村干部个人身上,认为他们扭曲了国家政策,并对他们产生不信任。乡村干部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群情激愤。过去,他们辛勤工作不被认同,现在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信任,这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王学岭)

        曾经有十多年乡村工作经历的周文智,在读了张新光教授《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也为乡村干部的生存状态而担忧,他呼吁——

    全社会都来关心乡村干部

        乡村干部的生存状态,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笔者也曾在乡村工作过十五六年,并担任过七年的乡镇长,对乡村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乡村干部处在基层,他们每天面对的是农民,服务的是“三农”,干的尽是些“出力不讨好和得罪人” 的差事。为了党和政府在农村各项政策任务的贯彻落实,他们没有节假日,“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他们为了工作,“人跑生了,狗跑熟了”。由于压力大,很多乡镇干部身体处于亚健康,精神高度紧张,中年夭折、突然猝死多有发生,实在让人痛心惋惜。

        如何让这些党在农村的“代言人”,政府的“代理人”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状态?笔者认为,应该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乡村干部的氛围,要多些正面宣传,少些负面报道;多些理解支持,少些埋怨指责;多些关怀和爱护,少些贬损与伤害。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招录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时,要有一定比例定向招录村干部。让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村干部进入乡镇公务员队伍,并在年龄和学历上适当放宽,让广大村干部有盼头、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在工资补贴上提高待遇,并形成规章,如因公致残要为他们评残,如因公死亡要给予一次性的补助。总之,要对他们负责,要切实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对离职村干部,要出台政策,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要让他们在村民面前有面子,在家里有位子;要让这些昔日的功臣,昨天的乡村精英,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重新成为现任村干部的“高参”、化解矛盾的“和事佬”。(周文智)

        湖南省衡阳县委宣传部主任科员刘放生,在《乡镇论坛》编辑部博客上看到张教授文章将要发表的预告,即刻以学术研究的水准做了一系列严谨的资料调查工作。他认为,张教授揭示的乡村基层干部生存现状,皆因“压力型”体制而引发,所以要纾解基层干部之痛,根本的对策是推进体制改革——

    加快改革,减少行政“压力”

        干部是乡村组织的重要载体。张新光教授在《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一文中提出的是当前农村尤其是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乡村组织中不为人所注意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在中部欠发达的一些乡村组织和干部,正在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个危机时期。第一次危机是“大跃进”时期,第二次危机是“文革”十年,第三次危机是上世纪90年代末直至目前,尤以此次为甚,一直处于高层和民众的双重压力之下,且与前两次有很大的不同。现实的状况是,办公室一次网聊,接待工作中的一句话,开会一次睡意,都可能面临个人的生存危机。

         “压力型”的干部管理体制严重地扭曲了基层干部的利益心态和言行。乡村行政工作处于“压力型”,不是今日始,而是有了数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行政组织始终处于一种高度的压力之中,极少有过缓解,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如此。以评比达标而论,尽管有消息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清理出评比达标表彰项目70350项,经过初步审核,建议撤销68000余项,拟保留2000余项,这2000余项中,有多少不用基层努力呢?而且,改革开放之前的压力都有高层的上方宝剑,即便过火一点,也有高层负责,出了事,无非是方法问题,有关人员检讨一下也就可以了。现实中,行政运行的路线已由“中央—地方各级直至基层—民众”变为“中央—民众—地方各级直至基层”,这种行政运行路线往往出现基层被“甩出”、被“抛弃”的情况,且工作的压力犹存,动不动就有“丢饭碗”的危险,甚至一句话就把饭碗丢了。可以说,农村基层工作中的一切非正常现象中,都有“压力型”的种种影子。因此,形成良好的乡村干部的生存状态,改善基层工作,首先要改变“压力型”的行政管理体制,把基层干部从极度的“高压”状态中解放出来,造就良好的心理环境和工作环境。

        更进一步讲,长期存在的“压力型”行政管理体制,在于上层建筑的改革严重滞后。大量的事实表明,目前县乡的行政体制已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即便提出过一些改革,也因为种种原因,或“试”而无果,或成为改革的“烂尾楼”。因此,从根本上讲,改变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必须加快地方基层的行政体制改革,使之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刘放生)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半程镇的李正华,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乡村干部生存之痛的根源,那就是他们没有真正进入村民自治的基层治理框架,因此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于——

    努力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

       

        乡村干部处于尴尬境地,又面临复杂棘手的“三农”问题,造成了身份迷失、工作倦怠和身心困顿,再加上吃喝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就导致张教授所讲的过度饮酒猝死、车祸致死等问题。这些极端状态绝不是乡村干部存在的常态。

        但是,笔者在媒体和身边看到或听到的,则多是广大村干部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借助家族势力、城市化、工业化等条件,在选举过程中使用暴力、贿赂等违法手段,在执政过程中维护个人、家族不正当利益,损害村民和集体的正当权益,甚至动用暴力,造成人员伤亡。

        笔者认为,乡村干部群体绝不是单纯地处于强势或是处于弱势地位,而无论是弱势,还是强势,都不是正常的状态,也不是发展“三农”、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和谐社会所真正需要的状态。他们正常的状态应该是带领村民,实现基层群众自治的状态。

        只有把农村基层干部从高压下解脱出来,从容地带领农民群众开展村民自治活动,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他们才能进入一种正常的生存状态。所以,纾解农村基层干部生存之痛,必须采用以实现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组合拳:首先,有关部门要依法规范选举程序,加强对乡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约束,坚决打击暴力、贿赂选举,同时采取得力措施确保执行自治政策不走样;其次,采取必要举措建立乡村干部待遇管理机制,既确保集体、群众利益不受损害,也要维护好乡村干部的正当权益;第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村民自治和发展“三农”的“多予少取放活”等方针政策,各级党委政府要真正尊重村民自治权益,少折腾“三农”,多做引导服务工作。总之,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就是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最大爱护。(李正华)

        也有读者联系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认为打破基层干部待遇的城乡二元体制也许是纾解农村基层干部之痛的良方。来自重庆荣昌的媒体工作者朱芸锋就是这样的看法——

    “城乡三同”或解乡村干部之痛

        读了张新光教授《乡村干部生存状态忧思录》,笔者心里也增添了若干忧思——张教授笔下的这些乡村干部的工作、生活状态,的确成为了农村基层的社会发展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乡村干部的尴尬,应被看成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之痛。而要医治此痛,着眼点或许就不能只盯着乡村干部这个群体。既要将尴尬的“乡村干部之痛”纳入城乡统筹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又要为“乡村干部之痛”量体裁衣般设计解药、破除难题。实施“城乡三同”,或许是值得尝试的办法。

        第一,乡村干部与城市机关干部核定相同标准的职级。有了相同的职级,乡村干部也就不会再灰头土脸;有了职级,乡村干部也就有了逐步晋升的希望和机会,而不至于“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一辈子仍是老样子”。

        第二,乡村干部与城市机关干部,相同的职级享受相同的待遇。在乡村财力脆弱的地方,建议将乡村干部的工资、福利、保险等纳入上级财政预算范围。只有当工资等待遇有了保障,乡村干部才能尽心尽职不辱使命,才能硬起腰板做好基层工作的“守土有责”。

        第三,将乡村干部与机关干部纳入相同的考核范围;尝试让农村干部与城市机关干部进行双向互动交流使用。如此交流互动,可以让乡村基层成为机关干部锻炼的“大课堂”,又可以让脱颖而出的乡村干部进城、进机关甚至得到破格使用,从而带动走活城市与乡村干部使用的“城乡统筹一盘棋”!

        如此“三同”或许能成为解决乡村干部之痛的一道良药。(朱芸锋)

        张教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也遭到读者质疑。华中科技大学的何绍辉认为,对乡村基层干部的真实处境还需要更客观一些,将基层干部“弱势化”的做法或许与将其“妖魔化”的做法一样有碍于我们对乡村基层干部群体的正确认知与理解——

    切莫“弱势化”乡村基层干部

        在税费时代,乡村基层干部作为“三要”(要粮、要钱、要命)的执行者,直面普通百姓,难免产生各种矛盾与纠纷。尤其是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乡村基层干部充当了“恶”的代言人。此外,在税费征收、提取收取、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中,乡村干部也往往因为要直面普通百姓,“恶”的形象也有所体现。因此,基层干部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有些人“妖魔化”,认为其是农民的最大敌人。这不仅否决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成绩,也给其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刺激,这确实需要理解。

        但是,笔者对张教授“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的说法有不同认识:

        其一,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群体,但不“弱”。全国有4万个乡镇、70万个建制村,以每个乡镇平均50名工作人员、每个建制村5名村干部计算,全国基层干部总数至少有500余万,如此庞大规模的乡村基层干部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群体(当然,这还不包括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小组长等等乡土精英)。但这一群体其实并不弱,因为他们至少还占有“体制”的资源、拥有“体制”的身份,即使这种资源和身份不能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明显的“好处”,但也足以使其体面地生活。

        其二,乡村基层干部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并非“绝对”。或许,相比市县干部而言,乡村基层干部确实“很弱”,他们经常要接受上面分压下来的任务和压力,自己却再也无法转移出去。同时,相比乡村社会的某些“刁民”而言,乡村基层干部可能也显得弱,受规则约束的他们在蛮横的“刁民”、混混、地痞和无赖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任人宰割。但是,乡村基层干部相比广大的人民群众而言,他们却并不弱。

        总之,乡村基层干部确实需要给以理解,给予关怀,但也不可将其简单“弱势化”。将基层干部“弱势化”的做法或许与将其“妖魔化”的做法一样有碍于我们对乡村基层干部群体的正确认知与理解。(何绍辉)

        赞同也好,质疑也罢,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毕竟已然摆在我们面前:究竟该怎样认识乡村基层干部的重要作用?怎样认识乡村基层干部的尴尬处境?他们已经奉献了昨日的青春年华,正在面对今天的酸甜苦辣,他们能看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明天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更多的调研、更多的思考、更冷静客观的判断。
        来源:《乡镇论坛》杂志2010年3月上旬刊
  • 责任编辑:zfm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