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崖口村资料汇编II》序

    吴重庆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开放时代》主编)

                  

    我本来是没有资格来写这个序言的。只不过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于2009年夏在崖口村挂了一个“调研基地”的牌匾,此前此后陆续带学界友人和学生去过崖口数趟,也满怀兴致地翻阅了崖口村档案室于200710月编辑出版的大部头《崖口村资料汇编》,由此对崖口的历史与现状有了一些粗浅的感受。

    在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现象极为普遍。而在我国的广大腹地,农村的“空心化”也比比皆是。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空心化”虽然不是同一时段和同一空间里的现象,但其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即表明在资本的长驱直入下,各种资源要素已无法在农村尤其是在农业领域获得配置。崖口村却是另一幅图景:山清水秀,稻田连阡陌,果飘香鱼欢跃,劳动者忙碌于田间地头,农业生产设施和大型收割机械随处可见。有人因此将崖口誉为“人间桃花源”。

    有道是,“久立风高处,无稽霜雨浓”。其实,崖口绝非可以置世事纷争于不顾的传说中的“桃花源”。

    崖口拥有远广袤于周边乡村的水田山地和围垦滩涂,这对珠江三角洲极度活跃的资本来说,无疑是一块嘴边的“肥肉”。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崖口人需要付出多大的智慧,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方可击退资本的觊觎。

    其次,崖口村因为至今还坚持“集体所有,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而还被国内外媒体称为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其中有猎奇的视角,也有讥讽的口吻。在此,崖口被标签化了,也被意识形态化了。

    改革是为了破除束缚发展的意识形态,而崖口人自觉自愿、因地制宜地作出的符合村庄发展利益的独特选择,反倒被某些以反“意识形态化”自许而事实上又带上新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人视为拖了“改革”的后腿。崖口只好将“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引为座右铭,坦然应对来自外界的误解乃至指责。

    只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框框,就可以发现崖口的个案价值。在我国广大农村整体上已告别“人民公社”制度的30年之后的今天,崖口的成功实践可以使人们稍稍平心静气地检讨“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

    崖口在1980年并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为了死抱“社会主义”的信条不放,不是为了政治理念,而是为了如何活下去:在大批青壮劳力“逃港”的情况下,面对广袤的农田,大部分家庭根本无法以单门独户的小农生产的方式经营农业。经过夜以继日的大讨论,绝大多数社员不愿意“分田到户”。30年来,崖口遵循并成功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没有使“按劳分配”原则沦为“平均主义”或者“吃大锅饭”,其关键在于:崖口的农地资源丰富,只要投入劳动,就有保证“按劳分配”的足够产出;崖口不仅不从农业中榨取利润,反而以其它收入补贴农业的从业者。

    从崖口的成功实践,可以反观“人民公社”在我国广大农村失败的真正原因:人地矛盾突出,农业产出无法满足“按劳分配”的需要;工业过度榨取农业,加剧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的产品短缺。这两条原因导致“按劳分配”原则无从体现,导致“平均主义”,并进一步导致生产积极性和效率低下。就是说,“人民公社”的失败,并不可以同时证明集体经济制度的失败。1980年至今的30年来,崖口在集体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不断因应社会的变化,灵活地调整集体分配,恰好证明了集体经济制度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活力。

    在“去集体化”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今天,我们应该警觉于心智的再度偏狭,应该对人类所创设的、凝聚了先贤智慧的各重大社会制度怀有基本的敬意与理解,不必“因人废言”或者“因人废制”。

     

                                    2010年2月8

    于广州珠江南岸与点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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