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9日,搜狐财经就热点经济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毛寿龙院长。毛在专访中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关于本次金融危机,国际上给予了中国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的成功非常值得他们学习。但是中国哪个方面是最该国外学习的呢?评来评去,最后说中国的工人最好。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工最好。因为经济繁荣的时候农民工都出来工作,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都自觉回去了。中国工人甚至每天只吃一个盒饭,工作还非常勤奋。而国外的工人及组织是让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所以国外认为,中国政府的就业政策非常成功,几乎不费什么力气。(见搜狐财经《靠地产泡沫等做大的财政很危险 值得反思》)
众所周知,政府在经济领域有四大宏观职能:平衡预算、平衡国际收支、稳定货币和充分就业。国外经济体就非常在意就业问题,但因工会过于强大等因素,政府却常常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在工人就业及福利政策方面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否则,那将导致各种各样的工人运动。同样中国当前也面临工人福利和充分就业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几乎不认为这是个多大的问题,以至于在救市政策中根本没有听专家学者们瞎鼓噪的意见——把保就业列入大政方针中。结果2009年定的方针只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到后来才附加了一个“民生”。与国外又有很大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所重视的就业问题是大学生及城镇工人就业而非农民工就业问题。也就是说,正如国外评论的:无论是从宏观政策还是实际操作,数量巨大的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几乎不算什么问题。中国的农民工更是神奇,“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一神奇之处恰恰得益于中国农民工不能也无法组织起来这一事实。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制度缺失,这一点没错。但是正是这个似乎是缺失的制度让中国的大规模的农民工就业及退出就业问题神奇般地解决了。除了正儿八经讨欠薪的,我们几乎没听说过有关农民工因经济不景气及劳工政策而抗议政府的报道。中国的劳工政策真的做到了让农民工“平静地进城工作,安静地返乡回家”。而这一客观的成功,又恰恰是因为城乡二元制度的缓慢改革,这使得农民工的福利依然依附在自己的户籍上,也就是说大多还在农村。在城里务工只是“暂住”。至于组织问题那更不用说了,农民工的组织还在农村,进城务工那是要服从资方和务工所在地政府的管理的,即处于“被组织”的地位。任何非经授权的聚众行为都会被定性为“企图破坏当地经济环境”。所以,农民工自组织尤其是上规模的自组织是完全不可行也不允许的。
因此,当前的制度环境没有给农民工留出足够的自组织空间,这一点外国人看的比中国人还清楚。而中国农民工的自组织之路,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