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落后的殡葬习俗对新建设具有巨大的阻碍作用,为此必须进行改革。现行火葬制度,系政府强行的制度。强行推行这种制度可能导致不佳的法律效果。因此应重视传统土葬制度的价值,正视丧葬改革的制度设置缺憾,进一步改进丧葬制度。可以通过构建正确的生死观文化、以人为本的孝文化、营造殡葬氛围及直接接种绿色殡葬等多种途径,建立与可持续相适应的农村殡葬文化。
[关键词] 农村地区;丧葬改革;新农村;殡葬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
一、农村沉重话题:还清父母丧葬债我们离坟墓远吗?
“不怕失火搬家,就怕死爹死妈”,这是时下在一些农村地区比流行歌曲还要流行的一句话。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农民的日子相对宽裕起来了。但由于在红白喜事,特别是丧事上相互攀比,大操大办,结果使好不容易才富起来的不少家庭一夜之间又落得一贫如洗,而且外债累累。一些农民苦不堪言地说:“如今的惠农政策让我们富了,爹妈的死又把我们扯穷了!”
据笔者调查了解,现在农村家庭只要遇到老爹老妈去世发丧,办一场“最见不得人”的丧事,开支也得万元左右。而且不管怎么节省,下面的“起步价”一分都不能少:
寿棺1500元,寿衣寿帽400元,招待费(含烟酒糖菜)4500元,烧纸200元,鞭炮200元,道场费500元,抬丧砌坟工资500元,立碑(含石匠及碑文写、刻工资2000元),合计9800元。
至于什么样的丧事才算“见得人”,标准当然是“上不封顶”的,只要有钱,想怎样体面、怎样排场都行。眼下,已经有人家在办理丧事时,不惜花千余元买来高档手机,上号后作为陪葬品放到死者的棺材里入土。且孝男孝女们还要隔三岔五地去电信公司为其象征性地交一些话费,如果拨打这个手机号码,电脑的语音回答不是“暂时不在服务区”,就是“关机”(其实,它永远也不在服务区或永远关机)。
值得一提的是,办一场标准仅为“起步价”的丧事,花费也大都是儿女们挖空心思、费尽口舌借来的。众所周知,现在除了暴病和意外死亡外,绝大多数老人都是经过久病久治不愈后才去世的,老人患病期间,儿女们为了留住老人,往往不惜花光所有积蓄、甚至借债为其治疗,而一旦老人驾鹤西去,料理丧事的费用就得靠向亲朋举债或向银行贷款,甚至借高利贷来解决。办丧事当然有些人情收入,但按农村现实的礼尚往来,人情总收入一般都在几百或千元左右,这点微不足道的收入,还不够偿还老人活着治病时欠下的外债,再说,这个数目与巨大的丧事开支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人情也是债。说不定哪天别的人家也死了老人,你就得赶去还礼随份。
据对农户调查,现在农村办完一场丧事的起码负债额,大都要突破8000元,而从目前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来看,除了有额外收入或从事高收入职业的富裕人家外,一个家庭除去必需的生产、生活开支,再加上诸如电话费、人情往来等“软”支出,每年偿还外债的能力顶多在1000元左右(贫困地区很难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按上述的起码负债额为计算标准,即使排除任何天灾人祸的可能和不计算任何利息,就需要用整整8年的时间才能偿清。更可怕的是,在父亲(或母亲)去世后丧债尚未还清时,母亲(或父亲)也会去世,自然又是“治疗———丧事———债务”这样一条令人窒息的“黑色生产线”。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家庭要偿清父母的丧葬债,最乐观也得16年,如计算利息,至少得20年,倘若缠上高利贷,也许到死都还不完!
在中国,父母与子女的年龄差距一般为23-27岁,设定一个人的正常寿命为80岁,那么在其死亡时子女则为53或57岁,可以想象,在用紧锁愁眉的一二十年时间还清父母的丧葬债后,曲指一算,这个时候的自己离坟墓还有几步之遥?
更应关注的是,农村的高额丧葬债问题,不仅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而且已经给社会和谐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如兄弟因分摊费用而反目成仇,亲朋之间翻脸不认,夫妻怄气乃至分道扬镳,还有因此引发的诸如民间债务纠纷急剧上升,偷抢骗诈的刑事案件频频发生等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农民在父母的丧事上拼死拼活地不惜血本、相互攀比?经历过丧事的农民无不坦言:为了一个“脸”字!要是张三的爹下葬花了一万元,李四的妈死了只花九千,立刻就会惹来风言风语,招来背后的指指戳戳,那样做后人的脸还往哪儿放?于是,大家只好都周而复始地比着葫芦画瓢,且越画越大,导致有钱的大办,没钱的借钱也要大办,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便出现了今天这种可怕的局面。
二、民间传统丧葬礼俗
在我国有关人生的各种礼俗中,古代的丧葬礼俗是最为繁复多样的。这是因为:一是丧葬礼在先秦时代,列为“五礼”之一的凶礼,是以鬼魂崇拜为思想基础的。因此,后来宗教迷信色彩,诸如招魂、送鬼、看阴宅、选风水等渐渐充斥其中;二是丧葬礼制的系统化、完整化是由周代儒家完成的,从而丧葬礼仪又具有儒学的人性内涵。这样,一方面有对死者一生事业、贡献、社会影响的总评和追念,一方面又有对死者进入信仰中的另一世界而表达各种祝福。而且整个丧葬礼俗中的追悼、纪念、评价和遗体的正常安置等社会生活成分和迷信成分交织在一起;三是由于丧葬礼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丧葬礼中还充满着浓厚色彩的家族观念及其活动内容。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繁缛的丧葬礼俗在我国一直盛行不衰。厚葬之俗一直困扰着历代统治者并成为人民的重负。概而言之,传统的丧葬仪式大致包括初终、招魂、设床、沐浴、装扮、报丧、铭旌、置灵牌、小殓、成服、吊丧、大殓、朝夕哭奠、筮宅兆、备椁及明器、择安葬吉日、祖奠、陈器、接三、题主、发引、路祭、安葬、座器、附于宗庙、居丧、周年祭奠等近30种程序。下面我们就其中的某些仪程作简要的介绍。
1、初终。初终是指弥留之际,此时首先要确定死者是否停止呼吸。检验方式有多种。“属纩”,即把新棉置于口鼻前,视其是否有气,便是最常见的一种。当确知其已死亡,则围于四周的亲属都要号哭呼叫。也有的地方,此时即要上屋顶揭去一片瓦,以便于死者灵魂顺利地走上升天之道。
2、设床。也称“移铺”,即设床停尸。民间一般的规定是不能让死者躺在原先的床上。南方往往是卸一块门板充作尸床,东北地区甚至不准死者在炕上,要在临死前迅速抬到地上准备的木板上。停尸方向多取西向,死者头部位置不得在梁下。当代农村也采取一些消毒措施,如石灰消毒、高度酒消毒、醋消毒、焚香消毒等方法。如果遗体不能很快火化,还要进行必要的防腐处理。农村中如果没有冰室而气温又较高的话,一般是将遗体置于阴凉通风处,在遗体的四周放上冰块甚至用冰块覆盖。也可以放入地窖,但不宜久放,要防止老鼠咬坏尸体。
3、招魂。古代称为“复”。有的地方有专司此职之人,也有的就由亲属中一人担任。招魂时有许多具体仪式,如竖招魂幡,高举寿衣,点“引魂香”,高声诵念咒语等。
4、沐浴。是对死者的遗体清洗,以便其“上路”时顺当无碍。各地具体做法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是真浴,有的地方由亲人象征性的在逝者“五心处”(既脑心、太阳心、心口处、手心、脚心)各抹三下;还有的地方是由抬棺者或专门出租的服务者给死者从脸到脚象征性撒些水珠就行了。
5、小殓。即装扮。古代小殓并不在临终之时,后世则多是趁弥留之际给将死者穿好寿衣。这是因为死后尸体僵硬,不好穿戴。有的地方寿衣讲究吉祥,如寿衣须做五件,如果做不起,有五条领子也行。礼俗以为,五条领子取“五子登科”之义,祈后代兴旺发达。寿衣不用扣子,不系领带,不用领子,因其谐音“扣子”、“带子”、“领子”,害怕死者将子孙扣下,带走或领去,使得阳世子孙不昌。小殓时大部分地方要给死者嘴里含饭(或米、球、铜钱等)。讲究的人要在死者胸口放上粮食或钱财,上盖棉被。一些人是向出售治丧用品的专用店购买做好的全套寿衣。有的地方待亲人到齐后,在死者脸上盖一块白布,叫做“遮羞布”。当代城市也保留了整容的礼俗,但已去掉了许多非科学的信仰。重点是对死者的面部进行整容。掌握的标准是:坦然、安祥、如眠、原形,面部略施红粉,在遗体上还洒一些香水。
6、报丧。将死讯要及时报告给亲朋,邻居和有关部门,以便他们及时地赶在大殓前来。古时六品以上的官吏死后,家人要“遣使赴阙”,普通人家一般由死者晚辈充任外出报丧之职。母死,先去舅父家报丧,而且要长子去报丧才算恭敬。报丧有许多规矩。丧家使者一般只在门外报告死讯,不能进入别人家的门,以免带去了不吉利。给乡邻报丧一般是采用敲锣吹号之类发信号的形式。很多地方老人落气后放“落气炮”,这实际上是放“报丧炮”,告诉乡亲邻里老人已亡故。
7、吊丧。在报丧的同时准备吊客登门吊唁。吊丧时,亲族“成服”,即穿丧服,按制分成五个等级。一般说来,与死者的关系越亲,其丧服形式也就越粗糙,以示哀痛程度之烈。当今有的农村地区。人死之后,直系亲属依旧为其披麻戴孝,就是旧时丧服的遗痕。吊丧时要设灵堂,守灵孝子孝女,尊卑长幼有别有序,分执丧杖,俗称“哭丧棒”,江南各地有的父死用竹木,母死用桐木;吊丧时要举丧,朝夕及宾至时都要哭灵。来吊丧的亲友,大多要携带礼品和礼金。有的也送祭席。
8、大殓。尸体入棺,这是丧葬活动中的重要一项,习俗讲究也特别多。从棺材的铺垫、棺内随葬品到尸体在棺内如何放法,棺材如何加盖等,每一项都围绕着死者升天或进入阴界后能过上好日子的祷祝而进行,有的地区在棺材加盖前,要请和尚为死者诵经拜忏,有的则请道士行斋醮祈禳仪式。父母死,要等在外的儿女返家后才可盖棺,妇女要等娘家父母或兄弟姊妹到来后盖棺,以此表示至亲向死者遗体的告别仪式。
9、唱丧歌。民间叫做“唱夜歌”,一般是夜晚歌师在锣鼓伴和声中坐在丧堂演唱。丧歌,在民间文学的分类上属仪式歌。丧歌内容丰富而复杂,大略可分为思想教导类、文化知识类、历史知识类,生活知识类等类型。传统的丧歌中有大量迷信的、封建的、消极的成分,但有些丧歌,如《存心歌》、《戒淫歌》、《劝世文》、《劝善文》、《哺育经》、《十月怀胎》、《尊师唱史歌》、《劝世勤耕惜粮歌》、《百花歌》、《百药歌》、《戒牌赌歌》、《十三名医》、《禹疏九河歌》等丧歌中则有可资利用的积极成分。
10、筮宅兆。也称《卜宅兆》,民间多称“相阴宅风水”,这是死者落葬之前各仪式的最后一步。我国历代许多君王极端重视墓地的选择和建造。往往登基不久,就开始营建,如秦始皇就是如此,他们的迷信观念,使其相信这将决定他们阴间生活的好坏及子孙万代的盛衰。君王如此,官吏直至普通百姓也有同样的观念,这是我国阴宅风水之说大盛的原因。对这种陋俗的非科学性,我们应予以否定。
11、安葬。也叫“下葬”。择定时间,地点后,将棺木抬至墓旁。再经过一系列镇鬼求吉仪式,然后“下葬”,即所谓“入土为安”。在墓地周围,一些地方有种树的习惯。
12、居丧。即丧者的直系亲属要留守家中节制其生活的许多方面,以表示对亡者的哀悼、思念。居丧少则几个月,多则三年。此俗来源于古代“五服制”。“五服”按照亲疏关系确立了时间长短和丧服料子的粗细。“五服”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锶麻”。
这里需指出的是,传统丧葬礼俗是旧时代的新产物,其中当有许多不科学的,不健康不文明的东西,且这些东西不可能在短期内全数退出历史舞台。如现在农村一些地方的棺材、寿衣越来越讲究,大摆筵席较为普遍,甚至一摆就是几十席,且酒席质量不断攀升,如果丧户是普通百姓,附近乡亲都来白吃白喝,如果丧户是权势之家,则乘机收取礼金,大捞一把。这些陋俗已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政府的关注,应该相信它终将会被抛弃的,取而代之的必将是文明健康的丧葬礼俗
三、风水观(术)对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影响
(一) 引言
风水观(术)理论形成于中国古代社会,在当今工业文明社会,因其不符合机械因果论曾被斥为迷信,为众多学者所不能接受。作为关于环境选择的风水理论,实质是关于阳宅住居和阴宅卜葬的环境生态学,因其植根于中国传统风俗文化之中,在阴阳宅环境选择上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东南亚、日本以及海外华人社会也因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风水观(术)在这些社区也一直非常流行,经商、置产、卜葬等几乎都离不开风水术[9]。
由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人口剧增并呈老龄化老龄化趋势发展,加上中国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使得一些地区殡葬中出现死人与活人争生存环境的尴尬局面。对于近13亿人口的中国,以及注重生也注重死、注重阴阳宅风水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近2000年的风水文化对殡葬的影响不可低估。因此,如何剔除中国风水文化糟粕并发扬其精华,顺利推进我国现代殡葬改革,使我国殡葬完全推行火葬,对骨灰盒的处置做到既不占用土地面积,同时又能开辟新的风景区及旅游景点,重塑城市的绿色氛围,又使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 风水观(术)概念及其思想起源
风水观(术),又称堪舆术,是中国先民对生存及死后栖息环境条件的选择。中国古代的风水思想是在选择生活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景观评价系统。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风和水的结合,就形成万象滋生、生物繁衍的环境。从古到今,人们把兴旺发财、多子多孙的吉凶与风水好坏联系起来。风水思想不是古人凭空所造,风水术的产生受到中国原始文化和先秦诸子百家及其后学者们自然哲学思想的综合影响,其中下面两种观念影响最深[5]
1 灵魂不死、天人合一观
灵魂不死、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儒道两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回答。它虽由汉代董仲舒完整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但它最初孕育于《周易》及儒家的生态思想并在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中得到发展完善。天人合一在《周易》中是以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来表达的。《周易》的六十四卦象整体循环象征了宇宙一切自然现象、生物和人事的变化过程。道家老子认为天、地、人、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夫物芸芸,各复其根,归根回静……(《老子》第五十一章等))。他认为人和自然都遵循着道所固有的运动规律,而道本身的运动规律周行、复命,即循环演化。庄子认为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于!(《庄子·秋水》)意思是自然是内在的本质,人为是显露于外的东西,高尚的道德就在于顺应自然,因而人们不应为了追逐虚名而毁灭自然的事物,而应遵循自然规律,懂得人的行为所止的界限,格守自然之本性而不迷失,以求返朴归真[2,7]。老子与庄子都非常强调作为自我循环的自然系统在动态过程中的协调、稳定与和谐,主张把自然界的这种天然状况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模式。他们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遵从天道,顺应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因此风水观(术)继承了上述天、地、人、生各大系统自我循环、协调稳定的自然哲学思想。在人地关系上,风水思想又不同于人定胜天、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观点,风水思想追求人、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并认为和谐是达到幸运和富裕的康庄之路[10]。
2 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互补观
风水术思想另一重要思想根源在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互补观。原始风水思想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由阴阳结合而成。阴和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生物生长、人类自我繁衍、森林的生长、风、雨、雷、电自然现象等这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现象都是阴阳结合的结果。阴阳结合的场所是生气聚集之处,也就是风水宝地,有了阴阳也就有了生命,它是世界开始的本源,阴和阳的关系并非矛与盾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补、互助,相依为命的共存的关系,是世间的根本关系。
《周易》的卦术中认为阴阳两极的流动形成自然循环流转,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生态学合理内核,它最早阐述了日月运行、季节更替、生命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7]。老子则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不仅生物界有循环、新陈代谢,而且大自然、地表层也有循环和新陈代谢,大自然若阴、阳之气,则循环无方,聚散相求,细蕴相揉,盖相兼相制…屈伸无方,则运行不息(宋·张载《正业·参两》),这也许是世界最早的生态系统循环论。老子认为阴阳是宇宙演化过程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由于二者的作用而推动自然循环往复、不可穷尽的永恒运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老子》第25章)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正是这些阴阳循环流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为古代风水观奠定了天人感应、世代轮回坚实理论基础。老子也特别强调尊重自己、尊重生命,把生命存在的价值提到远远高于名与货地位之上(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44章)。庄子继承了老子尊重生命的原则,认为生命重于一切名声、利禄、珠宝乃至天下(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庄子·让王》)[3]。老、庄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最初风水观中的厚养薄葬思想,以至在西汉一段时期厚养薄葬之风盛行。
另外,儒、道生死观对风水思想的产生发展也有深刻影响。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道家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即息我以死,从而取消了生与死的对立,既然死是一种休息,因此风水观尤其看重死后长眠的场所,它要求这些场所依山靠水、阴阳协调、静谧祥和。道、佛俩家主张超生死、得解脱,这一主张也对风水观中灵魂不死、祖先有灵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灵魂不死、肉体不灭认为灵魂必常住肉体而超生,人们超生死得解脱的道路不是圆应寂灭,而是肉体成仙,此种观点自先秦以来就已存在并一直影响着风水观的发展,因此后来的风水思想尤其重视死后肉体入土为安并能得到一块葬身之地,希冀通过阴阳轮回早日转世回到人间[3]。
(三) 风水观(术)对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影响
风水术对阴宅环境选择的重视程度,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未被轻视过。相反,随着历史的推进它被愈演愈烈。风水术在汉代已相当流行,东汉以后已将墓地的好坏与生者的贫富贵贱联系起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地风水术已形成系统的理论,出现了大量风水术方面的著述,著名的如郭璞的《葬书》。晋代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作了如下解释: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造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上述乘生气藏风聚气其实就是中国风水文化中对阴宅自然环境选择的要求[1]。乘大自然之生气,并以良好的自然环境寄托了逝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追求和生者对逝者的哀悼。风水观(术)作为对环境选择的一门方术虽然流传数千年,但由于历史原因,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持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1 风水观(术)在理论界的评价
风水观(术)是迷信还是科学的争论自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文革期间,风水观(术)连同诸子百家学说一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梁启超断言阴阳五行是中国封建迷信的大本营(梁启超《阴阳五行论》,见《古史辩》论文集),把中医、风水、针灸都打入封建迷信。此后风水地理仅活跃于乡间民俗之中[5]。
盖凡存在的事物,均有其存在合理性。风水观(术)亦如此。国内外再次兴起了风水热正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辨证地对待风水观(术)。笔者认为,风水既是科学,又具有迷信的成分,是科学与迷信、艺术的杂合体。风水产生于远古时代并发展至今不但未消亡,反而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是风水观(术)有合理的科学成分。风水研究证明,它从避凶趋吉的需要出发发展起来的景观经济文化系统,风水术与生态学、经济学、土壤地理学等科学密切相关,同时,风水术(观)还具有艺术性和美学方面的合理成分(如秦始皇兵马俑坑的艺术性设计)。。中国历代的城市选址,规划布局,园林的建筑艺术,许多著名陵寝建设,都包含了科学性和精妙绝伦的合理性,这些高超技艺和思想使西方生态环境专家、城市地理学家都叹为观止,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将中国的风水术誉为东方文化生态、环境景观学、东方文化景观学等[5]。
因此,我们对几千年的风水观(术)不应一棒子打死,应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最终去伪存真,不能让中国这一传统瑰宝断送在我们手中。
2 风水观(术)对我国传统丧葬文化的影响
古人具有灵魂不死、祖宗崇拜等信仰观念,因此对阴宅的陵墓选址一直是古代风水理论中的重头。风水文化的数千年沉淀对当代中国甚至东南亚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殡葬观念有着根深的影响。风水术对理想墓地一般要求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即(1)统一和谐:风水思想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要求有一个山清水秀、排水良好的环境;风水观还认为和谐才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2)对称均衡:一般好的风水地要求具有不发生剥蚀或堆积或四神砂结构(或称四象,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且具有对称性。这种对称均衡具体体现为有山有水、有高有低,中轴线平面布局要对称和谐。上述二个要求实际上包含了现代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许多科学原理:对风水地要求环境中多项自然地理因素的有机协调,即有良好的地质、地貌状况、良好的水文气候因子、适中的土壤和生物物种;各项因子必须统一协调,构成一个有机和谐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环境才具有更大的稳定性。阴宅卜葬地若还有四神砂结构的开口小盆地相配则更能提高墓地对扫墓者的崇敬感,因而也是一种景观生态和景观心理结合的空间组织。
风水术兴起后,历代王朝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在其卜葬习俗中无不烙上风水术的烙印。历史上帝王将相的陵墓环境选择,风水术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北京明十三陵便是遵从风水术的最典型结构[9]。以长陵为例,其背后的天寿山为玄武,十三陵盆地出口大红门东侧的左青龙为龙山,是一个基本作南北延伸的单斜山,其上出露坚硬的石英砂岩,酷象蜿蜒的青龙,右白虎称为卧虎山,则是由假背斜构成的几个单斜孤丘,很像蹲坐的老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孝陵的选址亦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对陵区的景观和生态小气候进行了严格选择。它具有卧龙状的独龙阜为底景,能挡淮北吹来的冬日寒风,左右还有称青龙白虎的两座丘阜砂山,这样三面环山,一溪中流,前有底景的盆地,环境绝佳,林木苍郁,冬暖夏凉,自古圣人便在此结庐建寺。再如唐朝著名高僧玄奘的衣冠墓西安著名的大雁塔,它座落于古长安的东南方,南面是雄伟的终南山峰,古城之北是泾渭二水,东临曲江,古时清澈的曲江碧水于塔前蜿蜒而过,组成一幅烟水明媚的动人景观。陕北黄陵县黄帝陵的风水轴线最近重新被人发现,这些都说明了风水术对丧葬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
潮汕地区古墓建筑规模最大的地都镇御葬翁梅斋墓也受风水观(术)较大影响,它被认为是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中最为重要的风水宝地。另外汕头大学后侧的锦绣庄氏潮汕始祖妈-----庄翁氏墓,呈狗眼形四神砂结构,该墓被认为是桑山众多著名墓穴中的佼佼者。著名地理旅游学
另外,风水观(术)对阴、阳宅的环境选择上讲求拆成,即根据环境条件更好地组织空间,并有所布置。在墓地选择时如果不具备前述两个条件,后代可人为将原有环境改造成有山有水、静谧和谐、对称以及四神砂结构的风水宝地。历史上有些都城的迁移都基本遵循拆成的风水原理,如曾发生隋唐长安离开汉朝的长安城向东南迁建于稍高处,是为了求得更好的生态环境(由于旧城战争破坏严重,水源供应不足,水皆咸卤,不甚宜人,太接近向南摆动的渭河,城内潮湿,有被水淹的危险)。
当然,风水观念亦有许多陈旧甚至迷信的观念。例如,在民间,人死后丧家请风
风水观(术)既是一门科学,又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但它已渗透并扎根于中国民众心灵深处。正确认识中国古老的风水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髓,这才是科学而明智之举。这对于缓解当前的环境危机、协调和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正确引导当前我国殡葬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论新农村建设中的殡葬文化建设
(一)农村殡葬改革的现状
1 土葬、变相土葬盛行。我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少农民已外出发展了,但在骨子里依然将土地视为生存的最终依托。农民对土地的这种深厚感情,表现在殡葬上则是将土葬视为生命的最后归宿。尽管国家推行火葬已五十多年,但目前大部分农村对死者遗体根深蒂固的处置方式依然是传统土葬,而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从传统土葬到火葬的改革中,花钱买土葬、花钱买他人尸体顶替已故亲人去火化的殡葬怪事屡有发生,火化后的骨灰二次装棺土葬现象也极为严重。
2 封建迷信活动猖獗。由于儒家礼制是以孝道为核心理念来维系血缘亲情的,不少农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精神生活的荒漠化却促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统“孝道”开始异化,隆丧厚葬的陋俗重新抬头,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具体表现为:一是葬前分礼隆重喧闹。农民办丧事都要在堂屋搭设灵堂哭丧停尸,遗体停放几天就会喧闹几天,严重地影响了周围居民正常的工作和休息。二是葬礼神秘诡异。农民在选择墓地时都要看风水,遗体停放时间长短要算所有后人的生辰八字,如有冲突,下葬时间必须延后,以至有些老人的遗体在家里要停放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下葬时辰、方位都有考究。三是葬后祭祀隆重荒谬。受传统的鬼文化影响,农民“事死如生”、“视亡如存”观念根深蒂固。亲人死后都要做七个“七”,一日三餐供奉,七七四十九天后要做道场,烧小洋房、洋车、美女、美钞。山西甚至出现配阴婚现象,臆想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此外,农民不惜花费几万元用大理石、水泥翻修祖坟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3 攀比浪费现象惊人。厚葬是我国丧葬民俗的主流,儒家的“人世”思想和等级观念使得人很在乎“生贵死荣”。丧事不仅仅是死者的事,更多的则是活人的事,这样,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金钱化的强化和“孝道”的异化结合,使得农民在办丧事时互相攀比,许多人把办丧事当成了炫耀财富、权力、地位、家庭势力和社会关系的机遇,丧事异化了。“活着不孝,死了胡闹”、“活着孝,死了闹”就是真实的写照。据笔者调查,在今天广大的农村,人死后遗体一般要存放5天,丧葬、伙食、礼品和娱乐四大类丧葬活动的开支至少在3万元左右。这还是最一般最普通的标准。死者年龄越大,遗体存放时间越长,花费更多,浪费更大。
(二)加强农村殡葬改革的意义
1 现代殡葬改革是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关键。乡风文明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而殡葬文明又是乡风文明建设的瓶颈。由于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旧的丧葬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殡葬习俗不改,新风尚如何形成?殡葬观念不改,新农民何以培养?可问题是,目前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仅处于试点阶段,农村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靠家庭养老。农民的收入是有限的,在隆重的丧葬与养老产生矛盾时,许多农民基本上都选择了死的隆重,而忽视了对老者生的关注。因为家庭养老是内显的,对老人怎样,别人看不见,只要儿女做得不是太过份,老人一般会遵循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而丧葬是外向的,别人看得见,丧葬活动的隆重,更多的是做给别人看的,给自己一个交待,更给宗法伦理一个交待。因此,殡葬习俗不改,农村社会的移风易俗就是一句空话,乡风文明建设就会流于形式。
2 现代殡葬改革是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落后的丧葬观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发展观。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曾一度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但结果却痛心地发现,经济只有增长而无发展,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农村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富了,心里空了,小富即安的思想抬头了,进取的动力淹没了,结果导致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缓慢,农业集约化发展受到影响,农民增收乏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乏力。经济家和发展专家阿玛蒂亚·森指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因此,要使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必须加强殡葬改革,构建新型殡葬文化。
3 现代殡葬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农村,为安葬一个死去的亲人,农民一般得花去3万元左右的人民币,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许多人为此债台高筑。只要改变了农民的殡葬观念,解除了农民在殡葬上的无效消费,就可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
(三)构建可持续的殡葬文化的具体措施
殡葬习俗源于殡葬文化,文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更深刻、更根本。因此在农村的殡葬改革中,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葬式改革上作表面文章,更应从深层次的殡葬文化变革上着手。为使农村殡葬改革顺利进行,笔者认为,在殡葬改革过程中,我们应把殡葬改革的生态研究和农民的心态研究结合,既要考虑到传统殡葬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又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知识与人文教育并重。构建正确的生死观文化。殡葬方式是由殡葬观念决定的,而殡葬观念则是由人的生死观决定的。为此,殡葬文化建设首先应破除人们对死亡的封建迷信观念,教育农民树立正确的厚养薄葬的生死观。具体做法是:一是加强知识教育,特别是要让农民认识到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二是从孩子抓起,在学校教育中大力推行生命教育,帮助青少年从小开始探索与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与珍惜生命的价值,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在生命教育中尤其要强化生死观教育,要让孩子们坚定对老人生的关注比死后的隆丧厚葬更有价值,更能体现人文关怀,并以此监督成年人。三是利用基层组织在农民中广为宣传生命教育,教育农民学会如何善用此“生命”与怎样更好地“生活”。
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构建“以人为本”的孝文化。社会道德决定殡葬方式,殡葬方式是社会道德的集中反映。传统殡葬文化是以孝道为核心理念建立起来的,“孝”的原则性要求,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具体指向,但主要是三点:一是“死要全尸”才是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损,孝之始也。”保全亲人遗体,不火化谓之孝。二是“入土为安”是为孝。遗体即使火化了也要将骨灰土葬,这才是孝。三是隆丧厚葬谓之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由此可见,农民眼中孝的核心是强调对给予自己生命并把自己养育成人的血亲的尊敬与尊重。既然如此,那我们何不对传统殡葬文化中的“孝”进行与时俱进的扬弃,重新赋予它时代内涵呢?一是开展关爱老人活动。教育农民孝要孝在生前,生前对老人的孝才是真孝。如发挥各乡政府、村委会和老龄协会的作用,多举办以关爱老人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活动,把后辈对老人的孝心放在阳光下晾一晾,以舆论导向转变为村民爱老的自律或他律行为。二是开展殡葬新风进万家活动,在孝的内涵中宣传死后接种绿色殡葬理念。三是完善厚养薄葬的利益导向机制,乡政府辅以适当的扶持和经济罚款。四是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孝敬老人。
借助主流新闻媒体。营造殡葬氛围。殡葬方式是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反映。30年的改革开放,农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农民的生活方式变化不大,对传统的殡葬观念触动不大。伦纳和施拉姆认为:现代化的预兆与大众传播媒介暴露程度之间关系密切。荷马保也发现:解决山区落后的主要方法是为村落引进外界的生活、态度与知识,而收音机、报纸和影片是最有效的工具。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由于农民文化娱乐的主流媒介是电视,了解外界的窗口也是电视,而农村一般没有有线电视,能够看到的是中央一台、省台和县台,为此,可以利用新农村建设中的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科技文化下乡等活动,增加现代殡葬内容,拓宽农民殡葬文化信息的接触面,让农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殡葬文化信息,接种绿色殡葬文化。二是借助村里的广播、墙报、标语和专栏等,在村里人流集散地积极宣传现代殡葬信息,营造现代殡葬氛围。
注释:
1 周鸿.绿色文化--文明生态学透视.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62-71
2 傅道彬.歌者的乐园--中国文化的自然主义精神.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7,32-69
3 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1-19
4 袁家冬.关于我国城市人口过密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经济地理,1995,15(3):30-35
5 于希贤.风水观与莫斯科城的选址布局研究.经济地理,1992,12(3):80-84
6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535-549
7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8
8 周鸿.论我国殡葬与生态园林公墓建设.思想战线,1998,第五期,62-67
9 陈传康.风水现代化及其旅游开发意义.人文地理,1996,11(1):29-35
10 刘沛林.风水模式的地理学评价.人文地理,1996,11(1):36-39
11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丧葬文化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08-13
作者介绍:楚国良(1962---),男、湖南湘潭人,1989年毕业于湖南师大。中共湘潭市委党校经济学讲师,主要从事邓小平理论,区域经济,"三农"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