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中国模式”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整, 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我更倾向于“中国模式”是“中国案例”的意思,它应该是概括了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60年,中国改革开放也已30年。中国人在此时机认真地回顾了这段历史,总结经验和面对存在的困难,以求继续保持并改进社会的发展。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道路,特别是这30年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最初是中国问题专家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经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主要包括三方面: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 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不是模式,而是案例

      此后有许多评论把“北京共识”称为“中国模式”,进而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定义和评论“中国模式”的文章和专著,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评论也相差甚大,许多相当客观,但也有“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威胁论”,甚至提出要警惕“中国模式”的输出。其实,“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都不是中国提出的。

      因为“模式”一词有示范(pattern)的涵义,但在中国并无此意,所以,我在这里用“中国模式”这个词时就得十分小心。其实,我更倾向于“中国模式”是“中国案例”的意思。今天所说的“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应该是概括了中国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年以来,对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我认为“中国模式”最简单的描述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至少包括这些内容:一、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二、坚持结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三、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负责地管理国内事务和恰当的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四、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遵循国际规则。

      有西方的评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那时英国是海上霸主;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军事和经济霸主;而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这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从中国以“和谐”为核心的文化,从中国促进世界和谐的政策,以及从中国国力和民心看,在21世纪出现“中国霸权”只是一种想象,而绝非可能发生的事实。从世界发展的多极化方向看,也不存在产生新的霸权国家的环境。

      任何模式都没有普适性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有一本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推断中国在2050年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高盛推断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这是过于乐观的预言。即使如此,中国的人均值仍远低于美国。幸而雅克最后的结论与骇人的书名相反:中国不会统治世界,他认为从中国崛起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会重新坐上世界优秀文明的前列位置。欧美人可能会更多地阅读孔夫子,中国人可能更多地阅读莎士比亚。

      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

      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我们认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需由它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说到普适性时,我认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宏观意义上的普适性。如“博爱”、“自由”、“和平”、“民主”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如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这些概念下的价值观和具体表现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无优劣之分。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认定,当今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最后的制度,几近完美,所以历史已经终结。他不单没有给西方创造新模式留下余地, 更没有给其他国家已经存在的和以后可能产生的新社会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顾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属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形式为唯一,违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现实。我担心他的武断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过最近福山对日本杂志谈到,或许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他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可以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可见西方对中国模式的界定也是多种多样的。

      需要在实践中完善

      “中国模式”或“中国案例”是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模式”存在于中国,并会继续发展和完整, 这应当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国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过多依靠出口的经济结构;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方面,问题仍然较多,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策调整继续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的位置既不羡慕也不憧憬,她许多年以来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解决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也对中国对国际的贡献有所期望。中国也愿意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例如,过去,联合国维和活动中国没有参加;而现在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兵力最多的国家。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泛滥、疾病流行等等,中国逐年扩大了参与度。

      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的评论,无论其角度如何,甚至是中国不赞同的观点,对中国都有参考的意义。中国目前所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继续在长时期的实践中完善。中国建设本国和谐社会和为促进世界和谐的发展方向是坚定不易的,也许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自己才能对“中国模式”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作者是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委员,曾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本文系作者在2009年1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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